四
这一摞手稿，是他的母亲帮助誊抄整理的。他研究哲学，读过太多的书，写下了太多的文字，几乎过着一种与世隔绝的生活，人届中年，仍然不具备与这个现实社会打交道的能力，不得不与父母生活在一起。我是他唯一的朋友。除了我，他与外界几乎没有任何联系。我曾经主动说起要帮他整理一些文稿，争取出版一本书。他的母亲很快就把他的一大摞日记本寄了过来，字迹潦草，怪异，需要很吃力地逐字辨认。我下过决心，想拿出半年甚至一年的业余时间，专门来整理他的这些手稿，希望这些文字能被更多的人读到，得到更多人的理解和认可。如果不能帮他做好这件事，我的内心是会不安宁的。这些手稿跟随了我好长一段时间，搬家，工作调动，一直带在身边。那些年，正是我的工作和生活压力最大的时期，即使业余时间，我也没有自主支配的权利和自由，整天被工作折腾得焦头烂额，以至于自己的文学创作也不得不停顿下来。这般境况下，他的书稿根本无暇顾及，我一直没有兑现自己的诺言。后来，我终于鼓足勇气把那些手稿退还给他，并且希望他能够自己重新整理誊写一遍，然后我来联系出版事宜。大约一年以后，他的母亲托人把誊抄清楚的文稿捎了过来，工工整整的十本。
一个年迈的母亲，戴着老花镜，忍受着病痛，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一笔一画地抄写整理儿子的文稿。我无法想象，当她一边照料现实中不能自立，无法沟通和交流的儿子，一边要面对儿子所写下的那些思考，那些不被理解的孤寂与伤痛，内心会是怎样的一种滋味？
我一直固执地以为，他是一个艺术天才。他记不住自己家里的电话号码，但他几乎记得西方所有重要哲学家的生卒年月，谈到他们的著作更是如数家珍。大学时期，我和他是舍友，我们时常到半夜了还在谈论艺术，有时候观点发生分歧，争论越来越激烈，谁也无法说服对方，就干脆起床痛痛快快地动手打架，有一次竟然把宿舍阳台的玻璃打碎了。第二天大清早，我和他相约一起去吃早餐，若无其事地继续探讨昨晚的艺术问题。临近大学毕业之前，他却突然退学了。文凭在他眼中，只不过是一张废纸。他拒绝接受这样一张纸的覆盖。毕业数年以后，我结婚度假去上海，在他的家中逗留了一日，然后带他一起去周庄游玩。途中，因为要给他的家里打个电话，他仍然记不住自己家里的电话号码，需要从记事本里查阅。我把这个事情跟一些搞文学的朋友说过，他们大多当作笑料，或者感到不可思议，一笑了之。
他是一个缺陷太明显，优点却丝毫没被发现和挖掘的人。他活在城市的某个不为人知的角落，在父母的照顾下孤独地生活。他的母亲在电话里说，他是一个精神有病的人，一直在吃药治疗。他拒绝被当作病人，情绪激动的时候非常可怕。他不会上网，他获取知识的唯一途径就是书籍，整天待在家里读书，很少锻炼，体质越来越差。他居住的房子，是父亲单位给租赁的，在上海机场附近，条件很差，一下雨屋里就漏水。他父母的梦想是，按揭贷款在镇上买个小房子，一家人搬到镇里居住。
一个艺术天才，一个不满并且不甘于现实的人，难道就该被现实赋予这样的一种命运？我时常在电话里与他长时间地谈论艺术，但我不能明确地告诉他艺术在现实社会中其实是多么的尴尬和无力，不能说他对艺术的坚持究竟是正确还是错误的。我担心我的敷衍会误导了他，让他在艺术沼泽地里越陷越深。但是，倘若我坦诚以告，这对他无疑是一个致命的打击。我只是一遍又一遍地告诉他，要好好生活，做一个快乐的思想者。甚至，当他无力穿越那些思想上的困厄和障碍时，我宁愿希望他选择放弃或绕行。生活中的很多困难，常常并不是克服和解决掉的，而是被绕避和被遮蔽了。我想说的是，生活本身其实也是一种哲学。
已经很久没有他的消息了。他的书稿一直放在我的桌边，就像一块压在心上的石头。这是他与这个社会对话的唯一方式。他在自己的房间里写下它们，然后交付给另一个更为巨大和虚无的空间。我是唯一的见证者。不管这些文字将会从此消弭还是留存下来，不管他最终是否有勇气有力量走出自己的房间，我都祝愿他能够过得好，企盼他的世界之外的那些人，即使不能去关爱他、鼓励他，至少，不要去伤害他。
五
窗外的蝉鸣渐渐地淡了，代之而起的是建筑施工的声音。葡萄园在一点点地萎缩，楼房越来越多。这片葡萄园曾被誉为这个工业城市的“肺”，如今这个城市已经不需要正常的呼吸了。葡萄园的东北角挺立着六栋楼房，脚手架上人影模糊，叮叮当当的施工声音不断传来。向前看，视野被楼房遮挡；向后看，也遭遇了同样的遮挡。我的这间房屋在十四楼，原本是可以看见大海的，倘若天气晴朗，还会看到大海涌动的细碎波浪。好像仅仅是在一夜之间，海就被隔在了楼的另一端。我看不到海了，只是在静谧的夜晚，会听到海在哭泣的声音。再后来，我读到米沃什六十岁时写的那首叫作《礼物》的诗：“如此幸福的一天/雾一早就散了，我在花园里干活/蜂鸟停在忍冬花上/这世上没有一样东西我想占有/我知道没有一个人值得我羡慕/任何我曾遭受的不幸，我都已忘记/想到故我今我同为一人并不使我难为情/在我身上没有痛苦/直起腰来，我望见蓝色的大海和帆影。”合上书，我在我的房间里一次次地抬起头，我没有看到大海，我只看到了一片冰冷的楼房，看到那些建筑工人，在楼下蚂蚁一样地来来往往。他们是渺小的，渺小如一只蚂蚁，一粒尘埃。这座巨大的城，并没有一只蚂蚁或一粒尘埃的容身之地。我是一只幸运的蚂蚁，一粒幸运的尘埃，我有这样的一个空间可以停留，哪怕是短暂的停留。终将有一天，我会锁上这个房间的门，背起行囊，向着我曾经生活过的地方走去。
托尔斯泰曾经说过，我感觉我的生命越来越精神化了。我喜欢说出了这番话的这个老头。我不喜欢他的说教，比如《一个人需要多少土地》。作为一个写小说的人，我并不擅长虚构。我已经被这个社会太多的真实击伤。那些真实，已经远远超过了一个人对事实的承受能力。我总觉得那是另一些人的另一种虚构。而我，只需要真实地把它们记录下来，就可以留下这个时代的真实。或者说，虚构其实才是这个时代最大的真实。太多已经和正在发生的事情，不但打破了常规，而且超过了人的想象所能承受的最大限度。我们生活在一个比想象还要虚幻的现实之中，这对我们的想象和虚构形成了新的讽喻。托尔斯泰在小说《一个人需要多少土地》中是这样虚构的：魔鬼对一个农民允诺，只要他在太阳下山之前回到早晨的出发点，那么途中经过的所有土地都将归他所有。结果这个农民累死在途中。托翁的虚构，我们自然不会当真，他只是试图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正如他在文章的最后所写道的：“这位农民的墓穴宽三俄尺，长六俄尺。”托翁的态度是很明了的，很多的人也都持有相同看法。然而，我以为仅仅用贪婪或私欲加以评判是不够公允的，农民酷爱土地是理所当然，他对土地的吝啬或贪婪都不该被粗暴指责。其实我所热爱的写作，何尝不也是这样？在一条没有止境的路上，怀着仅仅是隐约的希望，独自固执地走着，直到有一天“累死途中”。这一切，很快就将被人遗忘，甚至从来就不曾被人知晓过。然而，这不能成为远离写作和拒绝思考的理由，正如那个农民墓穴的限度无法遏制他的梦想或欲望一样，因为与魔鬼有约，与心灵有约。
六
雨是善解人意的。雨一直在下。那时她正在经历着一场刻骨铭心的失恋。长达七年的感情走到了岔路口，她终于决定只身一人从那座城市迁居上海，所谓换个环境的轻松说法，其实正是对那段感情的结束与割舍。在一座完全陌生的城市，她回忆着那些往事，不想对熟识的人说起，又想找个人说一说。“那只有你了。”后来她是这样说的。
我见过照片上的她和他，两人之间是很默契的感觉。她说，当初读研究生时这可是被誉为校园里的神仙眷侣啊。说完这话，她在网络的另一端沉默了一下，然后说在这个充满隐喻的社会，“神仙”二字是否本身就意味着不现实与不可能？
一份不可能的爱。也许，结束是最好的选择。
但我一直不明白，很多情感的发生和结束，为什么常常是在生日这一天。那天是她的生日，她向我讲述了去年的那个生日，她和他正式分手的事情。之所以选择那个日子，大约潜意识里是想铭记一段感情，是一种藏在心底的，只属于自己的“仪式”。
“你还记得那年的雪灾么？那么大的雪，公路都被封了。路上没有车，他从老家出发，在风雪中走了整整一天才走到学校，只为了来看我一眼。那天他病倒了，高烧不止。”
“因为他对我很好，我就觉得应该和他在一起，一直在一起。他不喜欢读书，并不理解我，沟通与交流自然成了一个问题。我知道他其实并不是理想中的男友，我一直在降低自己对他的要求，已经很低很低了，一直低到尘埃里去，还是没有开出花来。”
“昨天想他了。昨天天冷，去苏州。他姓苏，苏州到处是‘苏’字。想起下雨的时候他蹲在地上给我卷裤脚，冬天一起走路时他总把我的手放在他的口袋里，特别地暖和，我出差时他一路发短信，怕我孤单。他又失眠了，是在博客上写的，他说有个她拉着他的手。我不想打扰他，希望他早点找到自己的幸福，可是又觉得，他不应该这么快这么轻易就从七年的感情中解脱出来。”
“他在同学博客里留言说，大雪让人的行走变慢，在雪中行走，会慢慢地想明白一些事情。”
“以前总觉得我可以独自承担一切，最近发现原来我是那么地渴望被人倾听。真的谢谢你以倾听的方式，陪我走过了一段最难过的日子。那天在苏州很想给你寄一片枫叶，地上的太脏，树上的不忍心摘，也就只能想一想了……”
我在网上听她的讲述，始终都保持着沉默，甚至连一句安慰的话也没有说。人与人的相遇，真是一个很难说清的事情。像一列火车，突然停在一个不知名字的城市，这个城市灯火辉煌。她真是一个懂事的女孩。我甚至已经记不清与她的最初交往，偌大的网络，也许只是百无聊赖时的几句不经意的招呼，然后就彼此关注和留意了。那个夜晚，她关掉手机，看着博客上关于那个城市第一场雪的文字，蜷坐在床上，发呆。博客里的音乐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她只听到许巍的那一句“就这样坐着”的歌词，恰如正在呆坐的自己，身心都是空的，连困倦都感觉不到了。
我始终没有见过她。我能够理解，当一个年轻女子，背负着一段失败的感情，从一个城市去到另一个城市，然后在某个雨夜开始了对陌生人的讲述。最虚无的网络，流淌着最真实的人性。在这样的一个虚拟空间里，有着这样的一份倾诉与聆听，这已足够。
七
路过的事。
之一：去郊区的山上，参加一个与文学相关的扎堆活动。我不记得山上有什么宜人的景色，只记得我坐在车上与来往的车辆擦肩而过，与田地里劳作的农人擦肩而过，与高高的楼房和低矮的农舍擦肩而过。我努力爬到了山顶，然后吃力地从山顶向下走，在半山腰看到一个并不年轻的女人坐在巨石之上，旁若无人地歌唱。返程途中，又遇到另一个并不年轻的女人，她在公路上一个人痴笑着舞蹈，完全无视来来往往的车辆。几乎满车的人都以各自的方式，表达了对这个女子的嘲笑或同情。我在想，作为一个写作的人，仅仅有同情是不够的，还该有探究更深层次原因的勇气和力量。也许，那个在巨石上唱歌的女人，那个在马路中央独自跳舞的女人，她们也在心里嘲笑和同情我们这样的一群人。每个人总把世界理解成自己所理解的那个样子，其实世界远远不止是那样的。
之二：夜里下起了雨。我本来是要去单位的，走到半路，看到有打架的，警车的灯在不停地闪耀，三五个警察正在调查打架的过程和原因。我站在旁边听，很快就明白了大致的来龙去脉。两个女人，与那个看上去像个小痞子的男人有关的两个女人，大约是在争风吃醋，然后动了手，彼此打得头破血流。那个小痞子男人一直在打架的现场，他不知道如何是好，不知应该帮谁。他真无助。
之三：小区门口，一个交警正在处理一起交通事故。卖水果的老农骑着摩托车回家，对面的一辆出租车突然转向，于是两车碰到了一起，好在人与车都没有大的损伤。出人意料的是，出租车司机下车后的第一反应，不是关心摔倒在地上的老农，而是迅速地把出租车后面的保险杠用脚踹了下来，制造了一个假现场，然后理直气壮地指责老农追尾，装出一副无辜受害者的样子。整个的过程，被几个过路的人看到了，他们愤怒地指责出租车司机。他拒不承认。老农不知所措。交警左右为难。这个时候，有人用手指了指小区门口的监控器。出租车司机不再狡辩，掏出一百块钱塞给老农，解释说一开始我是怕被你讹诈，然后急匆匆地开车溜走了。受伤的老农，自始至终没有说一句话。现场的交警，并没有做出任何的裁决。我站在围观的人群里，不知道是在看热闹，还是想看到最终的争执结果。人心这都是怎么了？这个世道究竟是怎么了？
这是一些路过的事情。我忘记了当时是从哪里出发，要去往哪里，我只记得这些事情发生在我经过的路边，它们与我有关，与所有路过的人有关。这些日常的事情，让我的所谓理性思考黯然无趣。我不知道那些所谓的理性思考和价值意义对生活究竟有着多大的作用，我在没有弄清楚这些基本事实的情况下常常就开始了表态和发言。一些看法的来与去，好像不必经过大脑，不必经过眼睛，仅仅凭借机械一样的惯性。我知道很多的语言，常常是因为惯性而产生的。这样的惯性将把我带往何处，这是一件值得警惕的事情。
鱼说：“没有人知道我在流泪，因为我活在水里。”
水说：“我知道你在流泪，因为你活在我心里。”
这是很俗很浅的一个比喻，也是彼此的懂得。鱼与水同处一个空间，呈现了事物本来的样子。我珍视这样一份自然的、本原的存在状态。在葡园，我已看不到大海，看不到葡萄园，也没有勇气和力量去走更长更远的路，经历更多的人与事。坐在这个小小的房间里，我拨通了一个越洋电话，不等对方开口，甚至并不知道对方是谁，我说我爱你，然后挂断了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