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聊到医院里成群的病人，病死的医生和护士，聊到阴郁凄惨的葬礼。吉姆·弗拉雷家所在大街的一端就是多伦多的某家殡仪馆。他说他们还在置备黑色的马、黑色的四轮马车、全套工具用来落葬要人。
“他们忙得没日没夜，”他说，“没日没夜。”他举杯说道：“那就为了健康吧。你看起来很不错。”
他觉得路易莎的气色确实比过去好了。也许她开始搽胭脂了。她的皮肤是浅橄榄色的，过去在他看来，那双颊是没有血色的。她的穿着更用心了，努力变得更友好。她以前总是忽冷忽热，全凭心情。她还喝起了威士忌，不过喝之前总会兑水。过去她只是喝一杯葡萄酒。他琢磨着，是男朋友让她变了样？男朋友或许会让她漂亮起来，但不会提升她对周遭的兴趣。在他看来，后一种情况确实发生了。在韶华将逝，丈夫人选也因战争而锐减的情形下，女人可能会变得更有魅力。比起大多数已婚女人，她更聪慧，更好相处，也更漂亮。这类女人到底怎么了？有时仅仅是运气不佳，或是关键的一步棋没有走好。稍过尖锐和自信的女人，旧时的男人们受用不了？
“日子总得过下去，”他说，“你做得很对，让图书馆一直开着。”
这是1919年的初冬，人们以为危险已过，新一轮的流感疫情又爆发了。旅馆里的人看上去都形单影只。晚上才过九点，旅馆老板就上床睡觉了。他的妻子患上流感正住在医院里。吉姆·弗拉雷从酒吧带回一瓶威士忌，连酒吧也因为害怕传染而关门了。两人在餐室里靠窗的桌边落座。外头冬雾渐浓，迫近窗棂。那几盏街灯和桥上谨慎缓行的轿车都快湮没无踪了。
“哦，那不是什么大事，”路易莎说道，“不闭馆的原因没你想的那么高尚。”
她大笑起来，还说要送他一则奇谈。“噢，我管不住自己的嘴巴了，都是威士忌害的。”她说道。
“我可不爱嚼舌根。”吉姆·弗拉雷说。
她冷笑一声，宣称不嚼舌根的人多半靠不住。和自称守口如瓶是一个道理。
“除了我们这儿，你随时随地可以说给别人听，只要不报真名就行了，”她说道，“但愿我能信你一回。这会儿我怎么都无所谓。酒醒了以后，没准又在乎起来。是个教训，这个故事。让傻女人们看明白自己的教训。你看，实在没什么新鲜的，这样的故事每天都有！”
她开始讲某位士兵从国外写信给她的故事。士兵在来图书馆的时候记住了她，可她对那人毫无印象。不过她很友好地回复了他的第一封信，两人有了书信往来。他说了在镇上的住址，她跑去帮他看现在的情况。他说读了哪些书，她也回复呼应。简言之，两人因互吐心声而一起感到了温暖。是他首先告白，她并非傻乎乎地急着冲进去。一开始她觉得自己只是做个好人，即便是后来，她也不愿因任何回绝而让他难堪。他开口要一张照片，她去拍了，尽管并非出自本意，但还是寄出去了。他问她有没有心上人，她如实回答没有。他并未回寄自己的照片，她也没开口要，尽管很想知道对方的模样。他身处战场，拍照一定很难。而且，她不愿被视为那种女人—倘若对方的外表不合心意，就扭过脸去。
他在信里写道，自己并不指望回家。他说比起死，更骇人的是落得跟医院里见到的那些伤兵一样。他没多谈，她猜是指大家近来才慢慢听闻的—男人们的残肢、失明者、不成人形的烧伤者。他不曾抱怨自己的命运，她无意那样暗示。只是他期望去死，比起其他选择，他更倾向死亡，他思恋她，写信倾诉，就像此情此景下恋人们的所为。
战争结束，此前已有一段时间没他的消息了。她天天盼望来信，但杳无音讯。杳无音讯。她担心他会不会是整场战争中最背运的那群士兵之一—他们死于最后一周、最后一天，甚至最后一小时。她每周都查阅当地报纸，阵亡者名单持续更新到新年后，但上面没有他的名字。现在报纸同时开始登载回乡军人名单，通常还在名字旁边加印照片和几句贺词。如果这次回来的人太多，那就没什么版面多写了。她读到了他的名字，名单上的那个名字。他没有战死，也没有受伤—他在回卡斯泰尔斯老家的路上，或许都已经到了。
于是她决意继续开着图书馆，哪怕流感肆虐。每天她都确信他已回来，每天她都准备着迎接他的到访。星期天是一个折磨。当她踏进镇公所时，总觉得他可能早就到了，正倚墙等着她。有几次她确信看见了他的身影，之后才发现弄错了人。如今她明白为何有人坚信看到了鬼魂。每回门被推开，她都抬头期待他的容颜。有几次她暗地告诫自己，默念到“十”才能抬头。因为流感，图书馆几乎没人来。她就张罗重新布置些什么，不然非发疯不可。不到五点她从不关门，有时还会比规定开放时间延长十分钟。接着她会幻想他在街对面邮局的门口望着她，因为害羞而挪不开脚步。自然她会担心他是否病了。她总是留意别人聊起的小镇新闻，可没人提他的名字。
就在这段日子里，她完全放弃了阅读。在她看来，那些封面无论破旧还是华丽，都犹如棺木，里面也不过是一团败絮。
她这样是可以理解的，难道不是吗？写过那样的信后，他怎能不接近、联系自己？在那番表白之后，他怎会不跨进这道门槛？这样想是可以理解的吧？送葬队伍从窗前经过，她不曾稍加留意，因为队伍不是为他而来。就连生病住院的时候，她也一心想要回去，她不能这样躺在床上，图书馆不能将他拒于门外。她蹒跚着回去工作。一个炎热的下午，她在上架新到的报纸，仿佛热病幻觉般，他的名字跃入眼帘。
她读到他的简短婚讯，新娘是格雷丝·霍姆。此人她不曾听说过，不是图书馆会员。
新娘身着浅黄褐色的绉丝裙，镶着棕色和乳白色的花边，头戴饰有棕色天鹅绒飘带的米色草帽。
没有照片。棕色和乳白色的镶边。一切到此为止，当然，包括她的浪漫史。
但就在她的图书馆办公桌上，差不多几周前一个周六的晚上，最后一位读者离开后，她在锁门关灯之际发现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去海外之前就订婚了。没有写名字，无论他的还是她的。还有她的照片，半边压在吸墨台下。
那天晚上他就在图书馆。正是她最忙的时候。她时不时得起身帮读者找书，整理报纸，忙着给图书上架。他就在这儿，跟她共处一室，看着她，还悄悄留言，自始至终却不曾介绍自己。
我去海外之前就订婚了。
“你觉得他是跟我开了个玩笑吗？”路易莎说，“你觉得男人会这么刻薄吗？”
“以我的经验来说，沉溺于这种游戏的通常都是女人。不，不。别那么想，他更可能是真心的。他有点忘情了。表面上看，就是如此。出国前订了婚，并不指望能平安回来，可结果如此。回来后未婚妻等着他—他还能怎样呢？”
“是啊，能怎样啊？”路易莎说。
“心有余而力不足。”
“啊，没错，没错！”路易莎说，“那就是我的虚荣作怪，活该被甩！”她目光呆滞，表情却有些俏皮。“你不觉得是他仔细打量过我，发现真人还比不上那张可怜的照片，这才退缩了？”
“我不觉得！”吉姆·弗拉雷说道，“别看轻自己。”
“不想让你觉得我是个傻瓜，”她说，“我没故事里那么傻那么单纯。”
“我一丁点都不觉得你傻。”
“但大概觉得我很单纯？”
就是这样，他想—通常如此。女人一旦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话匣子就合不上了。酒精让她们变了个人，不复往日的谨慎。
她之前跟他说过自己曾是疗养院的病人。于是现在说起了她与医生的恋情。疗养院坐落于汉密尔顿山上的一处风景胜地，他们常在带树篱的小径那儿约会。阶梯由层层石灰岩构成，路边的植物都是安大略不常见的—杜鹃、映山红、木兰。那位医生略懂植物学，告诉她这些都是卡罗来纳植物，和这儿的植物很不同，更加繁茂。那儿还有小片的林地，嘉木亭亭，小径在树下蜿蜒消失。郁金香树。
“郁金香！”吉姆·弗拉雷说，“树上有郁金香！”
“不是，不是，那是树叶的形状！”
她略带挑衅地笑他，咬住嘴唇。他知道了怎么接话茬儿，说：“树上有郁金香！”赶上她在嚷嚷，不是，是树叶的形状像郁金香，不，我可没说过，别闹了！接下去是两人间小心翼翼的揣测—他谙于此道并希望棋逢对手—源源不断的小惊喜，略含嘲讽的小暗号，各色冒失的期望和那些命中注定的好意。
“只属于我俩，”吉姆·弗拉雷说道，“从没有过，是吗？也许以后也不会再有了。”
她让他牵起手，被稍稍带离座位。两人离开时，他熄灭了餐室的灯。他们拾级上楼，沿着那条各自走惯的路。边上是一幅幅画：主人墓前的忠犬、在田间歌唱的高地玛丽、凸眼的老国王和他那贪溺饱食的神情。
“夜色雾浓，我心惶恐。”上楼时吉姆·弗拉雷哼哼唱唱。他一路自信地将手搭在路易莎的背上。“平安无事，平安无事。”他边唱边将她引入楼梯的转角。在通往三楼的那段狭窄楼梯上，他开口道：“在这儿，我从没离天堂这么近！”
可就在那一夜的晚些时候，吉姆·弗拉雷在那总结般的呻吟声过后，昏昏欲睡地埋怨道：“路易莎，路易莎，你为什么不一五一十地说清楚呢？”
“我都对你说了。”路易莎声音微弱而飘忽。
“那么，是我会错意了，”他说，“我从没打算这事会对你有所改变。”
她说不会。此刻，身上撤去了他的摁压，她只觉得自己被漩涡裹挟着无力挣脱。床垫仿佛变成了一个孩子的陀螺，让她渐渐失神。她想解释说床单上的血迹是因为例假，可这番说辞伴随着一种恣意的冷漠，零散得让人无从会意。
事故
临近中午时分，阿瑟从厂里下班，一进家门就嚷开了：“别挡道，让我洗洗！厂里出事了！”没人答话。管家费尔利太太正用厨房里的电话聊天，嗓门大到根本听不见他说话。女儿当然在学校里。他洗了澡，把身上穿的从里到外都扔进篮子，还像个谋杀者那样刷洗浴室。他出门的时候干干净净，连头发都打理得一丝不苟，他开车去了那个男人家。他提前打听了地址。原以为得上维尼格山，但别人都说不是。那是他父亲家—年轻人和他妻子住在镇子的另一头，要经过曾安装着巨型苹果汁蒸发塔的地方，战前的旧址。
他看到两栋砖砌的村舍，门对门。经人指点，他朝左边那户走去。其实无需指点也一目了然，他来之前消息已经到了。房门开着，一帮不到上学年龄的孩子在院子里瞎跑。儿童脚踏车上坐着个小丫头，挡着他的道，并无骑开的意思。他绕过她。这时候，一个大些的女孩儿一本正经地对他发话—一副警告的口气。
“她爸爸死了。她的爸爸！”
一个女人从客厅出来，把怀里的窗帘交给在客厅站着的另一个女人。接过窗帘的那个女人一头灰发，面带恳求之意。她上排的牙齿掉光了。在家为了舒服，她可能把假牙托取了下来。递给她窗帘的那个女人强悍年轻，皮肤很好。
“你让她别爬梯子。”灰发女子对阿瑟说道，“爬上去拆窗帘非摔断脖子不可。按她的意思，所有东西都得洗一遍。你是殡仪员？噢，不，对不起！您是杜德先生。格雷丝，快到这儿来！格雷丝！杜德先生来了！”
“别打搅她。”阿瑟说道。
“她想赶在明天之前，把窗帘全取下来洗好，再都装回去，因为他会被停放在客厅。她是我女儿。我什么都不能告诉她。”
“过一会儿她会平静下来的。”一位阴郁但不难看的男人说道，他从屋后走来，那身衣服有牧师领子。他们的牧师。但并非来自阿瑟所知道的几家教会。浸礼会？五旬节派？普利茅斯兄弟会？他正喝着茶。
又来了一个女人，忙着一起卸窗帘。
“洗衣机塞满开始洗了，”她说道，“天这么好，说话的工夫就能晾干。别让孩子们在那儿瞎跑就成。”
那位牧师不得不站到一边，举高他的茶，以免碰上她和那捧窗帘。他开口道：“就没哪位女士为杜德先生倒杯茶吗？”
阿瑟说：“不，不，不用麻烦。”
“葬礼开销，”他朝灰发女人说道，“如果你让她知道的话—”
“莉莲把裤子尿湿了！”一个得意洋洋的孩子在门口说道，“阿格纽太太，莉莲尿裤子了！”
“是啊，是啊，”牧师说道，“他们会很感激的。”
“墓地和墓碑，全部开销，”阿瑟说，“可得交代清楚了。随便她们想在石碑上刻什么。”
灰发女人朝院子走去，回来时怀里抱着哭闹的孩子。“这小可怜，”她说道，“他们说不许她进屋。能让她去哪儿？这样子不出事才怪呢！”
那个年轻女人从客厅拽着一条地毯出来了。
“我想把毯子挂起来拍一拍。”她说道。
“格雷丝，杜德先生来慰问了。”牧师说。
“也想问问我能做些什么。”阿瑟说。
灰发女人上了楼，胳膊里夹着尿裤子的孩子和一些杂物。
格雷丝看见了她们。
“噢，不，别上去！你回到外面去！”
“我妈妈在这儿。”
“是的，你妈妈心地好，正忙着帮我，你最好别去打搅她。她在这儿帮我。你不知道莉莲的爸爸死了吗？”
“有什么我能帮到你的？”阿瑟意在脱身离去。
格雷丝张嘴望着他。楼里是洗衣机的声音。
“嗯，有一件事，”她说道，“你在这儿等着。”
“她伤心过头了，”牧师说，“她不是有意那么粗鲁的。”
格雷丝抱着一捧书回来了。
“就是这些，”她说道，“他从图书馆借来的。我可不想为这些书交罚金。他每周六晚上都去，我猜这些书明天就过期了。我不想因为它们惹出麻烦。”
“这事我来办，”阿瑟说，“我愿意效劳。”
“我就是不想惹出什么麻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