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德先生在说葬礼安排的事，”牧师对她说道，语气温柔而带劝诫，“全部东西，包括墓碑。你想在墓碑上刻什么都行。”
“哦，花哨的东西一律不要。”格雷丝说。
上周五早晨在杜德家工厂的锯木操作间发生了一幕极为骇人的惨剧。杰克·阿格纽先生在探检主转轴时，衣袖不慎被法三盘上的定位螺钉挂住，导致胳膊和肩膀被卷压在主转轴下，其头部触上直径约一英尺的圆盘锯。这位不幸者的头颅被瞬间削下，从左耳下方切入，锯断了整个脖子，造成其当场遇难。在此过程中他并未说话呼喊，喷溅而出的血雨向工友们警示了这场惨剧。
事故发生后一周，这则报道再次出现在报纸上，专供错过消息和想寄一份给别镇亲友（尤其是曾在卡斯泰尔斯住过）的人。修订了“法兰”的拼写错误[5]，边上还有一条更正说明。文章还描述了葬礼的规模之大，邻近镇子，甚至远到沃利都有人来参加。人们坐轿车和火车前来，还有骑马和坐轻便马车的。杰克·阿格纽生前跟这些人并不相识，但正如报上所写的，人们希望为那起悲惨惊骇的意外默哀。当天下午，卡斯泰尔斯休市两小时。旅馆并未停业，是为了给所有的来访者提供餐饮。
遗属包括妻子格雷丝与四岁的女儿莉莲。死者在大战中表现英勇，受过一次伤，但并不严重。许多人都为这次的悲剧扼腕。
出于疏忽，报纸没有提到那仍健在的父亲。报纸编辑并非卡斯泰尔斯本地人，等到有人提醒他时已经太迟了。
父亲对此未加抱怨。葬礼当日天气格外晴好，他出了镇子，跟平日里不用去杜德家工厂的那几天一样。他头戴毡帽，身穿一件长外套，打瞌睡的时候可以拿它来当毯子。他的套鞋穿得很妥帖，用密封罐子用的橡皮筋固定着。他想出去钓几条胭脂鱼。渔猎季尚未开放，但他总是能稍微提前一点。他常在春季和初夏钓鱼，钓来的鱼就自己煮了吃。他在河岸藏了一口平底煎锅和一把茶壶。茶壶是用来煮玉米的，再过一阵子从地里偷偷掰来的玉米。那时节他也摘野苹果和野葡萄吃。他心智健全，但厌恶与人交谈。儿子去世后的这几周，他躲不过去，但总有办法长话短说。
“干活的时候自己要当心啊。”
走在乡间的那天，他遇到一个同样没去参加葬礼的人。一个女人。她无意提起话头，事实上她看起来和他一样喜欢独处，难以接近。她迈着生风的大步，两人擦肩而过。
那家以制造风琴起家的钢琴厂在小镇西头延伸着，仿佛中世纪的城墙。工厂有两排长长的建筑，就像里外两道防御土墙。一座封闭的桥梁连接两栋建筑，主要的几间办公室都在那里。深入小镇和工人所住的那条街，能看见窑房、锯木厂、贮木厂和堆货棚。工厂的汽笛号叫众人起床，每天早晨六点拉响。七点那次是上工，十二点吃午饭，一点下午上工，五点半那次是让工人们放下工具回家。
出工规章镶在玻璃镜框里，挂得离打卡机不远。头两条规定是：
迟到一分钟扣十五分钟工钱。要守时。
安全意识勿麻痹。为己为人，小心作业。
厂里出过几次事故，曾有工人被滚落的木材碾压身亡，那是在阿瑟当家管事之前。还有一次是在大战期间，一个工人丢了条胳膊，也有说是胳膊的一截。出事那天阿瑟去多伦多跑外勤了。他从没亲眼见过什么事故—总之严重的都没见过。但那感觉一直留在脑海里，他总觉得可能有事要发生。
或许他不像妻子去世前那么确定麻烦不会来找他了。她死于1919年，死于最后一波西班牙流感疫情，那时人们都已从起初的恐惧中恢复过来，她甚至从未恐惧过。近五年过去了，但阿瑟仍将其视为一生中逍遥时光的终结。不过对于别人，他总是显得十分负责和严肃—没人察觉到他身上的变化。
在他的梦中，事发现场存在某种会扩散的寂静，一切都停滞下来。现场所有的机器不复发出平日的噪声，每个人都闭口不言，当阿瑟朝办公室的窗口望出去时，他明白那一劫终于来了。他永远说不上究竟是看到了什么让他这样想。就是那个空间，厂区里的灰尘，告诉他来了。
那几本书在他轿车的地板上放了不止一个星期。直到女儿贝亚说“这几本书是怎么回事？”，他才想起来。
贝亚念起了书名和作者名。《约翰·富兰克林爵士与西北水道的探险之旅》，作者G.B.史密斯。《世界怎么了？》，作者G.K.切斯特顿。《接收魁北克》，作者阿奇博尔德·亨德里。《布尔什维克主义：实践和理论》，作者伯特兰·罗素伯爵。
“伯尔—阿维克—主义。”贝亚念道，阿瑟告诉她如何正确发音。她问那是什么，他答道：“从俄国传过来的，我自己也弄不太懂。听说不怎么光彩。”
贝亚那年十三岁。她听说过俄国芭蕾舞和苦行僧。此后几年，她都相信布尔什维克主义是一种邪恶而下流的舞蹈，至少长大之前她是被这么告知的。
她没提起这些书和那个出事故的工人有关。一提，故事就没那么有趣了。也有可能是她已经忘记了。
图书管理员有些不安。有几本书里还留着卡片，也就是说未被登记过，是从书架上直接拿走的。
“罗素伯爵的这本不见好一阵子了。”
阿瑟不习惯被这样训话，但他还是温和地答道：“我是替别人来还的。出事的那个伙计。因厂里的事故丧命的那个。”
图书管理员面前摊着富兰克林的那本书。她凝视着船只被浮冰困住的图片。
“他妻子让我来还的。”阿瑟说道。
她把书逐一拿起摇了摇，像是期待着有东西掉落。她的手指翻动着书页。下颌不雅地抽动着，仿佛正咬着脸颊内侧。
“我猜他觉着喜欢这些书就带回家了。”阿瑟说。
“什么？”她停顿了一会儿说道，“您说什么？抱歉。”
肯定是那桩事故，他想。死于非命的那男人正是打开这本书、翻看这本书的最后一个人。或许书中还留有他生命的气息：用作书签的纸片或烟斗通条，甚至还有点烟叶末子。这一切让她心神不宁。
“没事儿，”他说，“我只是顺路来还。”
他转身离开她的桌子，但没有马上走出图书馆。他有好几年没来了。两扇临街的窗户之间悬挂着他父亲的照片，照片会在那里一直挂下去。
A.V.杜德，杜德风琴厂创始人、图书馆资助人。进步、文化、教育的信仰者。卡斯泰尔斯人和工人们的挚友。
图书管理员的书桌位于前后屋之间的拱廊下。后屋里成排的书架上码放着图书。带绿遮光罩的电灯，长长的拉绳开关，悬垂于中间的过道。阿瑟还记得几年前镇议会里有人发起过一个议案，希望用60瓦的灯泡取代40瓦的。那位图书管理员也在呼吁者之列，后来他们照办了。
在临街的屋子里，报纸和杂志摆放在木质架子上，几张笨重的圆桌，带着配套的椅子，便于人们坐下阅读。玻璃后面厚重的深色封面图书成排摆放。可能是些词典、地图册和百科全书。两扇高大堂皇的窗户朝向大街，阿瑟父亲的照片则位居两窗之间。屋里其他画都挂得太高，模糊的说明文字挤作一堆，苦了抬头辨读的人们。（后来阿瑟在图书馆里待了不少时间，还和管理员商量了那些画的事情，他知道了其中一幅画的是弗洛登战役[6]，画中苏格兰国王冲下山坡直闯烟幕，有一幅画的是罗马少年皇帝的葬礼，还有一幅是奥伯龙和泰坦尼亚的争执，典出《仲夏夜之梦》。）
他选了一张可以望向窗外的阅览桌坐下。拿起一本《国家地理》，杂志原本就搁在那边。他背对着图书管理员，觉得这样比较得体，因为她看起来有些焦躁。有人进来，她开始和他们说话。她的声音现在听上去差不多正常了。他一直觉得自己该走了，却迟迟没有起身。
他喜欢看那高大洗练的窗户充盈着春日黄昏的余晖。他喜欢屋里那种肃穆和秩序。那些来来往往的成年人如此专注于阅读，使他感到某种愉悦的困扰。一周接一周，一本接一本，如此这般，一生不辍。他自己偶尔会读上一本别人推荐的书，通常都挺喜欢，但读完后他会去翻杂志，免得自己落伍。如果没有别的书跟着盲打误撞过来，他是不会想到读下一本的。
偶尔有几回，屋里只剩下他与图书管理员。
有一次她走过来站在他身旁，开始给报架换新报纸。换完之后，她跟他说话，语气里有一种按捺着的紧迫感。
“那份事故报道，印在报纸上的—是不是有没说清楚的地方？”
阿瑟回说那或许写得太清楚了。
“为什么？你为什么这样说？”
他提到公众对骇人细节追逐不休。难道报纸应该去迎合吗？
“哦，我想那很自然，”管理员答道，“想知道最糟的消息是人之常情。人们就是希望能想象出那种情形。我自己也是。对机械我一无所知，很难想象发生了什么。连报纸也帮不上忙。那台机器突然失灵了吗？”
“不，”阿瑟说，“并不是机器把他拽进去的，不是像野兽吃人那样。是他操作失误，或者说多少有点不小心。然后他就出事了。”
她沉默不语，但也没有走开。
“你得时刻警醒，”阿瑟说，“一刻都不能走神。机器是你的仆人，一个很棒的仆人，可它也会让主人变成傻瓜。”
他琢磨着自己是不是在哪里读到过这句话，或是自己的独创。
“难道没有什么保护措施吗？”图书管理员说道，“但你一定都清楚。”
然后她就离开了他。有人进来了。
事故过后天气突然变暖了。夜晚的变短和白天的宜人暖意宛若意外之赐，似乎在这片土地上，长年以来寒冬并非如此告退。大片泛滥的河水神奇地退至沼泽，泛红的枝条上迸出新芽，谷场空地的气息飘散到镇上，带着丁香的味道。
在这样的夜晚，比起去户外走动，阿瑟发觉自己更想到图书馆，而且往往最后就动身去了那里，坐在他第一次就选定的那个位置。他一坐就是半小时，或者一个小时。他浏览伦敦的《画报新闻》、《国家地理》、《周六之夜》和《科里尔》。这些报刊他自家都订了，他大可以坐在那儿，在自己舒适的书房里，眺望由老阿格纽大致打理好的带有树篱的草坪，还有花坛里那些品类荟萃、花色烂漫的郁金香。他似乎更中意大街上的景致，偶尔驶过的一辆外观轻巧的新款福特，或是顶着灰蒙蒙的布车篷、突突作响的老式汽车。他更中意那家邮局，那座钟楼的四面会分别报出四个不同的时间，而且就像人们说的，没一面靠谱。还有人行道上的过客和闲人。有人正在修理饮水台，虽说那要到7月1日才会启用。
他并不是想要跟人交际才去的。他不是去那里聊天的，遇上叫得出名字的人他仍会打招呼，那儿大多都是他叫得上名的人。他可能会和管理员稍稍聊上两句。不过通常不外乎进门时的“早安”和离开时的“晚安”。他不麻烦任何人。他感觉自己现身此地显得亲切、友好，更重要的是显得自然。看书、沉思，在这里而非在家里，他自觉在贡献着些什么。对此人们能有所指望。
他喜欢这样的称呼。公仆。那位正从高处望着他的父亲，双颊晕染着婴儿特有的淡粉色，一双呆滞的蓝眼睛，一张老人逞性的嘴，从未想到他会变成这样。他父亲更看重自己公众人物、捐助人的身份。他按自己想到的那套来管理厂子，我行我素。生意淡的时候，他会去厂里走一圈，一个接一个地告诉工人：“回家，现在就回去。有活了你再回来。”他们便听话地回家。他们会打理花园，去外面猎兔子，赊账买些生活必需品。他们并不作他想。学他吆喝仍是他们的一个乐子：“都回家去！ ”他是工人们的主心骨，阿瑟可及不上。但如今他们不准备照老规矩办了。大战期间，他们习惯了好工钱，活儿总是源源不断。没人想过士兵回来后劳力会过剩，不知道红火的生意时刻要靠运气和智谋，一旦缺了这些，一年甚至一季都好过不了。他们不喜欢变化—眼下转产自动钢琴让他们心生不快，尽管阿瑟确信那是前景所在。阿瑟会恪尽职守，不过方式却与他父亲相反。非不得已必居幕后，处世不失尊严，待人恪守公正。
人们盼着你打点周全。整个镇子都这么盼着。工作会有的，就如每天按时升起的太阳。工厂要缴的税增加了，同时用水不再免费。道路养护的责任从小镇转嫁到了工厂。循道宗教堂在募集一笔不小的款子，用于建新的主日学校。小镇冰球队要换新队服。竖立在战争纪念公园的石头门柱。还有每年送毕业班里最聪明的男孩子上大学，要蒙杜德一家的美意。
求就必得着。[7]
家中也不乏期许。贝亚吵着要去私立学校，费尔利太太留意到了新上市的一套搅拌厨具，外加一台新洗衣机。整栋楼的镶边饰条到今年得重新刷一遍。那些裱花蛋糕形的装饰要耗费大量涂料。开支中还包括阿瑟为自己订的新车—一辆克莱斯勒小轿车。
这是必需品—他必须开一辆新车。他必须开一辆新车，贝亚必须离家上学，费尔利必须买最新款的厨具，镶边饰条必须白得像圣诞节的初雪。如若不然，他们将自尊不保，自信不保，他们会想是不是在走下坡路了。这些都能安排妥帖，只要好运相随，一切都能安排妥帖。
父亲去世后几年，他觉得自己成了他的顶替者。这种感觉并未持续，但时不时会冒出来。现在它消失了。他坐在这里，感到它已消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