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
在商务旅馆的餐室里，路易莎拆开了当天收到的海外来信。和往常一样，她吃着牛排和土豆，外加一杯葡萄酒。餐室里有几位跑业务的，还有因鳏居而每晚必到的牙医。他起先有意于路易莎，可又说从没见过敢碰葡萄酒和烈酒的女人。
“喝点酒对身体好。”路易莎声音低沉地说。
白色桌布一周一换，上面还有一层油布保护。每逢冬天，油布被厨房抹布擦过后的味儿、炉膛冒出的煤烟味儿、牛肉卤汁混合干土豆和葱头的味儿，在餐室弥漫开。住客若是受冻挨饿地推门进来，大抵还消受得了。每张桌子上都搁着小小的调味瓶架，配有烧汁瓶、番茄酱瓶和装着辣根酱的小钵子。
信封上署有“安大略省，卡斯泰尔斯，卡斯泰尔斯公共图书馆，图书管理员收”。落款日期是六周前—1917年1月4日。
这封信让你吃惊吧？你不认识我，我也不记得你的名字了。希望你就是那位图书管理员，虽说时间过去很久，你可能已经离职了。
我伤得不重，可还只能待在医院。周围的人情况都比我糟，我只能分神想别的事，比如你是不是还在那家图书馆。如果没弄错，你应该是中等身材或是稍矮一点儿，一头淡棕色的秀发。在我入伍前的几个月，你接替坦布林小姐到图书馆上班，我八九岁刚办图书卡的时候，她就在那里了。她管事那会儿，书可真够乱的。想开口劳她大驾，可得有必死的决心，因为她活脱脱就是一条恶龙。你来后就大不一样了，书都按照虚构、非虚构、历史、旅游分好类，杂志整理得井井有条，新刊一到就上架，不会让大家总是读那些老黄历。我很感激，但又不知道如何表达。我也琢磨你为什么会来这里，你可是一个念过书的人。
我叫杰克·阿格纽，读者卡就在抽屉里。我借到的最后一本书很不错—H.G.威尔斯的《人类的构建》。我书念到高二，就和很多人一样去了杜德家的工厂。我不是刚满十八岁就参军的，你肯定觉得我不算条“好汉”。我总是习惯自己拿主意。我在卡斯泰尔斯，不，应该说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就是父亲帕特里克·阿格纽。他为杜德家干活，不在厂里，而是在他家的宅院里做园丁。他真是头独狼，比我还不合群，一有机会就去乡下钓鱼。我有时候也写信给他，他看没看就不知道了。
用过晚餐，路易莎去了二楼的女士间[1]，在书桌前写起了回信。
很高兴我在图书馆的工作能得到你的欣赏。可那只是些平常活儿，没什么特别的。
你一定想知道家乡的消息，可我真答不出什么来，在这儿我是个外乡人。我会和图书馆还有旅馆里的人聊天。旅馆里的旅行推销员都爱聊自己的买卖（只要能拿到货，生意就很火），偶尔聊聊病情，要么大谈战事。小道消息满天飞，那些道听途说的高见又可气又可笑。这儿我就不花力气写了，因为检查员读到的话，这信一定会化为碎片。
你问我怎么会来这里，其实没什么故事可讲。我父母双亡。父亲过去在多伦多伊顿百货店的家具部，他死后母亲去了那家店的织品部。我自己也在书店部干了一阵子。你可以说，“伊顿”就是我家的“杜德工厂”。我从贾维斯学院毕业。我得过一种病，在医院里住了好一阵子，不过现在已无大碍。过去读书的时间很多，我最喜欢的作家是托马斯·哈代。有人批评他的作品太灰暗，但我觉得很忠于现实生活。还有就是薇拉·凯瑟。我只是碰巧来到这个镇子，听到图书管理员的讣闻，心想没准可以接手这份工作。
真不错今天能收到你的信。我正准备出院，信能不能转寄到新驻地就很难说了。很高兴我的信没被你笑话。
如果你碰巧遇上我父亲或别的什么人，别提我们通信的事。这和别人没关系，我知道很多人会笑话我给图书管理员写信，就像人们当初笑话我去图书馆。干吗给他们添乐子？
真高兴可以离开这里。身边是走不了路、永失光明的伙计们，一群将要离群索居的人。比起他们，我实在够幸运的了。
你问我住在卡斯泰尔斯的什么地方。说起来真是再普通不过的小地方。你知道维尼格山吗？弗劳尔斯街拐弯，右手边最后一栋就是，过去它刷的是黄漆。我父亲种土豆，至少原来是种的。过去我常装上一手推车土豆，满镇子叫卖。卖完一车，我就攒下一枚五分镍币。
你提到最喜欢的作家。过去我爱读赞恩·格雷[2]，后来兴趣从虚构文学转向了历史和游记。有时我会啃些硬骨头，哪怕不适合我，也能读出些名堂。我提到过的H.G.威尔斯算一个，还有写宗教题材的罗伯特·英格索尔[3]。他们都让我深思。如果你是虔诚的教徒，希望没有冒犯到你。
有一天我去图书馆，是个星期六的下午，正巧看到你打开门锁，一盏一盏地开灯。那时天色很暗，外面还下着雨。你没戴帽子，也没带伞，头发淋湿了。你取下发夹，松开了头发。冒昧地问一句，你还留着那时的长发吗？还是剪短了？你走到取暖器前停住脚步，甩了甩头发，水滴溅落在上面，发出“吱吱”声，就像平底锅上的油脂。我坐在一边，读着伦敦[4]《新闻画报》上有关大战的文章。我们相视一笑。（这可不是说你的头发油腻！）
我没剪短发，虽然时常想剪。
虚荣还是懒惰？我自己也不明白。
对宗教，我谈不上虔诚。
我沿维尼格山步行而上，找到了你家的房子。土豆长势不错。一条狼狗对我不怎么客气，是你养的吗？
天气热起来了。河水泛滥过一次，我猜每年春天都会。水漫进旅馆地下室，不知怎么的就弄脏了我们的饮水系统，所以大家喝上了免费的啤酒和姜汁汽水。不过你得是房客或常住户才行。你也想得到，一定是笑话百出。
我想知道，能帮你捎些什么吗？
我没什么特别想要的。我收到了烟，还有卡斯泰尔斯的女士们为我们张罗的东西。我想读读你提到的那几位作家，但在这儿看来没辙。
前些天这边有人犯心脏病死了，成了个大新闻。你听说过什么人死于心脏病吗？在这里，从早到晚大伙儿就唠叨这事。
每个人说完了都笑。你一定觉得大家心狠，但这事儿实在是太怪了。战事不紧，他不可能是被吓死的。（实际上，他是写信时犯病的，所以我最好留点神。）在他死后，战友有挨枪子儿的，有被炸飞的，但他死得最出名，心脏病发作。人人都说军队花了大价钱，换来他千里赴死。
今年夏天特别干，为了防止扬尘，洒水车每天上街洒水。孩子们就追着它手舞足蹈。镇上出现了一个新玩意儿—叮当作响的冰激凌小车，这是孩子们的宝贝。推车的是厂子里出过工伤的那个男人—你应该知道是谁，我记不起名字了。一边的胳膊肘以下都没了。我的房间在旅馆三楼，活活一个烤箱。我常得在外面散步到半夜。很多人和我一样，有时还穿着睡衣。像是一个梦。剩下的河水还漂得起划艇。八月的一个星期天，卫理公会的牧师划过一次。他是在为大家祈雨，不过那小船有点儿漏水，先是湿了他的鞋子，后来整条船都沉了。牧师只能站在河里，其实水都没齐腰。这算事故还是预先谋划好的恶作剧呢？大家都说祈祷灵验了，只是方向不对。
我时常路过杜德家的宅子。你父亲把草坪和树篱打理得很漂亮。我喜欢那栋房子，看起来别致又敞亮。可就连那儿也未必凉快，很晚了我都能听到妈妈和小娃娃的声音，他们好像还在屋外草坪上。
我说过自己不需要什么，但还是有一样东西想要。一张你的相片。但愿你没觉得我得寸进尺。说不定你已经订婚了，没准在给这里的心上人写信，就像写信给我一样。你很出众，如果已经有长官追求你，我也不会惊讶。一言既出，没法收回，由你决定吧。
路易莎二十五岁，谈过一次恋爱，对方是在疗养院里结识的医生。爱情的最终回报是，医生没了工作。他是被疗养院解雇的，还是厌于纠葛而自愿请辞的？路易莎不禁怀疑。他有家室，有几个孩子。那阵子少不了写信。他走之后，两人仍保持书信往来。在获准出院一两次后，路易莎让对方别再写信，他也照办了。书信既断，她无法再待在多伦多，转行干起外勤推销。这样她每周只会失望一次，也就是周五或周六晚上回来的时候。她的最后一封信隐忍决绝，一种悲情女主角式的自怜从此相随。当她拽着装有样品的旅行箱上下小旅社楼梯的时候，当她谈论巴黎流行款式的时候，当她介绍样品帽子如何迷人的时候，当她对影独酌的时候，这种感觉都不曾离去。如果有人可以倾诉，她又会嘲笑那种念头。她会说爱情都是花招把戏，是场骗局，对此她确信无疑。可一旦想到爱情，她会感到一阵死寂，继而紧张不安，直至被汹涌的虚脱感压垮。
她去拍了一张照片。要拍成哪种效果，她自有主意。她想要穿着宽松的白衬衣，农家女孩的长罩衫，脖颈处的细绳松开着的那种。那样的衬衣她只在电影里见过，自己并无置备。她想要那种散开的发型，如果一定要扎起来，就扎得特别松，且用珍珠链子来扎。
不过拍照那天，她穿了自己的蓝色丝质宽松上衣，头发就是寻常扎法。她觉得照片上的自己面色苍白、目光空洞，表情也比预想的严肃而不安。无论如何，照片还是寄出去了。
我没有订婚，也没有心上人。我谈过一次恋爱，已经分手。曾有一段时间，我很焦虑，告诫自己必须忍耐。我想现在一切算是圆满了结了。
不用说，她绞尽脑汁地想他是谁。松开头发，雨水落在取暖器上的时候，对着一个年轻人微笑，他说的这些都想不起来。没准全都是他想象出来的，有可能。
对于战事消息，她比过去上心得多了，再也不会落下。走在街上时，她觉得自己和所有人一样为了战争大喜大悲。圣康坦、阿拉斯、蒙迪迪耶、亚眠，接着索姆河一带起了战事，之前那儿一定打过一仗了吧。她在书桌上摊开杂志里的跨页作战地图。彩线显示德军已推进到马恩河，美国人在提埃里堡发起了第一次强攻。她凝视着艺术家们的深色画作—空袭中的战马扬蹄而立，一群驻扎东非的士兵吸着椰子汁，一队德国俘虏，脑袋、胳膊和腿上缠着绷带，面容冷峻阴郁。现在她体会到了大家的感受—不绝的恐惧和担忧，以及那种教人上瘾的兴奋。那一刻你能放下自己的人生，感受世界在墙的那边碎裂开来。
很高兴知道你没有心上人，虽然这么想挺自私的。我想我们未必能重逢。这么说并不是因为我做过一个不吉利的梦，或者因为我生性悲观，总想着最糟的情形。只不过我觉得那就是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虽然我并非沉湎于这种想法，而且每天努力求生。写这些不是要让你担心或同情我，只想说明一想到自己再也看不到卡斯泰尔斯，我就有了倾诉一切的勇气。这大概就和发烧差不多吧。那么，我要说我爱你。我想象你在图书馆，为了放回一本书，你站到椅子上。我走上前，双手放在你的腰际，抱你下来。你在我的臂弯里转过身，仿佛我们已无比默契。
每周二下午，红十字会的妇人和姑娘们会相聚议事厅，地点就在图书馆大厅往前走一点。每逢图书馆没人，路易莎就会来到那间挤满女人的屋子。她决定织一条围巾。在疗养院，她学会了织平针。可起针和收针她从没学过，也可以说早就忘了。
年长些的妇人要么忙着打包，要么将摊在桌子上的粗棉布床单裁成一条条绷带，再一一折好。不过有许多女孩子聚在门口边吃小甜面包边喝茶。有个女孩胳膊上绷着毛线，好让另一个绕毛线团。
路易莎告诉她们自己想学些什么。
“那你想织什么呢？”其中一个女孩问道，嘴里还嚼着面包。
路易莎说，一条围巾。给一位士兵。
“哦，那你得用标准型羊毛。”另一个女孩客气些，说着就离开了桌子。她取回几团棕色的毛线，从包里摸出一副备用织针让路易莎拿去用。
“我就帮你起个头，”她说，“厚度也是规定好的。”
其他女孩子围过来，笑话那个叫科里的女孩。她们说她全都弄错了。
“哦，我弄错了，敢说我弄错了？”科里说道，“我可有织针，小心你们的眼珠子。是给朋友织的吗？”她兴冲冲地问路易莎，“在国外的朋友？”
“是的。”路易莎答道。她们肯定觉得她是个老处女。姑娘们时而无礼说笑，时而好心同情，就看她们想演哪出了。
“那就好好织，织紧些，”一个快吃完面包的女孩子说，“织结实了他才暖和！”
这群女孩子里有位名叫格雷丝·霍姆的。她很害羞，但有着坚毅的外表，今年十九岁。宽脸盘，薄薄的嘴唇常抿着。棕发，直刘海，身材成熟诱人。杰克·阿格纽出国前和她订了婚，但他们约定要保守这个秘密。
西班牙流感
路易莎和几位常住店的旅行推销员交上了朋友。其中一人是吉姆·弗拉雷，他负责推销打字机、办公器材、书和各类文具。他四十来岁，金发，有点曲背但身子很结实。他的长相让你觉得，此人应该在男性世界中推销更厚重的东西，比如农用机械。
西班牙流感爆发那阵，即便不清楚店家是否营业，吉姆仍和平时一样跑外勤。旅馆偶尔也会歇业，就像学校、电影院，甚至是教堂一样。在吉姆·弗拉雷看来，教堂关门是不像话的。
“真不害臊，一群懦夫，”他对路易莎说道，“一个个躲在家里，全等着最后遭灾，有意思吗？你就不会关闭图书馆，是吧？”
路易莎说会一直开着，除非自己病倒。这样的小事一般过不了一周，但她肯定得去医院。他们不会让她待在旅馆的。
“懦夫，”他说，“是祸躲不过。你不觉得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