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陈独秀认为，对旧文学改造所应采用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要以白话文书写文学。对此，陈独秀指出：“白话文学，将成为中国文学之正宗。余亦笃信而渴望之。吾生倘亲见其成，则大幸也。” [66]陈独秀之所以有这样的感慨，是因为旧文学的古典主义取向，推崇用典，否则便认为文章不高尚优美。这种用典之风，使文学走上了专注于用典和模仿古人的歧路，带来了远离大众、远离生活、高高在上的弊端。这一陋习，也使文学对大众而言变得非常难于理解和陌生，完全与文学要摹写现实生活的要求格格不入，最终使仅仅关注才子佳人和帝王将相生活的贵族文学只能为少数人欣赏。这与现代社会包括文学在内的文化知识要大众化和普及化的要求是背道而驰的。“吾辈有口，不必专与上流社会谈话。人类语言，亦非上流社会可以代表。优婉明洁之情智，更非上流社会之专有物。故《国风》《楚辞》，多当时里巷之言也。” [67]可见，在陈独秀看来，文学乃至文化知识都不是达官贵人的专有之物，包括《国风》《楚辞》在内的经典文学作品，也是在吸取了大量流行于当时的民间语言后，才有了持久的生命力。因此，文学可以做到也必须做到雅俗共赏，唯其如此，文学才能成为真正的经典。
的确，作为经历了数千年历史检验的中国文化精品，《国风》《楚辞》，并未因其间充斥着大量的里巷俗语，而为文人雅士所轻视；反而因融入了大量鲜活的民间语言才有了更高的价值。所以，作为大众语言的里巷白话，没有任何理由被排除在文学之外；恰恰相反，在现代社会，文学若要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针砭时弊、弘扬正气、普及文化、获取持久的生命力，则弃只为少数人掌握的文言而采用大众易于接受的白话文，无疑是最好的方法。对此，陈独秀在《我们为什么要做白话文———在武昌文华大学讲演底大纲》中，对采用白话文的价值作了一个大致的说明。他认为，改用白话文的理由主要体现在白话文的本体价值和应用价值两个方面。以本体价值而论，白话文主要能够反映时代的精神、作为文学的工具以及在文学史上具有新的价值；就应用价值而言，主要反映在教育和文化两个方面。在教育上，白话文的运用能发挥儿童的想象力、促进科学的发达、便利学生学习；在社会文化上则可促进国语推广、普及基础教育、改进通俗教育等。 [68] 从白话文在当今社会的大行其道和对文化的普及作用来看，陈独秀的眼光无疑是富有前瞻性的。
其三，要革除旧文学的陋习，引进新的文学创作思想，还必须引入大量的西方译介著作。在新文化运动中发起文学革命的另一重要人物胡适，在与陈独秀谈到“新文学革命”时提出了三点意见，一是为了开创中国新文学的局面，首先应从大量译介欧西名著入手，使国内学人能够开阔眼界，有所观摩，有所取法，然后才有可能创造出符合中国国情的新文学。二是要特别重视西方名著的翻译工作，要译出高质量的作品来，否则就会糟蹋名著，并且使国内学人受到误导。三是所译作品首先要选择那些适合中国人文化心理要求的作品，使国人较容易领会。对胡适所提的这几点意见，陈独秀是十分赞成的。他说：“尊论改造新文学意见，甚佩甚佩。足下功课之暇，尚求为《青年》多译短篇名著若 ＜决斗 ＞者，以为改良文学之先导。弟意此时华人之著述宜多译不宜创作，文学且如此，他何待言。日本人兴学四十余年，其国人自著之书尚不足观也。” [69]陈独秀除了完全同意胡适的意见之外，还引用日本大量译介外国著作的情况，来支持在国内大量出版翻译过来的包括文学名著在内的各类外国学术著作。的确，包括文学在内的一切文化现象都只能在继承与借鉴的基础上才能获得持续的发展动力。在陈独秀发起文学革命的年代之前，西方文化中的一些典籍尽管已有一些被译介到中国，如严复的《天演论》等已在国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旧思想已产生了一定的冲击，但离陈独秀与胡适所期望的彻底改造中国旧文学与旧文化的目标仍然相去太远。正如胡陈二人一致认为的那样，文学的创新要建立在大量借鉴的基础上，所以，译介西方文学名著便成为顺理成章的一件事情。应该说，陈独秀与胡适所倡导的改造旧文学的这个方法十分对路，并很快成为新文化运动发起者的共识。
四、转变教育思想培养新型人才
如前所述，在陈独秀看来，要实现对中国文化的改造，就必须根除封建礼教提倡人格独立、发扬科学精神反对封建迷信、发动文学革命促进新思想传播，而这几个任务所要实现的目标，归结到一点，就是要塑造一个具有民主与科学思想和独立人格的符合时代要求的人。企求这种人的自动出现无异于天方夜谭，只有在现代教育体系下接受系统教育的人们才有可能具有这种新时代的素质，西方社会如此，中国社会也不会例外。陈独秀认为：“教育虽然没有万能的作用，但总算是改造社会底重要工具之一，而且为改造社会最后的唯一工具。” [70]教育事业如此重要，但中国落后的教育思想与教育体制，却制约了新型人才的培养。具有独立个性而又锐意进取的新型人才的匮乏，使得社会风气的转变困难重重，进而又影响到了整个社会的发展。因此，转变教育思想、改革教育体制、培养新型人才、移风易俗、推进文化的发展，就成为陈独秀关注的重要问题。
首先，陈独秀认为旧教育存在着很多弊端，主要表现为指导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就主观主义而言，教师只管自己的灌输教育，而不管学生能不能够接受；就形式主义而言，许多学校只注重形式不重内容，使教育与实际相脱离。不革除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中国的教育就决不会有进步的希望。 [71] 陈独秀认为，在主观主义教育思想指导下，旧教育的缺点首先表现为个人主义的教育方式，其次是体现为教训式的教育方法。就前者而论，一是不切实际地拔高教育目标，一味把受教育者往圣贤、先佛、豪杰以及大学者等理想方向培养，不注重社会改造，从而削弱了教育的效力；二是教育与社会的分离也导致了教育训练效果的降低，达不到教育的目的；三是使教育成为奢侈品，学生成为社会中的特殊阶级，学校在社会中变为一种特殊事业，学生只学书本知识，不会实际应用，从而减少了学术应用的效能；四是教育被带入贵族式的、神秘的歧途，致使著书立说的学者文人往往出于个人名誉而专以玄秘难解为高贵，通俗易懂为浅陋，导致文化普及的难度增加。就后者而言，旧教育训导式的教育方法十分呆板，完全以教训式的口吻要学生应当如何如何，不应当如何如何，全然不问学生理会不理会，也不照顾学生的兴趣，导致教育效果大打折扣。 [72] 因此，陈独秀认为，旧教育思想已经落后，必须改变。
其次，陈独秀认为要改变旧教育思想就应该提倡一种新教育精神。这种精神一是要关注社会实际，二是要以学生为主体，三是要打破形式教育。就第一方面而论，是因为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而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具有社会生活能力的人，学生的思想品德训练和各门学科的学习，都应该从社会实际出发，学以致用。就第二方面而言，就是要使教学联系学生的实际，抛弃灌输式的低效强制教育方式，采用启发式的、以学生为主体的教育方式。同时，包括学校的教学设施、课程设计、教学内容等，也要围绕着学生来设置。就第三方面来说，就是要在充分发挥学生主动性与积极性的基础上，把课程要求的知识内容认真传授给学生，切实提高学生的知识水平；即便花钱办事，也应抛弃形式主义，注重实效，把资金投入到与教学有关的事项上。 [73]
再次，陈独秀认为新时代的教育应该采用西方教育模式。他认为教育取法西洋的理由就在于西洋文明远在中国之上，必须努力学习西方先进文明，才能够急起直追，挽救中国的危亡，教育也不例外。为此，就应该了解近代西方教育的精神，将西方教育的精髓学到手，只有这样，才能一改此前模仿西方教育几十年而毫无成效的状况。陈独秀指出：“已成的学校，所教的无非是中国腐旧的经史文学，就是死读几本外国文和理科教科书，也是去近代西洋教育真相真精神尚远。此等教育，有不如无。因为教的人和受教的人，都不懂得教育是什么，不过把学校毕业当做出身地步，这和从前科举有何分别呢？所以我希望我们中国大兴教育，同时我又希望我们中国教育家，要明白读几本历史洋文，学一点理化博物，算不得是真正的近代西洋教育。我们教育若想取法西洋要晓得真正的近代西洋教育，有几种大方针：第一，是自动的而非被动的，是启发的而非灌输的。第二，是世俗的而非神圣的，是直观的而非幻想的。第三，是全身的，而非单独脑部的。” [74]的确，陈独秀1988年前所总结的西方教育精神，对于推动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大有益处，这样的西方教育精神即便在今天也未见落后。陈独秀能在当年指出我国教育应向西方学习什么，既触及到了问题的实质，又给出了解决问题的正确答案，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第四，陈独秀认为提倡新教育精神与向西方教育学习，最终目的是要培养出具有自由思想和崇尚科学的人。具备这种思想的人是尊重现实生活的人，是相信科学而不迷信的人，是有着自觉自重精神的人，是遵守职业道德而又有着强健体魄的人。 [75] 唯有这种人才不会丧失抵抗力，才能够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才能有着钢铁般的意志，才能够在生存竞争的优胜劣汰中胜出。 [76] 也只有通过教育培养出更多的此类人才，才能够真正地改造退缩苟安的国民性，在国民灵魂中注入一种阳刚之气，去参与世界各民族间的竞争，并立于不败之地。陈独秀认为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则应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这种兼具科学与民主精神的人才是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77] 只有这类人才的大量涌现，新教育的精神才得以贯彻，才能学到西方教育的精髓，而中国的教育也才能真正跟上时代的步伐。
陈独秀对传统文化的改造是全方位的，其文化改造思想的精华就在于将民主与科学精神熔铸于新文化之中，铲除封建礼教、荡涤宗教迷信、改造传统文学，力求在全新的文化背景下培养出大量的具有独立人格和科学精神的新型人才。
第三节 文化改造思想的特色
对于辛亥革命的失败，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在思考，陈独秀也在经历了一番苦苦的思索之后，得出了因国人思想太旧，致使共和徒有其名而无其实的结论。这使陈独秀决心发动一场思想文化领域的革命，来更新人们的思想观念，进而建立起能与灿烂的欧洲文明比肩的、新时代的中华文明。
一、以反儒学为中心
作为中国两千多年封建文化核心的儒学三纲五常思想，长期以来被视为天经地义，禁锢着人们的头脑，束缚了人们的手足，是制约中国社会发展的最顽固的文化根源。反封建专制与提倡人格独立都与三纲五常格格不入，因此，陈独秀的文化改造思想便浸染上鲜明的反儒学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