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的开始与人身体的感觉有着天然的联系。
发自身体的自恋也会被带到文学创作中。自恋似乎是个社会意义上的贬义词,实际上在人真实的生命感觉中,自恋无处不在。不光女人爱照镜子,男人也一样,自恋不分男女老幼,人皆有之。自恋甚至是自信的一个源泉。当然你不要过分,一过分就会走向反面。
写作中的自恋比生活中的自恋更有价值,比如王朔写作,写一页自己读一读:我怎么这么聪明啊!他要求自己写的每一页都要把他逗笑一次,达不到就撕掉重来。外人看起来就像个闭门造车的狂徒,实际上这是作家写作最出彩的时刻,是全心投入的迷狂,就是要敢于大胆地自我肯定,毫不谦虚。谁说骄傲一定使人退步的?本省有个农民作家说“开始写作如上法场”,与王朔那种状态比,你说哪种状态更有利于写好?还需要我来回答吗?这甚至就是城市作家与乡土作家的区别,现代作家与传统作家的分野。
正常人都会把来自身体的自恋转化成自信,也让自信变得具有生命的依据。在作家写作的现场所呈现出的,与你最初的设想大多时候是有出入的。按图索骥的写作没有创造力可言。如果你一生都不知自恋为何物,那你活得太可怕了,或者生下来就有残缺。如果你永远沉浸在自恋中,那也非常可怕——一个潜在的疯子。有时候我说我对自己永远比你们对我残忍,说的就是写作中对自恋的抑制和反拨。
文学写作中的自恋和生理上的自恋是有区别的,它更多指向一种自我肯定,往往构成一种有益的正面力量。
身体写作是一种十分高级的写作,也是一种十分危险的写作,因为一旦你身体的感觉不对劲,你的写作将得不到任何保障。这时候,你之所写恐怕还不如平庸的知识写作。
在中国的文化氛围里,身体写作甫一诞生,就要受到道德的审判,会被当作后娘生的。在写作中强调身体在场,关注来自身体乃至生命的全部感觉以及生命最原始的冲动和所有人性的欲望,你冷静审视自己是个什么东西……狭小的自恋便得以超越。
身体写作如果不能从“形而下”通向“形而上”,就是极其危险的写作,最后在文学史上将落得徒具“革命意义”而无“艺术贡献”的下场。但是,即使冒此风险,面对僵尸般的当代文坛,我也愿意大力倡导“身体写作”——事实上,连这个词都是本老师在1996年首次脱口而出的。
强调身体在场其实就是强调文学作品的现场感(拒绝转移现场)。你去读,李白的诗歌都有很明晰的生活现场,“花间一壶酒,对影成三人”——一人独酌的现场;“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一人看山的现场;“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两人相送的现场;“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什么现场?人与动物、自然同在的现场!《将进酒》——与友同欢共饮的现场,写得多么有声有色!同样由我发明的“事实的诗意”,指的就是身体在场的写作——它意味着:你是生命与生活的在场者,你的身体感觉、写作意识和你手中的笔是相通的。你不应该抽离人的身体去强调文本的艺术性,不要将你接收的事物关在抽空的意识中。我甚至可以这样讲,对于创作而言身体感觉大于其他任何一种感觉。人通过听觉、视觉、味觉、嗅觉、触觉感知世界的存在和真实,把其中任何一种和外部联通的感觉切断,人就有缺陷了。总而言之,写作者要有意识地注意到来自外部的东西对你的感官所造成的刺激。
感觉是写作准备过程中重要的一环,阅读也是,有人一开口就问:这个诗歌表达了什么意义?多年的僵化教育形成了追问意义的强迫症,你给自己感知文本的机会都不留够,就开始追问意义,放弃感知你等于毁灭了对一首诗的阅读和欣赏。如果你来问我意义,我更愿意告诉你,你读到了什么,你感觉到了什么,它就是什么,让“意义”见鬼去吧!顾城诗歌《远和近》:“你一会儿看我一会儿看云我觉得你看我时很远你看云时很近。”——你把这首诗的“意义”搞懂了有什么用?你不如直接感知它,体验它,阅读就算完成了。
文化是要刺激和激活一个民族的生命力的,文化如果对一个民族的生命力没有这种作用,甚至反其道而行之,对生命力形成压迫和摧残,这种文化就是病态的。生命力最直接的体现就是身体性,你现在能想象出我们的老祖先是怎样一步步堕落到让女人们摧残自己的天足的吗?最后一批小脚妇女留下了触目惊心的X光片,好端端人的趾骨变成了鸡爪子!我看着它就仿佛看到中国传统文化行至末路的可怕的缩影!
让你的身体变得敏感起来,敏锐起来,这是你的文字感觉通向精准和质感的一个重要途径。你要分得清什么是疼痛,什么是自由。
中国文化中有着强烈的趋同的集体无意识,开始写作时你当具备这样的常识——你无权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在别人身上,除了你自己,你代表不了任何人。文化中固有的趋同性常常让我们成为受害者和迫害者。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传统深厚不一定是好事情。趋同性就是我们文化中的传统,其根本原因在于后天的文化在其成长过程中的不断渗透所造成的严重积水。传统如斯,我们只好回到身体,回到原初,回到生命的现场,重新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