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避战
孔子为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前往卫国游说国君卫灵公。卫灵公对德治不感兴趣，问起了作战布阵的方法。孔子对答说：“礼制方面的事我曾经听说过，军旅之事却不曾学习过。”于是很快离开了卫国。
后来，他的学生冉求给鲁国的执政大夫季康子做家臣，带兵与齐国打了一仗，赢了。季康子挺惊讶，便问冉求：“你的这个本领是天生的还是学来的？”冉求说：“跟孔子学的。”季康子问：“孔子是怎样的人？”冉求答道：“使用他一定要有正当的理由，让他把德政传播给百姓，这样做即使询问鬼神也不会有所遗憾。但如果让孔子像我一样带兵打仗，就是封给他25000家人口，先生也绝不会干的。”
孔子走了几个诸侯国后，又回到卫国。卿大夫孔文子打算用兵，问孔子计谋。孔子说自己不懂军事，推掉了。回来后立即吩咐准备车子离开，孔文子坚决挽留，可一点用也没有。就这样，孔子结束了周游列国的行程，回到了鲁国。（《史记·孔子世家》）
孔子退兵
孔子周游列国，前往宋国，路过匡这个地方。
孔子的故国鲁国有一个人叫阳虎，与孔子长得很像。他曾经率军攻打过匡，当地人非常恨他。他们看到孔子，以为是阳虎，认为报仇的机会来了，就派兵包围了孔子居住的屋子。
子路好武而性格急躁，举起戟要冲出去与匡人拼命。孔子训斥说：“讲仁义的人难道也不能避免世俗习气吗？《诗经》《尚书》传播不开，礼乐不能振兴，是我孔丘的过错；而我的相貌像阳虎，却不是我的罪过，是天命啊！”
然后他叫着子路的字说：“仲由来唱歌，我来和你。”
于是，子路亮开嗓子唱起歌来。孔子跟着唱。唱完三遍，士兵就退走了。（《说苑·卷十七·杂言》）
孔子对战争的另一面
齐国进攻鲁国。孔子的不少学生参加了战斗。
鲁国先国君鲁昭公的儿子公为也参加了战斗。他带着一个名叫汪锜的小僮乘战车一起战死。按照礼制规定，未成年人死去，下葬时穿的服装的规格要低于成年人。孔子认为汪锜可以穿成年人服装，说：“未成年人拿起武器保卫国家，战死的可以不按夭折来对待。”
学生冉求作战非常勇敢，使用长矛刺杀敌人。孔子说：“他这么做是符合道义的。”（《左传·哀公十一年》）
四年后，齐国发生内乱，执政大夫田常杀死了国君齐简公。孔子听说后，斋戒三天，然后三次进见鲁国国君鲁哀公，要求鲁国出兵讨伐田氏。鲁哀公问：“鲁国已经被齐国削弱很久了，您建议讨伐强大的敌人，能行吗？”
孔子说：“田常杀害了他的国君，民众反对他的有一半。以我们鲁国全国的民众，加上齐国民众的一半，是有把握取胜的。”
鲁哀公让孔子找执政大夫季康子商量。孔子告辞出来，对别人说：“我曾经位列鲁国大夫，不敢不把自己的意见报告国君。”（《左传·哀公十四年》）
战争是最大罪恶
孟子曾经对罪恶等级进行过划分。他从孔子批评学生冉求说起。当时冉求帮助鲁国大贵族季氏敛财，孔子断绝与冉求的师生关系，号召学生们群起而攻之。孟子说：“由此可见，不促进君主实行仁政而帮助他敛财，是遭到孔子鄙弃的，就别说是帮助君主发动战争了。为争夺土地去作战，杀死的人遍布原野；为争夺城池去作战，杀死的人遍布街巷，这就叫硬让泥土吃人肉，死刑都容纳不下这种罪行。所以，好战的人应该遭受最重的刑罚，鼓吹连横合纵的人应受次一等刑罚，破坏草场私分土地的人应受再次一等的刑罚。”（《孟子·离娄上》）
不能以邻为壑
白圭说：“我治理水患比大禹高明。”
孟子说：“你错了。大禹治理水患，是顺着水的本性进行疏导，从而将水引入四海。而你呢，却把水引向邻国那里去。水逆流而行叫做洚水，洚水就是洪水——这是仁人最为厌恶的事情。你错了。”（《孟子·告子下》）
好战者必亡
战国时期，齐湣（mǐn）王灭掉宋国后十分骄傲，便向南侵入楚国，向西攻打赵、魏、韩诸国，还想吞并周国，自立为天子。齐湣王一意孤行，谁劝他，他杀谁。各国苦于齐湣王的骄横暴虐，争相参加燕国大将乐毅讨伐齐国的战争。乐毅长驱直入，齐国大乱，湣王出逃，落脚莒地。楚国派淖齿率军前去援救，被齐湣王任命为相国。淖齿反水，抓住湣王，历数他的罪过，质问道：“千乘、博昌之间的方圆几百里地，天降血雨浸湿衣服，你齐王知道吗？”湣王答：“知道。”又问：“嬴、博之间，大地塌陷，泉水上涌，你齐王知道吗？”回答：“知道。”“有人堵着宫门哭泣，却不见人影，离开时声音又响起，你齐王知道吗？”“知道。”淖齿最后说：“天降血雨，是上天警告你；地裂涌泉，是大地警告你；人堵着宫门哭，是人警告你。天、地、人都发出警告，而你却不知悔改，你还想不死吗！”于是杀掉了齐湣王。（《资治通鉴·卷4》）
三国时，吴主孙亮倚重诸葛恪，把军政大权托付给他，让他都督中外诸军事。诸葛恪准备对魏国大举用兵。丹阳太守聂友与诸葛恪很有交情，写信劝他打消这个念头，说这违背天时地利人和，纯属个人意气用事。诸葛恪不听。滕胤也劝诸葛恪体恤民力，给百姓以休养生息的机会，说大家都不想打仗，就你一个人要打，能胜利吗？他还是不听。于是诸葛恪倾全国之力率领20万大军进犯魏国。魏国汝南太守邓艾认为诸葛恪必败，因为他不顾民众死活，热衷于对外战争。果然，诸葛恪大败而归，被吴主诱杀，诛灭三族。（《资治通鉴》卷76）
用兵的目的
战国时期，一个叫陈嚣的人问荀况（即荀子）：“先生您议论用兵，总是以仁义为根本。然而仁者爱人，义者循理，怎么能够把仁义用于兵战呢？要知道，凡是用兵都以争夺为目的。”
荀况说：“仁者爱人，正是出于爱人，所以才去憎恶那些害人的人；义者循理，正是出于循理，所以才去憎恶那些作乱的人。因此用兵的目的在于阻止残暴、清除祸害，而不是为了争夺。（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争夺也。）”（《资治通鉴》卷6）
西汉文帝时，匈奴经常挑起边界战争。晁错上书文帝，主张少用兵，说：“刀兵是不祥之物，战争是凶险之事；战争损耗巨大，一场大战下来，国力立刻就会由大变小，由强变弱。用人的生命去决胜负，失利就难以重振国威，后悔都来不及了。”之后再次上书说：“臣听说秦朝起兵攻打北方的匈奴和南方的百越，不是为了保卫边境安宁、保护民众的生命，而是出于残暴贪婪，一心想扩大国家疆域，结果功业还没有建立，自己的天下已经大乱了。”（《资治通鉴》卷15）
和胜于战
西汉惠帝以宗室女子做公主嫁给匈奴冒顿单于。当时匈奴势头强健，冒顿很是狂妄，写信派使者送给吕太后，措词极为亵污傲慢。太后大怒，召集将相大臣，商议要杀掉来使，发兵攻打匈奴。樊哙自告奋勇，说给他10大军，就可以横扫北疆。中郎将季布说：“樊哙真该杀！从前匈奴在平城围困高帝（刘邦），那时汉兵有32万，樊哙身为上将军，束手无策。如今四方百姓哀苦之声尚未断绝，受伤兵士刚能起身，樊哙就说什么以10万军队横扫匈奴，纯粹是吹牛皮，想搞乱天下！况且，匈奴野蛮，什么也不懂，听了他的好话不必高兴，听了他的谩骂也不值得生气。”吕太后被季布说服了，派使者送去回信，十分谦逊地致以歉意，并送给匈奴2乘车、8匹马。冒顿接信后派使臣前来道歉，说：“我们从不知道中国的礼义，感谢陛下的宽恕。”于是献上马匹，与汉朝和亲续好。（《资治通鉴》卷12）
五代时，吴越国与吴国交战。吴国将领提出袭取苏州，主帅徐温体恤士卒劳累，没有答应。时值大旱，水路干涸，将领们又提出，吴越国军队主要依靠的是船只，此乃天赐良机，应该发挥吴国的骑兵和步兵优势，一举全歼敌人。徐温体恤百姓的困苦，没有答应。之后，徐温归还了吴越国的俘虏，吴越王也表示友好。自此吴国停止了作战，30多个州的百姓享受了20多年安居乐业的日子。（《资治通鉴》卷270）
自唐末黄巢进犯长安以来，天下血战几十年，其后战事稍安。五代时南唐（前身是吴国）建立，自认唐朝宗室后裔。李灏即位时，长江、淮河一带连年丰收，日子好过了许多。这时群臣争着上言，主张出兵北伐，恢复往昔盛唐的疆域。李灏说：“我从小就生活在军旅中，目睹兵灾对民众造成的深深伤害，不忍心再提战争。让别国的百姓安宁，我的百姓也就安宁了，还有什么需要索求的呢！”南汉国主刘龚派使者前来，谋求共同夺取楚国，平分疆土，李灏也没有答应。（《资治通鉴》卷282）
李灏的继任者李璟因连年出师无功，商议停止用兵以休养生息。有人说：希望陛下几十年不用兵，这样就可以实现小康了。李璟说：“我将终身不再用兵，何止几十年呢！”（《资治通鉴》卷291）
战争是凶险之事
西汉时，主父偃上书武帝，谈了九件事情，其中八件是律令，一件是建议停止对匈奴用兵。关于后一件事，开头是这么说的：“《司马法》说：‘国家虽然强大，喜好战争必定灭亡；天下虽然太平，忘掉战争必定危险。’愤怒是逆德之举，兵器是不祥之物，争斗是下等品性。那些追求战争胜利、穷兵黩武的人，没有不悔恨的（夫务战胜，穷武事者，未有不悔者也）。”（《资治通鉴》卷18）
东汉和帝时，大将军窦宪决定发兵讨伐匈奴。群臣纷纷劝阻，认为匈奴并未侵犯边塞，此举纯属劳民伤财。窦宪不理。侍御史鲁恭上书说：“现在正值盛春时分，却大兴战事，征发兵役，为远征匈奴而搅扰全国，实在不符合恩待自己国家的原则。万民百姓，乃是上天所生。上天爱护其所生者，如同父母爱护自己的子女一样。天下万物中，只要有一物不能安适，天象就会为之发生错乱，何况不得安适的是人呢！（一物有不得其所，则天气为之舛错，况于人乎！）所以对于爱民者，上天必有回报。”（《资治通鉴》卷47）
东汉顺帝时，朝廷对羌人用兵。安定郡上计掾皇甫规上书说：马贤等人统军四年，没有得到成功，出兵远征的费用，已将近一百亿，这些经费出自齐地百姓，不少流入贪官污吏之手。民众走投无路，许多人沦落为盗贼，青州和徐州一片荒芜，百姓背负孩子四散逃亡。我每每想到战事，便叹息不已。（《资治通鉴》卷52）
唐昭宗时，藩镇割据日益严重。西川诸将劝说节度使王建乘凤翔节度使李茂贞衰弱的机会，攻取凤翔。王建就此询问节度判官冯涓，冯涓说：“兵战是凶器，残害百姓，消耗钱财，不可穷兵黩武。（兵者凶器，残民耗财，不可穷也。）不如与李茂贞和亲，缔结婚姻。无事时发展农业生产，训练军队，保卫巩固边界；有事时则观测时机，看准破绽而行动，可保万无一失。”王建说：“好。”（《资治通鉴》卷265）
五兵
西汉宣帝时，匈奴插手西域，与汉朝发生矛盾，有人主张对匈奴用兵。
丞相魏相上书劝阻道：“我听说，为解救危乱、诛除凶暴而起兵，称为‘义兵’，兵行仁义，可称王于天下。受到敌人的侵略，不得已起兵应战，称为‘应兵’，也可以取得胜利。为了一点微小仇恨，忍不住愤而起兵，称为‘忿兵’，忿兵往往失败。贪图别国的土地、财富而起兵，称为‘贪兵’，贪兵必破灭。自恃国家强大、人口众多，在敌方面前显示自己的威力，称之为‘骄兵’，骄兵必彻底完蛋。以上五种结果，不仅是人事，更是天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