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患与国运
东汉末年，魏王曹操立曹丕为太子。有人向曹丕的母亲卞夫人祝贺，建议她赏赐大家。卞夫人说：“魏王只是因为曹丕年长，才立他为继承人。我只是为免去了教导无方的过失而感到庆幸罢了，有什么理由赏赐别人呢！”曹操听说后，道：“发怒时脸不变色，高兴时不忘节制，是最难做到的。”
曹丕见到议郎辛毗，一下子抱住了他的脖子，说：“辛君，你知道我多么高兴吗？”辛毗回家，对女儿宪英谈起曹丕的表现。宪英叹息着说：“太子，是代替君王主持宗庙和社稷的人。代替君王的人，不可以不忧虑；主持国政的人，不可以不畏惧。太子本来应当忧虑和畏惧，却反而兴高采烈，怎么能够长久！魏是不会昌盛的！”（《资治通鉴》卷68）
守成难
三国时，魏国兵分两路征讨蜀国，其中一路由司隶校尉钟会率领。行前，钟会去拜访王戎，问：“您有什么好主意？”王戎说：“道家有句话：‘为而不恃’，说的是，获得成功并不难，保持成功却很难（非成功难，保之难也）。”（《资治通鉴》卷78）
唐朝时，太宗问大臣们：“帝王创业与守成哪个更难？”房玄龄说：“事业草创之初，与群雄并起，通过比拼实力而使他们臣服，创业更难！”魏徵说：“自古以来的帝王，没有一个不是从艰难中创业，然而却在安逸中失去大业，守成更难！”太宗说：“玄龄与我共同夺取天下，百死一生，所以知道创业的艰难；魏徵与我共同安定天下，时常担心富贵导致骄奢，麻木产生祸乱，所以知道守成更难。然而创业的艰难已经成为过去，守成的困难正是我应当与诸公慎重对待的问题（守成之难，方当与诸公慎之）。”房玄龄等人行礼说：“陛下的这番话，是四海的福分。”
太宗对大臣们说：“我虽然平定了天下，但守卫它却很艰难。”魏徵接道：“臣听说战胜敌人容易，守卫胜利困难（战胜易，守胜难）。陛下的这番话，正是宗庙社稷的福分！”（《资治通鉴》卷195）
生于忧患
西晋初期，镇南大将军杜预上表请求讨伐吴国。表章送到时，晋武帝与张华正在下棋。张华推开棋盘说：“陛下圣明英武，国富兵强；吴主荒淫凶残，诛杀贤良。现在讨伐吴国，可以不用付出过大的代价而一举成功，希望您不要再犹豫了！”晋武帝接受了他的意见。仆射山涛退朝回来跟人说：“古人云，唯有圣人能够做到内外均无祸患，假如不是圣人，外部安宁了，内部一定出问题（外宁必有内忧）。如今保留吴国作为外部威胁，难道不是好事情吗！”（《资治通鉴》卷80）
唐朝宪宗时，久旱无雨，宪宗打算通过行善祈雨。翰林学士李绛与白居易进言，认为要想使实惠落实到民众身上，最好的办法是减轻他们的租税。还提出，宫中人员过多，应给与裁减，以节省开支；禁止以横征暴敛的方式采集贡物；禁止掳掠良民，将他们卖作奴婢。宪宗接受了他们的建议，颁布制书，减轻对囚犯的处罚，免除本年租赋，外放宫中妇女，杜绝进奉，禁止掠卖人口。10天后，天降雨水。李绛上表祝贺，说：“由此可知，事情没有出现而忧虑，就能够消除忧虑；事情发生了才忧虑，不能避免祸患的到来。（忧先于事，故能无忧；事至而忧，无救于事。）”（《资治通鉴》卷237）
五代时，后唐皇帝李嗣源与冯道闲聊。冯道说：“臣时常回忆起从前在先帝的幕府任职时候的事。一次奉命出使中山，经过太行山的井陉险要之地，臣担心胯下的马匹跌倒，极其小心地抓牢缰绳，幸好没有出事。后来到了平地，放开缰绳，让马匹自己行走，不一会儿就跌倒了。大凡治理天下的道理也跟这差不多。”李嗣源深以为然。（《资治通鉴》卷276）
存不忘亡
西晋时，嵇绍上奏惠帝，说：“生存而不忘败亡（存不忘亡），是《易经》提出的良好警言。臣希望陛下不要忘记金墉城的围困，大司马不要忘记颍上的失败，大将军不要忘记黄桥的失败，那么祸乱的发端就无从肇始了。”（《资治通鉴》卷84）
居安不思危
西晋惠帝时，齐王司马囧独揽朝纲。他大兴土木，建造府第；沉湎于宴饮玩乐，不上朝进见，在自己的府第里接受百官叩拜，用符节发号施令；任用官吏不公正，喜欢用亲信办事。南阳隐士郑方上书司马囧，指出他有五大失误，说：“大王您居安不思危（安不虑危），宴饮玩乐超过限度，此乃失误一。皇族骨肉之间应当没有细小的芥蒂，现在却矛盾重重，此乃失误二。四方蛮夷不安分，大王您却认为功成业就，天下太平，不把蛮夷放在心上，此乃失误三。战乱过后，百姓贫穷困乏，却没有听说朝廷有过赈济救援，此乃失误四。大王您曾与讨伐叛臣的各路勤王之师盟誓，承诺大功告成后及时给予奖赏，然而直到今天也未兑现，此乃失误五。”（《资治通鉴》卷84）
王恭的叹息
东晋安帝时，兖、青二州刺史王恭回来参加孝武帝葬礼，每当谈到朝政，便面色严肃，直言不讳。执掌朝政的会稽王司马道子非常忌惮他。一次退朝后，王恭叹道：“房屋的大梁和椽子虽然是新的，我却有了国家即将灭亡的叹息！”（《资治通鉴》卷108）
个人安危与国家命运
十六国时，东晋太尉刘裕北伐后秦，大胜。后秦并州牧姚懿打算袭击后秦都城长安，废掉国主姚泓，自己当皇帝。为了收买人心，树立个人恩威，他把粮食发放给黄河以北的夷人和汉人。左常侍张敞、侍郎左雅劝阻他说：“殿下以当今皇帝同母弟弟的身份坐镇一方，您个人的安危悲喜，与国家是共同的（安危休戚，与国同之）。现在晋军入侵，四州已经丧失，西边的强盗不断骚扰边境，秦州和凉州倾覆失败，朝廷的形势就像是摞起来的鸡蛋那样岌岌可危。粮食，乃是国家的根本，殿下无缘无故地把它散发掉，国家储备空虚，将来怎么办？”姚懿大怒，将他们鞭打至死。（《资治通鉴》卷117）
食人之禄者忧人之忧
南北朝时，北魏设置殷州，任命崔楷为刺史。崔楷上表要求朝廷拨给兵器和粮食，朝廷什么也没给。有人劝崔楷留下家眷，单人匹马前去赴任。崔楷答道：“我听说拿人家俸禄的人，人家的忧虑就是自己的忧虑（食人之禄者忧人之忧）。如果我独自前往，那么将士们有谁还愿意坚守心志呢！”于是便带着全家去上任。后来敌寇逼近州城，有人劝崔楷把家中幼子送出城躲避，崔楷便在夜间把幼子和一个女儿送了出去，但很快就后悔了，又追了回来。敌寇到了，强弱悬殊，城中又缺少防守抵御的器具，但将士无不奋勇争先，都说：“崔公尚且不顾惜家中上百口人的性命，我们又怎能爱惜个人的身体呢！”州城失陷，崔楷殉职。（《资治通鉴》卷151）
不能没有畏惧
唐朝太宗时，突厥势力遭受重创，突利可汗请求归降唐朝。太宗对侍臣说：“突厥强盛时，拥有百万兵马，侵凌中原，于是骄横放纵而失去民心。如今请求归附，如果不是穷途末路，能这么做吗！我听到这个消息，又高兴又畏惧。为什么呢？突厥的衰败就是大唐边境的安宁，所以高兴。然而我一旦违背治国之道，那时也会像突厥一样，能不畏惧吗！希望你们不惜直言苦谏，来弥补我的不足。”（《资治通鉴》卷192）
朱俱波、甘棠派遣使节入朝进贡。朱俱波在葱岭以北，距离瓜州3800里。甘棠在大海以南。太宗说：“中原已经安定，四方少数族群自然归服。但是我不能没有畏惧，昔日秦始皇威震北方的胡人、南方的越人，然而仅仅两世就灭亡了，希望各位匡正我做得不够的地方。”（《资治通鉴》卷194）
居安思危
唐太宗曾对大臣们说：“治理国家如同治病，病虽然好了，还应当调养一段时间。如果立即放纵自己，疾病便会复发，那时就无可救药了。如今中原有幸得到安定，四方夷狄顺服，实在是自古以来少有的景象。然而我却一日比一日谨慎，唯恐不能持久下去，所以想多听到你们的劝谏和诤言。”
魏徵答：“国内国外都达到安宁，臣并不以为是喜事，唯一欢喜的是陛下您能够居安思危啊（唯喜陛下居安思危耳）。”（《资治通鉴》卷193）
怎么能说天下无事
唐朝宪宗时，宰相李吉甫对皇帝说：“天下已经太平，陛下您应该享受欢乐。”另一个宰相李绛反驳道：“汉文帝时，兵器没有锋刃，家家富裕，人人丰足，贾谊尚且认为当时好比是火种放在柴堆下面，不能说天下已经安定。如今朝廷的法令不能够控制的地区，黄河南北就有50多个州；异族的势力已经与泾州和陇州相接，烽火屡次报警；再加上水旱灾害时常出现，仓库空虚。这正是陛下勤于政务，废寝忘食之时，怎么能够说是天下太平，应该忙着作乐呢！”退朝以后，宪宗对身边的人说：“李吉甫专门阿谀献媚，像李绛那样人才是真正的宰相！”（《资治通鉴》卷238）
唐宣宗时，左补阙赵璘请求将来年元旦的朝会典礼，改为在宣政殿召见群臣。宣宗就此咨询宰相。宰相们说：“元旦朝会大礼，不可以废除。况且现在天下无事。”宣宗说：“最近华州奏称，盗贼猖獗，竟然光天化日之下抢劫下邽，关中地区少雪，这些都是我的忧虑，怎么能说无事！即使是让我到宣政殿举行典礼，也是不可以的。”（《资治通鉴》卷249）
小结
官员的忧患可以分出小忧患和大忧患，小忧患的对象是个人差事，大忧患的对象是国政。譬如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中所说的滕子京为治理巴陵郡操心，就是小忧患，而“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就属于大忧患，忧的是天下。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有个口号，叫“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发轫于体育界，之后推广到各行各业。运动员都有这么大的心怀，何况代表权力机构的干部呢？没有忧患的官员不是合格的官员，仅仅有小忧患而没有大忧患的官员不是好官员。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官员更应该关注党事、国事、天下事，把自己的本职工作与大局联系起来，更勤奋、更自觉、更有创造力。
无论是小忧患还是大忧患，都有一个方向问题，就是孟子讲的民意。他这样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孟子·梁惠王下》）谁以民众的快乐为快乐，民众就会以他的快乐为快乐，谁以民众的忧愁为忧愁，民众就会以他的忧愁为忧愁。这样的忧患心系民众，更有内涵，分量更重，具有安定社会的意义，正如孟子接下来说的“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快乐因天下而起，忧愁因天下而生，这样还不能够使天下归顺，是从未有过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