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俭在今天应该成为一种时尚，一种价值取向。首先，有利于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加强同群众的密切联系。中共中央政治局有关这方面的八项规定，核心就是一个“简”字；与此相联系的倡导“短、实、新”的文风，贯彻的也是简的精神。作风变了，文风变了，差距缩小了，民众就会感到亲切，把党员干部看作自己人。其次，有利于形成集约型发展模式。长期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走的是一条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的路子，拼的是资源、资金、人力、物力，不仅效益差，而且对生存环境和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威胁，是一条不可持续发展的死路。要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在观念上发生根本转变，继承和光大节俭美德，培养和树立简朴意识，以惜物的价值观取代单纯追求利润的价值观。再次，有利于端正社会风气，重建良好风尚习俗。
我国目前浪费极其严重，饭桌上的浪费只是表面现象，是看得见的，而资源、投资、设施、物品等领域的隐形浪费绝不亚于饭桌。挥霍是一种不健康的意识和心理，一定会在各个方面产生严重影响，造成恶劣后果。习近平同志抓住民众反映最为强烈的餐饮环节上的浪费作为突破口，指出：各种浪费现象的严重存在令人十分痛心，浪费之风务必狠刹！舆论认为，这是讨伐奢侈浪费的动员令。这个举措顺民意合规律，效果快成绩大，杜绝浪费的“光盘行动”在官民中大面积传播，蛇年春节也成为这些年来最干净的春节。
（二）惜民
要义
节用爱物不是孤立的，正如伤财与劳民连在一起，节俭上面折射着对财富创造者的尊重。爱物最终要体现在惜民上，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见物不见人，重物不重人，就会做出为了财物而伤害民众的事情，这恰恰是治政者最容易犯的错误。
惜民主要有三个要求，一个是爱惜民力，不随意使用民力，不把民力用光耗尽；另一个是精简机构和官吏，减轻民众负担；再一个是尊重社会运行，少干涉、不折腾，让包括经济在内的社会自然而然地发展，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无为而治”。这一条不仅是道家的最高期许，也是儒家所追求的最高治理境界。孔子曾赞美舜和禹，说他们是“有天下也，而不与焉”（《论语·泰伯》），意思是拥有天下却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天下。在儒家那里，德治即被视为一种无为，以现成的天然伦理关系调节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种省力、省工、省财而又和谐的治理方式。
故事
什么是穷
春秋时，晏子在齐国做大夫。正是吃饭时间，国君齐景公的使者来到晏子家。晏子把自己的饭菜分出一半招待使者，结果两人都没吃饱。使者回宫回报，景公惊讶地说：“嗨，晏子竟然穷到这步田地！我一点也不知道，是我的罪过啊。”于是下令把一个千户县赐给晏子做食邑。
晏子推辞不受，传达赏赐的使者跑了三趟都无功而返，景公只好作罢。
晏子病重，眼看着不行了，吩咐凿开厅堂的立柱，把遗书藏进去，叮嘱妻子说：“楹柱里的遗言，待儿子长大后给他看。”后来儿子取出遗书，上面写着这样的话：“布帛不可以消耗殆尽，否则就没有穿的了；牛马不可以消耗殆尽，否则就没有使的了；士人不可以消耗殆尽，否则就没有用的了。穷尽了，穷尽了，最后就真正的穷了！”（《说苑·卷二·臣术》、《说苑·卷二十·反质》）
东野稷之马
战国时期，一个姓东野名稷的人来见卫国的国君卫庄公，表演驾车。
东野稷技术高超，马匹听从他的命令，车子进退有规有距，旋转自如。卫庄公非常满意，认为他的驾车本领比天下第一驾车高手造父还要棒，让他驾着他的马再绕100个圈子。
这时，鲁国贤人颜阖进见，庄公问：“您见到东野稷了吗？”颜阖说：“见到了。他的马一定会累坏的。”“是吗？”庄公不相信。
不久，东野稷转回来了，他的马果然累坏了。
庄公召来颜阖询问原因。颜阖说：“东野稷驭马的技术的确好，造父也不过如此。然而，东野稷还在驱策他的马，所以我就知道马儿一定受不了。”
所以乱国的君主役使自己的人民，根本不懂得人的本性，违反人之常情，只知道一味地通过制定法令来使唤他们，当人们不能适应时，就加以责难，当人们面临巨大危险而畏惧时，就给予严厉惩罚。君主和百姓互相视为仇敌，就是由此而来的。（《吕氏春秋·适威》）
走不出这座门
韩国君主韩昭侯修建一座高大的门楼。屈宜臼对他说：“您肯定走不出这座门。”韩昭侯问为什么？回答是：“因为时运不宜。我所说的时，不是指时间，指的是人生境遇。人生在世，有顺利有不顺利。您曾经有过好时运，却没有修建高门楼，而去年秦国夺占了我们的宜阳，今年国内又逢大旱，您不在这时候体恤百姓的危难，反而去挥霍，这正是古话说的越穷越摆架子，所以我说时运不宜。”
门楼建成了，韩昭侯也死了，终于没有走出这座门。（《资治通鉴》卷2）
萧规曹随
汉朝建立，萧何为相国。萧何临终时推荐曹参。曹参接任后，办理事情没有任何变化，一切恪守萧何确立的制度。
曹参任用的官吏都是不善言辞、稳重厚道的长者，凡是咬文嚼字、追求名声的一概赶走。他自己整天喝酒，不分昼夜。一些官员和宾客见他无所事事，上门进行规劝，还没等人说话，曹参就开始劝起酒来，客人刚要进言，他的酒又递了过去，直到把对方灌醉为止，就是不给别人开口说话的机会。曹参属下的官吏也效仿他，整天饮酒高歌，喧闹不休。曹参的随从见闹得太不像话，就请他到相国府的后院亲耳听听官吏是怎么胡闹的。不想曹参不仅一点儿也不生气，还吩咐拿酒来痛饮，边喝边唱，与那些官吏遥相呼应。
孝惠帝见曹参如此治事，很不高兴，让曹参的儿子私下里责问父亲。儿子对父亲说：“您身为相国，整天饮酒，不向皇帝报告，怎么能够管理好国家呢？”曹参大怒，打了他100鞭子。上朝时，皇帝向曹参解释，说是自己安排的。
曹参脱帽谢罪，问：“请陛下仔细思量，您与高皇帝比，谁更强？”高皇帝就是刘邦，惠帝的父亲。
惠帝回答：“我怎么敢跟先帝比！”
曹参又问：“陛下认为我的才能与萧相国比，谁更强？”
惠帝打量了曹参一会儿，说：“你好像比不上萧何。”
曹参望着皇帝说：“陛下说得很对。高皇帝与萧相国平定天下，制定的法令已经很明确了，如今陛下垂衣拱手，曹参谨守职责，老老实实地遵循已有的法度，不标新立异，不就可以了吗？”
孝惠帝说：“得，我明白了，你不要再说了。”
曹参当了3年相国后去世。当时流传的一首民歌这样唱：“萧何立下好规矩，士农工商来看齐，曹参随后接大任，严格遵守不背离。清静无为是宗旨，百姓盼的是安逸。”（《史记·曹相国世家》）
皆百姓之力
东汉章帝喜欢赏赐群臣，数量远远超出规定。
何敞上书太尉宋由，说：“这些年接连发生水旱灾害，民众没有收获；凉州边境一带，居民屡遭兵害；中原内地各郡，公私财力均已枯竭，此时正是减少消费、节约用度的时机。皇恩天覆地载，但赏赐超过了限度，听说仅在腊日，自郎官以上、公卿王侯以下官员得到的赏赐，就足以掏空国库，耗尽国家储备。追究国家的用度，说到底都出自百姓的劳作（寻公家之用，皆百姓之力）。贤明君主赏赐，应当根据等级制度进行；忠臣接受赏赐，也应当符合规定。因此禹得到的赏赐是黑色的玉圭，周公得到的则是五匹帛。明公您的地位尊贵，责任重大，对上应当匡正朝纲，对下应当安抚人民，难道只是无所作为地不违反上命就够了吗！您应当先端正自己，做下官的表率，交还所得的赏赐，同时向皇帝陈述利害得失，奏请遣送王侯返回各自封国；解除禁止民众在皇家园林耕种的法令，节省不必要的开支，赈济抚恤穷苦孤独的人，那么恩泽就会传达于下，黎民百姓就会喜悦安乐。”（《资治通鉴》卷47）
编制以民众需要为转移
东汉建立之初，急需定岗定编。光武帝刘秀下诏说：“设置官吏职位，以民众需要为准。（夫张官置吏，所以为民也。）如今经过战乱，户口减少，而官吏职位的设置仍然繁多。现命令司隶、州牧对各自所管辖的部门按照实际需要进行核实，裁减官吏属员。无论是郡还是封国，不是必须设置长吏的，予以合并。”于是合并裁撤400多个县，同时官吏的职位也减少了，10个官员只留一个。免去郡县、封国的轻车、骑士、材官，命他们回归为民。由于战事已经平息，事务缓解，再加上各种公文的往来和差役的调遣力求从简从少，工作量下降到从前的十分之一。（《资治通鉴》卷42～43）
南北朝时，北齐州郡及官吏过多。文宣帝认为，这是战乱造成的，说：北魏末年，豪强纠结地方武装，利用各种关系，各自建立州郡，或者把大的地区分拆，或者把小的地区合并，致使州郡数目激增，无论是公家还是私人，都增加了许多事务和耗费。人口减少了很多，太守、县令之类的官员却比昔日多出一倍。边远地区忽而归顺忽而背离，大多浮夸虚报，100户人家的集镇，匆促中就立起一个州的名号，3户人家的居民，也要空担一个郡的名目。如果按照州郡之名与实际情况相对照，就会得出名不副实的结论。于是下诏，撤销3个州和153个郡。（《资治通鉴》卷166）
隋朝文帝时，杨尚希上奏说：“我发现当今郡县多于古代一倍。有的地方不满百里，竟然设置了好几个县；有地方户口不满1000，上面竟有两个郡。由此造成官吏数量膨胀，开支加大；差役成倍增长，收入减少。民众少而官吏多，10只羊倒有9个牧人（十羊九牧）。现在应该保留重要职位而废除闲散职位，把小郡县合并成大郡县。这样不但国家可以避免粮棉亏空，也容易选得贤才良吏。”隋文帝接受了这一建议，将郡改为州。（《资治通鉴》卷175）
唐朝取代隋朝。唐太宗对房玄龄说：“官员的关键在于得到合适人选，而不在于人多”（官在得人，不在员多。）命令房玄龄对官员进行裁并削减，最后只留下文武官员总计643人。（《资治通鉴》卷192）
唐宪宗时，李吉甫上奏说：“从秦到隋13个朝代，所设置的官员数量，没有比我朝更多的了。天宝年以后，中原地区常住军队，能够统计的就有80多万人，而商人、僧人、道士等不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又占到总人口的十分之五六，官民相加，达到七成，这是以十分之三劳苦筋骨的人去奉养十分之七坐等穿衣吃饭的人啊（以三分劳筋苦骨之人奉七分待衣坐食之辈也）。如今中央和地方需要以税收钱财供给薪俸的官员不下1万人。全国有1300多个县，其中以1个县的地方设置成1个州，以1个乡的人口编制成1个县的，为数不少。请命令有关部门详细制定州县的废除与设置方案，吏员可以节省的要节省，州县可以合并的要合并，入仕途径可以减少的要减少。”（《资治通鉴》卷238）
岂爱民之本
东汉和帝时，岭南地区向朝廷进贡新鲜龙眼和荔枝，10里设一个驿站，5里设一个岗亭，日夜不停地传送。唐羌上书说：“我听说，在上位的人不因享受美味而被视为有德，在下位的人不因进贡美味而被视为有功。我看到交趾州七郡进贡鲜龙眼和荔枝，一路疾驰，鸟惊风动。南方州郡天气炎热，路上毒虫猛兽随处可见，传送贡物的人极其辛苦，甚至会死在路上。已死的人不能复活，后来的人却可以挽救。”和帝下诏说：“边远地区进贡珍奇的美味，本是用来供奉宗庙的。如果由此带来伤害，岂不违背了爱护人民的本意。（苟有伤害，岂爱民之本。）”遂取消了这一规定。（《资治通鉴》卷48）
唐朝时，高宗为了美化长安的宫苑，派遣宦官从南方运送奇异的竹子。宦官们征用船只装载竹子，所到之处，放纵暴虐。荆州长史苏良嗣把他们关了起来，上书谏道：“到远方收罗珍奇异物，沿途骚扰地方，恐怕不是圣人的爱人之心。”高宗对武则天说：“我约束不严，苏良嗣的责怪是对的。”便亲手写诏书，抚慰和告知苏良嗣，命他把竹子抛入江中。（《资治通鉴》卷203）
唐玄宗派遣宦官前往江南捕捉水鸟，打算在禁苑中放养。使者所到之处，搅得鸡犬不宁。倪若水上书说：“眼下正当农忙时节，陛下为满足园林赏玩的需要，不惜派人到处网罗捕捉飞禽，远达长江、五岭之地。捕获的珍禽要由水陆两路传送到京城，路上还要用最好的食物饲喂它们。路旁的人们见到，岂不认为陛下把人看得轻贱把鸟看得贵重吗！陛下应当把凤凰看成普通飞禽，把麒麟看成普通走兽，何况是水鸟之类，又有什么可珍贵的呢！”玄宗亲手书写敕书向倪若水致谢，还赏赐他绢帛40段，并下令将捉到的水鸟全部放飞。（《资治通鉴》卷211）
五代时，后周太祖郭威说：“我出生在贫赛之家，饱尝艰辛困苦，又逢时势沉沦动荡，如今一朝成为帝王，岂敢优厚自己的供养而让下面百姓吃苦呢！”命人清理四方进献的美食，下诏令全部停止进贡。诏书说：“所供养的只是我一个人，而受损害的却是天下黎民百姓。”（《资治通鉴》卷2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