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钱上任
东汉灵帝朝，贪腐成风，处处拿钱说事。官员赴任也不例外，就连刺史、二千石官员这样的大官，以及茂才（秀才）、孝廉这样初入仕途的人，在升迁和做官时，都要交纳“助军”和“修宫”钱。大郡的太守，通常要交二三千万钱，其余的依官职等级逐次递减。只要是新委任的官员，都必须先去“西邸”议定应交纳的钱数，然后才能前往任所。有些清廉之士请求辞职不干，最后也都被逼就范。
一个叫司马直的官员被任命为钜鹿太守。由于他素有清名，“西邸”知道他没钱，把他应交的数额减少了300万。司马直接到通知后，怅然长叹，说：身为父母官，却要盘剥百姓去迎合这种弊政，我怎么下得了手！便借口有病提出辞职，但未获批准。没有办法，司马直只好赴任。走到孟津，他上书皇帝，直率地详细陈述了自己对时局的意见，然后服毒自杀。奏章呈上后，灵帝深受震动，暂时停止了收纳“修宫”钱。（《资治通鉴》卷58）
叛乱的起因
岭南的交趾地区盛产珍珠宝货。东汉灵帝时，那里的刺史大多贪污受贿，算算搜刮到手的财物差不多了，便提出调任，到别的地方去做官，把烂摊子和民怨留给后任。矛盾终于爆发了，下层官吏和百姓奋起反抗，扣留了刺史及合浦太守，义军首领自称“柱天将军”。
朝廷选派京县县令贾琮任交趾刺史。贾琮到任后，调查叛乱原因。大家众口一词，说是天高皇帝远，刺史们横征暴敛，民众无不被搜刮一空，而京城洛阳遥不可及，百姓无处伸冤，走投无路，只好聚在一起做盗贼。
查清缘由后，贾琮发布文告，安慰民众，稳定社会，发展生产，招抚流亡在外的饥民返乡，免除他们的徭役，诛杀罪大恶极的盗贼头目，选派清廉能干的官吏代理各县的县令。不到一年，叛乱全部平定，百姓安居乐业。
人们称贾琮为贾父，大街小巷传唱歌谣：“贾父来太迟，无奈我造反；如今见清平，官不敢白吃！”（《资治通鉴》卷58）
贪污一匹布帛者处死
南北朝时，北魏法律规定，贪污10匹布帛、受贿20匹布帛的官吏，处以死刑。孝文帝更改了这一法令，下诏说：“设置官吏，发放俸禄，实行的时间已经很久了，自从中原发生战乱，这一制度便被中止。现恢复先前做法，实行俸禄制。为此每户征调布帛3匹，谷米2斛9斗，作为官员俸禄的开支。俸禄制实行后，贪赃满1匹布帛者即处以死刑。”诏书还宣布进行大赦，从前的事一笔勾销，一切从零开始。
新法实施后，第一个就被揭发出来的是秦、益二州刺史李洪之，他自恃皇亲国戚身份进行贪污。孝文帝下令给他戴上手铐脚镣，召集文武百官，亲自历数他的罪状，考虑到他的大臣身份，命他在家自杀。接着又查出贪污受贿的官员40多人，全都处死。从此贪污受贿的事情几乎绝迹。
多年后，淮南王拓跋佗奏请恢复旧制，停止向官员发放俸禄。太皇太后冯氏召集文武百官进行讨论。中书监高闾认为：“儿子身陷饥寒交迫之中，慈母却袖手旁观，实在是说不过去。发放俸禄，不仅可以使清廉官吏更加清白，同时也可以促进贪官污吏改过从善。如果停止发放俸禄，贪官污吏将会更加肆无忌惮，清廉官吏却不能维持生计。淮南王的建议，岂不是荒唐吗？”朝廷采纳了高闾的建议，颁诏维持俸禄制。（《资治通鉴》卷136）
控制不了自己的请提前走人
南北朝时，北魏南安惠王拓跋桢贪婪暴虐，朝廷派吕文祖前去调查。吕文祖接受拓跋桢的贿赂，帮他蒙混过关。事情败露后，闾文祖遭到惩罚。孝文帝对大臣们说：“古代有一种待放之臣。你们好好审视自己，要是觉得不能克制贪欲，现在就请辞职回家。”宰官、中散大夫慕容契说：“小人之心常变，帝王的法律却永恒不变，以常变之心去应对不变的法律，不是我能够担当的，我请
求辞职罢官。”（《资治通鉴》卷136）
北魏河间王元琛任定州刺史，为人贪婪放纵。他卸任回到京城，临朝执政的胡太后下诏令说：“元琛离开定州时，就差没有把中山宫带回来，其他东西没有不弄到手的，这样的人怎么可以再任用！”便让他回家闲待着。（《资治通鉴》卷148）
贪官劣迹点滴
南北朝时，北魏孝明帝的权臣刘腾，贪得无厌。不管因公还是因私，只要经他之手，一定剥层皮，办不办、办多少一概视送上的钱数而定。他胃口极大，插手水陆交通和山林资源，利用交通之利和山川物产大发其财。他还敲诈勒索军队和地方，与权贵互相勾结串通，每年收入数以百亿。为了扩大自己的住宅，他侵夺四邻房屋，远近的人都身受其害。（《资治通鉴》卷149）
唐代宗时，元载任宰相。他贪婪成性，全家一齐动手，妻子王氏、儿子元伯和与元仲武争相收纳贿赂。后来代宗下令逮捕了元载，赐他自杀。元载请求说：“我希望死得快一些！”主管官员答：“没这么便宜，你应该受些小污辱再上路，请别见怪！”说罢，脱下臭袜子塞进元载嘴里，将他杀掉。元载妻子王氏，儿子元伯和、元仲武、元季能全都被处死。朝廷没收了元载的家产，仅胡椒就达800石，其他财物的价值也差不多是这个数。（《资治通鉴》卷225）
五代时，王守恩担任后汉西京留守、同平章事。他为人贪婪卑鄙，一心聚敛钱财，就连送葬的丧车也收费，不交钱不准出城。税赋更是他敛财的手段，下至清扫厕所的役夫、乞讨要饭的花子，都被定为纳税人，就不要说一般百姓了。他对钱的热爱到了令人难以理解的地步，竟然唆使手下去偷钱。一次有家富户娶媳妇，王守恩带着几个艺人去做客，顺手捞了几锭银子才离开。（《资治通鉴》卷288）
贪者的愚蠢
唐太宗曾问身边大臣：“我听说有一个西域胡族商人，得到了一粒宝珠，便拿刀割开身上的肉，把宝珠藏进去，有这回事吗？”大臣们点头说有。太宗说：“大家都笑话这个人爱珠宝而不爱自己，然而官吏受贿贪赃而被绳之以法，帝王追求奢华而招致国家灭亡，与这个胡商的可笑又有什么区别呢？”
魏徵接过话头说：“从前鲁国君主鲁哀公告诉孔子：‘有一个人记性特别差，搬家的时候把老婆忘了。’孔子说：‘这算什么？还有比这严重得多的，夏桀、商纣贪恋身外之物，连自己都忘了，最后弄得国灭人亡。’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太宗听后说：“对。我与你们同心协力，相互辅助，以免我们君臣遭受后人耻笑。”（《资治通鉴》卷192）
太宗对魏徵说：“北齐后主、北周宣帝都对百姓横征暴敛，以满足自己的奢侈需要，直到民力衰竭而亡国。这就像嘴馋的人吃自己身上的肉，肉吃光了人也一命呜呼了，真是愚蠢到家了！”（《资治通鉴》卷194）
杀鸡给猴看
唐朝太宗时，沧州刺史席辩犯贪污受贿罪被处死，太宗诏令官员前往刑场观看，将席辩当众斩首。（《资治通鉴·卷197》）
五代时，后周左羽林大将军孟汉卿征收税赋，部下官吏侵扰百姓，多取所谓“耗余”，触犯了刑律，世宗皇帝赐他自杀。有关官员上奏，说孟汉卿罪不当死，世宗回答：“一点不错，我这么做不过是想借此警告众人罢了！”
五代后周显德年间，朝廷命令翰林学士以及门下、中书两大部门所属官员荐举县令、录事参军等人选。授官之日，朝廷同时记下荐举人的姓名，如果被荐官吏出现贪污腐败，致使公务受到损害，举荐人一并问罪。（《资治通鉴》卷292）
赐麻两车
唐高宗时，滕王李元婴与蒋王李恽都喜欢积聚收敛钱财。高宗曾经赐给诸王每人500匹绢帛，唯独没有滕王和蒋王的份儿。敕令说：“滕王皇叔与蒋王皇兄自己能够经营聚敛，不必赐给财物，只赐给麻两车，以供制作串钱的麻绳之用。”二王大为惭愧。（《资治通鉴》卷199）
小结
贪腐是廉政的最大敌人，它具有极强的侵蚀性，不要说缺乏警惕了，就是高度重视、措施严密也不能确保不出现腐败官员。贪腐作为清廉的对立面，也不是官员的个人问题，而是制约全局的关键性问题。
要保持廉政，首先务必使每一个官员真正认识到贪腐的危害性。毋庸置疑，贪腐已经成为当今最大的民怨，它疏离群众对党的感情，败坏群众对政权的信任，是阻隔党与群众血肉联系的最大障碍。历史上这方面的教训很多很沉重，最近的大概是国民党政权了。抗战胜利，蒋介石如日中天，所到之处，万人空巷，无人不想瞻仰这位民族英雄的风采。他到北平，竟被欢迎的人群拥到墙角，幸亏军警死命保护才没酿成事故。然而这种局面仅仅维持了区区几个月，即被国民政府派往沦陷区的接受人员败坏了。这些人借处置敌产之名，肆意掠夺民众资产，中饱私囊，导致民怨鼎沸。蒋介石并不贪污，但他却没有采取有力手段及时刹住这股贪腐风。后人探究其中缘由，一种推测认为，蒋介石当时走的是以利益换取忠诚的路线，最大限度地把干部、官员吸引到他这一边，保持自己的政治优势。可是他错了，要了少数丢了多数，他与他的党和政权迅速走向反面，被人民抛弃，国民党被叫做“刮民党”，他本人也被骂为“蒋该死”。不能真正认识到人民才是历史的主体，乃是政治家最大的悲剧。
其次，必须加大惩治贪腐的力度。正如习近平同志指出的那样，要坚持“常”“长”二字，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可以这样说，“常”“长”侧重的是时间，任何时候都保持着对腐败分子的打击态势；“老虎”“苍蝇”一起打侧重的是空间，只要发现腐败分子就不放过。一定要保持党和干部队伍的纯洁性，广大党员和干部的辛勤工作，绝不能被少数腐败分子所抵消，那些只要个人发财，不要人民利益、党的事业、国家和民族前途而教育无效的人，不配再留在党内和公务人员的位置上。
再次，要健全体制机制，加强制度反腐，从源头上进行治理，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腐败与权力高度集中有关，所以如何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便成了反腐的关键，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是落实反腐的根本性途径，也是最有效、最见功力的举措。
反腐是历史性难题、世界性难题。凡事怕就怕认真二字，只要认真，没有解决不了的困难。中华民族饱受灾难，中国共产党历经困苦，多少难关险关都攻克了，不要说惩治腐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