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腐是造成民众穷困的直接原因
西汉时，景帝颁布诏书，说：“眼下只要有一年歉收，人民的口粮便告急，原因在哪里？多半是由于奸诈虚伪之人做了官吏，以受贿行贿为交易，盘剥百姓，侵夺民众。县官，乃是地方长官，却强奸法令，与盗贼相勾结一起进行盗窃，实在太不像话！现在命令俸禄二千石的高级官员，各守其职；对于不履行职务以及政绩差的官员，丞相要向我奏报，议定处置的罪名。布告天下，就是为了使所有人都知道我的心意。”（《资治通鉴》卷16）
卖官的帝王
西汉时，武帝发动对匈奴的大规模战争，一打就是多年。每次都要征调十几万人，仅奖赏将士就要用去黄金20多万斤，要是算上兵器衣甲和运送粮草的费用，消耗更是可观。终于府库枯竭，无力支持战事。武帝下诏，允许百姓出钱买爵，可以花钱免除囚禁以及免除盗窃贪赃罪。同时增设“赏官”，称“武功爵”，最低一级价值铜钱17万枚，依次递增，卖出这些爵位，可获黄金30多万斤。武功爵的最高爵位是“千夫”，购买这一级的人可以优先被任命为官吏。这条路一开，官职便混乱败坏了。（《资治通鉴》卷19）
东汉时的灵帝，登基前被封在河间为侯，没有多少收入，经常陷入钱不够花的窘境；等当上皇帝，又时常叹息前任皇帝不懂经营家产，没有私钱。于是便想出了出卖官爵的主意，为此专门成立一个名叫“西邸”的机构负责这件事。“西邸”卖官明码标价，俸禄等级两千石官职售价2000万，四百石官职售价400万。这是基数，届时双方还要具体商谈，根据买者的口碑德行进行浮动，最好的可以打半折，甚至可以降到三分之一。凡是卖官收入的钱，作为灵帝个人财产均贮藏在“西邸”的专设钱库里，不移送国库。他还暗地里安排亲信在大臣中出卖三公、九卿等重要职位，公卖钱1000万，卿500万。一个叫崔烈的人进献500万，当上了司徒。正式任命那天，灵帝亲自出席，百官都来参加。看这气氛，灵帝不由有些后悔，对左右说，其实本来是可以要他1000万的。（《资治通鉴》卷57～58）
南北朝刘宋明帝即位之初，战乱四起，财源不足。朝廷号召民众捐钱捐粮。依照捐献数额，分别任命到荒凉偏远地区当郡守、县令，或者给予五品至三品之间的散官职衔。（《资治通鉴》卷131）
这是南朝，北朝也有卖官情况。北魏平息动乱，国库空虚，孝庄帝下诏：凡是向国家交纳8000石粮食的人赐予散侯爵位，平民百姓交纳500石粮食的人赐给做官资格，如果是僧人则授予本州僧统或本郡本县的知事僧。（《资治通鉴》卷152）
罪有应得
东汉政权建立之初，由于战乱，各地上报朝廷的耕地面积严重失实，光武帝刘秀下诏命令各州郡查验核实。不少刺史、郡守阳奉阴违，借查田之机，弄虚作假，从中渔利，民众反映强烈。于是刘秀派人对高官明察暗访，发现大司徒欧阳歙在担任汝南太守时，通过丈量土地作弊，获赃款1000余万。朝廷逮捕了欧阳歙，入狱关押。欧阳家八代博士，世代教授《尚书》。欧阳歙被捕后，学生门徒1000余人集聚到宫门外为他求情。甚至有人把自己的头发剃掉，自受髡刑；更过分的是一个17岁的青年竟然请求替欧阳歙去死。刘秀不为所动，没有宽赦欧阳歙，让他死在狱中。像欧阳歙这样在土地丈量中作弊的高官，一下子被刘秀清查出十多个。一个不饶，全部处死。
后来，刘秀跟虎贲中郎将马援闲聊，说起这件事，道：“那次杀的郡守和封国的国相多了点，现在想起来有些后悔！”马援说：“他们的死是罪有应得，谈不上多！再说死人是不能复生的！”刘秀一笑而过。（《资治通鉴》卷43）
贪腐与虎害
东汉明帝时，东海国相国宋均被提升为尚书令。他曾经担任九江郡太守，实行无为而治，将掾、史等官职一概裁掉，把督邮留在府内，不让他外出巡查。结果所属各县全都平安无事，百姓安居乐业。
九江地区一向多虎害，官府常年招募猎手，命他们设置机具和陷阱捕杀猛虎，然而效果不佳，猛虎伤人伤畜的事情仍然经常发生。宋均下达命令说：长江、淮河一带有猛兽活动是十分正常的事情，就像北方有鸡、猪之类的动物一样。如今猛虎为害百姓，完全是官吏的苛政使然，况且督促猎户如此辛苦劳作，也不符合体恤百姓的为政原则。当前首先应该做的是，清除贪官污吏，提拔忠诚善良之士，可以一并撤去机具和陷阱，同时减免百姓的赋税。各县遵照办理，从此再也没有听说猛虎出来害人的事。（《资治通鉴》卷45）
史上最大贪官的下场
东汉大将军梁冀，从冲帝朝开始以外戚身份掌权，经过质帝到桓帝，把持朝政20余年。他的家族中出了3位皇后、6位贵人、2位大将军、7位侯爵、3位驸马、57位高级文武官员。梁冀权倾朝野，就连皇帝也得让着他，各地敬献朝廷的贡品，先尽他挑，剩下的才是皇帝的。
梁冀全家上阵聚敛钱财。他的妻子孙寿被封为襄城君，每年的租税收入就达5000余万钱。她把娘家十余人安排进官府，这些人在自己管辖地区专门对付富户，将他们登记造册，然后罗织罪名，逮捕关押，严刑拷打，逼迫他们出钱赎罪。有些家财不足拿不出那么多钱的人，竟被活活打死。梁冀府邸门庭若市，求见者在道路上前后相望，其中有官吏也有百姓，他们携带钱财，或者请求为官或者请求免罪。不要说主人了，就是梁冀家看门人的家财都有千金之多，人们必须贿赂他，否则不予通报。
梁冀一家生活极其奢华。他与妻子孙寿在街道两旁分别兴建住宅，互相比赛，看谁的工程更大、更阔、更奇。梁冀在京都洛阳邻近各县都修筑了园林，仅洛阳城西的一处兔苑，面积便达数十里。梁冀发文书命令当地官府向人民征调活兔，每只兔子都剃掉一撮毛做标志。如果有人误捕兔子，定斩不饶。一位西域胡商误杀了一只兔子，牵连十多人，全被处死。城西还有一座别墅，专门用来收容奸民和藏匿逃犯。
梁冀极其霸道，官员凡是调动、升迁、选任，都必须先到他家上表谢恩，然后才敢到主管官职的尚书府报到。侯猛被任命为辽东太守，不去梁府进见，梁冀找个借口把他腰斩了。对于不满自己的人，梁冀更是残忍。袁著建议梁冀应该急流勇退，梁冀派人捉拿袁著，袁著装死，但仍未能躲过，被活活打死。郝洁、胡武与袁著交好，受到株连，梁冀杀光胡武全家60多口。郝洁知道不能幸免，在梁冀府前自尽，家人才得以保全。
桓帝终于忍无可忍，发动百官以及宫中卫士1000多人，手执兵器突然包围梁冀住宅。梁冀夫妇自尽，其他人被捕，连同亲戚，不分男女老幼，一律绑缚闹市斩首，暴尸街头。受牵连的公卿和二千石以上官员，被诛杀的达数十人。由于事发突然，使者往来奔驰，朝廷失去常态，官府和大街小巷犹如鼎中的开水一片沸腾，数日后才渐渐安定下来，民众无不拍手称快。
桓帝下令没收梁冀家产，由官府变卖，共计得款30余亿，全都移交国库。由于这笔额外收入，朝廷减收当年全国一半的租税。（《资治通鉴》卷54）
“导行费”
东汉灵帝喜欢积攒私房钱，收集天下各种奇珍异宝。每次各郡和各封国向朝廷进贡，都要事先精选出一部分珍品，送到管理皇帝私人财物的中署，人们称之为“导行费”。灵帝还把钱寄存在小黄门、中常侍等宦官家中，每家各存数千万。他还在自己当皇帝之前的封地河间购买田地，修建住宅。（《资治通鉴》卷57～58）
南北朝时，元晖与卢昶深得北魏宣武帝的宠爱，两人又特别贪纵，时人分别叫他们“饿虎将军”“饥鹰侍中”。元晖升任吏部尚书，主管官员任免调动。他开出价格，大郡的主官为2000匹绢帛，次郡、下郡依次减半，其余官位各有等差。吏部参与选官的人被称为“市曹”，意为集市上协助管事的。（《资治通鉴》卷146）
唐朝中宗时，中宗之女安乐公主和长宁公主、韦皇后的妹妹郕国夫人、上官婕妤（婉儿）、上官婕妤的母亲沛国夫人郑氏、尚宫柴氏、贺娄氏，女巫第五英儿、陇西夫人赵氏等，倚仗各自权势，大肆收受贿赂，卖官鬻爵。不管是什么人，贩夫走卒也好，奴婢下人也罢，只要能拿出30万钱向这些女人行贿，就可以直接获得一个由皇帝亲笔敕书任命的官位。因为这种敕书是斜封着交付主管官员任用的中书省的，这类官员便被时人称为“斜封官”。经她们之手任命的官员高达数千人。（《资治通鉴》卷209）
唐朝德宗时，宦官负责采办物品，称宫市，渐渐形成了低价强购的惯例，后来发展成白拿。宦官在长安城东、西两市以及一些街道要冲、繁华热闹之处安排了几百个人，他们四处张望，白白夺取商品，人们叫这些人“白望”。他们到处察看商贩的货物，只要相中，便自称宫市，商贩只好任由他们取用。
德宗朝的宰相窦参，阴险狡诈，刚愎自用，贪图钱财。凡任命官员，窦参常常与担任给事中的族侄窦申商议。窦申趁机四处招揽，从中谋取贿赂，时人把他叫做“喜鹊”。（《资治通鉴》卷234）
唐朝中后期，藩镇兴起。代宗时，藩镇节度使大多出自禁军将领。禁军最高统帅是神策军护军中尉，将领中有想担任藩镇节度使的必须向他行以重贿。由于行贿数额巨大，动不动就是数万，将领们一时拿不出这么多钱，便去借债，所以他们是身背巨债前往藩镇上任的，于是便被称为“债帅”。到任后，这些节度使再通过征收重税盘剥百姓，用来偿还所欠本息。（《资治通鉴》卷243）
唐朝僖宗时，西川节度使陈敬屡屡派人到各县、镇打探侦听秘密。这些人被叫做“寻事人”。他们一到县镇，便向地方官要这要那，勒索财物。（《资治通鉴》卷254）
五代时，南唐朝廷将茶、盐强行配给农民，用以征收粮食布帛，称为“博征”。（《资治通鉴》卷2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