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声一向”论
关于党在新时期的新闻政策，1987年，甘惜分提出了“多声一向”论，他毫不客气地指出，从群众反映可以看出我国报纸存在的三大弊端：单一性、封闭性、隶属性。三大弊端的核心在于“隶属性”。我国新闻改革要去掉三大弊端，首先从隶属性下手，要改善党对新闻事业的领导。变单一性为多元性，变封闭性为开放性，变隶属性为相对独立性，甘惜分称之为当前新闻体制改革的三大课题。
他提出，必须改变一些长期以来形成的传统新闻观念，要根据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十三大以来的新形势，树立一些新的新闻观念。
第一，要改变片面强调报纸是党的宣传工具的观念，树立为人民办报和人民性的观念。
第二，要改变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于传达党的政策的观念，树立“下情上达、上情下达，彼此沟通，相互理解”这一全面的新观念。
第三，要具体分析“新闻、旧闻、不闻”这个观念。保守国家机密和照顾国家大局是记者的职业道德。但不能任意扩大旧闻与不闻的范围和任意封锁新闻，而必须把一切应向人民公开报道的新闻统统开放。让记者根据形势决定其写作。
第四，要改变全国大报都是党报的观念，树立多层次多元化报纸体制的观念。
第五，要改变片面强调舆论一律的观念，树立在社会主义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各种报纸可以发表不同意见的观念，一切服从真理，一切服从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人民舆论既统一，又不完全统一，舆论一元化与多元化共存，求大同，存小异。
第六，要改变报纸只是受党领导而不能监督党的观念，树立报纸是舆论监督机关的观念。
第七，要改变报纸批评有禁区的观念，树立报纸批评无禁区的观念。为保持党的领导的统一，报纸可以不公开批评同级党委，但对任何个人的工作和作风均可公开批评。干部是人民公仆，任何人不能享受免受批评的特权。社会主义民主应当是人类历史上最高度的民主，设置批评禁区在现代生活中是可笑的，是从资产阶级民主的倒退，是封建特权的表现。
第八，要改变对新闻自由这一观念的偏见，树立社会主义新闻自由的新观念。新闻自由是政治自由的一个方面，是人类几千年来梦寐以求的理想。恩格斯说过：难道我们夺取自由是为了消灭自己的自由吗？这句话说的多么沉痛。我们不能把新闻自由同资产阶级自由化混为一谈，不能把所有发表同党的领导人的观点相反的人都视为资产阶级自由化，不能把揭露社会主义阴暗面的人都视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有时真理在少数人一边。
第九，要改变全国报纸只许说一种话的观念，要提倡多种类型报纸之间的竞争。
甘惜分的这些观点，于20多年前提出，到今天仍不失其深刻性和现实性。
甘惜分还提出，我国新闻改革要从几个重要问题着手。
第一，恢复一两家非党的社会主义大型报纸，这里说“恢复”，因为解放前和新中国成立初都有这样的报纸。后来“左”的领导思想，把它们砍掉了，只剩下清一色党报体制。今日恢复，正是正本清源。其实，这就是所谓的“外参照”！人不能只靠手里拿着小镜子来照自己，而且只照自己喜欢看的、好看的或美化过的部位。让“全党听一听不同的声音，甚至是逆耳之言”，实际上就是要用别人的“镜子”来观照自己，同时也开阔视角，去看到更为广阔的世界。
第二，现有的党报群再也不能照今天这样办下去了。读者欲知者很少，读者不欲知者充斥版面。报纸之最可怕者为“平庸”、“微温”。最可贵者为反映真相，坚持真理，尖锐泼辣。可以断言，如果报纸不做“表面文章”，而是敢于深入“内层”，冲入“关系网”，狠抓当前的“热点”和“难点”，振聋发聩，搅动一潭平静的春水，掀起六七级大风，对上无所惧，对下无所隐，这样你这张报纸立刻洛阳纸贵，人们奔走相告，发行量大增，信任度猛升。
第三，党报实行总编辑负责制。我党建党初期都是党的领袖亲自办报，现由知识分子干部办报，要在他们中间培养出敢于坚持真理的政治家理论家，绝不要培养出一些唯唯诺诺、善于察言观色的风派人物和庸人。
第四，尽快制定新闻法。保障新闻工作者的新闻自由，并规定其社会责任。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有法可依，违法必究。
第五，建立全国舆论研究中心。
甘惜分的新闻改革思想，总结起来就是“多声一向”论：即多种声音，一个方向。一个方向，即社会主义大方向；多种声音，即在社会主义大方向下充分发扬民主，发展新闻自由，报纸发表多方面的新闻报道，发表各方面的不同意见，创办具有不同性格的报纸，反映人民群众的情绪、愿望、要求与呼声。
甘惜分心中怀着中国新闻事业走向世界的理想：“这样我们的新闻事业就可以冲向世界，与世界新闻大国争短长。我国新闻事业起步较晚，屈居二等地位，这与我国的国际地位很不相称。中国非无人也，亦非无才也，中国新闻工作者的聪明才智丝毫不在外国同行之下。现在我国新闻事业技术条件不断改善，逐渐现代化，只要我们放开手脚，去掉镣铐，开动机器，解放思想，可以断言中国新闻事业必可立足于世界新闻大国之林而毫无逊色。”
为此，他大声呼吁：“形势变化了，而思想僵化、深闭固拒、面对四壁，以一贯正确自居，那才是无法可想的。时乎时乎不再来，我辈应急起直追这个大变革的伟大时代！”
新闻与“说真话的自由”
新闻改革从何下手呢？甘惜分在1988年发表的《说真话——新闻改革的第一步》（原载《解放日报》1988年4月10日）一文提出：
“应当从说真话开始。”
“如果连真话也不敢说，其他改革更无从谈起。”
甘惜分指出，新闻是事实的反映。如实报道事实真相，是新闻的第一要义。不讲事实真相，不说真话，新闻也就不存在了。报纸成了“谎话大全”，谁还看报呢？不幸的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完全从说谎话的危险中解放出来。对此，甘惜分做了沉痛而深刻的反思：
查查历史，我们共产党人是最敢讲真话、最不怕说出事实真相，是从来以此自豪的。我们共产党报人在同反动派的政治思想斗争中，常常是依靠揭露事实真相而大获全胜。这些都是有无数事实可查的。我们靠事实吃饭，靠真理吃饭，那时我们是无所畏惧的。
但历史往往走向它的反面。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掌握了全国政权。按理说我们的报纸对全国人民应当是毫无隐讳的，是可以大胆直言的，成绩有几分说几分，错误有多少是多少，不足就是不足，缺点就是缺点，把事实真相摆出来，让人民做判断。但令人痛心的是我们却对人民说了许多假话。我们所厌恶的坏东西，却自己捡起来受用了。
我们常常“刮风”。东风一来向西倒，西风一来向东倒，抛开了我们素来提倡的实事求是、具体分析的好作风。
我们报喜不报忧，多报喜，少报忧。“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多少痛心疾首的忧患被这个命题轻轻掩盖了！
我们患了浮夸病。有了一份成绩，就说成七八分，甚至十分。树立先进典型常常带了大量水分，使人难以相信。对于错误却竭力掩盖，掩盖不了就加以缩小——这是另一种浮夸。
我们用种种理由织成的罗网把自己封闭起来。我们决策上的失误和争论是难得上报纸的。林彪江青那样的滔天罪行，人民早已怨声载道，当时却没有一家报纸敢说半个“不”字。人民的声音完全被扼杀了！说真话的自由被处决了。
粉碎了“四人帮”，我们的报纸敢讲真话了，大得人心。不过，客观地说，这方面的进步还不尽如人意。(甘惜分著《甘惜分自选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8月第一版)
甘惜分指出，人民的事业是应当受到鼓舞的，气可鼓而不可泄。但是采取不说真话的办法来鼓舞人民，这代价实在太大了。而结果适得其反，当内幕一旦揭开，报纸的威信也就完了。何况，一些人不让报纸说真话并不一定出于好意。
那些以权谋私、欺世盗名的人是反对讲真话的。
那些群居终日、言不及义的官僚主义者是反对讲真话的。
那些搞不正之风的人是反对讲真话的。
所以报纸要敢讲真话，必然有一番严重斗争。新闻工作者要有这个斗争的勇气和胆略。当然要有一个先决条件，这就是记者本人不搞不正之风，他一身正气，才敢于讲真话，才敢于揭露事实真相。现在不正之风在某些记者身上蔓延，这是很可怕的。所以提高记者素质极为重要。
但是光有记者的勇敢还不够，还要有一个说真话的社会环境，首先是各级领导干部要支持记者讲真话，至少不要打击说真话的新闻记者。
1991年，甘惜分在香港中文大学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了《争论有益于新闻科学的发展》的演讲，对中国多年来新闻理论界争论的主要问题作了梳理。
关于社会主义新闻自由问题，甘惜分有这样一段论述：
毛泽东有一段著名的言论：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这一思想至今为中国知识界所推崇，更为新闻界所向往，认为这是中国的理想政治。
问题是，有些人一听到“新闻自由”这个词就神经紧张，就认为是资产阶级自由化。他们忘记了人类历史上一切先进分子所为之奋斗不息的就是免于饥饿的自由和思想的自由。他们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先烈们怎样毕生为争取自由而流血牺牲，他们忘记了中国共产党几十年来怎样为民主自由而斗争。自由是一个崇高的字眼，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就是一个人人享有广泛自由的、人人可以自由地发挥其聪明才智的社会。对自由的尊重就是对人类、对人民、对文明的尊重。共产主义者过去为夺取自由，现在仍要为保卫自由而战。(甘惜分著《甘惜分自选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8月第一版)
权利与权力之争
1992年，甘惜分写成《传播——权利与权力的冲突》一文，至1998年，国内首次发表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新闻学论集》第17辑。
文章说，在人类文明史上，大概找不出比传播更久的历史。人类之所以从生物进化为人类，就是由于人与人之间，部落与部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国与国之间，不断地传播信息：自己新的发明，新的发现，新的技术，新的方法，不断地被别处所采用，而自己又从别处学习传播来的新的信息。人类文明的不断开拓，不断扩大，促进了人类的社会化进程。可以说，没有传播，也就没有人类，没有社会，就没有文明史。
但是，人类把传播作为一种权力占有，或为传播的权利而斗争，这是在人类分化为阶级以后的事情。人类的传播行为至少已有几百万年历史，而传播权之争，不过才几千年。传播的权利应当是人人共享的、人人平等的法律权利和道德权利。而权力则带有强制性和垄断性，社会力量的一方以自己的优势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社会的另一方。权力是为了压制权利而产生的，权利是为了反抗权力而产生的。
近代欧洲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伟大功勋，就在于他们把民主、自由、平等的思想传播给了全人类，引发了世界性的个性解放运动，爆发了各国资产阶级革命。而中国近代门户洞开之后，一系列改革和革命的行动，首先都是从传播工具的夺取开始的。王韬、林则徐、严复、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代播火者，他们夺去了传播的工具，传出了中国第一代带有资产阶级色彩的呼声，他们虽然只是呼吁改良，但这惊天动地的第一声把中国大地带进了一个新的时代。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先驱，陈天华、邹容、秋瑾等先烈，在传播革命思想的战斗中，以鲜血和生命传播了“不自由，毋宁死”的精神。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精英和领袖，从西方寻求到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中国的普罗米修斯***、陈独秀、邵飘萍、瞿秋白、萧楚女、邹韬奋等先行者，以有限的年华传播了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他们以自己的鲜血和才智，最后塑造了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
时代总是前进的。传播的权力终于没有控制住传播权利的扩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