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一个好方针，认真执行将使我国受益无穷，不执行就会吃亏。听了李四光的地质学说，我国由无油国变成了有油国，不用马寅初对人口问题的意见，吃了亏。都是例证。
争取人类的自由解放，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个核心价值部分。由此可见，共产党对人类自由的追求，从来未被轻视，也从来未敢放弃。这是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
自由，是人类文明的标志。马克思、恩格斯是怎样来索求和达到的呢？研究马列的著作和他们的思路，他们不是通过“毁灭”和“抛弃”，而是通过“扬弃”。它与无产阶级通过“暴力”夺取政权，“彻底砸烂旧的政权”，是不一样的。对于人类文明的进化，对于自由、平等、博爱，不是采用“否定”和“砸烂”，而是采用“扬弃”的办法。
这是我对马克思主义论述“自由”的认识，也是我与一些理论家的认识不同之处。
至于“自由化”的问题，“自由化”说到底，就是“无政府主义”，就是无限度地放任自由。对于无政府主义，无产阶级反对它，资产阶级也是反对的。他们（注：指资产阶级）对自由有许多潜规则，并不是无度的。“自由主义”我懂得，“资产阶级自由化”我不懂，在马列经典著作中，没有对它的论述和界定。
对民主和自由，第一，我们应该把口号接过来，因为这体现了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核心价值”部分，且这一口号也能团结、争取更广泛的人，有广大的统一战线；第二，应该加以科学地解释，是扬弃它，而不是一味地否定它。
1996年5月初，陆定一病危。临终的前两天，陆定一断断续续地对孩子们留下了自己一生的遗言：
“……要让孩子上学！……要让人民讲话！……”
5月9日凌晨5时45分，老人停止了心跳，离别了人间。
这是为党工作了70多年的老人，向党提出的最后遗愿。虽然只有两句话，却重如泰山。
另一位老人的心声
在中国新闻理论领域，还有一位老人，他一生在新闻理论的研究领域苦苦探索，并成为中国“正统新闻学”的权威——它就是甘惜分教授。
“建立中国特色的新闻理论体系”是他一生奋斗的目标。我从他晚年的《甘惜分自选集》中，阅读了《新闻学原理纲要》《新闻论争三十年》《一个新闻学者的自白》等著作（节选），从中看到了他一生追求新闻真理的心路历程，也看到了中国新闻理论在跋涉中前行的身影。
1954年，38岁的甘惜分被调入北京大学，此前他曾在新华社工作10年。当时，“新闻无学”之论盛行。但他认为，任何科学都是从无学到有学、从浅学到厚学。世界上所有事物都有它自己独特的发展规律，有规律就必须加以研究，追寻这个真理，日积月累，就可以逐渐接近这一规律，逐渐接近真理。他立志奋起直追，心中怀着这样的希望：
“在几十年、上百年之后，经过几代人的研究和努力，未必不能出现中国独具特色的新闻学，未必不能出现几个新闻理论家，到那时，就彻底摧毁了‘新闻无学’论，树立起真正的中国化的新闻理论来。”(甘惜分著《甘惜分自选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8月第一版)
在“反右”风潮之中，甘惜分着手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他和几位年轻同志逐渐摸索新闻与舆论、新闻与政治、新闻与人民、新闻与党、新闻与历史、新闻学与历史学等一系列事物的关系、矛盾，决心从这多种关系、多种矛盾中建立新闻理论体系，直到“文革”爆发而中断。
文革之后，甘惜分又回到理论工作岗位上。“这时我已七八十岁了，在研究新闻体系那样的大学问，精力不济了。”(甘惜分著《甘惜分自选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8月第一版)但是，在早先写下的《新闻理论基础》《新闻学原理纲要》基础上，他继续思索。
1998年离休之后，82岁的甘惜分继续不停地为新闻体制改革而奋斗。他大声呼吁：“争取从专制到宽容，从一言堂到多种声音，从控制到反控制，争取我国既稳定，又和平民主；既富强，又人人幸福。使新闻界既为国为党，又为人民而大声呐喊。”(甘惜分著《甘惜分自选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8月第一版)
关于新闻与宣传是甘惜分比较重视的一个问题。他在《论新闻与宣传》的文章中提出：
新闻是报道事实，或者叫传递信息。而宣传是传播思想，是用一种思想去影响别人的思想。这两者是不能混淆的。如果在新闻报道中带有宣传味，读者是不愿意看的。读者看新闻，只是了解事态的新变化和新发展，而不愿听别人的宣传。要接受宣传，人们不如去读报纸社论或评论，或者读政治书籍。所以我认为新闻报道不是宣传，也不应当宣传，而只能客观地报道事实。其实，宣传也有多种方式，新闻宣传也是宣传的方法之一。其他还有政治宣传、商业宣传、公益宣传、文化宣传等。其实，区分新闻和宣传，有一个最为简单的标准：那就是看是不是对新事物的认知、表现和传播。政治宣传，如果做到了是对新事物的认知和表现，那也可以转化成新闻。(甘惜分著《甘惜分自选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8月第一版)
在总结自己的思想发展过程时，甘惜分讲述了自己思想的几次转折：“文革”之前的十多年内，他自称是一个完全的“正统派”，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还只停留在口头上，批判了右派，也批判过左派，都是在早已形成的轨道上爬行。从“文革”到20世纪80年代前半期，是甘惜分的“思想徘徊”期，他在革新与保守、创造与拘谨之间徘徊近10年之久。第三时期，1987年以后，甘惜分说“完成了觉醒的全过程，彻底同沉浮思想告别”。
“数十年革命生涯给了我以生命，也是这数十年革命生涯到晚年给了我以清醒的头脑。”
“我经历了一番‘涅槃’，达到了新的境界。但万万不能说思想上已完全成熟。”(甘惜分著《甘惜分自选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8月第一版)
甘惜分坚定地把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价值观、人生观看作是正确的，认为是目前为止最科学的世界哲理。同时，他对死守“左”的教条者给予毫不留情地批判。
总结几十年为新闻体制改革大声呐喊的目标，甘惜分说：
“为了争取一个人民有敢于说话的宽松的政治环境，为了争取人民有言论的阵地，为了争取新闻媒介真正发挥监督社会的作用，为了争取真实的新闻报道，为了争取描述一个真实的世界，为了争取实现中国与海外的信息交流，为了争取世界人民之间有真实的彼此了解，以求得中国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如此而已。”(甘惜分著《甘惜分自选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8月第一版)
作为一名党的新闻工作者和理论家，甘惜分对党报充满感情，更充满忧虑。
我曾经多次说过，我是一个非常“正统”的人，唯党的指示是从。但是从50年代后半期开始，我亲自看到党的新闻工作好传统丧失殆尽，说谎话、说大话、说套话之风，日盛一日，“文化大革命”十年，报纸以势压人，乱打棍子，党报威信全部丧失。“文化大革命”之后，拨乱反正，党报重振雄风，好了几年。但由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党风和社会风气的败坏愈演愈烈，党为求安定团结，不让报纸暴露阴暗面，只报喜，不报忧，片面强调舆论导向，于是报纸说假话、大话、套话之风又起，而且越刮越厉害。如果党报不摊派，就会落到党报无人看的地步，这种情况怎不令人担忧。(甘惜分著《甘惜分自选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8月第一版)
甘惜分认为，这种情况是新闻体制上出了毛病。
强调报纸是党的喉舌，实际是领导人的喉舌，而不是全党的喉舌，更不是人民的喉舌。领导人以为自己是人民利益的天然代表者，也是一种自我迷信。各级党报天天都在宣传各级领导人的讲话、活动、指示、文件，而很少有群众真正关心的新闻，广大群众对此十分反感。过分的集中统一，不给报纸一点独立性，完全违背了办报、办新闻的客观规律，走得是国民党《中央日报》的老路。长此以往，不仅不能做到舆论导向，反而会走到主观愿望的反面。(甘惜分著《甘惜分自选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8月第一版)
出于为党为民之心，甘惜分痛切陈词，建议彻底改革新闻体制，让人民思想、人民活动、人民言论在报纸上占据应有的位置。消灭或减少那些不切实际的假话、大话、空话、套话、废话。“如果领导部门连这样的话都听不进去，不图改革，我行我素，我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危险。”
总结一生最大的遗憾，甘惜分说是“空抛了许多大好时光”。
想不到人民革命胜利之后，虽然在经济上军事上国力有了迅速发展，但政治上加于人民的桎梏仍然很深。许多有才能的人发挥不出他的才能。不少正直的学者、作家，在他们的后半生几乎无所作为甚至遭迫害致死，这才是当代中国最大的悲剧。不幸的是这类悲剧还没有完全绝迹。在整治不良倾向时，把正当的学术创造活动也加上不少条条框框。科学文化的发展必须有一个宽松的环境，充分发挥学者们的才智。即使有个别不良倾向，它们总会被历史淘汰。(甘惜分著《甘惜分自选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8月第一版)
1979年，甘惜分撰文呼吁《打破报纸批评的禁区》，对“报纸不得批评同级党委”的老规定发起了挑战，对“批下不批上，批小不批大”、“只打苍蝇，不打老虎”的规定进行了批评。他呼吁，为了保证新闻工作者的政治权利，我国迫切需要制定一部《新闻法》，以划清许做和不许做的界限，使领导和被领导者都有所遵循。
甘惜分尖锐地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应当是最先进的社会制度，可是为报纸批评设置禁区，这是从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一种倒退。
我国是一个受几千年封建统治的国家，封建传统极为浓厚，我们要随时警惕封建幽灵的复活。给报纸批评设置禁区，在现时代中，总是一种可笑的规定，总是民主生活的一个缺陷。而一旦打破禁区，开始可能惊世骇俗，但经常化之后，大家会习惯的。……我们大家都要习惯于在民主政治中生活，少一点封建习气。不要总是“老虎屁股摸不得”……没有批评自由，就没有民主政治。而报纸的批评自由，尤其是社会主义民主必不可少的先行者。(甘惜分著《甘惜分自选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8月第一版)
甘惜分提出四条建议：一是把报纸可以批评同级党委，暂定为可以批评同级党委的成员，包括党委书记都可批评；二是批评可以不点名，甚至不涉及人，只是批评某种现象或某一事件，当然批评是原则性的，不是斤斤计较小事；三是由目前各党报编辑部编印一种内部报纸，主要刊登读者批评性来信和记者采访的批评性稿件，可以批评到所辖地区内任何人；四是创办几家非党委机关报的群众报纸，言论较为自由，发言比较随便。这种报纸也必须是马克思主义的报纸，也是党领导的报纸，它不是什么“同人报”，而是人民的报纸，但它不同于党委机关报，不代表党委发言，只代表人民说话。
对报纸和新闻的商品化问题，甘惜分曾做了深入思考，并于1988年发表《精神产品不能提倡商品化》（四川《新闻界》1988年第一期）一文。尽管笔者的观点与之不同，但我还是佩服他在当时对这一敏感问题的碰触。对于新闻的理解和认识，本就是一定时代背景下综合条件的产物。任何理论家提出的观点不可能永远正确，但是不能磨灭探索者思考的价值。
在当时，甘惜分认为，不但报纸是商品，报纸上的新闻也是商品。但是，到此为止，只说对了问题的一半，也就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待报纸和新闻。而从另一个角度——从新闻学的角度来看，新闻是商品，这虽然是无可否认的客观存在，但新闻的商品性不是新闻学研究的主要问题。“我们承认报纸和新闻属于商品之列，这无非是表明新闻具有千千万万事物所具有的那种共性，即通过市场交换达到读者之手，除此之外，不能说明其他任何问题。”
甘惜分的另一个观点是：在今天，强调新闻是商品尤其有害。“我们承认新闻是商品，只不过是承认新闻这种精神产品也是通过市场经济到达读者手中这一最简单的事实，而不是提倡新闻生产要商品化。相反，新闻工作者从采访到写作、编辑，都要摒弃新闻商品化的观念，不为赚钱办报。”他认为，新闻写真事、说真话、讲真理，这一原则绝不动摇。绝不容许用金钱来收买报纸。他尤其指出“有偿新闻”也是报纸出卖灵魂的一种方式。
“新闻工作者不要让金钱玷污了自己的灵魂。”
“不能把新闻界目前一些怪现状都归之于‘新闻是商品’的理论，导致某些人被腐蚀的原因要复杂得多，有复杂的社会因素。但不能不指出，鼓吹‘新闻是商品’这一理论也负有一定责任，它把商品化引进了新闻报道领域，使那些把新闻当做商品出售的人找到了理论根据，合法化了，无所忌惮了。”(甘惜分著《甘惜分自选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8月第一版)
甘惜分对“商品化”的警惕是有道理的。但是，却对“商品”和“精神产品”的内涵缺乏更为深刻的理解。我们承认电视机是商品，鼓励电视机商品化，绝不是鼓励电视生产厂家去偷工减料、制造假冒伪劣，相反，是要通过市场竞争迫使厂家改进技术、提高质量、完善功能。“有偿新闻”、“假新闻”等，绝不符合商品生产的客观规律，相反，这些恰恰是对商品价值规律的背离和破坏——如果我们的新闻工作者真的具有正确的商品意识，正确的做法就应该是“视质量如生命”、“视品牌为生命”、“视读者为上帝”才对。“有偿新闻”不是“商品化”的结果，恰恰相反，有偿新闻的实质是“非商品化”。“半官半商”、“半企业半事业”的体制，恰恰是“新闻腐败”的温床和温室。新闻要想“干净”起来，恰恰要真正靠商品化才行——在旧体制的保护下，半商品化的“有偿新闻”半遮半掩，甚至有的地方还理直气壮，活得有滋有味，一旦真正进入市场竞争，搞“有偿新闻”的只能是死路一条——它将被市场无情淘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