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情马赛克理论——如果说实情“不自叫理论”是关于实情的认识论，那么实情“马赛克理论”则是关于实情的本体论。
实情是立体的，其构成因素是无穷的。比如9·11事件，两幢摩天大厦倒塌，几千人死难，是实情的构成部分。再如阿富汗战争，美国投下的炸弹数目和炸死的人数是实情的构成部分。依目前的技术水平，我们完全可以弄清楚究竟有多少人被砸死，美国投下多少枚炸弹，多少人被炸死。可是世贸大楼里有多少蟑螂被烧死，被砸死，阿富汗战场有多少头毛驴被炸死，被炸伤，对这些我们就不可能弄清楚，甚至无须弄清楚。尽管弄不清楚，或清楚，可是你不能不承认它们也是实情的一部分。再细化一步，即便你能弄清炸死、炸伤多少头阿富汗毛驴，可你也不可能弄清多少头是公的，多少是头母；即便连毛驴的公母数你也弄清了，你也绝不可能弄清有多少跳蚤随这些毛驴一起死掉。（焦国标《论兼听权》，《国际新闻界》，2002年第5期）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实情是一个微积分，或者说实情就是一件开片的瓷器，你不知道它总共有多少小片组成。为使实情的这个特点指称起来简洁明晰，我们抛弃了“实情是一个微积分”或“实情是一件开片的瓷器”这两个命题，而选择“实情马赛克”这个词组。实情是由一片片马赛克拼贴出来的，公众要想知道一个新闻事件的实情，只有尽可能多地了解不同观点和立场媒体的报道。这一个个不同媒体的报道，就好比是掀开一片片不同的马赛克。
我们以地球为例。地球可以被看成由无数片水面、沙漠、高山、平地、森林等拼贴出来的马赛克作品，欲知晓地球的实情，肯定不可能只看太平洋这块马赛克，还要看撒哈拉、青藏高原、亚马逊丛林之类。如前所述，既然认知实情是一个各方面不断接近它的过程，那么方面越多，方面越不同，便越可能接近实情。你在太平洋上哪怕选择多达一千个立足点加以报道，最后的结论仍然地球只是一大片水。然而地球的实情是这样的吗？完全不是这样。可是你如果在太平洋上选一个立足点，而在大陆上再选一个立足点，虽然总共只有两个点，可是对于了解地球的实情，后面这两个点远胜于前面的一千个点。
实情马赛克理论告诉我们，新闻事实本身的特性决定了兼听权之必须。
兼听权的丧失与恐怖主义的猖獗。
20世纪50年代，西方出现知情权，1970年提出传播权。在全球范围内普遍存在信息围城的状况下，传播权和知情权并不包括所有的传播环节。事实很明显，围城之外你有传播权，围城之内他照样不知情，传播权与知情权出现断裂。那么谁能把它们衔接起来？兼听权。围城外有传播权，围城内有兼听权，有了兼听权，才可以实现知情权。从思想权到言论权，再到传播权，再到兼听权，最后达到知情权，信息流通的所有环节齐备了。
为什么殖民地时代没有产生这么多极端分子，而贫穷和邪恶都大为改观的近些年极端分子反倒如雨后春笋般地冒出？一个重要而直接的原因是：在那些滋生恐怖分子的国度里，近二三十年里民众被剥夺了兼听权，他们只能听到“一种声音”。他们能听到的那“一种声音”是什么呢？是宗教的一根筋狂热，是对欧美文明的妖魔化和仇美恨欧情绪——欧美历史上就是妖魔，现在还是妖魔，他们参与国际事务的动机是妖魔的，他们的价值观是妖魔的，他们的意识形态是妖魔的，诸如此类。（焦国标《论兼听权》，《国际新闻界》，2002年第5期）
焦国标指出，恐怖主义只有宗教狂热，没有关于人类文明的理性的整体方向感。如果说有方向感，也是公元七世纪的方向感。个别狂热分子借助于本土文化的膨胀，形成耸动全球视听的恐怖主义浪潮。如今，稍开化一些的国家借保护民族文化之名而行剥夺民众兼听权之实，封闭的国家则借保护宗教的纯洁性而肆无忌惮地剥夺国民的兼听权，最后整个国家都滑向原教旨主义，沦为滋生和庇护恐怖主义分子的渊薮。
因而，国际新闻传播领域信息围城之内民众的兼听权问题已经迫在眉睫，国际人权委员会和世界新闻传播问题委员会，应该就世界新闻新秩序的发展方向，作出全新的打量和检讨。否则，借助现代传媒，人类的优秀文明有可能继续被一些反现代文明的极端分子指为箭垛。面对恐怖分子驾机撞击世贸大厦的镜头，不少媒体观众的第一个反应是拍手欢呼。许多公众已经完全丧失了有关国际事务最起码的正常理性。他们在国际事务上偏听偏视太久了。
欲健全公众的国际事务理性，恢复其兼听权是不二之途。优秀的人类文明绝不会因文明残渣的捣蛋而倾覆，可是如果听任兼听权沦丧的局面继续下去，人类文明必将因此付出额外的代价。
5.4.3启蒙推动社会转型
“社会转型”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母题。关于“社会转型”，雷龙乾在其博士论文《马克思主义社会转型理论——历史观视角的考察》当中，做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和探索。雷龙乾认为，社会转型是用来表明社会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结构性、整体性转变的理论范畴，是人们用以把握现代化深层本质的科学概念。也就是说，社会转型是现代化最本质的含义。（雷龙乾《马克思主义社会转型理论——历史观视角的考察》，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论文，2000年6月）
现代化固然意味着经济的发展、工业化、都市化、民主化、法治化、现代精神等不同要素的现代化，但最重要的还是社会转型。社会转型固然需要经济的发展、工业化、都市化、民主化、法治化、现代精神等，但社会转型不等于其中任何一个单个要素，而是整体性、结构性的社会现代化运动。作为一种概念，社会转型强调社会类型的转变，不是单个要素，也不是笼统的整体，是类型的转变，其中最重要、最基本的，是社会结构的现代化转变。
社会转型的沉重
雷龙乾指出，在现实世界，社会转型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从迄今为止的历史经验来看，这个潮流往往要通过优胜劣汰来实现。不是所有的国家、民族都能进入现代社会，而不进入现代社会将面临被开除“球籍”的危险。事实上，当今世界的发达国家都是那些已经比较顺利地实现了社会转型的国家。相应来说，当代世界中的不发达国家之所以仍然很落后，原因固然是多种多样的，但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于，它们还没有通过社会转型进入现代社会。从当前的形势来看，能否顺利实现社会转型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着一个国家、民族在整个世界体系中的地位和命运。
中国近代以来的现代化经验证明，我们社会发展的最大、最深刻的障碍恰恰在于迟迟不能真正完整、深刻地领会时代所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一次次错过了社会转型的历史机遇。满清政府对世界局势的无知、对传统文化的沉迷、统治阶级对既得利益的维护阻挠着中国摆脱封建主义、实现社会结构的现代化，妨碍了中国的社会转型。
在中国，封建主义作为传统社会的最高社会形态绝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与封建主义的斗争更绝非一朝一夕即可获胜，必然要经历许多艰难和反复。事实上，中国人与封建主义的斗争几乎可以说是无与伦比的艰难困苦。直至新中国建立之后，党和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宏伟实践还仍然常常被实质上是封建主义的因素干扰、扭曲，有时甚至完全脱离了原本的目标和宗旨。“文化大革命”就是这种可悲的例证。搞“文化大革命”也是在一套貌似革命的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但是，这种理论的实质其实是由深藏着的传统潜意识编织起来的唯心主义历史观。比如其中所谓“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之类荒谬理论，其背后的思想逻辑实际上正是脱离实际的、唯心主义的修养理论和禁欲主义哲学。另外，在中国大行其道的，实质上是封建主义遗物的“官本位”、“家长制”，即使是今天，在改革开放已经发展到如此深度的背景下，也还对我们改革政治体制、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实践起着阻挠的消极作用。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中国人民开始进行旨在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开放实践。进入世纪之交的年代，现代化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中国的改革开放也已经触及到社会结构的深层次矛盾。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不断发展，进入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中国进入了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毫无疑问，这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吉兆。但是，应当看到，我们的社会转型实践面临着许多困难，社会转型绝不是一帆风顺的凯歌行进过程，相反，社会转型过程充满了复杂的矛盾，经常会面临严峻的考验。如果缺乏系统、严谨的社会转型观，社会转型实践难免误入歧途。而且我们也不无遗憾的看到，还有相当多的人们并不理解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意义。在那些主张社会转型的人们之间，关于社会转型的看法也往往见仁见智、众说纷纭，使社会转型的参与者也跟着陷入彷徨、困顿之中。这显然对社会转型实践不利。
社会转型的实质是现代化
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学者布莱克相比，20世纪90年代的德国学者查普夫对社会转型的概括来得更简明、更全面、更系统，更值得关注。
查普夫提出的定义是，转型和过渡是现代化进程，其特点在于现代化的目标是明确的，接受、建立、吸收现代的民主、市场经济和法制制度。
查普夫对社会转型的这种阐释，代表了20世纪90年代西方社会现代化理论的新时代精神，值得认真对待。首先，我们可以看到，查普夫赋予社会转型以更加重要的地位，把它明确理解为“现代化进程”，把它提高为现代化的总体过程，包括政治和社会民主、经济上的市场化、社会行为规则的法制化等主要方面。相对而言，布莱克则把社会转型只看成是现代化过程中除过观念、制度、政治等以外所遗留的部分。其次，查普夫对现代化有信心，同时又对现代化的困难有充分的了解。这一点是查普夫所处时代的最重要的优越性之一。对这一点查普夫有着清醒、深刻的认识。在《现代化与社会转型》一书中，对此有非常详细地交代。他特别强调，社会转型过程的确充满了许多有时是很严重的困难，会出现很深刻的内在矛盾，会有高度的风险，而且，它的目标即使是实现了，也不等于说就达到了圆满境界，相反，现代社会本身就是“高风险社会”。尽管这样，现代化社会转型仍然是非东方社会值得争取的目标。第三，查普夫有意突出社会转型概念的社会学科学意义，淡化它从早期现代化理论那里带来的意识形态气味和对不发达国家的歧视形象。他认为，当代社会转型与早期欧洲社会的现代化具有不同的性质。
社会转型是一个自觉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转型和过渡都是“赶超式”的现代化。这种过程当然需要某些“模仿”，但简单的模仿是不够的，转型国家必须对自己的社会体制和行为方式进行“自我发明和再发明”。所以，社会转型并无“西化”或“欧化”之嫌，它实际上是一次社会的、主动的、自我创新过程。
社会学家们很注意强调社会转型的结构性、整体性。李培林认为，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进入了一个新的社会转型时期，社会转型的主体是社会结构，转型的标志是，中国社会正在从自给、自足的产品经济社会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社会转型，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从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型，从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型等。从理论上简单地来界定社会转型，就可以说社会转型是一种整体性发展，也是一种特殊的结构性变动。
刘祖云也认为，社会转型一般表现为社会从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社会向以商品经济乃至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社会的转化，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化，从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的转化，从同质单一性社会向异质多样性社会的转化，从伦理社会向法理社会的转化，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的转化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