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不可否认，"个人影像"这个观念在一些人身上或多或少地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误认。因为影像生成的便捷和轻易，使很多所谓的个人影像文本成了毫无节制的自我宣泄的垃圾场。首届独立影像展上，不少人认为"绝大多数作品几乎都是感情滥俗、无病呻吟，电影手法低劣，大量使用七拼八凑的音乐。"相当多的作品呈现出一种病态的个性化，背离现实，躲进个性营造的象牙塔之中，造成无人理解的局面，并以此自居，乐此不疲，以致有人认为"国内现在DV热中，可能95%的DV作品都是垃圾"。这种走向自我化、日常化、无病呻吟的封闭性空间的作品，自然会受到时代和读者的双重冷落。
一些作者在标榜个体的合法性时却过分张扬了生命的性、情、欲等感官化的具有暴露和窥视的题材，强调题材上的"私密性"，把个人影像等同于"绝对隐私"的书写，甚至把个人影像当作暴露隐私招徕看客制造轰动效应的手段。一些纪录片的运作模式就是在满足观者偷窥的欲望。"被拍摄者——观者"之间的关系，多半也是一种"被窥视——偷窥"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说来，这种个人影像与好莱坞剧情片之间本质上并无差别。王芬把摄影机对准了自己的父母，拷问自己的家庭成员，唐丹鸿质问自己的父亲，这些作品的确有其震撼性的一面，但诟病甚多。家庭创伤与隐私是否可以作为公共影像的题材，应当以何种心态创作、是否有公众展示的必要性等，都值得我们思考。
个人影像强调的是影像生产的独立品格、自由创造和主体立场。如果将其偏狭地理解为只写与群体性相对的自我经验、生命体验，再也无关他者或他者的社会存在，就会失去由相应时代社会所参与而构成的文本重量。实际上，题材的"大"与"小"并非区分个人化写作与代言人式写作的标志。个人影像作为一种与代言人式相对的影像生产，它的核心是坚守个人的价值立场，是对世界的个人化观照。在某种意义上说，个人影像恰恰是一种超越了个人的影像。它是以个体和个体命运的形式来表现人类整体的，通过富有个性的艺术和风格到达社会、并作用于人生的。即使是如周作人、林语堂等人的闲适散文，在对一已形而下生存景观的描述中，也常融进对时代、社会的诘问，存有一种文化的深意。在这种书写中，个人主体的情怀和独立性也被进一步地加以确认。
在某种意义上，大众影像恰恰是一种超越了个人的影像，而个人影像则将自己置于世纪之交广阔的社会文化时空中、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它既是封闭的，又是开放的，从而标明了新一代影像生产者的独立精神和独立人格。
第二节底层与边缘化：一种新的生产视角
越来越多的影像实践以及DV的出现让许多人有了打开天窗的感觉，在长期的压抑和失语之后突然获得了说话的权利和倾吐方式，很多人都会不约而同地产生"立象以尽意"的冲动。不过，与影像生产的主导意识形态不同的是，这些个人化生产多数选取了"从最低的地方开始拍摄"（首届独立影像展的主题词）。
"如果视觉角度是物体得以隐藏起来的方式，那么它也是物体得以被揭示的方式"。①在官方和商业影像俯视芸芸众生的主流视角之外，一种真正的平民视角出现，对世界丰富性和多样性的揭示是前所未有的。民间影像普遍表现出强烈的边缘情结、底层倾向和平民化的意绪，呈现出一种与正统意识形态迥然异质的真实。盲流、市井老人、弹匠、流浪艺人、同性恋、精神与身体残疾、色情业、犯罪、农民工、下岗工人……这种把视角对准社会底层和生活中另一面的民间影像，象"贴在墙壁上的苍蝇"一样零距离全景呈现出市井百态。不虚美、不隐恶，率性而为、放任自由——这种个人化、私密化的自我体验式的日记、直觉反应式的记录，这种消蚀了距离感、边缘化、去中心的方式，与倡导主旋律、强调舆论导向、反映重大题材等宏大叙事是相背离的。这种带有些许后现代特征的影像方式，打开尘封的平民历史，对人性的弱点，对生活的琐屑化、阴暗、灰色、偶然性的关注，呈现出一种与《生活空间》所谓的"平民化"视角不同的另一种民间意识形态。这不是一种煞有介事、故做姿态的"三贴近"，而是本身就来自"实际"、来自"生活"、来自"群众"。这种对底层生活的现实观照在主流影像中恰好缺失的一环。
贾樟柯认为，"从主流的电影里面，我看不到一部电影跟当下有什么真正的关系，看不到一部电影跟当代中国人的情感有什么关联，特别是基本上看不到有什么电影能够跟县城、跟处于城乡交界的那样一个地方的人民的生活有什么关联。所以我感觉这种生活是被遮蔽掉的，是银幕上缺失的东西"。②实际上，在90年代初，这种"草根意识"在早期纪录片人中觉醒后，随着时间等人被体制内收编，这种边缘策略便开始在主流电视中有所发展。1993年，以《生活空间》为代表的电视纪录片兴盛之后，就有许多人开始把镜头对准平民大众和社会弱势群体身上。上海的《纪录片编辑室》、中央电视台的《生活空间》都以拍小人物见长，用《生活空间》制片人陈虻的话讲，就是"为中国留下一部由小人物写成的历史"，也就是捕捉小人物或弱势群体的生活。但是这一部分"小人物"仍然是一群被精心挑选的小人物，而小人物的生活也是被精心挑选和刻意锁定的生活，其组合而成的大众的"生活空间"是一种被主流意识梳理过的伪民间的东西。而且讲述的方式，也仍然遵循于细微处见精神，于平凡中见伟大的思维脉络。所以罗岗在《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一文中，针对"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这句口号提出了"谁在讲述"、"讲述谁"，以及"如何讲述"的质疑。
张同道将九十年代中国纪录片分为四个类型。其一是反映重大节日、重大事件等的主流纪录片；其二是精英纪录片。用人文关怀的视点寻找被主流文化遗忘或忽略的文化、社会、艺术与人类学景观，发掘生活中被淹没的尊严和价值，并作出自己的思考；其三是大众文化形态的纪录片。以平视的目光，将镜头对准普通人，"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为未来留下一部由小人物构成的历史；第四种则是边缘文化形态的纪录片。它是大众文化中偏离的一支，又沾染精英文化特质。这种边缘影像即主要指吴文光、时间、张元、段锦川等的早期作品。随着乌托邦的逐个破碎，他们开始将自己的地基夯筑在中国现实的文化地层上，并且逐渐从个体自我转向个体"他者"，产生对自己过去所属精英群体的自觉反叛。吴文光自言："我有些社会学家的朋友，我感觉他们总是在学府或者研究所里边高谈中国的出路，用一些很宏伟的术语。然而我们很难发现大量的、关于田野和社会底层所呈现的一些最基本的数据和状况能够通过不同的方式让我们看到。这是特别奇怪的一个事情。这种奇怪的事情并不是说我们的体制存在问题，而是我们所谓研究学家的眼睛居然有一种"远视"的毛病，使我们忽略了身边大量存在的日常事实"。这些早期独立影像工作者以一种强烈自我批判的姿态重新进入日常生活，取景框逐渐从边缘的精英向以社会底层、弱势群体为代表的边缘的大众位移（蒋樾自言"边缘人我已经不愿意过多的去关注了，他们不能够代表今天中国大多数人的生活）。这一支脉的发展，最终影响了在90年代之后大众影像生产普遍对底层和边缘的关注。
"选择是一种极其复杂的，既是理性的又是感性的活动，它既是由创作的任务来确定的——显示对生活理解的深度，又是取决于作者的个性、他的经验和偏爱的。"从民间影像生产者的个性、经验和偏爱看，似乎与官方和商业有差异，不自觉地表现出与官方和市场的双重背离。正如著名导演阿涅斯·瓦尔达所言，"找的是土豆，找到的却是一颗心形的土豆。去找垃圾，拾荒拾回来的是心的形状。"民间影像的不约而同走向了边缘和底层，其原因的确值得深思。
一、关注转型期的中下层社会
对于一个创作者来说，深刻、准确地认识自己所生存的当下社会现实是个很重要的问题。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变化深刻。二十多年中，中国经历着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经历着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其中，"阶层结构的变化是中国社会转型和经济转轨的最核心内容"。
相对于官方与商业影像而言，大众影像生产者由于没有政治权力作后盾，没有强大的经济支持，在影像生产的权力架构中往往处于弱势一方。就个人而言，"社会弱者往往将自己的经济状况、目标追求与他人作比较中产生认同的心理，并产生相对剥夺感而将自己归入弱势群体的范畴"。从群体而言，这种同病相怜、惺惺相惜的心理同样产生于影像生产者群体中，他们作为影像工业体系中的弱势群体，对底层和边缘有着天然的亲近。
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以职业为基础的新的社会阶层分化机制逐渐取代了过去以政治身份、户口身份和行政身份为依据的分化机制。同时，社会阶层结构在基本构成成分、结构形态、等级秩序、关系类型和分化机制等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中，按照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原来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的社会结构已经分化为十个社会阶层和五种社会经济地位等级。这十个社会阶层是：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
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伴随贫富悬殊的拉大而出现了一个底层社会。"底层社会问题正在成为一个迫切需要关注的现象"。其中的主体即所谓弱势群体，包括生理性弱势群体、残疾人弱势群体、贫困农民群体、城市边缘群体、失业下岗工人群体等，这些人失去了社会安全保障，在社会安全网尚未建立的情况下，缺乏国家支持系统和社会支持系统。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在2000年和2001年的调查显示："认为自己的生活水平比1995年更好的人所占比例下降，而认为生活变差或者没有什么变化的人所占比例则有所上升。在深圳市，大约14％的人认为自己的生活水平下降了；在镇宁县，大约20%的人有同样的感觉；在合肥市，这一比例则高达24％。这种变化表明，近五六年来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虽然使超过半数的人明显获益，但也有相当一批人获益不多或利益相对受损。在城市中，l／6至l／4的人感觉生活水平下降；在乡村中，有1／5的人认为生活水平不如以前，接近1／3的人认为自己的生活水平没有明显提高。"这一调查表明，近年改革所导致的利益凋整，使得经济增长的收益在各阶层之间的分配显著不平等，"阶层差距和区域差距都在扩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