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居中国腹地的湖北是中国经济新闻的“富矿”，也是中国新闻奖的获奖大省——二十一年来的特别奖、一等奖榜单上，以湖北为新闻源的经济报道有7篇，其中出自湖北当地媒体的占6篇，这份骄人成绩直逼另一家中国新闻奖获奖大户上海。据笔者统计，以上海为新闻源的经济报道有8篇，其中出自上海当地媒体的占6篇。这当然与湖北新闻界同仁的勤奋分不开，更与湖北是华中地区重要的大中型产业基地、国有资产密集之地、国企改革的前沿分不开。1997年获奖的系列报道《由邯钢经验引出的话题》反映的是一件咄咄怪事：在湖北诞生的“劳动消耗转化论”及其管理经验比“邯钢经验”更早，但这一颇有价值的经济理论在湖北搞“熄火”了，却在邯钢搞得“响当当”以至名满全国，倒过来还反哺湖北。
1998年获奖的通讯《140万双袜子的命运》，灵感来自记者不经意间从线人那得到的一个线索，初稿只是把积压在武汉袜厂的140万双袜子当成一种奇怪的现象来处理，后经编辑部群策群力的讨论提炼，以及向经济学家的求教，报道主题直指国有企业改革难点——体制改革，因为袜子问题表面上看是如何处理积压物资，实则是被体制所困的一个典型代表，是反映国有企业考核机制不科学的横切面。文章见报后，引发了《南方周末》、《经济日报》、《北京青年报》、中央电视台等全国及地方多家媒体的后续报道或转载，掀起了一波“袜子热潮”。
同于1998年获奖的《资本运营系列报道》，是中国新闻奖中较早详细探讨“资本”这个当时国人还十分陌生的概念在国家经济运行中的价值的深度报道。整个专题把资本运营比作解决湖北国企聚集着财富，创造着财富，同时又闲置着、“窝囊”着财富这一匪夷所思的难题的“金钥匙”，层层深入地剖析了在盘活国有资产时如何“找到一把金钥匙”、“谁来使用这把金钥匙”以及“怎样用好这把金钥匙”。
七年后的2005年，又有反映湖北经济建设的“重磅”报道获奖，即首发于2004年6月18日《湖北日报》头版的关于“改善湖北投资环境”的系列舆论监督报道，由评论、通讯、综述等多种报道形式组成。该系列借两起赖账案尖锐地指出：“市场经济就是信用经济。人无信不立，市无信不兴。老百姓要讲信用，政府更要讲信用。而发生在我省的一些经济纠纷案中，失信者恰恰是一些地方的政府。政府作出的担保可以不算数，政府作出的承诺可以不兑现。这样做，政府怎么能有公信力？怎么能取信于民？”
如果把新华社1995年获奖的《菜价追踪》和2011年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做的一个关于物流的调查报道结合起来看，或许更能理解前者的价值：不仅用追踪报道的方式丰富了记者的采访手段，其暴露出的商品流通领域价格调控机制的诸多问题直至十六年后的今天依然未能完满地解决，足见这篇经济报道选题的典型和重大。
1999年获奖的《关于郑州亚细亚商场、集团兴衰的调查》是一篇深入研究企业管理的调查性报道。记者敏锐地抓住商户堵门讨债风波这一突发事件，从亚细亚的管理、用人制度，流通体制，监督机制，到高层管理矛盾，层层剖析了“亚细亚”由盛到衰的深层原因。
医药代表竟然向药房负责人下跪，要求别再卖自家的药；制药厂居然也封杀该药房，拒绝为其供货——这样的稀罕事正是2004年获奖的《医药代表向“老百姓”下跪》反映的事实，原因不为别的，只因为这家？“老百姓”大药房是平价药店，药价比国家核定价格平均低45％，打破了医药零售业的暴利行为。就药价虚高问题，同一时期，杭州的多家都市报也做过报道，但影响不及发自浙江省委机关报的此篇。在舆论的压力下，“老百姓”大药房买不到货的局面明显得到改善，受此鼓舞，平价药店在杭州纷纷开张，各类药店、医院也降低了药价，杭城旧有的药品市场格局开始被打破。
《政府软件采购问题追踪》之所以能在2005年获奖，是因为2004年底，在我国政府软件采购领域出现了诸多令人困惑的问题，部分省、市的主管部门，置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于不顾，大规模采购国外软件，不采购或只是象征性的采购部分国产软件。这种做法不仅严重违反了《政府采购法》，而且对我国具有自主创新的软件产业发展造成了极其严重的不良后果。《科技日报》对此的系列报道以北京市政府软件采购引发的巨大争议为典型个案，不仅在第一时间了解事件真相，而且从不同角度对该事件进行了及时披露，剖析深层原因，澄清某些糊涂认识，营造发展民族软件产业，鼓励和支持自主创新的社会氛围，发挥了正确的舆论监督和引导作用。
美国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经济史学家、发展经济学先驱之一的罗斯托（Walt W.Rostow）在其著名的“经济成长阶段论”中，用经济理论解释经济历史的进程，把社会发展分为必须依次经过的六个阶段：传统阶段、创造前提条件阶段（又称起飞前的准备阶段）、起飞阶段、走向成熟阶段、高额群众消费阶段和追求生活质量阶段。在这六个阶段中，罗斯托特别重视“起飞阶段”，认为这是经济发展过程中最重要、也是最困难的阶段。起飞是一种工业革命，即指生产方法、经济和社会的结构在性质上而非程度上发生重大的变化，各种束缚经济成长的力量被最终消除，经济走上持续增长之路。[参考自童星：《发展社会学与中国现代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467至103页。]罗斯托的经济成长六阶段虽然存在用线性发展模式机械解释不发达问题的局限，但其对结构转型、制度创新在后发现代化国家从量变向质变“腾跃”中的作用的重视仍具积极意义。
而在助推国家起飞的诸多动力中，大众传媒准确及时的信息传播、强有力的议程设置、广泛的精神动员、适时的舆论引导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一项。这正如施拉姆在强调信息传播对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性时指出的，有效的信息传播可以对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贡献，可以加速社会变革的进程，也可以减缓变革中的困难和痛苦。上文评介的11篇探索研究型报道把敏锐的触角探入经济社会的各个深处、痛处和难处，以割肉剔骨的魄力和勇气，把一个个鲜活又触目惊心的典型案例说深了、讲透了，力求找到解决问题的根源，消除各种束缚经济成长的阻力，在全社会形成一股改革创新的共识与氛围，这正是发展中国家对经济报道特有的期望。当然，末了，还有一句完全不算多余的话是：就目前来看，这样的报道所占的份额还是太少，还需加大报道分量。
四、政策通达的组织传播
德国社会学家韦伯将组织定义为“一个为完成协作任务而进行的具有一定目的性的人际活动的体系”[Weber，Social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s，p.151.转引自（美）斯蒂文·小约翰著、陈德民、叶晓辉译：《传播理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546页。]。这个定义突出了组织是一个具有行动目标的人际团体的特点。“与其他社会结构一样，组织也是由个人的行为及其相互作用产生的。人们在依赖诸如角色、规范、规制等组织资源来引导其行为的同时，不仅达到了个人和组织目标，而且再生了组织系统自身”。[（美）斯蒂文·小约翰著、陈德民、叶晓辉译：《传播理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560页。]在这个“组织再生”，即“组织建构”的过程中，组织传播是至关重要的孵化剂。组织传播是以组织为主体的信息传播活动，其总体功能是通过信息传递将组织的各部分联接成一个有机整体，以保障组织目标的实现和组织的生存与发展。[郭庆光：《传播学教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01页。]具体说来，组织传播建构组织结构时，有三个“隐喻点”[同20，第561页。]：第一个点是概念点，包括组织生活中的所有事件，在这之中人们做出决策和选择，由此限制组织中可能发生的其他事件；第二个点是执行点，即对决策和选择的正式形成和声明；最后是接受点，组织成员根据组织决策采取相应行动，这样，组织建构完成。
与组织传播强烈的功用性不同，大众传播指的是“专业化的媒介组织运用先进的传播技术和产业化手段，以社会上一般大众为对象而进行的大规模的信息生产和传播活动”[同21，第111页。]。可见，如果说组织传播的核心价值是为保证组织的行动目标和行动力服务，大众传播则以普适的大众需求为价值取向。按一般的理解以及实际情况看，组织传播与大众传播的分野通常是比较鲜明的，尤其是在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传播市场。但通过细读二十一年来中国新闻奖特别奖、一等奖榜单上的经济报道，笔者却发现相当数量的获奖作品在大众传播的同时，还部分承担了政策通达的组织传播职能，这也是与中国特有的后发现代化的报道语境高度相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