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总理温家宝多次在人民代表大会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向中外媒体坦言，中国的现代化工程任务之艰巨、时间之紧迫、形势之复杂前所未有，国家和人民都面临巨大挑战。改革开放以来是我国最集中精力建设现代化的时期，但困惑、争议、冲突也最多且一直不曾平息。2012年的“两会”前夕，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宁要微词，不要微机》，文章这样写道：“无论方案多么周密、智慧多么高超，改革总会引起一些非议：既得利益者会用优势话语权阻碍改革，媒体公众会带着挑剔目光审视改革，一些人甚至还会以乌托邦思维苛求改革。对于改革者来说，认真听取民意，又不为流言所动，既需要智慧和审慎，更要有勇气与担当。”[《人民日报》，2012年2月23日。]该言论一出即引起社会巨大反响，一些网络媒体在转载时更是将其中心论点提炼为更加醒目的“宁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机”。这固然可视为中央坚定改革信念的信号，但另一方面也暗示当前的改革又遇到了思想认识上的诸多分歧乃至阻力。应该说，经过多年的改革与思想解放，中国民众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心态都在成熟，承受力也在增强，正逐渐适应一个正在崛起的、举世瞩目而又压力巨大的大国（但还不是强国）国民的新形象。可是，我们也不能否认，民众的意识分化现象也非常突出，极端民族主义情绪、民粹思想、向“后”看的保守派、向“西”看的自由派都有一定的市场，新媒体技术的普及又常常会助长那些非理性的思想，在一定时空内掀起较大的舆情波动。经济报道对此应树立高度的社会主流意识和责任意识，搭建一个沟通政府与民众、互信互助、凝聚合意的有效平台。
在二十一届中国新闻奖特别奖、一等奖的获奖经济报道中，笔者找出了6篇针对国内外的不解或不利言论及时表明中国立场，缓解舆论压力的报道，它们分别是：新华社的《百家“三资”企业调查表明：在华投资大有可为》（1990年9月14日）、《中国日报》的《中国拒绝金融风暴登陆》（1997年7月27日）、《中国日报》的《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明传人民币贬值，实为投机谋暴利》（1998年8月30日）、《中国青年报》的《1503亿赤字预算意味什么》（1999年3月8日）、《中国日报》的《商务部官员：中国将继续成为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最大受害者》（2009年7月31日）和新华社的《从“芭比”到“苹果”：笼罩在数据迷雾下的“中国制造”》（2010年12月30日）。其中，《中国日报》的独家报道：《商务部官员：中国将继续成为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最大受害者》（原文见附录7-2）最令人印象深刻，它通过有力的数据揭示了中国所面临的严峻的国际贸易形势。报道发表的2009年，中国经济已开始显现复苏势头。而此前，由于经济危机，中国已经成为全球贸易保护措施的攻击对象，大家当时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是：中国是否会继续成为全球经济放缓的替罪羊？为此，记者独家专访了商务部公平贸易局副局长，对方做出了肯定回答，并指出“全球尤其是美国和印度将会对中国发起更为频繁的贸易保护措施”，而且相对“美国是对中国发起贸易救济措施涉案金额最大的国家”，印度“则是发起措施最多的国家”，“相比美国，印度的手法更加恶劣，因为印度针对中国的立案措施一直都是非常具有随意性的”。这些说法无疑非常具有新闻性，特别是有关印度的提法是当时国内媒体未曾报过的。[对《商务部官员：中国将继续成为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最大受害者》的相关评析参考自《中国新闻奖参评作品推荐表》，中国记协网，http：//news.xinhuanet.com/zgjx/2010-06/10/c_13343791_2.htm。]类似这样的报道相信能提高公众对经济全球化的辨证认识，以及对国家发展的关切。
第三，经济报道对经济生活中的新趋势、新动向的敏锐捕捉，对典型经济人物、经济发展经验的科学总结，能调动公众的灵感智慧，激发创造活力，同时也帮助其积累经验、规避风险。
现代经济人格的核心是人的主体性、能动性。相比传统的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市场经济的一个有益贡献就在于打破了自给自足的生产流通局限，大大放松了对人的经济活动的行政钳制，为构筑人的主体性、能动性，创造了一个大工业生产、知识生产的现代经济环境，而人的积极性一旦释放出来，就会汇聚成强劲的生产力。因此，经济报道在进行一般事务性报道的同时，要更加留意经济生活中那些新兴的、带有趋向性的社会变动，尤其是在今天这个技术革命的时代，各种奇思妙想的背后往往蕴藏着丰富的创造潜力，把这些“苗头”、“火花”及时地报道出来，供社会交流探讨，为公众带来借鉴、启发。第四届中国新闻奖获奖作品《长江日报》的《武钢近7万人不再吃“钢铁饭”》（1993年2月10日）、第八届获奖作品《浙江日报》的《台州三千“党代表”活跃在股份制企业》（1997年12月30日）、第十一届获奖作品《湖北日报》的《按“智”分配造就亿万富翁》（2000年2月23日）、第十五届获奖作品《苏州日报》的《昆山31万农民刷卡看病》（2004年3月4日）、第十七届获奖作品《大众日报》的《兖州：2亿吨大煤田不挖了》（2006年11月13日）、第十八届获奖作品《大众日报》的《诸城农民迈进3公里社区服务圈》（2007年9月15日）和第二十届获奖作品《解放日报》的《短短一个月“拒资”十亿元》（2009年12月4日）是其中较为典型的代表。这些报道或者是捕捉到了重工业企业产业转型的尝试；或者是发现了新经济组织中党务工作的新领域；或者是预见到了知识财富的巨大可能性；或者是聚焦了地方政府在改善医疗、社会管理方面的新思路；或者是看到了政府对唯GDP的政绩观的可喜反思……无论反映的是哪方面的内容，上述报道在刊发当时无一例外都因其新鲜、给人启迪、促进观念变革而引发了十分积极的社会反响。
与报道新趋势、新动向一样，有关典型经济人物与经济发展经验的报道也很能体现勒纳“移情”的理论。可以设想，当第十九届获奖作品《郭昊东施工队巧绘北京奥运场馆“双唇”》（《宁夏日报》，2008年1月28日）的读者，看到郭昊东这位从西部大山深处走出来的打工头，居然能拉起一支纪律严明、技术高超，攻克下世界性施工难题的玻璃幕墙施工队伍，非但如此，他还积极组织家乡的劳务输出，带领乡亲共同致富时，人们——尤其是那些有着和郭昊东相近的生活经历和人生愿望，或许正踯躅在创业路上的人，很难不这样反身自问：“他到底是如何做到这一切的？换做我，我有他那样的品质，也能抓住机遇吗？我能从他身上汲取点什么呢？”前文多次提到的第二十届获奖作品《石家庄日报》的《栾城草农敢闹海》（2009年6月9日），因其生动地报道了栾城农民抛弃“等靠要”陋习，搏击商海，终于探出致富新路的事迹，引发了有与栾城相似的地理气候条件的周边县区的争先取经。其中的道理不言而喻，也是“移情”心理在发挥作用。
这对经济报道的启示除了上文论及的对社会生活的反映要灵敏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切实摒弃传统典型报道单面人、一好百好、不可亲、难效仿的沉疴宿疾，相反，应该真正写出人物的命运和人物的内心世界，让受众既为他们的精神风尚所感召，更能从他们身上借鉴到从事经济活动的经验，汲取教训，提高防范风险的能力。这才是经济类典型报道应该追求的价值。
第四，经济报道对违法乱纪行为的舆论监督有利于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为市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同时，还能对培育公民的法制意识、商业伦理产生积极影响。
不过，毋庸讳言，长期以来，我国新闻传媒舆论监督报道的分量和实际效果与社会的呼声还存在一定距离——这不足经济报道如此，其他类型的报道也存在这个问题。就拿本书收集的获二十一届中国新闻奖特别奖、一等奖的49篇经济报道来说，对经济发展中出现的违法、违纪或违背民意的不良现象及行为进行舆论监督的报道只有8篇，仅占16%，他们分别是：新华社的《菜价追踪》（1994年4月12日）、《武汉晚报》的《看个“咳嗽”要掏1065元》（2002年8月10日）、新华社的《五河：城市贫民背不动豪华广场》（2003年8月26日）、《浙江日报》的《医药代表向“老百姓”下跪》（2003年2月25日）、《湖北日报》的《改善湖北投资环境》系列报道（首发于2004年6月18日）、《科技日报》的《政府软件采购问题追踪》系列报道（首发于2004年11月26日）、《宁夏日报》的《中铁三局丢了宁夏市场》（2005年10月10日）和《东方早报》的《甘肃14婴儿同患肾病？疑因喝“三鹿”奶粉所致》（2008年9月11日）。仔细分析一下，在这不多的舆论监督报道中，又以反映民生领域的问题居多，反映财经、产经相对较“硬”的经济领域的问题只有《改善湖北投资环境》系列报道和《政府软件采购问题追踪》系列报道两例。个别稿子，比如，《中铁三局丢了宁夏市场》还有变监督为表扬之嫌。因为报道尽管也批评了中铁三局严重拖欠农民工工资，但更是意在称赞宁夏自治区交通厅的秉公执法：中铁三局为此受到了停牌处罚，取消其两年内在自治区公路建设市场的投标资格。于是，坏事瞬间变成了好事，主旋律的调子也接上了，可公众会深问：拖欠的工资到哪儿去了？其中会否存在贪污腐败行为？应该具体由哪些人、哪些部门承担相关责任、接受行政乃至司法审查？如此不甚了了的舆论监督能起多大的警示作用呢？
虽说不能单纯看数字，但数字确也能够透露出不少信息。16%，这个偏低的数值有待更大范围的样本验证，却与民众普遍感觉的舆论监督不够有力，尤其是敢碰硬的、有分量的舆论监督不够有力的印象吻合。个中原因很复杂，既有既得利益集团的钱权交易、强力压制，也与部分主管部门对舆论监督的积极效应认识不深有关。所以，相比表现进步、发展主题，更能体现以正面报道为主的宣传方针的讴歌、颂扬式报道，暴露矛盾、缺点，甚至对抗的舆论监督报道也就只能充当点缀的作用了，无法占据更重要的位置。
正面报道为主的舆论引导方向当然是必须坚持的，但也必须给社会矛盾留出必要的表达空间，这二者之间应该有一个不过分偏颇的比例。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也是诚信经济、互赢经济，如果不对那些有违上述市场经济核心价值观的行为及其主体及时曝光并依法处置，势必暗示社会公众重回传统文化中的关系、人情、裙带、等级、“厚黑”等落后观念，从中找寻行动的精神支柱，而这显然是与现代经济人格格格不入的。
百年的中国现代化是一个浩繁的世纪工程，其特有的国情，以及所处的特殊的历史时代环境，更加添了这一工程的艰巨性、挑战性。作为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的重要的信息传播活动，经济报道为国家现代化进程“鼓与呼”的方式与途径是多方面的，也是全方面的——所谓重视经济观察的非经济视角和非经济现象的经济视角，大抵就表达了这层含义，也加深了我们对传媒是现代化“奇妙的发大器”、以及触发现代人“移情”人格的能动印象。由是，经济报道的发展空间的确是大有可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