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历史上曾经是一个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市场经济极不发达。传统的自然经济模式铸塑了与之相适应的经济人格，如不思进取、安于现状、知足常乐、贵义贱利、闭关锁国、怕担风险等。建国后，虽然我们曾对传统封建意识展开批判和清算，但并没有从经济体制、管理体制等方面采取相应的措施。加之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在很长一段时期采取了一大二公的计划经济模式，不仅没有从根本上摧毁那些消极负面的传统人格，相反，那些消极负面的传统人格还被冠以新的标识在计划经济模式中得到保护和强化。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就是要把各个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相对独立的生产者和生产单位推向市场，通过市场经济的利益机制和竞争机制，激发人们全面地改善和增强自身的身心素质，合理地配置资源，在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中求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从而建构起与之相适应的现代经济人格，为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和社会转型提供强大的心理能量。因此，马克思在揭示人类社会经济人格发生发展的规律时说，近代意义上的经济人格，是同市场经济的兴起和繁荣联系在一起的。[参考自蒋先福：《试论邓小平经济人格思想的理论贡献》，《长沙水电师院社会科学学报》，1993年第3期。]
那么，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经济人格具体包括哪些内涵呢？这方面很多学者的论述都给人启迪。借用孔凡芳、陈振勇在《市场经济人格美的塑造与诚信》中的论述可归纳出以下六大特征：1、协调意识；2、竞争意识；3、健康的心理素质；4、社会公德意识；5、民主意识；6、批判意识。[孔凡芳、陈振勇：《市场经济人格美的塑造与诚信》，《经济论坛》，2004年第19期。]同时，新世纪以来风起云涌的知识经济还进一步丰富了现代人格的内涵，因此还可补充四点：1、终身学习意识；2、创新意识；3、世界视野；4、可持续发展观念。[参考自李菊花、李志友：《试论知识经济时代下现代人格的塑造》，《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4年6月。]
美国社会学家、心理学家阿历克斯·英格尔斯（Alex Inkeles）在其著名的《人的现代化》一书中这样写道：“当今任何一个国家，如果他的国民不经历这样一种心理上和人格上的向现代性的转变，仅仅依赖外国的援助、先进技术和民主制度的引进，都不能成功地使其从一个落后的国家跨入自身拥有持续发展能力的现代化国家的行列。”[（美）阿历克斯·英格尔斯，殷陆君编译：《人的现代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转引自任巍巍、肖毓：《人格现代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度探索》，《广西青年干部学院学报》，2009年1月。]确实如此。纵观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三十余年，市场经济建设也搞了二十年，但具备上述现代经济人格的国民新形象并未完全而广泛的确立，相反，却出现了严重的拜金、低俗、贪腐、潜规则盛行、诚信缺失、社会冷漠、公德私德双双滑坡等诸多令人担忧的现象——虽说欧美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史远比我们的时间跨度大，而且在发展的不同阶段也有和我们类似的问题，但关键是当前世界经济社会的发展格局已经无法给我们留出充裕的历史空间，因而中国的现代化只能是后发式的、追赶式的现代化，这就迫使中国不得不在一种只争朝夕的压力下去完成市场经济背景下的人格重建，也即市场经济背景下的人的再社会化。为此，有学者提出四条对策：1、法制导向——政府要在法律范围内科学、规范地发挥其管理经济、服务经济的职能，建立市场的“游戏规则”，对于违规者，特别是违反公共道德的行为予以严惩；2、政策导向——公共政策的稳定性是经济持续发展的保障，也是预防和治理再社会化偏差的重要因素；3、传媒导向——在现代社会，传媒是社会公众的代言人和社会文化的传播者，具有倡导和传播市场观念，解释和宣传社会主体文化，确立有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社会精神体系的强大影响力；4、教育导向——社会化本质上是一个社会“教化”过程，政府应通过各种途径，尤其应注重借用传统文化资源向社会成员进行公共意识教育，树立“重名誉、守信用、讲人伦、循法规”的信念。[参考自孙嘉明：《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实现人格重建——谈人的再社会化及其对策》，《社会科学》，1993年第8期。]
由上我们看到，在现代经济人格的型塑中，传媒作为一支重要的力量，为社会所期许。
三、经济报道与市场经济下的人格转型
经济报道以报道经济领域的社会现象为己任，在信息传播的同时，不断地把有关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价值观念、商业伦理、法制精神等“奇妙”地“放大”出去，为社会构建一幅现代经济生活“实景”，有助于广大公众把一种健康的经济生活观念和方式“移情”到自己的社会实践中，从而推动市场经济下的人格转型。对于这方面的研究，目前国内还较少关注，业界也普遍缺乏自觉意识，所以，通常情况下，社会各界对经济报道的评价还是基于信息传播或者舆论引导层面，几乎没有关联到现代经济人格这一社会学、心理学层面。在此我们不妨借鉴发展传播学有关人的现代性的理论，重新打量以中国新闻奖获奖篇目为代表的二十一年来的经济报道，或许我们能获得一个崭新的评析视角，同时更能提高我们对经济报道社会职能的认识。
首先，经济报道对经济学知识、常识的传播、普及，能提高公众对各种经济现象的认知水平，增强其独立分析、理性处理身边的经济事务的能力，不至于因无知而与社会脱节。
事实上，中国较长时间的快速发展大大强化了民众的经济主体意识，每个人都需要独立地为自己的经济行为负责，同时社会财富的积累也达到一定规模，投资理财已经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在这种情形下，很难想象一个人完全不懂经济、不和经济打交道，即使不懂，他也会主动去摄取相关信息，市场上教人如何炒股、“炒基”的“宝典”、“秘笈”一再热销，正是这种社会需求旺盛的明证。此外，我们还注意到，越是学历高、职位高、收入高的“三高”人群，越是渴望了解经济知识。他们行动力强，是现代社会稳定的中间阶层，是经济报道真正的优质受众，和经济类媒体真正的优质用户，中国也正是以他们为主流带动整个社会的人格转型。因此，经济报道要悉心研究这些受众的心理，高度重视知识在构建现代经济人格中的基础性作用，根据报道实际，除了有意识地多开辟相关专栏、专版、专题做专门的讨论外，还应特别注意加大知识性背景资料在报道中的比重和地位。
获第十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的通讯《1503亿赤字预算意味什么》（《中国青年报》，1999年3月8日），针对当年中央政府的财政赤字创成立新中国近五十年来最高纪录进而引发社会担忧的现实，专门从政府部门和学界邀请了三位专业人士就“什么叫财政赤字”、“财政赤字会诱发通胀吗”、“赤字财政如何拉动经济”、“赤字底线知多少”等问题回应了社会关切，同时也就相关经济学知识做了一次有益的科学普及。
当然，像这类主旨单一，就为解释一个经济学问题的报道，其数量是有限的——毕竟新闻有新闻的文体规范，它不是知识小品文，对经济学知识的介绍更多的还是以新闻背景的方式、以增加新闻厚度为目的，杂糅在具体事件的报道中，然而，这一点恰是我们的报道者做得很不够的。天津《今晚报》1996年3月12日采写的《重新评估国资增值3.5亿元》（原文见附录7-1）报道了中美合资的天津奥的斯电梯有限公司中国投资方，在外方增资扩股时，依法并按照国际惯例提出对企业重新进行资产评估，评估后国有资产合理增值3.5亿元。这则新闻在当时已经比较严重的国有资产流失的背景下被报道出来，具有非常突出的正面示范效应，社会影响深远，因而荣获第七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但白璧微瑕之处是报道的信息量还是薄了些，没能借助文本自身的表达框架把事件的重大意义传达出去。换句话说，一位非业内人士的普通读者，如果不是另请一位行家来解释点拨一番，光凭这条新闻字面上的信息，恐怕无法参透该报道获奖评语中所谓的“重大意义”。新闻传播的基本功能原本就在于减少信息的不确定性，假如一条新闻报道出去，却还需要二次解读才能解惑释疑，其传播效率必受影响。那么问题出在哪儿呢？笔者分析发现，记者的消息源比较单一，只来自一位中方股东谈判代表，报道的重点也只限于国有资产终获增值的结果上。国有资产流失严重这个不可或缺的社会背景只一句话带过；中方对外方的核资办法不予接受，提出应该依照我国颁布的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重新评估资产并据此计算增资额的必要的知识背景也只一句话带过。如此一来，大多数属于“圈外人”的读者的阅读感受可能是漠然的，缺乏对问题严重性的共鸣，保护国有资产的社会舆论大抵也就难以被唤醒。而那些有保护国有资产意识却不甚了解如何保护的读者，大抵也会觉得不解渴，对他们而言，光夸赞结果是不够的，过程更值得关注。我们时常有感于发达国家的经济报道总是很有本事写得比我们厚重、立体、专业，也颇赞赏外媒报道中随处可见的“跳笔”，腾挪闪回，有机地把历史（即新闻背景）与现实（即动态信息）勾连在一起。其实只要我们像西方记者那样稍稍多一点知识、背景的意识与文本表现技巧，经济报道就能在“一层皮”上“站起来”，而公众的认知、情感、态度和行为才有可能发生理想的转变。
其次，经济报道对国家经济形势、经济政策的准确理解和有效传播，对国际国内重大经济变动的及时回应、深入阐释和必要澄清，能改善公众对国情、对国家发展环境与发展阶段的认知结构，增强公众亲社会而非反社会的心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