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王明年谱简编
（1904—1974年）
1904年（诞生）
5月23日出生于安徽省金寨县的一个贫民家庭。原名陈绍禹。
其父陈聘之，是一位没有固定职业、生活贫苦的城镇贫民，曾参加过苏区革命工作，数次被敌人逮捕。其母喻幼华是位乡村妇女，生育二男三女。王明为长子。
大姐陈先民早逝。大妹陈觉民、二妹陈映民、弟陈绍炜参加苏区革命工作，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有的还参加了红军，有的去了延安。
1909年（5岁）
由当过私塾先生的父亲陈聘之为其启蒙。
1911年（7岁）
春 跟外叔祖父喻南森读私塾。
1914年（10岁）
春 跟绰号“杨扒皮”的私塾先生读书。
1915年(11岁）
春 在毛树棠的私塾馆读书。
1918年（14岁）
冬 在漆陶庵的私塾馆读书。
1919年（15岁）
夏 进入当时河南省固始县的志诚小学上学，受到詹谷堂等老师教育。
1920年（16岁）
夏 考入设在六安县的安徽省立第三甲种农业学校。受到沈子修、桂月峰、朱蕴山、钱杏邨等师长的教育。王明专心读书，学习成绩优异。
冬 跟随“三农”同学参加六安学生开展的抵制日货运动。
1921年（17岁）
6月3日跟随“三农”同学参加声援“六·二”运动。
秋 跟随“三农”同学参加反对省议会三届贿选。
1922年（18岁）
夏 跟随“三农”同学参加驱逐县知事骆通的运动。
1924年（20岁）
年初 安徽军阀政府下令撤换沈子修“三农”校长职务，任命刘先黎为校长。刘一上任就用武力镇压学生，遭到多数同学反对。王明站在刘先黎一边。
夏 从安徽省立第三甲种农业学校毕业，考入国立武昌商科大学。受到李汉俊等进步教师的教育与影响。
9月 同詹禹生等人发起并成立“豫皖青年学会”，任事务部主任。
冬 参加商大安徽同学会，并任该会会刊《皖光》编辑。
寒假 回到家乡金家寨组织成立了“豫皖青年学会”，宣传马列主义，组织革命运动。
1925年（21岁）
2月底 积极参加驱逐商大校长屈培兰的革新运动。
5月1日 在《皖光》杂志上发表《安徽的学生》、《反对和免除贵族专利的现代学校教育》和《恋爱真谛》三文。
5月10日 在《商大周刊》第3卷第5期上发表《革新运动中所得之经验》、《三种不同的面目》、《革新运动后之最近简单希望》三文。
5月27日 撰写《社会、社会学、社会科学、社会问题、社会主义底浅释》，12月发表于武昌商大《社会科学研究》第1集。
6月1日 在武汉三镇青年学生掀起的支援“五卅”运动的反帝浪潮中，被商大学生选为出席武昌各校学生代表大会的代表。
6月 被选为武昌学生联合会委员和湖北青年团体联合会执行委员。
夏加入共青团，又经许鸿介绍参加中国共产党。后参加中国国民党，担任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宣传干事。
10月28日 同俞秀松、伍修权等60余人，作为第一期国内第二批赴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由上海起程，于11月23日到达莫斯科。
11月末 莫斯科中山大学举行开学典礼。同命秀松、董亦湘、刘少文、西门宗华、庄东晓、李培之、傅胜芝等十几人，一齐进入培养速成翻译的俄文班学习，由此开始结识米夫。
1926年（22岁）
春 在旅莫支部的辩论会上，与支部负责人任卓宣展开辩论，显露出能言善辩的才华。
9月初 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组织“学生公社”改选，当选为学生公社主席。
1927年（23岁）
1月 作为米夫的翻译，随同联共（布）宣传家代表团回国，并陪同米夫到了广州、上海、武汉等地。
4月27日至5月9日以米夫翻译的身份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5月至6月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
6月8日以“绍禹”笔名在《向导》第5集第197期发表《英俄断绝国交问题》一文。
6月15日以“绍禹”笔名在《向导》第5集第198期发表《中国革命前途与革命领导权问题》一文。
6月16日在武汉中共中央驻地参加米夫和陈独秀的谈话。
7月15日前夕随同米夫从武汉返回苏联，8月份到达莫斯科。
3月协助米夫利用学校“教务派”与“党务派”的纷争控制了中山大学的权力，米夫正式升任中山大学校长，王明也进一步得到米夫的赏识，并在米夫的扶植下开始形成以王明为首的教条宗派。
9月中山大学第一期学生毕业，留校做翻译工作。
年末诬陷俞秀松、查亦湘、周达文等组织了反动的“江浙同乡会”。
1928年（24岁）
5月16日为《武装暴动》一书写序言。
6月中旬在斯大林与瞿秋白、李立三等中国共产党负责人谈话时担任翻译。
6月18日至7月11日作为工作人员（秘书处翻译科主任）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还为未离开莫斯科的“六大”代表专门作了《关于江浙同乡会问题》的报告。
11月17日撰写《广州暴动纪实》
1929年（25岁）
3月上旬由莫斯科回到上海。
4月 由中央组织部分配到中共上海沪西区委做宣传工作。
7月底 调到中共沪东区委任宣传干事，在区委书记何孟雄领导下工作。
9月1日 中东路事件发生后，陈独秀连续给中共中央写了三封信，不同意中央提出的“武装拥护苏联”的口号。王明以韶玉笔名在《布尔塞维克》第2卷第10期上发表了《论撒翁同志对中东路问题的意见》一文，完全否定陈独秀在中东路问题上的某些合理主张，成为批陈的先锋。
10月12日 以韶玉笔名在《红旗》第48期发表《英美联合和平宣言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一文，宣扬反苏战争已开始，第二次世界大战将爆发的“左”倾观点。
10月17日 以慕石笔名在《红旗》第49期发表《最近政局与拥护苏联》一文，以国际、国内和中东路事件来分析反苏战争严重性。
10月 调中央宣传部任《红旗》报编辑。
11月7日 以慕石笔名在《红旗》上发表《准备着应战》和《太平洋会议的内慕——赛狗会》两文，把10月25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发表的《中俄交涉破裂声明书》，评为“无异于是帝国主义国民党，正式大举进攻苏联的宣言书”；把第三届太平洋会议骂为“赛狗会”。
11月10日 以慕石笔名在《红旗》第52期发表《六万劳苦群众的武装斗争》一文，支持北京人力车夫等劳动群众的英勇斗争。
11月13日至16日以慕石笔名在《红旗》第53期发表三篇文章，在《进攻苏联与瓜分中国》与《太平洋会议的总结》两文中，围绕中东路事件，论述进攻苏联与瓜分中国的道理；在《与一个工人同志的谈话》一文中，宣扬中国民主革命必须反资产阶级的“左”倾观点。
11月20日 以慕石笔名在《红旗》第55期发表《第二次太平洋劳动会议的总结》，支持在苏联海参崴召开的这次会议。10月15日，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11月15日又作出了《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决议案》，在全党开展了反取消派的斗争。他以慕石笔名发表《反对派还是反动派！？》一文，表示支持。
11月23日 以慕石笔名在《红旗》第56期发表《两个策略与两个政纲》，指出党的六大提出的十大要求与取消派近日提出的四大要求是两种原则不同的政纲。在《党的主要实际政治危险，究竟是什么》一文中，错误强调党的主要实际政治危险是右倾。
11月27日 以慕石笔名在《红旗》第57期发表《论陈独秀》一文，既批判陈独秀的取消主义，又全面否定了陈独秀。
11月30日 以慕石笔名在《红旗》第58期发表《以革命联合回答反革命联合》、《第三次暴动与“第四次暴动”》、《调和倾向与调和派》三文，强调中东路事件需要以革命联合对付反革命联合，鼓吹上海工人需要进行第四次暴动，错误地把在反对取消派斗争中某些同志的不同意见打成调和倾向和调和派。
12月4日 以慕石笔名在《红旗》第59期发表《西北问题解决后》一文，驳斥戴季陶的看法，指出只有消灭军阀制度才能最后解决军阀混战问题。同期还以慕石与石的笔名发表《哈尔滨群众反日拥俄大示威的意义》和《检阅我们的工作》两文。
12月5日 以慕石笔名在《布尔塞维克》第2卷第11期上发表《广州暴动二周年纪念》一文，按照城市中心论观点评述广州起义，鼓吹广州起义的成功就是社会主义转变开始等“左”倾观点。
12月7日 以慕石笔名在《红旗》60期和67期（1930年1月4日）发表《极可注意的两个农民意识问题》。
12月11日和18日 以慕石笔名在《红旗》第61期、第62期发表《“中俄和平交涉”与进攻苏联战争》和《“中俄和平交涉”的现状与前途》两文，宜传中俄关于中东路的谈判绝不会解决问题，反而会使进攻苏联瓜分中国战争更趋紧张。
12月11日至28日 以慕石笔名在《红旗》第61期至65期上发表了《广州暴动与中国革命性质问题》、《军阀战争与取消派》、《没有一个好东西！》、《为那一种“民主政治”而战？》、《阎张等通电后的政局》等五文，批判取消派否认广州起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宣扬军阀战争是实行统一中国的战争，空喊为“民主政治”而战。同时文章中也暴露出否认不同敌人的差别，拒绝利用敌人矛盾等“左”倾观点。
12月20日 以慕石笔名在《红旗》第63期发表《唐山五矿工友的斗争》。
12月22日 以慕石笔名在《布尔塞维克》发表《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工作——苏联的五年经济计划的研究》。
1930年（26岁）
1月1日 以慕石笔名在《红旗》第66期发表《一九二九年的中国》，认为本年是中国革命的一年。
1月4日 以慕石笔名在《红旗》第67期发表《“狐狸尾巴都露出来了！”》一文，揭露国民党政府撤销“领事裁判权”的骗人把戏。
l月8日 以慕石笔名在《红旗》第68期发表《反对两个严重错误的倾向》，评述党内存在着否认或忽视中国资本主义之发展的倾向和现阶段中国革命中存在着社会主义革命成分的倾向。
1月11日 以慕石笔名在《红旗》第69期上，以河南的灾情与战祸来论证《军阀战争的“成绩”》和《为什么反对派要自称“列宁主义布尔塞维克”？》两文。
l月12日 出席上海工联在英租界垃圾桥附近召开的一个布置年关斗争的会议时被捕，被押在英租界老闸捕房，后转到提兰桥监狱。为获释竟让看守到中央秘密机关送信，暴露了党的秘密机关，造成一些机关大搬家。
2月18日 由于没有暴露身份而获释。出狱后向党中央写了报告，承认让巡捕房看守送信是错误的，但又竭力为自己开脱。
3月16日 党中央查明事实真相后，给他写了信，指出他的重大错误，宣布给以党内警告处分。并撤换他在中央宣传部和《红旗》报的工作职务，调到全总党团任秘书和《劳动》三日刊编辑。
3月26日 以韶玉笔名在《红旗》第87期发表《再论反富农问题——富农问题的严重》一文，用“左”倾观点观察苏区问题，夸大富农问题严重性，错误批评苏区同志的所谓“富农意识”。
4月10日 以兆雨、玉、石、慕的笔名在《劳动》第28期上发表《南京四三惨案的意义与教训》、《加紧准备“红色的五一”！》、《“四·一二”与蒋介石》、《汉口蛋厂的同盟罢工》等4篇文章，反对蒋介石，支持工人斗争，也宣扬了一些“左”倾观点。
5月1日 以石的笔名在《劳动》第30期上发表《要饭吃！要工作！要土地！》和《援助英日同盟罢工的兄弟们》两文。
5月14日 以兆雨和石的笔名在《劳动》第31期上，发表支持《上海水电工人的同盟罢工》和应区别《“赤俄”与“白俄”》的文章。
5月15日 在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一个月后，在《布尔塞维克》第3卷四五期合刊上，同时发表了李立三的《新的革命高潮前面的诸问题》和以兆雨为笔名的《目前军阀战争与党的任务》两篇重要文章。这两篇文章都是这个时期“左”倾冒险主义的代表著作。
5月17日至24日 以韶玉笔名在《红旗》第102至104期发表《为什么不组织雇农工会？——农民意识——尤其是富农意识作怪》一文，该文按照资本主义国家模式，要求中国的苏区组织雇农工会，谁如不同意就给谁扣上“富农意识”的帽子。
5月23日至27日 以兆雨、玉、石的笔名在《劳动》第32期发表《上海水电工人同盟罢工胜利的意义与教训》、《一个笑里藏刀的危险口号》、《怎样准备五卅工作》、《国际劳工局与国民党》、《上海水电工人同盟的胜利》等五篇文章，称上海水电工人同盟罢工取得了胜利。
6月7日 以石的笔名在《劳动》第3期发表《与印度安南兄弟们共同行动起来！》一文。
6月21日 以韶玉的笔名在《红旗》上发表了驳斥敌人诬蔑的《什么是“流氓”与“匪”》的文章。
7月2日 以韶玉笔名在《红旗》第115期上发表《“没收地主阶级的一切土地”——还是“没收一切土地”》一文，坚持“没收地主阶级的一切土地”的口号，驳斥“没收一切土地”的错误主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