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苏联莫斯科进步出版社用中文和俄文同时出版了《王明诗歌选集》（1913—1974）。这本496页的诗歌选集共收录了王明1913年到1974年写作的诗歌399首。孟庆树在为该书写的前言中说：王明“从9岁开始写诗，到15岁时，诗的内容已颇丰富优美”。
平心而论，王明的政论文章写得尚流畅，而王明的诗歌却缺少韵味。虽然偶尔也出佳作，但大多是干巴巴的说教或是一些打油诗类，使人感到这位有近400首诗作的作者颇缺少些诗人的气质。至于那些恶毒攻击党和毛泽东的“诗歌”，实际上是赤裸裸的谩骂。
王明的诗歌中，很大一部分是他到苏联以后，为发泄他对党和毛泽东的不满而写的。因此，人们看后总觉得里面有后造之作，不少是进行后期加工的，有的是蓄意提前诗歌写作时间，有的是重新修改了某些诗句，有的是在苏联写的却又标明是在国内写的。王明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证明自己早就识透了毛泽东，而且从历史上就与毛泽东进行着斗争，自己确实是“正确路线的代表”。
因此，在研究王明一生时就出现了这种情况：评价王明的言行时可以参考他的诗歌，但又不能不加分析的盲目运用。
按照《王明诗歌选集》中收录的诗歌，好像王明早在共产国际工作期间，就开始反对毛泽东的主张。如《惊人之计》是王明1936年初写于莫斯科的一首五言律诗。诗中写道：
喜能通电讯，阅报令人惊。
唯有悲观气，竟无抗日心。
红军争北上，指导要东征。
急电说原委，南旋计不成。
这首诗的注中说：“毛泽东等从瓦窑堡电国际称：吃不惯小米，决定红军向山西东征，以便回南方去。季米特洛夫和我均甚惊奇，急发电指明须坚持北上抗日政策，东征南旋，师出无名，政治不利，毛泽东等不听忠告，仍突然东征，直到黄河边为晋军所阻，不能渡河，刘志丹同志又被炮击牺牲，始放弃南旋计划。”
了解中共党史的人们都知道，红军东征并不是“吃不惯小米”和为了“回南方去”，而是为了发展革命根据地和推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是为了逼蒋抗日；东征军也并不是“为晋军所阻，不能渡河”，而是于1936年2月20日从沟口、河口等地突破黄河天险，摧毁阎锡山晋军的三道封锁线，转战晋西、晋南、晋东南和晋西北的广大地区，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东征的结束也并不是军事上的失败而被迫撤回，而是国共两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协商有了进展，阎锡山经与中共密谈，也发出了“守土抗战”、“迎共抗日”的表示。因此，中国共产党于1936年5月5日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结束东征，并将“反蒋抗日”的口号改为“逼蒋抗日”。
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的路线、方针与王明在共产国际期间的思想转变并不矛盾，1949年3月王明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检查中也表示：“我在（莫斯科）确未反对毛”。联系到王明在《中共五十年》中对毛泽东在东征问题上的“错误”的“批判”（第32、第33页），人们就可以发现，所谓“写于1936年初”的《惊人之计》，实际上是为了配合《中共五十年》中对毛泽东的攻击，写于70年代。
人们可以不因为王明自己标明“写于1936年初”的这首诗，就否定他在共产国际期间对于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所作出的贡献，但人们倒可以从王明“后造诗歌”的行为，看出王明在晚年为了反对党和毛泽东，所采取的用心和手段。
《王明诗歌选集》中有标明写于1940年10月的《亲***的汉奸路线》一首诗，诗中说：
德意日苏盟何自？
联汪联日费疑猜。
座谈登报横行者，
国际中央安在哉？！
愿作汉奸缘底事，
策同托派胡乱来；
野心斗禹超斯季，
马列离开路线歪。
王明还在诗下注明说：“毛泽东主张在国际上实行德、意、日同盟路线，在中国实行联日联汪反蒋的统一战线，并宣布他‘不怕别人骂他实行亲***的汉奸路线，也不怕做汉奸’。”
当看到王明在这首诗中把毛泽东比作“汉奸”，称党中央的路线为“汉奸路线”时，人们或可重温一遍王明1940年5月3日作的《学习毛泽东》的讲演。人们无法相信一个人在同一时期对同一个人的评价会如此相反。如果王明的这首诗果真写于1940年10月，那就表明王明很早就对党采取两面派手段。
在这首诗之前，《王明诗歌选集》中还有一首标明写于1939年底的五律：《新民主主义论》（评毛泽东这篇论文的根本错误）。诗中说：
新民主主义，理论自托陈。
资革成功后，资行社不行。
苦心劝其改，怒意流于形。
列义被修正，前途迷雾存。
在《学习毛泽东》这篇讲演中，王明则称：“《新民主主义论》不仅是中国现阶段国家问题的指南，而且是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关于建立革命政权问题的指针，同时也就是对马列主义关于国家问题的新贡献。”
从《中共五十年》中大段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攻击和对毛泽东主张实行一条“亲***的汉奸路线”的谩骂来看，王明的这两首诗实际写作时间也极有可能是70年代。
《王明诗歌选集》中，也有一些是歌颂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诗作，如：1956年7月，宝成铁路全线通车后，铁路将祖国的西南地区和其他地区连成了一体，“蜀道难于上青天”的局面得到了根本改变。王明得知这一喜讯后，写了一首《蜀道不再难》：
犹忆当年过陕川，
剑门秦岭半青天。
宝成铁路通车日，
蜀道从此不再难。
西北西南近咫尺，
成渝成宝接苏联。
青山李白闻消息，
斗酒定将诗万篇。
1957年10月15日，武汉长江大桥建成通车，使京广线畅通无阻。王明闻讯，写了一首《三镇两山跨一桥》：
长江早已非天堑，
空有机航水有船。
陆运艰难三镇隔，
龟蛇武汉一桥连。
1959年10月1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周年之际，王明写了一首七律《建国十年》：
创建新华已十年，
人民干劲直冲天。
誓将弱土变强国，
决把穷乡变乐园。
大计指挥凭共党。
无私援助首苏联。
帅旗四面迷途引，
荡产倾家亿众难。
中苏两党关系发生变化以后，王明的一些诗歌开始赤裸裸地攻击和诽谤毛泽东，那些谩骂性的语言，已经毫无诗意了。
有趣的是，王明在《中共五十年》中曾专列一节来批判毛泽东的诗词。他说：
“毛泽东在四十年内（从1920年到1960年）写了三十七首诗词，其中没有一首是歌颂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党、工人阶级的；没有一首是反映工农兵生活的；也没有一首是颂扬社会主义大家庭、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反帝民族解放运动和争取和平运动的；没有一首是用来纪念英勇牺牲的党内外无数革命者和民族英雄的。甚至在关于红军《长征》的诗中，他完全没有表达出长征的政治、军事和历史意义，完全没有反映出以下基本事实，即在长征期间英勇善战和克服重重困难的红军，是工农的红军，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他只不过是把《长征》描绘成了令人开心的游山玩水。”
王明还认为；“他的很多诗词的内容是不堪入目的：有一些诗词渗透着封建君主主义思想，如《沁园春·雪》一词、《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一诗和《北戴河·浪淘沙》一词。其他一些诗词，鼓吹神秘论和迷信，如《送瘟神》、《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讲述死者灵魂升天的《蝶恋花·答李淑一》等等。……至于艺术形式，应当指出，拙劣、生硬、空洞、牵强附会、脱离实际和缺乏美好感受等等，是毛泽东这些诗的特色。”
恐怕任何一个读过毛泽东诗词的人，都不会同意王明对毛泽东诗词的这种“评论”；也恐怕除了王明，不会有另外一个人，像他这样完全不顾事实地用四个“没有一首”，来全盘否定毛泽东四十年间的所有诗词。只有像毛泽东这样亲自率领红军克服艰难险阻，胜利完成长征的人，才能写出《长征》这种史诗般的作品；也只有像王明那样远在异国的洋楼里吃面包的人，才能把《长征》说成是在“描绘令人开心的游山玩水”。
至于王明对毛泽东诗词艺术形式的指责，这里也无须多加评论。我们不必列出王明那些“拙劣、生硬、空洞、牵强附会”的谩骂之作，我们仅列出毛泽东和王明共同看到1958年6月30日《人民日报》报道江西省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的消息之后，俩人以这同一题材分别作的七律，来看看两者在诗词上的造诣，就会自有公论。
应当说明，王明的这首《消灭血吸虫的第一面红旗》，无论从内容上还是形式上，在王明的400余首诗词中，都属上乘之作；而毛泽东的这首《送瘟神》，则被王明称为“鼓吹神秘论和迷信”。
《消灭血吸虫的第一面红旗》
（王明，1958年7月7日写于苏联）
人体寄生畜体窝，
中间宿主靠钉螺。
百年为患从无已，
万众蒙殃莫奈何。
即是江山归共党，
岂容水草染沉疴；
政民医护齐斗争，
三载余江奏凯歌。
《送瘟神》
（毛泽东1958年读6月30日《人民日报》，“夜不能寐”而作）
其一
绿水青山枉自多，
华伦无奈小虫何？
千村薜荔人遗矢，
万户萧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万里，
巡天遥看一千河。
牛郎欲问瘟神事，
一样悲欢逐逝波。
其二
春风杨柳万千条，
六亿神州尽舜尧。
红雨随心翻作浪，
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
地动山河铁臂摇。
借问瘟君欲何往？
纸船明烛照天烧。
这两首同题材的诗，谁好谁劣，读者的眼睛是雪亮的，这里无需多加评论。
《王明诗歌选集》的出版了结了孟庆树一桩心事。1983年9月5日她病逝于莫斯科，也安葬于新圣母公墓。
王明和孟庆树的两个儿子仍留在莫斯科。他们没有像父母那样一直保留中国国籍，都加入了苏联国籍。大儿子王丹芝是位军人，同一位俄罗斯姑娘结婚。二儿子王丹丁，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毕业后，到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工作。他精通俄语，又会中文。苏联解体后，他辞职离开了工作十几年的远东研究所，弃文从武，开办了“天光中国文化中心”，教练俄国人学习中国武术。他一直未婚，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后曾回国探亲。也算是一种缘分，他在我国哈尔滨游玩时，曾在书店买了一本我们1991年撰写的那本《王明传》。
当笔者结束这本《王明传》的时候，愿意引用1935年10月毛泽东在《念奴娇·昆仑》诗词中的两句话作为结语：
千秋功罪，
谁人曾与评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