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9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李立三主持下通过《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标志着李立三为代表“左”倾路线在党中央占了统治地位。中共中央为贯彻6月11日决议召开了中央工作人员政治讨论会，王明、博古、王稼祥、何子述等4人，就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高潮与直接革命形势、一省与几省的政权问题和反右倾问题发表某些不同意李立三的意见，当即遭到李立三的压制，向忠发当场宣布撤销王明中宣部秘书职务。
7月10日 写信给党中央，继续坚持己见，就关于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高潮与直接革命形势、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反右倾等四个问题作了说明。李立三以中央名义给王明留党察看六个月的处分，给博古等三人严重警告处分。他马上给党中央写信，表示“我虽对中央这一决议有不同意见，但坚决拥护它。”
7月底 被分配到江苏省委宣传部秘书李初黎手下当干事。李初黎让易坚假扮他的妻子，在闸北横滨路住机关。
9月24日 党中央召开六届三中全会，纠正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王明写信表示拥护六届三中全会的决议，还表示接受中央派他到江西中央苏区工作的意见。
10月底 在刚从莫斯科回国的留学生沈泽民等人处，得知国际十月来信的某些精神与内容，从此改变对六届三中全会态度，并拒绝去中央苏区。
11月13日 王明、博古联名给党中央写信批评六届三中全会的“最大缺点是对立三路线没有充分揭露其机会主义实质”等等。
11月16日 中共中央正式接到《共产国际执委给中共中央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信》，立即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进行传达，并作出《政治局关于最近国际来信的决议》，表示“完全同意国际执委的这一封信”。
11月17日 王明、博古再次联名给党中央写信，标榜自己一贯反对“立三路线”，要求中央肯定自己的“政治意见是绝对正确”，提出撤销对他们的处分等三项要求。
11月下旬 经过半个月突击赶写，抛出六万言的《两条路线》意见书。其中没有批判李立三的“左”倾错误，反而批判了立三路线“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理论与实际”，大批了瞿秋白和六届三中全会的调和错误，提出新的“左”倾路线的理论与纲领。这实际上是一本王明阐发自己“左”倾思路和纲领的宣言书。
在王明带动下，全党出现了反“调和路线”的浪潮，提出了召开紧急会议的主张。
12月9日 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召集中央紧急会议的决议。
12月14日 以韶玉的笔名在《实话》第3期上发表了《立三路线与战后资本主义第三时期》一文，抢先把反“立三路线”和反“调和派”公开捅到全党。
12月中旬 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来华，首先会见王明。他得知米夫计划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和保举他上台以后，转而打击何孟雄、罗章龙等人。
12月16日。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敦促下，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取消陈韶玉秦邦宪、王稼祥、何子述四同志的处分问题的决议》。
12月22日 在米夫、王明等人的压力下，中央政治局发出第96号通告，承认三中全会及其后的中央都“站在调和主义立场上”，表示“必须引进积极反立三路线反调和主义的干部尤其是工人干部到指导机关”。王明仍抓住不放，列举它的“三个错误”，使中央无法工作。
12月25日 在米夫督促下，中央委派王明为改组后的临时江南省委书记。王明上任后就压制与打击何孟雄等人。
1931年(27岁）
1月7日 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一手包办下，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召开了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不择手段地扶持王明上台，压制不同意见，使王明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随后，又当选为政治局常委，掌握党的实际大权，从而使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统治党四年之久。
六届四中全会及其以后的中央在王明把持下，一方面提拔了那些支持他们的“左”倾教条主义者和宗派主义者到中央领导岗位，另一方面过分地打击了犯“立三路线”和所谓犯“调和路线”的错误的同志，并在“反右倾”的口号下，错误打击了何孟雄等同志。
2月10日 王明掌权后，立即正式出版《两条路线》一书，这是一本完全错误的反“右倾”的“左”倾机会主义的总纲领。它的出版标志着这个“左”倾总纲领在党内的开始贯彻。
5月9日 新的中央发表了《目前的政治形势及党的紧急任务》决议案，标志着王明“左”倾路线已经在实际工作中得到具体运用和发展。
9月下旬 由于赴莫斯科任职，而决定成立“临时中央”，指定不是中央委员的博古为负责人，然后报共产国际批准。以后，临时中央与博古积极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
10月18日 离沪赴苏。
11月7日 到达莫斯科，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他到苏联不久，就发起对在列宁学院工作和学习的周达文、董亦湘、俞秀松、陈郁等的批判。他还经常在中共代表团、共产国际东方部等处，召开批判李立三和“立三路线”的会议。
1932年（28岁）
3月 在莫斯科再版了《两条路线》，改名为《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加写了“再版书后”，补充了反“立三路线”和反罗章龙的斗争内容。
3月31日 在联共《布尔塞维克》第五六期合刊上发表《中国革命危机的加深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一文。
8月 同来苏联学习的两位同志谈话，要求他们要利用李立三，孤立“右派”陈郁，打倒托派周达文、俞秀松等人。
8月27日至9月15日 出席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二次全会，曾作了两次长篇发言（后整理为《中国革命运动的苏维埃阶段》）。在9月3日晚还担任大会主席，主持讨论库西宁和台尔曼的报告。
在这次全会上，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
10月 向到莫斯科学习的中国同志作了“关于第一次全苏大会的总结和民族革命战争”问题的报告。
11月7日 在莫斯科再次翻印《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
是年 还在《革命的东方》（俄文）、《共产国际》（俄文）等刊物上发表了《反对中共党内的李立三主义的斗争》、《苏维埃中国是开展土地革命和民族革命战争的根据地》、《国民党组织中国反革命势力的新策略》、《广州公社五周年和中国现状》等4篇文章。
1933年（29岁）
1月17日 以王明为首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的名义，发布了《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即《一·一七宣言》）。
1月26日 以王明为首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了《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即《一·二六指示信》）。
l月 在《共产国际》（中文）第2期发表《东北情形与反日统一战线策略》。
5月 在《共产国际》（中文）第6期发表《五卅事变八周年及中国现状》。
8月 在《共产国际》（俄文）第18期、中文第8期发表《中国红军底大胜利》。
9月27日 为《苏维埃中国》一书写引言。
10月27日 与康生联名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写信，并同时寄出了《红军须知》、《王明致巴比塞》等六个文件。信中提出了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1934年4月，中共上海中央局只对此信作了个别文字修改，即作为《中央致各省委、市委、县委的一封秘密指示信》向各地发出。
11月30日 在《共产国际》等杂志上发表《中国苏维埃区域底经济政策》。同日晚，在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三次全会的第六次会议和第二天上午的第七次会议讨论库西宁的报告时，发表了《革命、战争和武装干涉与中国共产党底任务》的长篇讲演。在这次会议上，被补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会后被指
定为共产国际出席职工国际党团委员，共产国际执委的拉丁美洲书记处主任。
是年 还在《共产国际》（俄文）第8期发表了《给亨利·巴比赛、罗曼·罗兰和巴黎反战青年代表大会全体代表的信》。
1934年（30岁）
l月 在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发表了《中国革命不可战胜》的演说。
2月21日 在《斗争》第64期上发表《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反帝与土地革命中的唯一的领袖》。
4月20日与康生联名给中央政治局写信，论述了过去在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等问题上存在的“严重的弱点”。同日，王明、康生起草的《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具体纲领》，由宋庆龄、何香凝等1779人签名公开发表。
5月28日 参加共产国际七大筹备委员会。
7月 撰写《十三年来的中国共产党》。
七八月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写信给上海中央局，认为中央局组织应该缩小。于是，上海中央局对组织作了压缩。
8月3日和9月16日 与康生联名两次给中央政治局写信。
11月14日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
11月23日 在《国际报刊通讯》（英文）第26期上发表《苏维埃中国的新形势与新战术》（又名《新条件与新策略》）。
11月30日 在《布尔塞维克》（俄文）第22期，发表《中国红军反对蒋介石第六次围剿的斗争》。
是年 还在《共产国际》（俄文）第31期发表《中国苏维埃是特殊形式的工农民主专政》等文章。
1935年（31岁）
5月3日 与康生联名给上海临时中央局老秦（刘仲华）写信，提出“上海目前不需要任何中央的组织”，上海临时中央局根据这一指示，于8月宣告结束工作。
6月3日 经中共代表团和前来出席共产国际七大的中共代表的协商讨论，以王明、康生的名义发出了《给古东负责同志的秘密指示信》（即“王康指示信”）。
6月 被吴玉章等从基斯罗沃德斯克疗养地急电召回。回莫斯科后，王明主持中共代表团召开了会议，然后由他根据共产国际的精神和中共代表团讨论的意见，执笔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
7月14日 中共代表团召开会议，讨论王明起草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另外，还讨论关于参加共产国际七大代表名单、组织及分工问题，决定王明、康生为正式代表，王明为主任代表和第一议程发言人。同时决定将中共代表团主办的设在巴黎的《救国报》变为日报。
7月25日至8月20日 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在8月7日讨论季米特洛夫的报告时，作了《论反帝统一战线问题》的长篇发言。在这次会议上，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和书记处候补书记。
8月1日 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
10月1日 《八一宣言》首先刊登在巴黎出版的《救国报》上。
8月25日至27日 在中共代表团会议上作了《为争取建立反帝统一战线和中国共产党的目前任务》的报告。
11月上旬 为苏联《布尔塞维克》和《共产国际》杂志分别写文章，后来将两篇文章合编为《新形势与新政策》小册子。
12月初 在莫斯科与蒋介石的私人代表和国民党中央执委会的代表、国民政府驻苏使馆武官邓文仪进行谈判，双方交换了意见。
是年 还为在苏联出版的《第二届苏维埃代表大会》一书写了序言。
1936年（32岁）
1月19日 《致罗曼·罗兰信》发表于《救国时报》第23期。
1月29日 在《救国时报》第9、第10期合刊上，发表《论上海反日战争的教训》和《***同志被俘一周年纪念》。
4月30日 在《救国时报》第27期发表《怎样准备抗日》。
春 在《共产国际》（俄文）第8期、《共产国际》（中文）第5期发表《为中国的抗日统一战线而斗争》。
7月 为中共成立十五周年纪念和中央新政策实行一周年而写了《为独立自由幸福的中国人而奋斗》。
7月12日 在《救国时报》第42期发表《目前中国政局的出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10月25日 在《救国时报》第63期发表《中国人民之重大损失》。
11月12日 在《救国时报》第68期发表《纪念我们的回族烈士马骏》。
1937年（33岁）
3月 在《共产国际》（俄文）第3期等刊物上发表《救中国人民的关键》。
7月 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在莫斯科经常与国民党驻苏代表张冲会谈，了解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
8月5日 在《救国时报》第115期发表《悼冯洪国同志》。
8月 向共产国际执委书记处作《关于中国形势的报告》。
9月l日 撰写《日寇侵略的新阶段与中国人民斗争的新时期》，后在《共产国际》、《布尔塞维克》、《救国时报》等刊物上发表。
11月7日 在《救国时报》第132—133期发表纪念十月革命二十周年的文章：《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二十周年纪念时之中国》。
11月11日 与王稼祥等人在克里姆林宫受到了斯大林的接见，并进行了会谈。
11月14日 与妻子孟庆树以及康生、陈云、曾山等一行离莫斯科回国。在新疆、兰州做停留后，于11月29日乘飞机抵达延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