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王明的继母黄莲舫，在“文化大革命”中能有这样的境况，已算“幸运”。王明的岳父母、弟弟、妹妹们却没有这样幸运。
王明岳父母孟募州夫妇，在黄莲舫离开北京不久，也离开了孟公府2号，搬到儿子孟侃家。1968年王明岳母病逝。1969年，“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发布后，党政军机关进行了大规模疏散转移，以适应紧急战备的要求。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冲击的孟侃被下放到干校，剩下孟募州孤身一人，生活艰辛，含冤而死。
王明弟弟甘宁，在“文化大革命”中惨遭酷刑，险些丧命。王明妹妹王营每当谈起“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总是泪流满面。他们都遭受了严重株连。
（三）关于焚烧王明书稿之事
王明去苏联后，他的手稿和藏书都在孟公府2号家中保存完好。“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据负责保存他物品的秘书田书元说：“1966年7月，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党委负责人，带着一些人到我住的地方，宣布撤我的职，并把王明的屋子、文件、书稿、钱、账目等东西看守起来……后派人把这些东西都搬走了。”
因此，王明的手稿和藏书并不是被烧了或扔了。不像王明所说：“积书千卷成灰烬，存稿百篇付浪沙。”而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收缴了。
（四）关于中断与王明往来的问题
党和政府虽然在政治上对王明要求严格，但在生活上却是细心照顾。王明去苏联养病，照常每月领全部工资。要药品、要物、要人，政府都给予满足。先后往苏联派去了为王明服务的西医、中医、护士、警卫员、保姆等人，不满意的人选随时可以撤换。
王明工资是行政五级，孟庆树是八级，秘书田书元代领俩人工资，换成卢布半年一次寄往苏联，共3300个卢布。据田书元回忆说：“给王明的汇款到1965年上半年，下半年发表‘九评’，我就没汇。1966年2月，管理局副局长、处长给我打电话，叫我去。去后，训我一顿，问我为何停汇。我说根据我的认识，王明他们应该回来了。他们说我错了。最后，我把1965年下半年与1966年上半年的一次汇去。”
“文化大革命”中，一直负责给他寄钱物的田书元已被撤职，甚至有人批判他“里通外国”。这样，从1966年下半年起，国内再没有给王明夫妇寄工资和物品。
四、《中共五十年》的出笼
1974年3月23日，王明在莫斯科郊区的寓所里，抱病写完了《中共五十年》，只过了四天，王明就一病不起，《中共五十年》竟成了他的遗著。
王明一生中发表数百篇文章，几本小册子。这部近20万字的《中共五十年》，可以说是他一生中部头最大的一部著作，同时在国内外产生了极坏的影响。
王明写作《中共五十年》时，正是国内发生“文化大革命”时期。
王明在“文化大革命”之前，还没有公开向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发起攻击。这时，他利用中苏两党关系发生变化之机，开始发泄他多年来的积怨和不满，公开地在报刊上向毛泽东和中央发起进攻。
中国共产党由于指导思想上的错误而爆发的“文化大革命”，客观上为王明的攻击创造了条件。王明在“文化大革命”发生以后，除了用诗歌攻击党和毛泽东外，从1969年开始，已经进入晚年的王明又掀起了一次创作“高峰”，他连续发表了一系列攻击中国共产党和反对毛泽东、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文章。
1969年3月，王明写出《毛泽东进行的不是“文化革命”而是反革命政变》一文。同年3月19日，他在加拿大共产党党报《加拿大论坛报》上发表了《论中国事件》。同月31日，苏联政治书籍出版社又将这篇近四万字的长文作为小册子出版。
1970年4月，为纪念列宁诞辰100周年而出版了《列宁、列宁主义和中国》一书。
1971年，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50周年之际，写出了《中国共产党五十年》和《“整风运动”是“文化革命”的演习》两篇文章。是年秋天，又写出《“文化革命”和毛同帝国主义合作的方针》一文。
1974年初，王明写了《孤僧的命运和毛泽东的十大》一文。
1974年3月，王明把《中国共产党五十年》、《“整风运动”是“文化革命”的演习》、《“文化革命”和毛同帝国主义合作的方针》、《孤僧的命运和毛泽东的十大》四篇文章，汇集成书，取名为《中国共产党五十年和毛泽东的叛逆行为》。1975年，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用俄文出版了王明的《中国共产党五十年和毛泽东的叛逆行为》一书。1979年至1980年，《蒙古消息报》中文版全文连载此书。1980年，我国现代史料编刊社，把此书翻译成中文内部出版，改名为《中共五十年》。
《中共五十年》分四编12章29节，约20万字，主要围绕我国“文化大革命”而展开。但纵观《中共五十年》一书，王明并没有抓住“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实质，他批判“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也并不是为了纠正党的错误，而是为了反对毛泽东，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党中央，为自己的历史错误翻案。
对于《中共五十年》这样一本涉及面较广、内容十分复杂的书，应有专文评述。本书仅就此书中的几个主要问题进行评析。
（一）错误地断定“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反革命政变”。
王明虽然远在莫斯科，但是，他通过各种渠道了解了一些“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也看到了“文化大革命”的一些错误。他认为，“‘文化大革命’混淆敌我关系，一大批党政军的领导人遭到批斗和迫害”、“省市县区乡等各级党组织被破坏了”、“创作和学术团体都受到破坏”，“红卫兵扛着大旗，敲锣打鼓上街上迫使共产党员和劳动人民当众坐‘喷气式’或让他们头戴高帽，脖上挂牌去游行”。“文化大革命”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遭受巨大损失”，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陷入了灾难空前的深渊”。他说的这些话符合“文化大革命”的某些事实。不过，他的问题在于紧紧抓住党和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某些错误，进而歪曲它的性质，硬说它是一场“反革命政变”。
王明早在“文化大革命”爆发不久的1966年8月30日，就写了一首《所谓文化大革命》的诗，提出“名为文化大革命，实为武装反革命”。从此以后，王明凡论及“文化大革命”的文章，都必称其为“反革命政变”。在《中共五十年》中又明确提出，“从1966年夏季起，毛泽东在‘文化革命’的旗帜下，开始实行旨在反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反对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反革命政变。”
王明还认为，“这一反革命政变的首要任务是，以‘毛泽东思想’取代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使这个‘思想’成为制订国内外政治路线和方针的唯一基础”。“政变的基本内容就是反共、反苏、反人民的罪恶行径”。政变的对内政策，是“用武力毁灭伟大光荣的中国共产党，镇压勤劳而富有天才和革命性的中国人民”；政变的对外政策，是“一方面继续绝望地努力地去破坏和分裂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反帝运动；另一方面，竭尽全力向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帝国主义集团靠拢”。如果按照王明这种关于“文化大革命”是“反革命政变”的说法，领导和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自然是“反革命”了。这正是王明歪曲“文化大革命”性质的目的所在。
从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发生的“文化大革命”，确实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对此，中国共产党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曾进行了认真总结和研究，特别是1981年6月27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化大革命”作了全面总结和实事求是的分析，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虽然毛泽东同志对“文化大革命”的发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仍然是出于一种“反修防修”的主观意愿。虽然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曾在“文化大革命”中利用毛泽东的错误，兴风作浪，篡党夺权，进行反革命活动。但是，他们的反革命活动和毛泽东同志所犯的错误是两种性质，他们的罪恶活动也没有改变“文化大革命”“内乱”的性质。对于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应当彻底否定，对于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严重错误也应当坚决纠正。但是，毛泽东的错误终究还是思想认识上的失误。纵观毛泽东的一生，他仍不愧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全党和全国人民不会因为毛泽东的失误而忘记这位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有卓越功勋的领袖。
王明向来是只把反革命的尺子对准别人。他在撰写《中共五十年》时可能忘记了，如果把指导思想上的失误看成是“反革命活动”，王明的政治生涯恐怕早在30年代就终结了。当时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导致中国革命陷入绝境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遵义会议上纠正了王明“左”倾错误对全党的统治，但党中央一直把王明的严重错误作为党内矛盾来处理，也一直给他改正错误和重新工作的机会，从未把他定性为“反革命”。
（二）大批“文化大革命”的右倾错误
党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所犯的严重错误，是全面性的，它是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左”倾错误的发展和产物。
奇怪的是，王明不是去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而是攻击“文化大革命”的“右倾”错误。王明似乎一生也没有摆脱“左”比右好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他仍像1930年反“立三路线”时那样，大反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的“右倾”。虽然他这次没有像反“立三路线”时那样明确点出这是“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理论与实际”，但实际上仍然把批判矛头指向毛泽东的“右倾”。
王明批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的“右倾”，可概括为两个方面：第一，他认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进行“反革命政变”，是以资产阶级代替无产阶级，以资本主义代替社会主义；第二，在国际上，是实行反苏联、反社会主义国家、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投靠美国等帝国主义，实行与帝国主义合作的方针。这些都是“右倾”的表现。
王明认为，毛泽东是一贯反映资产阶级利益的右倾机会主义者。他专门在小册子中用一章篇幅，论述所谓“毛泽东堕落的根本原因。”他说：“在历次反帝、反封建和社会主义革命中，毛泽东所持的立场都基本上是反映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他列数了毛泽东在这方面的表现：20年代“发表的《北京的政变与商人》一文中，就公开地把资产阶级视为革命的‘领袖’”；30年代“宣传中国的苏维埃运动是纯粹的农民运动”，主张发展“农业资本主义”；40年代“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他否认中国革命发展的非资本主义前途”，“《新民主主义论》集中地反映民族资产阶级利益”，“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理论和行动纲领”；毛泽东还在《论联合政府》中宣称：“我们的资本主义太少了”，说什么“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其他经济的发展，就不可能建设成社会主义”；在建国前夕的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坚持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后只能采取建设非社会主义社会”；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断言“中国不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只能建立“人民民主专政”，而且“扩大了‘人民’这一概念的内容，把民族资产阶级也包括进来了”；50年代在“大跃进”失败后，宣称：“像中国这样落后国家，在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时间里都不能建设社会主义”；60年代毛泽东积极准备“文化革命”的时候，斯诺和李宗仁等一个接一个地来北京，他们“实际上是白宫代表”。
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确实犯了严重的错误，但毛泽东一生中的伟大功绩之一是，他在领导中国革命进程中，正确地处理了同资产阶级的关系，纠正了党内“左”右倾错误，包括共产国际的领袖指导和处理与资产阶级关系时的错误。毛泽东曾经深刻地指出：“当我们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地处理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或被迫着分裂统一战线的问题时，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化就前进一步；而如果是不正确地处理同资产阶级的关系时，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化就会要后退一步。”这是对中国革命性质的正确认识和对中国革命规律深刻把握的基础上得出的正确结论，也是党内“左”右倾错误所造成的严重损失所换回来的深刻教训。正是在这种科学认识的基础上，毛泽东才集中全党智慧，写出了《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论人民民主专政》等不朽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