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顾雏军的火爆脾气，也让他常常陷入了与周围人的对立之中。他的下属回忆，顾雏军在科龙“想骂就骂，想吼就吼”；而对学者和媒体的每一次责难，他总是跳出来大骂一通；对郎咸平的质疑，更是大骂他“狗屁不懂”，并毫不留情地把郎咸平告上了法庭……
经商与做人一样道理相通，“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对于正在走上坡路的顾雏军来说，也许没人敢对他说三道四，但是一旦他遇到危机，对他不满的人难保不会袖手旁观甚至落井下石。会做事，企业可能做大；会做人，企业才能做久。
固执的顾雏军一直没有放弃争取属于自己的发言权，这封“控诉”加“鸣冤”的信也确实起到了一定的效果。顾雏军的“鸣冤”行为使很多人认为此案背后有更复杂、更深层次的因素，而外界舆论也不时有同情顾雏军等人的声音出来。
然而，顾雏军的信也暴露出他一贯的偏执，对自己做的错事不是反思忏悔，而是固执己见，完全否认自己的错误，完全不愿承担自己的一份责任，这其实失去了一个优秀企业家应该有的理智和道德准则。
出狱后的顾雏军没有收敛昔日的棱角，他高调喊冤引来无数人的猜测和注目，顾雏军的未来，依然扑朔迷离。
白益民点评：顾雏军是“资本大盗”还是“落难英雄”？
真是难以明白，聪明如顾雏军者为什么想不透一些简单的道理？他即使愁白了一头狂发仍然脾气倔强如铁，宁肯自己锈死在一个地方也不愿意拧过劲来重觅“活路”！
在中国这个特定的转型时期，“原罪”几乎是企业家们如影随形的“噩梦”，大家都在垂首敛尾地小心做人行事，唯独他毛发戟指，对任何质疑他“纯净企业家”身份的人暴怒如雷。真没有一点毛病？作为一个中国的企业家，顾雏军让人难以置信地摒弃了应有的理智与机警，惹来千夫所指、众怒鼎沸，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岂能查不出你丝毫的“破绽”所在？
短短几年时间内，顾雏军把自己数次抛向“被告席”：第一次是在2001年年底，媒体“指控”他为“骗子”，把他此生引以为傲的“顾氏循环理论”批得一无是处。但他没有选择闪避，还是不屑一顾地回击道：“没人可以说三道四。”第二次是在2004年秋，经济学家郎咸平“指控”他“侵吞国有资产”，并以“安营扎寨”、“乘虚而入”、“反客为主”、“投桃报李”、“洗个大澡”、“相貌逼人”、“借鸡生蛋”等评语对他的收购行为进行了生动而详尽的解剖。同样被指责“侵吞国有资产”的张瑞敏、李东生、倪润峰等人深谙“沉默是金”的道理，但面对种种非议，顾雏军觉得不可思议：“我做企业，关卿何事？”所言所行大有“向我开炮”的勇猛无畏；而2005年5月10日，科龙电器因涉嫌违反证券法规被证监会立案调查，费尽气力的顾雏军难以力挽狂澜，并最终被捕入狱。
顾雏军走上“被告席”，可以说是咎由自取，也可能是像他自己所说中了“暗箭”，甚至有人指出，他不过是一个“替罪羊”。这也是顾雏军认为自己“冤枉”的主要原因。他曾反复辩称，当初他办的一些事情得到了某些主管部门的“特许”。
但更多的恐怕是众怒难犯——我们这个时代沉淀下来太多的难题，让人理不清、剪不断。但这个时代需要继续轻装前行，这就必须要有具体的人或事来承担历史的重负、沉疴和积怨。
但是，如果我们把顾雏军的“倒下”简单地看成是他个人的失败，那将会是我们这个时代巨大的悲剧。顾雏军到底是“资本大盗”还是“落难英雄”？这可能不是最重要的事情，我们或许更应该追问：到底还有谁，本来是应该站在“被告席”上接受质疑的？
哪些责任是需要顾雏军来背负的？哪些责任是需要某些主管部门来背负的？哪些责任是需要制度来背负的？厘清这些的确很难，也极需勇气、耐性和毅力，但却是十分必要的。由此，一个时代方可从混沌走向清明、从无序走向有序。
2012年9月6日，顾雏军减刑出狱。然而他毫不消停，仅仅一周之后，他就举行了记者见面会，打出了一套喊冤、爆料的组合拳。但是真相就像老照片一样，放得越久越模糊了，正如顾雏军的前途一样，笼罩在雾中。当年“不听话”的顾雏军迎着“锋芒”而上，曾让人惋惜不已。如今，“生还病死两茫茫”的顾雏军还在“申冤”的路上，则更让人唏嘘。
点评人：白益民财经作家、中国资深产业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经济学会理事、CCTV经济频道专家顾问、《环球财经》杂志编委。著有《瞄准日本财团》、《三井帝国在行动》、《三井帝国启示录》等作品。
牟其中：狱中书简
代牟其中发表这篇狱中书简，以飨关心的朋友们！
2005年4月，《中国企业家》杂志刊出了《牟其中狱中来信》，对郎咸平提出的中国民营企业家一律天生具有原罪的观点进行了批判。网易立即予以转载，并进行了网上投票调查。我的支持率为45%，郎咸平为54%。在郎旋风所向披靡的当年，我们捋了虎须，的确是一道疾风劲草的风景。
此次已是我第三次入狱，前两次经中央当时主要领导人干预，均已获得了平反。这一次也必然再度获得平反。原因十分简单，中央和全国公众都高度关注着这个案件，众目睽睽之下的假案，不可能长久维持下去。
我案还有一个重大的特征：公、检、法三家的具体办案人员一直站在我们一边，一直不停地为我们申诉，为了彰显法治，追求公平、正义，甚至寻求媒体监督的支持。《法人》杂志2004年5月号上有该刊记者采访知情法官，记述法官遭受巨大压力的报道；2007年1月16日《新京报》上有该报记者采访湖北高法刑庭法官，透露湖北高法已请示报告要求再审我案的报道。这让我十分感动。
预审中我接触到的公安、检察人员，感情上也站在我一边，一位公安预审人员公开说：“很多事情你牟其中知都不知道，怎么说得清楚？”一位检察官说：“你是世界名人，开庭时有许多国际国内媒体旁听。每一件证据都需要经得起反复推敲才行。”当时我的确说不清楚，自己一头雾水。以后法庭作出了“南德与信用证无关”的判决。对与自己没关系的人和事，我怎么可能讲清楚呢？
党和国家高层领导人在2003年年底也作出了要求在法院系统依法处理的批示。
没有中央的这一原则规定，没有办案人员顶住巨大压力的据理力争，我案的申诉不可能进展到今天的地步。
我案目前成为一个法院审了12年、休庭了5年有余、审到了不敢开庭地步的案件。世界上哪里有法庭怕被告的道理？哪里有被告一再要求开庭，法庭闪烁、推诿的案件？猫怎么可能害怕老鼠呢？
我案件目前仍然是个未结案件。
我案仍为一个未结案件的定性，不但有诉讼代理人手中湖北高法《延期开庭审理通知书》作物证，还有9月中旬湖北省人民检察院正式接待小夏时的证言。这位检察官说，该案是未结案件。并说，湖北省高法也承认该案至今未结。
希望能在媒体的新闻监督之下，维持最起码的人权与法治尊严，要求把全社会高度关注的牟其中案件审完，得出结论，让全社会在电视机前或网络视频上，从公开再审牟其中的法庭上，判断牟其中究竟是有罪还是有功？
我与南德理事会，特别是夏宗伟，能十数年如一日满怀信心地坚持申诉，没有如绝大部分遭受冤屈，但努力几年无果之后选择妥协的人一样的根本原因，是我们始终认定牟其中案件是一个公共事件，不是个人安危、荣辱的私事。
既然法庭、法官在高压下仍然坚持南德与信用证无关，但却被以诈骗信用证的事实判处有罪，那么，背后肯定存在着巨大的黑幕。
如果仅仅把南德理解为一个以营利为目的企业，把牟其中理解为一个企业家，那么一定无法解释南德与牟其中的许多行为。目前社会各界看不懂牟其中，只能纷纷猜测的原因，也在于此。
南德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试验田，自觉地承担着先行先试排头兵的责任。
中国现代化的运动，从1840年开始计算，至今已走过了169年。169年的探索、试验，教训多于经验，失败多于成功，但正是这些探索、失败才成为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路线的坚实基础。
我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从小读史，对祖国的积弱不振，常常激动得泪涕纵横。经历了“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文化大革命”（我家5口人中，饿死了2个人）之后，自然对邓小平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有了亲切的感情。
既然有了如此的思想准备，法庭、监狱、家人离散等等常人视为地狱之火的痛苦，对我来说也就成为争取中华民族复兴必须付出的代价。
唯一感到遗憾的是对家人、朋友正常人生道路的冲击，不能尽父亲、丈夫、朋友的人伦责任。
如果失去了这一精神支柱，我是不可能一次又一次、如此长久地在不同的监狱中，始终如一地保持着旺盛的斗志的。
第一次的牢狱之灾，单独关押于死牢之中，倒是读了不少马克思、恩格斯艰深的哲学原著，接受了十分纯粹的哲学训练。人的大脑，似乎与地壳一样，也有空间距离的深度，只有在极度的空宁中才可能钻探得更深，稍有杂念，则只可能浅尝辄止。难怪陈独秀说，世界上只有两个出思想的地方，一是监狱，二是科学家的实验室。
这一次牢狱之灾虽然时间最长，但没读什么名著，主要原因是没有时间也没有环境。经营南德时，虽然商旅繁忙，但我有条件安排几个人专职为我读书、读报。每天把重要的媒体文章摘要送我。双休日则去京郊潭柘寺后山茶园，一边品茶，一边倾听他们对出版新书的介绍。此次狱中生活更似一名与腐败势力搏斗的战士，每天得浏览十余种报刊，重点阅读我了解的一些公共知识分子，例如吴敬琏、周瑞金、茅于轼、秦晖等几十个人的文章。通过他们对社会的观察、抨击，努力保持自己与被高墙阻隔了的这个社会的同步思考。所以，每天忙得不亦乐乎，往往需要加班加点。
除读报之外，雷打不动的活动就是跑步。运动量的确惊人，每天40分钟之内，或跑楼梯上下各100层，或平地跑6000米。八九年以来，无论冬夏寒暑、春节元旦，从未中断过一天。我知道自己对国家、对社会、对家人、对朋友欠账太多，还有许多事要做。第一次牢狱之灾结束时，全国流行一个口号：“把‘四人帮’耽误的青春夺回来”，以此激励学生苦读、工农拼命干活。
每当跑步体能耗尽，气喘吁吁，本能停止下来时，我就自勉：“把监狱耽误的时间夺回来”，于是又昂头向前了。
最近，我已正式向南德理事会提出了“再干一个20年”的口号。综合各方面的因素考虑，是可以做到的。
需要20年干什么呢？继续南德智慧经济生产方式试验，完成智慧经济的企业模型。
大家只了解南德完成了飞机易货、全世界第一颗电视直播卫星的研发、满洲里的建设开发等奇迹般的经营业绩，大家并不了解以上业绩是在我们中央银行——人总行——不断发文严禁任何金融机构为南德提供贷款的条件下完成的。
南德凭什么创造了奇迹呢？我戏称南德发现了空手道经济现象。所谓空手道经济现象，即是不拼资源、不拼资金，而是重视员工的个人智慧的一种生产方式。可惜不少思想僵化、不学无术的财经记者，竟然把人类经济史上的这一最伟大进步，与经济犯罪视为同义语。似乎只有对资本顶礼膜拜，浪费更多自然资源才是值得尊敬的生产方式。
南德试验遭到了更多的不理解，我经常感到的是伽利略、哥白尼等人的苦恼，经受的是布鲁诺的命运。
虽然南德在1996年已发表了被当时有人誉为继《人权宣言》、《共产党宣言》之后，可能对世界进步产生重要影响的《智慧经济南德宣言》，但当时我们对智慧经济生产方式更多是停留于现象的观察和感觉阶段，还无法作出价值观层面的政治经济学证明。
这次十年的监狱生活，给予了我这样一个机会，对南德试验发现的可与西方文明孕育出工业文明生产方式相媲美的智慧文明生产方式进行科学的论证。
被捕前22天——1998年12月16日——我写出了《海日生残夜，风正一帆悬——南德智慧经济试验报告之一》，描绘了智慧经济冲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层层暮色，喷薄而出的壮丽景观。
入狱之后的第6年——2005年7月——我写出了《一项可能解决人类贫困的生产方式的试验——南德智慧经济试验报告之二》。第一次认识到了智慧文明生产方式是消灭人类贫困的唯一科学途径，把智慧经济与扶贫事业联系了起来。
去年——2008年——我的研究集中于智慧文明生产方式的基础——新劳动价值论。目前基本框架已经完成，在最近写的《高山流水遇知音》一文中，已披露了不少内容。平反之后我会集中一段时间整理出版。
与其被定格为悲情英雄，我更认定自己是一名“一种全新生产方式的开拓者”。大约我充满传奇色彩一生最后的归宿就是看见了智慧文明时代生产方式桅船的桅杆，看见了一个全新时代的曙光。
我一生蹲了三次监狱，共计愈16年之久。每一次都与一篇文章相关。三次监狱苦难，三篇里程碑式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