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诺本人，就因为说了些实话，却在他的祖国，被作为“亲共”分子，遭到麦卡锡主义的迫害，被迫迁居瑞士；在中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也不便因他一个人而与苏联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交恶，所以，对老朋友也有些冷淡；在苏联，斯诺就更是不受欢迎的了。好在这种状况不久即改变了。这些都是后话了。
斯诺与毛泽东的谈话，就这样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地进行着。有时连续十几天，几乎每天晚上，斯诺都去毛泽东的住处长谈。为他们当翻译的吴亮平回忆当时的情形说：“谈话通常从晚上9点多钟开始，未谈正文之前，毛泽东同志常谈一二个短故事。谈到十一二点钟时，毛泽东同志招待他吃一顿便餐，有馒头和简单的菜，菜里有一点点肉，这在当时的困难条件下已是十分难得的，对客人来说，这是夜宵。但对毛泽东同志来说，则是正常的晚饭。……谈话时有正文，也插些故事、闲话，毛泽东同志的态度是那么平易近人，谈话又是那样生动活泼、逸趣横生、久久不倦。斯诺常说这是他生平经历过的最宝贵的谈话。谈话一般都谈到夜间两点来钟。”
斯诺和毛泽东谈话的另一个目击者马海德回忆：“我们俩那时都很年轻，坐在毛泽东主席身旁，聆听他讲述中国人民面临的波澜壮阔的斗争和问题，以及他们如何争取摆脱国内半封建、半殖民地沉重的压迫和日益加深的外来侵略而斗争。……埃德怀着对历史深刻的了解，在烛光下一夜又一夜地提出许许多多问题，把毛主席以对中国人民的目标和愿望的精辟论述，不辞辛苦地逐字逐句地记录下来……”
斯诺记述他同毛泽东一次谈话的情景是这样的：
时间已过了晚上9点，熄灯号已经吹过，几乎所有的灯火已经熄灭。我们前面是一张没有上油漆的方桌，铺了一块清洁的红毡，蜡烛在上面毕剥着火花。毛泽东交叉着腿坐在岩石凿成的一个很深的壁龛里，吸着一支前门牌香烟。“……时间已经过了早晨两点，我筋疲力尽，但在毛泽东的苍白有点发黄的脸上，我却找不出一些疲倦的表示。吴亮平翻译和我记录的时候，他一忽儿在两个小房间来回踱步，一忽儿坐下，一忽儿躺下来，一忽儿倚着桌子读一叠报告。毛夫人也还没有睡。忽然间，他们两个都俯过身去，看一只飞蛾在蜡烛旁边奄奄一息地死去，高兴得叫起来。这确是一只很可爱的小东西，翅膀是淡淡的苹果绿，边上有一条橘黄色和玫瑰色的彩纹。毛泽东打开一本书，把这片彩色的薄纱般的羽翼夹了进来……”
毛泽东在谈话时也不把斯诺当外人看，他很洒脱，没有一点矫饰。他在谈到牺牲的战友时，眼睛是湿润的，谈到风趣的事时，他又会情不自禁的捧腹大笑。一次斯诺向他介绍卓别林主演的电影《摩登时代》的情节，毛听后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他和斯诺谈时局、谈政策、谈红军、谈人民，唯独不肯谈他自己。
斯诺交给毛泽东一大串有关他个人的问题要他回答，他也像斯诺所遇到的其他共产党人一样，“只谈委员会啦、组织啦、军队啦、决议案啦、战役啦、战术啦、措施啦等等，很少谈到个人的经历”。直到有一天，他见到斯诺提的问题有“你有几个老婆”时不由得笑了（实是“你结过几次婚”，被误译）。机敏的斯诺随即又向他介绍了外界对他的谣传，如关于他已死亡的消息、患肺病、发疯等等。毛泽东好像稍微感到意外，他重新审阅关于他个人生活的那些提问，同意介绍～下他个人的历史。
此后，一连十几天，毛泽东的个人生活成了他们谈话的主题。但是谈着谈着，毛泽东的叙述就开始脱离“个人历史”范畴，有点不着痕迹地把谈话的内容升华为一个伟大运动的事业了。虽然他在这个运动中处于支配地位，但是你看不清他作为个人的存在。所叙述的不再是“我”了，而是“我们了”；不再是毛泽东，而是红军了；不再是个人经历的主观印象，而是一个关心人类集体命运的盛衰的旁观者的客观史料记载了。斯诺不得不在他叙述时插问几句：“当时你在做什么？”“你那时是什么职务？”“对这一个问题，你是什么态度？”……
就这样，毛泽东谈，斯诺记，吴亮平译，然后毛泽东根据吴亮平译出的中文订正，最后斯诺带出去发表了。这是后人看到的唯一的毛泽东自传。
毛泽东与斯诺这个时期谈话的次数非常频繁。据斯诺写的《毛施会见记》（斯诺来中国后，按译音起了个中国名字“施乐”，并刻有印章）记载：
1936年7月15日毛泽东与他谈外交问题。
7月16日论日本帝国主义。
7月18日谈内政问题。
7月19日继续谈内政问题。
7月23日谈特殊问题（即中国共产党与第三国际及苏联的关系）。
9月23日论联合战线。
9月底至10月初谈个人生平和红军的长征史。
除去7月下旬至9月中旬斯诺去前线采访不在保安这段时间外，斯诺几乎每天都同毛泽东会面。谈话所涉及的问题更是极为广泛，远远超出上面罗列的几个问题。其中，许多问题是第一次阐述或提出。
例如：毛泽东第一次完整地叙述了近十年来中国红军的发展和创办农村革命根据地的经过及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概况。其中，特别详细地介绍了红军长征的艰苦历程。
毛泽东第一次全面地阐述了根据地的建设及其政策。
毛泽东第一次正面地论证了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及苏联的关系。
毛泽东第一次公开地、详尽地论述了中华苏维埃政府的外交政策。
毛泽东第一次完整地对第二者（包括中国人）讲述自己的生平。
毛泽东第一次正式地公开中国共产党对行将爆发的中日战争前途的预见。
毛泽东第一次声明，欢迎蒋介石参加反日的抗战（7月18日讲，较9月中国共产党发布《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早两个月）。
毛泽东第一次表示：“在他（指蒋介石——笔者注）愿意抵抗日本的那一天，把我们的军队放在他的指挥之下。”
毛泽东第一次公开宣布：如果各党各派的抗日联合政府成立，“中华苏维埃将变成他的一部分”。
毛泽东第一次肯定，“假如同南京的联合战线成立”，现行的苏维埃法律，尤其是关于土地问题的部分，将被废止。
毛泽东通过斯诺向中国、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诚意，批驳了国内外反对派对中共和苏区以及红军的种种诬蔑，向全中国人民传播了他关于日本必败和中国必胜的预言……
要知道，毛泽东在做上述论断的时候，中国、苏区和他个人所面临的形势是非常严峻的。
日本的侵略已经使中国处于一个生死存亡的关头，而蒋介石集团一面用大军包围苏区和红军，一面继续与两广军阔混战不已，置日本的侵略和民族危机于不顾。中华民族前途的存与亡，牵动着海内外炎黄子孙的心。
在苏区，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冒险盲动，全国的各路主力红军被迫离开根据地进行长达两万五千里的战略大转移，敌人的围追堵截，恶劣的自然条件，使30万红军只剩下3万多人，十多块根据地也丧失殆尽，只剩下陕北一地了。而陕北地处西北贫瘠山区，人口不过百万，地广人稀，物产贫乏。而且外有重兵包围，内有土匪扰乱，已到了冬衣无着、粮食告急、举步维艰的地步。
毛泽东身居陋室，心驰天下，系民族安危于一身，以气吞山河的气魄纵论家事、国事、天下事，使远道而来的斯诺惊诧、钦佩、赞叹不已。他写道：我把“主席”对世界和中国人民说的话，逐字逐句地记了下来。我暗地里常常为毛的奢求感到好笑。当时他的要求似乎比甘地想要以“爱的力量”征服英国人更为幼稚。
他坐在那里，穿着两条裤子，他的军队只是少数装备很差的年轻人，他们在最穷困地区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然而他那说话的神态就像是他的党对全中国的“工人和农民”已经有了毋庸置疑的权威。他显得很相信这一点，而且告诉西方列强说，将来自由中国在什么情况下“能够”和它们合作，在什么情况下“不能”合作。爱默生说过：“每个人在他出生前，都是一个未知数。”毛是千真万确的人，但他依然是一种未知数。因为爱默生的下一句誓言就是“在我们看到成功之前，一切都是不可能”——而当时看起来，毛是一个失败者。
但是，如果说我初次见到他时觉得他古怪，他那绝对的自信却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具有那种马克·吐温称为“握有四张王牌的基督徒的那种镇静和自信”。
“他的王牌是亚洲的马克思主义、他对中国和中国历史的渊博知识、他对中国人民的无限信任和他将泥腿子培养为将军的实际经验。他那循序渐进的论证渐渐使我相信了它是可能的现实。”
一晃眼，斯诺在苏区已经四个月了。就像他刚到中国时的情形一样，开始时他以为他的苏区之行要不了多长时间。当周恩来为他制定了一个需时92天的旅行计划时，他还不以为然，“苏区真值得花这么长时间吗”？但很快他发现毛泽东和苏区向他展示了一个从来没有见过、也不可能想象的新世界。
他记了十几本笔记，同数十位红军将领和行政干部以及普通战士、农民谈了话。带来的胶卷用完了，但苏区的景象却是摄之不尽的，而且他的访问越深入，感兴趣的地方就越多。他打算在苏区继续住上一年以至几年，但是时局不允许了。
1936年10月，蒋介石平息了陈济棠等发动的“两广事变”，以“避寿”（是年蒋50岁）之名来到洛阳。平定两广的嫡系大军陆续西开，前锋已到潼关，蒋的亲信将领陈诚、顾祝同、胡宗南、钱大钧、蒋鼎文等云集洛阳，商讨“剿共”计划。蒋向张学良、杨虎城摊牌，要么全力剿灭陕北的共军，要么让开。东北军调安徽，西北军去福建，由中央军“进剿”。为了向张、杨施加压力，蒋介石的侄子蒋孝先率领着因镇压北平学生运动而出名的宪兵三团开到了西安，上百架轰炸机在西安机场待命，一场大战在即。张学良、杨虎城面临着一场抉择，毛泽东和红军也将迎接这一挑战。毛泽东要斯诺快走，否则东北军的通道被封锁后，就出不去了。要知道毛泽东还有多少话要斯诺出去向中国和世界宣布呢？
10月12日，斯诺怀着依依惜别的心情离开保安踏上了去西安的公路。这时萦绕在斯诺心中的不仅是离别新朋友的伤感，更多的是如何使“红星普照中国”的焦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