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诺觉得，对于毛泽东来说，这样的生活实在是过于简朴了。毛泽东本人却不以为然，他认为只要有辣椒吃就满足了。毛泽东非常能吃辣子，甚至曾用馒头夹着辣椒吃。一次，毛向斯诺宣传：吃辣椒多少能反映一个人的斗争精神，革命者都爱吃辣椒。毛向斯诺举例，他的家乡湖南就出了不少革命家，如黄兴、陈天华以及红军队伍中的彭德怀、罗荣桓、王震、贺龙等。而在世界上，爱吃辛辣食物的国家往往盛产革命者，如法国、西班牙、墨西哥、俄国等等。他还唱了一首他最爱唱的歌《红辣椒》。斯诺提出意大利人也是以爱吃辣椒和大蒜出名，怎么现在不出革命家，反而出了墨索里尼？毛只好笑着认输。他用一句中国俗话解释，“辣椒是穷人的大荤”。
毛泽东的话使斯诺沉思良久。那天，他们的话题就从红军的生活开始。
毛泽东情绪非常激动，他站起来大声批驳了外界栽给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种种罪名，什么“杀戮”、“奸淫”、“焚烧”、“吸毒”、“侵吞公款”、“贿赂”、“高利贷”、“卖淫”等等，完全是国民党对自己腐败现象的自我供诉，没有一条与苏区、与共产党和红军有关联。他要斯诺“自己去周游参观一下”，“可以到任何地方看看”，“随便找谁问问”，不要说普通战士了，就是他自己，“算是个苏维埃要人，但比一个红军士兵得的少，当做一个红军指挥官，我每月得5元钱的津贴”。
斯诺对毛泽东的话深信不疑，因为踏入苏区以后的所见所闻，从毛泽东到普通战士和农民，都恰如毛泽东所言。斯诺后来写道：“在那里，鸦片是禁止的，贩卖儿童和妇女同样受禁止。权利平等如男女平等已初步实现。妇女也可以分享一份土地。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普遍实行免费教育。”
“凡我在西北所见到没有什么可称之为‘恐怖’的，而且我怀疑当时根本就不存在‘恐怖’。”
“我和红军相处的四个月，是一段极为令人振奋的经历。我在那里遇到的人们似乎是我所知道的最自由最幸福的中国人。在那些献身于他们认为完全正义的事业的人们身上我强烈地感受到了充满活力的希望、热情和人类不可战胜的力量，自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过那样的感受了。”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同斯诺谈话时，还第一次正面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以及与苏联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苏联）的关系，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直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将其高度概括为“两头好，中间差”。所谓“两头”，是指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大革命前期和抗日战争时期，所谓“中间”，是指大革命后期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及抗日战争刚刚爆发的那段时间。共产国际曾经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推动大革命的蓬勃发展和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它远离中国的盲目指挥，粗暴地干涉中国共产党的正常领导，也给中国的革命事业带来了严重的危害。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陈独秀右倾错误，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的三次“左”倾错误以及抗战初期王明的右倾错误，都与共产国际的操纵指挥分不开。
毛泽东作为中国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开创者和正确路线的代表，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几次受到执行“国际路线”的“左”倾机会主义者的打击和排挤。他对共产国际有着非常深刻的认识。
1935年1月，中国共产党在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中断的情况下召开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机会主义对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按照自己的独立意志对重大问题做出决断。它成了中国共产党由幼年走向成熟的标志。
红军到达陕北后，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恢复了电讯联系。这时，共产国际一方面根据世界形势，提出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主张，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转变起了很好的作用另一方面对中共擅自解除了他们信任的博古等人的最高领导，由毛泽东、张闻天等替代不满，可是又无可奈何。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同一个来自西方的新闻记者大讲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这本身就是非常大胆的举动，而毛泽东谈话的内容则就更耐人寻味了。
当斯诺问外界说“中国共产党是莫斯科的工具”，您怎样看时，毛泽东郑重地说：“第三国际是一个汇集全世界无产阶级前卫的集体经验、以贡献全世界革命群众的组织，它不是一种行政机关，除顾问作用之外，它并无任何政治力量。虽然它的本质和第二国际大不相同，组织上却没有多大的分别。正如没有人会说因为某国的内阁由社会民主党组成，因此第二国际就是独裁者，这是极端可笑的。”
“中国共产党仅仅是中国的一个政党，在它的胜利中，它必须对全民族负责。绝不是为了俄国人民或第三国际的统治。为的仅只是中国大众的利益，只有与中国大众的利益完全共同的地方，才可以说是‘服从’莫斯科的‘意志’。当然，一旦中国大众像他们的俄国弟兄一样，获得了民主权及社会的经济解放以后，这种共同利益的基础将惊人地扩大了。”
“当许多国家已经建立了苏维埃政府，然后苏维埃国际联合的问题才会产生。……但是今天我们不能提供什么方式，这是一个尚未解决，不能提前解决的问题。”
“还有最后一点显然是最重要的，即这个世界联盟要成功的话，必须各国依其民众意志有加入或退出的权利，必须各国主权完整，绝非‘听命’于莫斯科。共产主义者从未有别的想头，‘莫斯科统治世界’的神话，只是法西斯和反革命者的发明罢了。”
毛泽东义正言辞地驳斥了国内外反对派对中国共产党的诬蔑，同时又郑重地申明中国共产党的独立立场，阐述了爱国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使斯诺惊异不已。
谙熟国际关系的斯诺，深知共产国际和苏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和它们对中国共产党的权威。就毛泽东以前的中共各届的总书记来说，除去向忠发是由于被捕自首后被国民党枪杀之外，有哪一个不是由共产国际（苏联）决定其上台或下台的？因而，他十分理解毛泽东讲这番话的苦心以及他所冒的风险。由此，斯诺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所具有的一种强烈的民族主义感情。
以至在毛泽东缔造的新中国即将诞生前，在中国和苏联关系十分密切的时候，斯诺就向那些害怕中苏两个共产党大国联盟会动摇世界资本主义秩序的人们和那些天真地认为中苏联盟后，共产主义大同世界很快就要到来的人们预言：“在遥远将来的屏幕上出现了，甚至在‘最后’消灭资本主义之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十年前我第一次在中国看到了有这个可能性，当时世界上除了俄国以外，只有在那里的共产党拥有自己的军队、领土和实际行政的职权。因此看来中国共产党有可能成为第一个公开地把自己的民族利益，置于与俄国的民族利益同等地位的外国共产党。”
斯诺进一步分析道：“毛泽东的个性反映在党的内部结构之中，这个党具有很鲜明的中国特点。绝大多数党员是通过中国革命史教科书以及毛泽东和其他本国领导人的著作中所提出的理论原则，来学习马克思主义的。”
“北京的共产党新政权是通过一场革命建立起来的，这场革命满足了农民的某些迫切需要，同时也通过民族主义运动的反洋口号，激起了人们的活力。它要取得成功，就必须继续保持同样的格局——把争取国内进步、实行得人心的改革和真正的国家独立这样一些最重要的诺言予以兑现。”
“中国共产党人的抱负与俄国打着‘国际主义’的幌子实行的民族主义扩张这两者之间，是有严重‘矛盾’的。但是，这种分歧如果跟‘中国共产党人的民族抱负’与美国继续对中共进行干涉所要达到的目的这两者之间的‘矛盾’相比，就成为很次要的了！假如美国的政策的目的是巩固中国的独立，使它摆脱对俄国的依赖，那么，逼得中国共产党人进行自卫，因而不得不接受与俄国结盟的条件，这种做法是达不到上述目的的。假如美国事实证明并不想控制中国的任何一个部分，也不想跟形形色色的反共势力结盟而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中国，那么，我上面谈到的种种因素就会起作用，影响中俄两国共产党人的关系。从长远看，无论如何，中国共产党大概不能、也不会把中国的民族利益从属于克里姆林宫的利益。如果我们的政策清除了干涉主义，历史就可能沿着现在已具备一切必要前提的方向发展。中国将会成为第一个不听莫斯科发号施令的共产党大国。”
斯诺的预言和忠告，没有打动华盛顿当局。他们囿于资产阶级的反共立场，拼命地为国民党反动集团输血打气，支持他们打内战。结果蒋介石还是一败涂地。这时美国国内就对华政策的失利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结果还是未能促使执政者醒悟——他们接着挑起了朝鲜战争，封锁了台湾海峡，长期推行敌视人民中国政策，一直到70年代，在二十多年风云变幻之后，才开始转变。
由于美国的武装挑衅和长期的敌视封锁，毛泽东及其共和国也不可能正视斯诺的预言。在建国初，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即加盟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小心翼翼地与苏联发展关系。不过，正像斯诺所早已认识到的那样，毛泽东在与苏联的交往中，一丝一毫也不愿损害中国的独立和尊严，这使得“老大哥”的志向和抱负无法实现。二者的矛盾逐渐无法调和，最终导致了关系的破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