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逻辑推理的定义是：依据一个或几个已知的判断推出一个新的判断的思维形式称为推理。推理也是一种思维过程，它的种类包括演绎推理、归纳推理、类比推理。
三个大类之下又有各自的许多小类，相应的各类推理都有各自的规则。对于必然性推理（演绎推理）来说，如果前提是真的，遵守推理规则，结论则必然真。或然性推理（归纳、类比推理）在前提真的情况下，其结论也不必然真。传统逻辑推理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在形式化方面，各种推理都有其形式并用人工语言加以抽象固定，这是中国名辩学所不及的。
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中国古代名辩学也建立了自己的推理理论。中国古代名辩学中的“说”相当于传统逻辑中的推理。名辩学中关于说的理论有哪些具体内容呢？
一 、“说”的本质
中国古代名辩学对于“说”的本质给出明确的定义性说明的是后期墨家和荀子。
1.后期墨家论“说”的本质
《墨子·小取》中说：
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
“名”相当于逻辑学中的概念，“辞”相当于逻辑学中的判断。名与辞在当时都是一身而二任，与名、辞相并列的“说”当然也是一种思维形式，它相当于逻辑学中的推理，一定意义上又指论证。当然推理不是论证，而论证必然包含推理。
《墨子·小取》说“以说出故”，“说”的作用是什么呢？
说，所以明也。
通过“说”要达到的目的是“明故”。“说”是使人得以“明故”的一种方式或手段。“故”是什么？
故，所得而后成也。
某个事物（当然包括“辞”）得以成立的理由、根据即是某事物（包括“辞”）的“故”。简单点说，“故”是指一个“辞”所以成立的原因、理由或根据。由此可知，“以说出故”就是用推论来说明原因。把某个“辞”得以成立的原因、根据、理由揭示出来的过程就是说。说是为了出故。出，举也，即揭示。“出故”当然是为了“明故”。
《墨子·经上》将人的知识依据其获取的方法或途径分为三类：闻知、说知与亲知。通过传受得来的知识称为闻知，通过亲身实践得来的知识称为亲知。那么，什么是说知呢？说知是一种推理之知，即通过推论得到的知识。《墨子·经说上》说知的定义为：
方不库。说也。
方，有的研究者据三国魏张揖著《广雅·释诂》认为有“表义”。此处转义为揭示。摩，同音假借为彰。彰为显义。如诸葛亮《出师表》“若无兴德之言，则责攸之、袢棉、允之慢，以彰其咎。”故“方不彰”意为揭示、显现前提中所蕴涵的不显露的东西。这就是“说”。也就是把前提所蕴涵的东西显现或揭示出来的过程谓之“说”。
对“方不彰”的上述解释最强有力的证据就是《墨辩》中列举的一个极好的例子：
闻所不知若所知。则两知之。说在告。
在外者，所知也。在室者，所不知也。或日：“在室者之色若是其色。”是所不知若所知也。犹白与黑也，谁胜？
是若其色也。若白者必白。今也知其色之若白也，故知其白也。夫名以所明正所不知，不以所不知疑所明。若以尺度所不知长。外，亲知也。室中，说知也。
假如别人告诉你，你所不知道的像你所知道的一样，那么，你不仅知道自己原来所了解的，而且了解了自己原来所不知道的。原因在于你听了别人告诉的话（加以推理的缘故）。
例如，室外之墙为白色，室内之墙的颜色却不知道。
但有人说：室内之墙颜色与室外之墙颜色同。这就是使人了解他所不知道的像他所知道的。这就好像是某物或是白色，或是黑色，哪个说法是正确的呢？室内之色与室外之色相同，如果室外之色是白的，那么室内之色也必定是白的。现在我们确实知道室外之墙颜色是白的，所以，也就知道了室内之墙是白色。正名的作用在于用所知道的去推求所不知道的知识。不可用所不知道的去怀疑已经知道的。
这就好比用标准的“尺”去量度所不知道的长度。室外之墙的颜色是通过“身观焉” （亲眼所见）而得到的“亲知”，室内之墙色则是通过推论得到的“说知”。
室外之墙为白色，这是亲自观察得到的。室内之墙什么颜色却不知道。有人告诉我们：室内之墙色与室外之墙颜色相同。据此，我们虽未亲自进屋去看，却可得出室内之墙色也是白色。可见，“说”就是从已知的前提推出一个新的知识，即结论的思维过程。通过这种方法得到的知识即为“说知”。这确实是“方不彰，说也”的最好注解。
“说”显然是指推理这种思维形式。试把上例整理如下：
已知：室外之墙为白色……亲知
“说”室内之墙与室外之墙同色。……闻知（告）。推知：室内之墙亦为白色。……说知由已知到推知这一过程或方法即是说。已知的前提，就像一把尺子（已知长度），用它去度量一个物的长度（未知）。其结论，正是这一度量的结果，即说知。“说知”与“身观焉”的“亲知”不同。“亲知”是感官受到外界刺激直接得到的知识，是直接经验或直接知识。“说知”则是从已知的知识为前提通过推理而获得的间接知识。
从上例可以看出。“室内之墙是白色”的理由或根据是已知的两个辞。这两个已知的辞就是推知得以成立的“故”。
故，所得而后成也。
中国古代名辩学不但把“故”区分为“大故”与“小故”，而且对故还作了如下的区分：一是作原因解，相当于一个辞得以成立的现实理由；一是作根据解，表现为事物的原因与结果的关系，这相当于逻辑理由。一个辞所以成立的根据（逻辑理由）并不就必然表现为事物的因果联系。
例如，前面举的例子，已知的前提：“室外之墙是白色；室内之墙色与室外之墙颜色同”，并不就是室内之墙是白色的原因。已知的前提只是得出推知的根据，我们通常称之为逻辑理由。室内之墙为白色的直接原因可能是涂了大白颜料的结果，这二者之间（涂大白颜料后其被涂物即为白色）才是因果联系。可见，“说”的根据与推知的关系可能是因果联系的反映，但并不就是原因与结果的关系。《墨辩》中对此问题亦有论述：
物之所以然，与所以知之，与所以使人知之，不必同，说在病。
或伤之。然也。见之，知也。告之，使知也。
某物之所以是这样，与我如何知道某物是这样，和我如何使他人知道某物是这样，这三者的原因不一定相同。
例如某人生病。
某人受意外伤害，这是他病的原因。我亲眼看到某人受伤致病，这是我了解某人有病的途径。把此事告诉他人，这是他人了解某人生病的方法。
某人生病是由于意外伤害。我知道某人生病是亲眼所见。别人知道某人生病是我告诉的结果。“物之所以然，与所以知之，与所以使人知之”三者是不必然相同的。
墙是白色的原因（“物之所以然”）与我如何知道墙是白色，以及如何使他人知道墙是白色，这三者的“故”（原因）不必然相同。墙是白色是刷了大白颜料的结果，我亲眼看到是我知道墙是白色的原因。他人知道墙是白色的，是由于我告诉他们的结果。产生三种结果的原因（故）不必然相同，即不一定相同，可见，还存在着相同的情况。
例如，一夜西北风过后，气温降低。一夜西北风，既是物之所以然，也是我所以知之。气温降低的直接原因与逻辑理由是一致的。尽管产生某事物的直接原因与根据不必然相同，二者有时并不一致，但它们（原因或根据）都是从已知到推知的充足理由。这是客观事物间存在的必然联系的反映。这是一个正确的“说”（推论）的实质所在。
“说”的根本任务在于揭示从巳知到推知的必然联系，找出某“辞”得以确立之“故”。
2.“说”的种种表述
中国古代名辩学对于“说”这种思维形式有种种不同的表述。
孔子不但在正名理论上发其端，而且在先秦第一个提出了具有推理意义的认识方法。他的“告诸往而知来者”可以说是具有推理意义认识方法的集中体现。我们知道传统逻辑中推理的定义是：由一个或几个已知的判断推出一个新判断的思维形式或思维过程。“告诸往而知来者”的告，是老师教学生。“往”是过去的事，“来”则是未来、后来之事。《论语》是语录体，我们常常看到孔子教导、告诉学生过去的事，要求学生据此能由此及彼、推知后来、未来之事。所谓“举一反三”，“温故而知新”、“闻一知二”、“闻一知十”等说法与“告诸往而知来者”虽然词句不同，但其实质是一致的，都是从已知推出未知。孔子的发端对后世影响很大。
墨子明确地肯定可以根据过去推知未来，依据已显现的情况推知未显现的，即隐藏着的情况，这就是所谓“以往知来、以见知隐”。“以往知来”这明显地是孔子“告诸往而知来者”的略语。见：读为现。显现出来的事物状况，即已知的事物状况。隐，藏也，没有显现的。用逻辑术语说则是由已知推出未知。与此相对照，当时确有人有这样的看法：“往者可知，来者不可知。”
恰与孔子、墨子的“告往知来”、“以往知来”相对立。
墨子巧妙地用一个推理反驳了这种错误说法。《墨子·鲁问》记载：
彭轻生子日：“往者可知，来者不可知。”子墨子日：
“籍设而亲在百里之外，则遇难焉。期以一日也，及之则生，不及则死。今有固车良马于此，又有驽马四隅之轮于此，使子择焉，子将何乘？”对日：“乘良马固车，可以速至。”子墨子日：“焉在不知来？”
墨子的反驳机智有力。已知的条件是“固车良马”与“驽马四隅之轮”，让你选择。彭轻生选择了良马固车。为了救自己的亲人，需要速至。这一切都是建立在假设的基础上，但包括了“往”与“来”，往可知，依据“往”进行推理，“来”亦可知。墨子维护了自己“以往知来，以见知隐”的观点，充分肯定了推理的认识作用。
荀子常常将说与辩混用，很多场合说即是辩，辩即是说，往往说辩共举。
辩说也者，不异实名以喻动静之道也。
所谓“辩说”就是针对同一对象（不异实名）而展开的是非然否（动静）的争论。这种争论当然包括有推理（说）的具体运用。《荀子》一书中对“说”的表述也很有特点，它不是一般地泛泛而论，而是考虑到思维进程的方向分别加以叙述。《荀子·非相》中说：
欲观千岁，则数今日；欲知亿万，则审一二；欲知上世，则审周道；欲知周道，则审其人，所贵君子。故日：
以近知远，以一知万，以微知明，此之谓也。
这里的“以近知远，以一知万，以微知明”无疑是对“说”的又一种表述。“近”、“一”、“微”都是已知，是前提；而“远”、“万”、“明”都是未知，是结论。知，则是推知。再深入—步，何以可从一知万，从近知远，从微知明呢？荀子这里讲述的显然是典型归纳的推理方法。从分析解剖个别事物，当然是具有典型性的事物，正确地把握事物的内在联系，认识事物的必然性，就可以进行归纳概括，而得出普遍性的知识。中国有句俗话：“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为了了解麻雀的生理构造，我们解剖一只或几只即可。没有哪个人要把所有的麻雀都捉来杀掉才去得结论，这就是“欲知亿万，则审二二”。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蒸汽机已经最令人信服地证明，我们加进热而获得机械运动。十万部蒸汽机并不比一部蒸汽机能更多地证明这一点。”这说明我们只要能正确地抓住典型事例，——如荀子所说的“欲知周道，则审其人，所贵君子”的“君子”即是适例一进行审嗅的分析，揭示事物的本质，就可以对同类事物加以概括，归纳出—般性结论。如果说“以近知远，以一知万，以微知明”是具有归纳性质的推论认识方法，那么下面《荀子-非相》中的另一段介绍的认识方法，则具有演绎的性质：
圣人何以不可欺？日：圣人者，以己度者也。故以人度人，以情度情，以类度类，以说度功，以道观尽，古今一也。类不悖，虽久同理。故向乎邪曲而不迷，观乎杂物而不惑，以此度之。
圣人不会被欺骗的原因是：圣人能用自己掌握的事物的规律去进行推论、测度。依据人的一般情况去推论、测度个别人，以事物的一般的情理去推论、测度个别事物，以同类事物的普遍具有的性质去推论、测度个别事物，以一般公认的理论去推论、测度某事物的功用，以总的原理去推论、测度无穷尽的事物状况。不论过去还是现在，事物只要属于同类，道理就是一样的。因此，面对各种不正的情况及多而乱的事物而不产生迷惑，就是用以上的道理方法去推论、测度的结果。万变不离其宗。荀子认为，凡同类的事物，必定有某些相同的性质，有某些相同的状况。
人们一旦认识了、掌握了同类事物共同具有的性质、状况或道理，就能以此作为根据去推论、测度同类的个别事物。
此所谓“以类度类”。人为一类，依据“人”之类共同具有的情状去推论、测度某个人的情状，此所谓“以人度人”。如此而已。当然，关于某类的共同情况、状态、性质、道理等是已知的，而关于同类个别对象的认识是未知的，由已知进到未知，当然是推理。从思维进程的方向看，“以人度人、以情度情、以类度类”则是由一般到个别，因而具有演绎的性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