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春秋》却是例外，该书有《离谓》一篇，专门论述人们的言（语句、辞）表达的不准确，以至产生歧义，因而造成“言意相离”、“言心相离”、“听言而意不可知”的结果。这种情况，《吕氏春秋》称为“离谓”。谓，指谓、称谓。“离谓”就是言辞脱离了其所指称的事物，所作出的“辞”不足以表达、说明自己的思想，不足以让他人了解自己的思想，就是或者其意不可知，或者使人误解其意。这只能造成思想上的混乱，使人们的思想交流产生困难。
《吕氏春秋》中举了几个生动的例子说明上述道理：
第一种情况，讲的是语言（言辞）表达不慎，言不足以喻意，产生歧义，引起误解。因而“言意相离”造成困难，使人们无法正常交流思想。
鲁哀公问于孔子日：“乐正夔一足，信乎？”孔子日：
“昔者舜欲以乐传教于天下，乃令重、黎举夔于草莽之中而进之，舜以为乐正。夔于是正六律、和五声，以通八风，而天下大服。重、黎又欲益求人。”舜日：“夫乐正天地之精也，得失之节也，故唯圣人为能和乐之本也。夔能和乐之本也。夔能和之，以平天下，若夔者一而足矣。”故日，夔一，足，非一足也。
“夔一足”之辞，有歧义，既可理解为“夔这个人只有一只脚”，也可理解为：夔作乐正，一人即可胜任愉快，“一个人就足够了”。因而使人产生误解。鲁哀公在此事上不太聪明，但也说不上糊涂。他拿不准“夔一足”这个辞的含义，取一种怀疑态度，所以，才向孔子请教：“听说乐正夔一只脚，这件事是真的吗？”鲁哀公拿不准“夔一足”的含义，归根结底是由于这个辞“离渭”造成的。“夔一足”含混、歧义，使人误解。类似的例子还有“穿井得人”之辞。
宋之丁氏，家无井而出溉汲，常一人居外。及其家穿井，告人日：“吾穿井得一人。”有闻而传之者日：“丁氏穿井得一人。”国人道之。闻之于宋君。宋君令人问之于丁氏，丁氏对日：“得一人之使，非得一人于井中也。”
人们本来可以并且应当可以“以言观意”的，因为“言者以喻意”。但是宋国丁氏的“吾穿井得一人”之言（辞）却让人闻言而不得其意。因为“吾穿井得一人”之辞含义不清，是个典型的“离谓”之辞。“吾穿井得一人”这个辞既可表示“凿井后省却一个在外打水的劳力”，也可理解为“凿井得到一个活人”。以致人云亦云，惊动国君。
“吾穿井得一人”这个辞，让人闻言不得其意，甚或误解了原意，以为挖井挖出了个活人，造成混乱。
这两个小故事所揭示的道理是一个：“夔一足”与“穿井得人”这两个辞均歧义，同一句话却表达不同判断，因而使人产生误解。我们在表达自己的思想时真的要注意，自己的每一句话应含义清楚、无歧义，不会引起误解才好。
如果说“夔一足”、“穿井得人”是无意中产生的“离谓”现象。那么第二种情况，加上人的主观因素，言以欺心，口不对心，不顾其实，为了某种利益而有意使言意相离。这样做的结果是“凶也”、“不祥莫大焉”。《吕氏春秋》中说：
言者，心之谓也。言不欺心，则近之矣。凡言者以喻心也。言心相离，而上无以参之，则下多所言非所行也，所行非所言也。言行相诡，不祥莫大焉。
言辞，是思想的表达。思想是客观事物在头脑中的反映。说的话不与自己的思想相违反、相矛盾，则说言辞是思想的表达还差不多（“则近之矣”）。言辞是用来表达思想的，但口不对心，说的与想的相分离，而君上无法察觉，这样的话，下面就会大量产生所说的不是所做的，所做的又不是所说的这种情况，以至说的与做的相背离，那是十分危险的。
言（辞）与心意相离，会导致言与实（客观事实）相离。人的言行要受意的指挥，意要通过言来表达。言意相离的结果必定造成言行相违反、相矛盾。言非所行，行非所言，这潜伏着极大的危险性。
《吕氏春秋·淫辞》中有这样一则故事：
宋有澄子者，亡缁衣，求之途。见妇人衣缁衣，援而弗舍，欲取其衣，日：“今者我亡缁衣。”妇人日：“公虽亡缁衣。此实吾所自为也。”澄子日：“子不如速与我衣。昔吾所亡者纺缁也，今子之衣，禅缁也，以禅缁当纺缁，子岂不得哉？”
宋国的澄子丢失了一件黑棉袍，便满街上去找。他看见有个妇女穿着件黑棉袍，一把揪住不放，想把棉袍夺过来，说：“我丢了件黑棉袍。”妇人回答说：“您虽然丢了一件黑棉袍，可这件确实是我自己做的呀！”澄子狡辩说：
“你不如趁早还给我。我丢的那件衬里是绸儿的，你这件是布里的，用—件布衬里的棉袍换一件绸衬里的棉袍，您岂不是占了便宜吗？”
这是典型的以言欺心，言意相离。澄子横认妇人之衣为己衣，并且恬不知耻、以言欺心地诡辩说那位妇女占了便宜！这真是典型的强盗逻辑。这个故事的结局书上未记。
设想澄子再这样纠缠下去，倘或妇人的家人到来，或遇上抱打不平的壮士，甚或是公差，澄子的结局确实是“不祥莫大焉”。
把别人的东西硬说成是自己的，这种以言欺心的言意相离，作出的辞显然不会恰当，但这巳不仅仅是名辩学辞的运用问题，还涉及到人的道德品行问题。当然其危害也就不仅仅是造成思想上的混乱，给人们的思想交流造成困难了。它的危害首先在于败坏社会风气，弄得天下大乱，危及封建统治秩序。《吕氏春秋·离谓》说：
言意相离，凶也。乱国之俗，甚多流言而不顾其实。
务以相毁、务以相誉。毁誉成党，众口熏天，贤不肖不分，以此治国，贤主犹惑之也，又况乎不肖者乎？
言意相离，十分危险。乱国的风气，不顾事实的谣言蜂起，专门互相诋毁、刻意互相吹捧，而且成群结伙，众口一辞，能把黑说成白，以至好坏不分。在这种情况下治理国家，贤明的君主尚且疑惑不定，不知如何办，何况不贤之人呢？澄子一类的人如果多起来，国家如何不乱？！可见，“言意相离，凶也”、“不祥莫大焉”诚非耸人听闻之论。
“言意相离”既然会产生如此大的祸害，那么如何防止“言意相离”的现象产生？如何尽量减少“言意相离”的现象呢？《吕氏春秋》中主要是从“闻言”这个角度开出了自己的药方。“闻而审”、“闻言，必熟论”、要“缘物之情及人之情”以判别所闻。这些原则或方法在今天看来也是十分必要的。
《吕氏春秋·察传》指出：闻言“不可以不察”，“闻而审，则为福矣。闻而不审，不若无闻矣”。听到一些话，不能盲目地接受或反对，而应当仔细地、审慎地检查一下，这些话是否符合事实，是否言意相离。听到一些传闻不加以审慎的辨察，不如不听为好。因为传闻会“数传而白为黑、黑为白。故狗似猩（ju6读音决），猩似母猴，母猴似人，人之与狗则远矣，此愚者之所以大过矣”。传言经过几次转述，白的会被说成黑的，黑的会被说成白的。例如，狗像猩（大猴），矍又像母猴，而母猴像人，可人与狗就相差太远了。但这正是愚昧的人之所以弄出大错的缘故啊！
“闻而审”，如何审？以什么作标准去审？“凡闻言必熟论，其于人必验之以理。”对听到的话一定要反复思考，对于其中有关人的言论必须根据常情加以辨别。如前面提到的“夔一足”，这对于正常人来说只有一只脚是不符合人之常情的。
此外，“辞多类非而是，多类是而非，是非之经，不可不分，此圣人之所慎也。然则何以慎？缘物之情及人之情以为所闻，则得之矣。”这是《吕氏春秋》的又一忠告。很多言辞好像错误而实际正确，很多言辞好像正确而实际错误，正确与错误的界限不可以不划分清楚。这是圣人十分谨慎的地方啊。然而怎样做才算谨慎呢？根据事物的实际及人之常情来判别所听到的，那就能分清是非了。
《吕氏春秋》提出的“闻言必审”、“闻言必熟论”的原则无疑是十分正确的，不能盲目地加以同意或反对。“验之以理”也好，“缘物之情及人之情也好”，虽然强调了实事求是的态度，是唯物主义的，但仅仅从常识出发，还不能就认为是科学方法，并且这些方法也很不具体，缺乏如传统逻辑从形式化人手，从而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吕氏春秋》防止“言意相离”之辞的办法，只是一般的原则上的泛泛而论，这是其不足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