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春秋》对“说”（推论）的表述有继承，亦有发展。如“以近知远”、“以今知古”的说法与墨子、荀子的说法几乎词句相同。而“以所见知所不见”又是“以见知隐”的另一种说法。而墨子的“以见知隐”则是引用的“古语”。可见中国古代名辩学对“说”的表述尽管有许多不同的、甚至是形象的说法，但对其本质的认识却是一致的。《吕氏春秋·察今》对“说”，即推论是这样论述的：有道之士，贵以近知远，以今知古，以益所见知所不见。故审堂下之阴，而知日月之行、阴阳之变。见瓶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鱼鳖之藏也。尝一脔肉，而知一镬之味、一鼎之调。
了解客观法则、规律的人，都重视由眼前的情况推知异地的情况，由现在的事情推知过去的事情。从当前的情况推知“远”、“古”，这就是“以益所见知所不见”。例如，观察屋前阴影（的变化），就可以推知太阳、月亮的运行及昼夜、寒暑的变化。看到瓶子里的水结了冰，就可推知已经到了寒冷的季节，水中的鱼、鳖已进入潜藏的时候。
尝一块肉就可以推知整锅肉的味道。
《吕氏春秋》用“以益所见知所不见”这句话对“说”即推论作了简明的表述。“见”即现，“所见”即已经显现出来的情况，这是前提。“所不见”，即未显现出来的情况，通过推知而得到，这是结论。由前提到结论，这一过程当然是推理。而“以近知远”、“以今知古”都是“以益所见知所不见”的形象说法。也可以说，正是对“以近知远”、“以今知古”这些形象说法的再抽象，才得出“以益所见知所不见”这一结论。
关于“以益所见知所不见”中的“益”字，谭戒甫认为“益”字无义，疑为“盖”之误，本在“以”之上。毕沅说：“《意林》无益字。”王范之认为当有“益”字且不误，意为众多、丰富。所谓“多所见”即指上句的“知近”、“知今”，因为只有“近”、“今”所知的才最多、最丰富。以当前丰富的知识、众多的现实情况推知“远”、“古”，这就是“知所不见”。
先秦时期各家各派对名、辞、说辩等思维形式的探索给后世以深刻的影响。西汉时期继续着先秦百家争鸣的余波，对名、辞、说辩的研究又有了一些新进展。淮南王刘安召集众宾客共同编撰的《淮南子》就是其突出代表。
《淮南子》中的名辩思想是多方面的，但“说”即推理理论是最突出的。《淮南子》中把“说”即推理用“见者可以论未发”作概括。“见者可以论未发”几乎使我们立即想到对《墨辩》的“方不彰，说也”的诠解：把蕴涵在前提中的不显露的东西揭示、显现出来的过程即是说。通过对《淮南子》原文的分析，我们会更清楚地看到，“见者可以论未发”确实又是中国古代名辩学对“说”这一思维形式的明确无误的表述：
未尝灼而不敢握火者，见其有所烧也。未尝伤而不敢握刃者，见其有所害也。由此观之，见者可以论未发也。
火是否烧手，利刃是否可使皮破血流，一个未直接经验过的人，可以根据见其有所烧，见其有所害而推知火能烧人，刃能伤人的结论。故不能握火、触刃。根据已见到或曰已显现出来的事实推断尚未发生的情况，这当然是由已知进到未知。这个过程无疑是个推理的过程。
除“见者可以论未发”外，《淮南子》中也像先秦的墨子、荀子等一样用“以小明大”、“以近论远”来表述“说”。
尝一脔，知一镬之味。悬羽与炭，而知燥湿之气，以小明大。见一叶落，而知岁之将暮。睹瓶中之冰，而知天下之寒，以近论远。
这段话中用的“尝一脔”、“睹瓶中之冰”例子都与《吕氏春秋》一样，是先秦思想的直接继承。尝一块肉可推知一锅肉的味道。悬挂羽毛与木炭，由羽毛的干、湿及木炭的轻重（燥则轻、湿则重）就可推知空气是干燥还是湿润。这是由小的事物（状况）推知大的事物（状况）。此外，见一叶落就可推知快到年底，看到瓶中之水结冰，就可推知天气寒冷。小、大、近、远一定意义上是些形象的说法。“以小明犬”、“以近论远”，都是说由已知可以推知未知，通过推论使人获得新的知识。
三、“说”的基础——类
类在传统逻辑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不论是在概念理论、判断理论还是推理理论中始终离不开类概念。从根本上说，逻辑学的基础就是事物类及其相互关系，离开了事物类及其相互关系，就无法研究、了解逻辑理论，就更谈不上运用了。
中国古代名辩学对于“类”给予了充分的重视，这可以从墨子、荀子、后期墨家、韩非、《吕氏春秋》乃至《淮南子》的论述中看到。
我们生活的世界是一个物质的世界，千差万别的事物呈现出纷繁复杂的现象。尽管纷繁复杂却是有规律可循的。
由于客观对象的性质与关系的相同或相异，事物区分为不同的类。所以，透过客观世界万物纷繁复杂的现象，人们发现，客观世界是一个依类属关系而形成的有秩序的整体。
这一点，在先秦，古人就已认识到。《左传·桓公六年》上有“以类命为象”。言类名是由与某物相像而得。《易·乾文言》则讲万物“各从其类”。《易·系辞上》有“方以类聚，物以群分”。以上这些材料都是一般地谈到事物是区分为类的，还不能说是一个名辩学意义上的范畴。明确地认识到类的本质，将类作为推理、论证的根据，即将类与故联系起来，从而使类概念具有鲜明的名辩学意义的是墨子及其后学。墨子明确地提出了“知类”这一重要概念，而“明故”是知类的基础。
“知类”一词至少在《礼记·学记》就已出现。
九年知类通达。
郑玄注：
知类，知事义之比也。
意为知类就是懂得事物间相似或相同的关系，依此类推。类似的零散材料还不足以说明类的名辩学意义。如前所述，真正能给予类概念以明确的名辩学意义的是墨子。
其标志是将“类”与“故”联系在一起，“知类”是为了“明故”，“明故”才可以“知类”，知类与明故相辅相成、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我们举几例看墨子在思维实践中对于类、故等是如何纯熟地加以自觉运用。
今逮夫好攻伐之君，又饰其说，以非子墨子日：“子以攻伐之为不义，非利物与？昔者禹征有苗，汤伐桀，武王伐纣，此皆立为圣王，是何故也？”子墨子日：“子未察吾言之类，未明其故也，彼非所谓攻，所谓诛也。”
用军事手段、武力对付无罪之人、之国为“攻”。相反，以同样手段对付有罪之人、之国则为“诛”。这就是攻与诛有不同之“故”。不明故，把两类不同事物混为一谈，则为不知类。由反对攻，即主张“非攻”，而推出也应反对诛，即主张“非诛”，则是错误的。虽然攻与诛有相同的一面：军事手段，更存在着不同的一面：正义与非正义。故二者不能混为一谈。
《墨子·非攻上》载：
杀一人，谓之不义，必有一死罪矣。……今至大为不义攻国，则弗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
这是不知义之类。所以，墨子劝楚勿攻宋，面斥公输般说：
义不杀少而杀众，不可谓知类。
无故杀人为不义。杀一人则为不义，杀众则更为不义。
无故杀一人与杀众属同类。认为杀少为不义，杀多却谓之义，当然是不知类。也就是不明义与不义之故。此种例子，《墨子》一书中多有，兹不重复。
后期墨家继承并发展了墨子关于类、知类、明故的光辉思想。类概念在《墨辩》中得到了较之前辈更全面、系统、更为科学的论述。
首先，揭示了类的本质。许多事物合为一类，称这些事物同属一类。同类的事物，必有相同的属性。即“有以同，类同也”。例如《墨子·大取》中说：
杨木之木与桃木之木也同；小圆之圆与大圆之圆同。‘杨木、桃木均为木，故同类；小圆、大圆均为圆，故同类。同类之故，即同类的理由是“有以同”。《墨子·经说下》这条经文更全面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方尽类。俱有法而异，或木或石，不害其方之相合也。
尽类犹方也，物俱然。
天下之方俱为一类：方类。方类的任一对象都具有共同的标准（法）：角均为90。。却又有不同，方类对象有的是木质，有的为石质，但这不妨害方形之物角相合，因为角均为90世上的事物彼此只要属于同类，就必定都是如此，就像方类对象一样。
《墨辩》如此精细、全面地研究类名，当然是为了“说”（推论）。因为说的基础是类。正是因为类的同异，才建立起同类相推，而异类不比，即异类不可相推的“说”的理论。
需要指出，《墨辩》中曾经把类同特别突出出来，以与“重同”、“体同”、“合同”之同相区分。只有类同才是依据事物的本质属性或特有属性的“有以同”得到的。正因为“有以同”，同类事物才能据以为推。相反，事物全异，不同类，异类，必定是没有任何相同的属性可以使之归为一类。正如《墨子·经上》所说：
不有同，不类也。
如此，异类事物则不能据以为推。
《墨辩》中依据类同、类异原则作为说的基础，提出了辩说立辞必须具备的三范畴“故、理、类”，提出“以类取、以类予”、“异类不比”、“类以行之”等推类原则，对于运用“说”（推论）的人，给出忠告：
立辞而不明于其类，则必困矣。
荀子对类的认识是深刻而正确的。首先荀子对名、辞、辩说给出了《墨辩》以来可说是最科学的定义：
名也者，所以期累实也；辞也者，兼异实之名以论一意也；辩说也者，不异实名以喻动静之道也。
“名”的定义“期累实”指的是对同类的许多实加以抽象形成关于这一类事物的名。“辞”是将不同实的名联结在一起，其前提、根据必是对不同实的名所表示的事物类之间的关系清楚、明确。这里涉及的事物类不是一个而是两个，并且明确二者之间的关系才能给出正确的“辞”。
“辩说”之产生，在于针对同一对象的名有不同的认识。你说那个动物是牛，我说那个动物不是牛。这当然要加以辩说，以解决牛与那个动物之间是同类，还是异类，以决定谁辩胜。整个名辩学以类为基础，我们从荀子关于名、辞、辩说这些思维形式的定义中也可得到证明。
不仅如此，荀子还说事物“各从其类”，以类相从。故认识了同类事物之理，即知类就可以类推。《荀子·劝学》篇指出：
物类之起，必有所始；荣辱之来，必象其德。肉腐生虫，鱼枯生蠹。怠慢忘身，祸灾乃作。强自取柱，柔自取束。邪秽在身，怨之所构。施薪若一，火就燥也；平地若一，水就湿也。草木畴生，禽兽群焉，物各从其类也。
物类的形成，一定有其开端。.个人的荣辱必与自身的德行好坏相适应。肉腐则生蛆虫，鱼枯朽必生蠹虫。懈怠傲慢，忘乎所以，灾祸会随之发生。坚强的东西自然被用作支柱，柔软的东西自然被用来捆扎东西。遭人诟骂，必是积怨太深所致。放上好像同样的木柴，总是干柴易先燃烧。平地好像一样，总是潮的地方先湿。草木同类丛生，禽兽成群隐藏。世上万物区分为不同的类别。
既然万事万物区分为不同的类，人的认识也必须遵从即“凡同类同情者”归为一类，用同样的名加以指称、反映。人们必须做到“其言有类”，“听断以类”。辩、说过程中，注意对事物类的区分，事物类界限分明，不产生悖乱，这就可以达到如荀子所说“类不悖，虽久同理”。虽然时间过去很久了，但属同类，必然具有同一的道理，事物同类必有相同的性质与规律。这正是说即推论的基础。
韩非作为法家的代表人物对类概念也给予了充分的重视。他主张“知类”、“察类”。韩非的论述多采取从反面论述，不是从正面叙述察类、知类的重要性，而是举出任人处事如果不如何就为“不知类”、“不察其事类”。如《韩非子·难势》中说：
夫欲追速致远，不知任王良；欲进利除害，不知任贤能，此则不知类之患也。
王良属速度快、跑得远之类，贤能之人属可兴利除害之类，要想“追速致远”不去任命王良去完成则为不知类，要想“进利除害”却不去任命贤能之人去担当此任也为不知类。韩非在《人主》篇指出，虎豹之强以其爪牙，失其爪牙，必为人所制服。宋君、简公之“势重”即是人主之“爪牙”，君主驾驭群臣而失其“爪牙”，就会身死国亡，因为虎豹失其爪牙与人君之失其“爪牙”属同类之失。而“今无术之主，皆明知宋、简之过也，而不悟其失，不察其事类者也。”无术之主虽知宋君、简公有过错，却不知错在哪里。这就是不懂得宋、简之过的“事类”。韩非的知类、察类思想当然也为了推类，即以类相推。不过这方面偏重于具体事例，而没有理论上的明确叙述。
《吕氏春秋》作为战国晚期的著作，又是集体创作，对于墨家的知类、明故等的继承是顺理成章的。《吕氏春秋·听言》载：
今人日：“某氏多贷，其室培湿，守狗死，其势可穴《韩非子·人主》。
也。”则必非之矣。日：“某国饥，其城郭庳，其守具寡，可袭而篡之。”则不非之。乃不知类矣。
有人说：“某家债台高筑，住房低矮潮湿，看家护院的狗也死了，正好将其室凿个洞毁掉。”这一定遭到谴责。又有人说：“某国正闹饥荒，城墙低矮，守兵武器都少，正可以袭击而夺取之。”这却不受到谴责，这就是不知类。《吕氏春秋》的议论不由使我们想起墨子的主张“非攻”。论述的方法都类似：
义不杀少而杀众，不可谓知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