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记者就是记者，不同于学者。一般而言，学者可以坐在家中或办公室里，慢条斯理地翻阅资料，引经据典，“十年磨一剑”；记者却不同，截稿时间紧逼，很难做到从容不迫，不慌不忙。记者要深人事件现场，报道用事实说话，以真实为生命，用鲜活生动的第一手材料吸引读者；学者则更多地运用第二手材料，以说理取胜，一般不需深入现场了解情况。不过，学者和记者都需要严谨认真的态度，对人、事、物要做到真实准确，即使是一个人名和地名。帕泰岛上由中国人创建的SIYuVIL LAGE，到底应该如何翻译成中文呢？是西游村，还是西域村？我一时举棋不定。先是根据汉语拼音译为“西域村”，后经再三反复推敲，在发稿前又将文中的所有村名改为“西游村”。这一改动主要是为了严格按照当地人对村名的称呼而“音译”的，除与文中的其他地名、人名的翻译方法取得一致外，又不影响“下西洋”是去“西域游历”这层意思。再就是孟加拉国王向中国皇帝贡奉麒麟的那幅著名《贡奉图》的作者的名字，英文翻译为sHEN Tu，国内近年出版的有关书籍也将其误写为“沈涂”，这无疑是按照现代汉语拼音将其再翻译回中文造成的错误。而以前中国人名和地名采取的是“韦氏”译法，与现代汉语拼音有一定联系而区别又相当明显。为了弄清楚到底是“沈涂”还是另外的名字，我曾用放大镜仔细阅读《非洲概况》一书中该画的落款，觉得“沈”字无可争辩，但“涂”字似是而非，一时又难以查阅到其他资料，心中一直犯疑。这个疑团还是后来在南非国民议会参观“非洲千年项目”展览时解开的，展览中恰巧有这幅画，由于画面大、落款字号相对明显，终于弄清楚了是“沈度”而不是“沈涂”。
“郑和的故事”本来还应该写得更长，受报纸版面限制，写作时我是紧紧围绕主题展开的，对一些枝叶、细节，尽管它们十分有意义，也不得不忍痛割舍，以使文章的主干更为清楚鲜明。比如，一位肯尼亚作家以长颈鹿为第一人称，以马林迪国王向中国皇帝贡奉长颈鹿为题材写作的“麒麟的故事”；拉木岛独具一格的阿拉伯风土人情，这不但吸引着世界各国众多的游人，而且被联合国确定为“世界人类文化遗产”，等等，这些都不得不忍痛割爱。
各界反响——独家打动读者心
郑和系列报道发表后，新华社驻内罗毕分社记者蔺智深通过电话对我进行采访。《参考消息》7月5日用一个整版刊发了新华社记者撰写的报道，文中强调指出，《人民日报》前驻南非记者李新烽，2002年3月首次赴肯尼亚拉木群岛帕泰岛，采访郑和船队遗迹和郑和船队水手后裔，成为赴该地采访的第一位中国记者。李新烽是第一个接触那批中国人后裔的中国人，也是第一个发现那位被称为“中国学生”或“中国女孩”的姆瓦玛卡·沙里夫的中国记者。中央电视台、云南电视台和《法制晚报》、《新民晚报》等媒体采访了我。
郑和的后裔和族人在看到这组报道后，分别从北京、南京打来电话，说这组报道十分生动、可信，读起来非常亲切、感人。他们认为李新烽在采访过程中发掘出来的素材非常珍贵，为研究郑和提供了新的资料，很有学术价值。云南晨光出版社社长周文林说：“李新烽博士是冒着生命危险进行采访的，他的这组报道绝对是独家的，他所拍摄的相关照片同样非常珍贵。李新烽记者的这种敬业精神难能可贵，值得学习。”该社出版的大型图典《郑和史诗》采用了李新烽拍摄的有关照片50余幅。云南省举办的“和平使者——郑和事迹展”和一些图书中也选用了李新烽拍摄的图片。
一些读者还直接给李新烽和编辑部发来信函，高度评价这组报道，并且表示感谢。一位读者这样说道：李新烽记者，看了您写的《踏寻郑和在非洲的足迹》一文，真是很感人。谢谢您的介绍。
以这组报道结集出版的《非洲踏寻郑和路》一书出版时，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人民日报》原总编辑范敬宜教授在该书的序言中写道：“他用笔向世界展示了一段悲壮美丽的中国历史，为中国历史续补了一页悲壮美丽的篇章。当我读着‘中国泰坦尼克号’、‘帕泰村长说海难’、‘海里捞出双龙坛’等章节时，真有一种惊心动魄、目迷神眩之感，从内心喊出一声：壮哉郑和！卓矣新烽！”中国新闻摄影学会会长、《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于宁教授指出：“新闻史上的名篇《西行漫记》、《中国的西北角》等，教育和鼓舞了一代又一代新闻工作者。新烽继承并弘扬了老前辈的光荣传统。他的《非洲踏寻郑和路》一书，就是向老前辈交上的一份出色的答卷。
……当读者翻开这部有人有事有惰有景有义有趣的大书，随着作者一路‘踏寻’去，会有恨不能一口气读完之感。”
中国非洲史研究会名誉会长、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主任陆庭恩教授说：“根据我的查证，《非洲踏寻郑和路》是我国调查研究郑和下西洋到达非洲的第一本著作，系统、全面、生动地论述了郑和船队在非洲的行踪及其留下的遗迹和产生的影响，提供了许多第一手的资料。……本书填补了非洲研究，特别是中非关系史研究的一个空白。”
著名郑和研究专家、国家纪念郑和下西洋筹备领导小组顾问、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员郑一钧教授表示：“李新烽是报道肯尼亚帕泰岛郑和船队水手后裔、发现‘中国学生’姆瓦玛卡的第一位中国记者。……该书的出版，为我们填补了郑和研究中的一项空白。为进一步研究郑和、了解郑和航海与非洲的关系，认识郑和在非洲的影响，开辟了一个新的视野。”
这组报道之所以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响，主要是因为：一是题材受人关注，故事本身生动；二是它为独家报道，容易引人注目；三是采访过程艰辛，需要冒险精神。
我的体会：还是要“多心”
1.抓住线索——深入现场要细心
深入现场对驻外记者而言，显得更加重要。首先，由于工作需要，驻外记者每天必须阅读外报，收听收看外国广播和电视新闻。
由于驻外记者对国外的情况相对了解得不够全面和准确，在获取外国新闻时，必须提高警惕，避免被别人误导，以致报道出错，后悔莫及。深人现场就是防止被误导的有效方法之一。无论是在拉木岛了解情况，还是登上帕泰岛采访，我发现帕泰岛的社会治安并非外国记者所报道的那样混乱，而且当地居民对中国人有一种特殊的好感。这使我的这次采访，虽然吃了不少苦头，流了不少汗水，也不乏冒险情节，但总体而言，比较顺利。再如，在有关报道中，纪思道在设置“拦路虎”的同时，又不忘投下“诱饵”——在帕泰岛当年中国船员登陆的地方，中国水手建造了一座纪念碑，据说上面刻有汉字，由于四周丛林密布，加之时间紧迫，他没有来得及去观看。这在几次采访中，我都特意寻找那座“纪念碑”，当地人异口同声地回答：
“根本就没有什么纪念碑。”假如没有登临泰岛，“纪念碑”一事很有可能以讹传讹。
其次，近年来在南非工作，我觉得深入现场与否，除能了解到真实情况外，还能对报道的角度、内容和重点产生影响。这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新闻观与西方的新闻观不同。再次，记者奔赴新闻现场就能感受到现场气氛，使报道具有现场感，增加可读性。同时，还能纠正记者事先的一些不合理的设想。比如，我曾计划在帕泰岛中国人后裔家中能够找到“中国家谱”或是“船难纪实”之类的文字材料，以及“传家宝”之类，去后才知这一想法过于理想化，未免太幼稚，因为就当地的气候条件、当地人的生活水平和当时中国船员的身份而言，出现和保存这类历史材料是不可能的。总而言之，新闻采访，记者到现场必有收获。
深入新闻现场仅是采访成功的一半。记者还必须“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不断挖掘素材。中国船难发生在何时何地？有何证据可以证明是中国船只？中国水手如何脱险？定居帕泰岛后遇到什么问题？中国文化在当地有何影响？当地传说的遇难船只与郑和船队有无关系？现在的中国后裔生活情况又怎样？这一连串的问题需要在采访中一一找到答案。
在帕泰岛的三个村庄——帕泰村、上加村和西游村采访时，我都先找村长，然后再根据村长提供的情况，一一分头找人，挖掘新的线索和材料，再进一步采访，直到收集到必要的素材，把问题搞明白。我先到帕泰村采访，得知当年的中国船只触礁后，水手们从上加村登陆，先在上加村落脚，后来分头去了帕泰村和西游村，我便去帕泰村和西游村；在西游村，听说该村的一些中国人又去了帕泰岛的其他几个村子——法扎和琼庄等村，我又跟踪过去；在这两个村子，才知道从西游村来的中国人又纷纷离开了，其中几名去了蒙巴萨，我又去了蒙巴萨。
在西游村的“中国学生”姆瓦玛卡家中采访时，她母亲讲，小女儿姆瓦玛卡正在拉木读高中。陪同我采访的拉木博物馆副馆长又告诉我，当地人生活普遍困难，供学生上学经济十分紧张；为此，我又两次专程去拉木女子中学采访，还向姆瓦玛卡捐助了约合人民币1000元的当地货币，以供她缴纳学费。《“中国学生”思故土》一文就是写的这次采访。第一次采访西游村时，得知村里的中国后裔大夫法基伊去了马林迪。第二次采访时，法基伊还没有回来。于是，我在返程途中专门在马林迪停留，并从茫茫人海中找到了法基伊。
“中华医术有传人”一文因此而来。
2.抓住细节——记者需要好奇心
记者应该有好奇心，特别是驻外记者，对国外的一切最好能始终保持一种新鲜感，充满好奇心，这样就会抓住一些细节，进而深入进去，挖掘出新材料。且不言对帕泰岛中国人后裔的采访，本身就让人充满了好奇。采访到第一人中国人后裔萨利姆老人时，发现他与众不同的是，肩上挑了一根扁担，这在当地非常少见。这一细节强烈地昭示出，“中国人”至今仍保留着自己传统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我由此联想到中国文化和中国传统在当地的影响。
在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机场候机室，我偶然发现当地人也会打麻将，进而l陕想到麻将的起源及其与郑和相关的传说，便当即对此就近观察、了解和感受。《偶闻路边搓麻声》那篇就是来源于这个“偶然发现”，虽然就其内容和格调而言，它在这组报道中显得较“平”，但由于真实、具体和有趣，颇具可读性。它还有助于解决这组报道的“雅”、“俗”的平衡问题，进而更好地体现这组报道的完整性和可信性。
《星夜借宿西游村》那篇也是如此。当时，我在当地一户人家吃晚餐，看到他家里的椅子与中国的椅子十分相像。由于晚上光线暗，我次日清早专门去他家为“椅子”拍了照。后来阅读有关介绍当地风土人情的材料时，方知这种“高靠背椅子”是“中国人传给当地的”。诸如此类的还有路遇的打铁老人，当地人编织的草包，等等。
采访法基伊时，他说自己近来食欲不振。问他是否去医院瞧大夫，他笑言自己会制作一种汤剂。抓住这句话，我请他把正在服用的“药”拿来看看，并请他说明药材的来源、药物的作用等，这样，增加了祖传中医的可信度和中医的可信性。
3.抓住读者——要和采访对象交心
采访是新闻报道成功的基础，是新闻报道能否抓住读者的前提。而一次采访是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采访对象，这是因为新闻采访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采访对象，如采访对象是否愿意主动提供情况及情况的真实性等。相对而言，在国内采访，采访对象的选择比较容易，一是不受语言的限制，二是文化背景相同，采访容易进行。在这方面，驻外记者就困难一些。以采访郑和船队在非洲的后裔而言，我常驻南非，采访先要从南非飞往肯尼亚首都内罗毕，接着从内罗毕转机到拉木岛，再从拉木岛乘船到帕泰岛。仅是前往现场，就要花费两天时间。如果选错采访对象，就有可能空手而归，造成的人力、财力、精力上的浪费可想而知。为保证最大限度地获取真实材料，我首先与采访对象交朋友。
阿巴斯船长是我第一次采访时认识的当地朋友。他性格直爽，土生土长，对当地情况熟悉，并能讲比较流利的英语，而当地普遍是斯瓦希里语居民。我的几次采访都得益于他的热情帮助。第一次，他首先给我讲述帕泰岛“中国村”中医按摩的神奇和中国船只触礁沉没的故事，并带领我去帕泰岛采访；第二次采访时，他一见面就向我提供“双龙坛”的信息，并一起遍访了拉木群岛；第三次采访期间，他不负重托，为我找来了拉木城居住的索马里商人，使我获知了索马里尚存的郑和遗迹的信息。他之所以对我热情相帮，是因为我对他以诚相待，与他交心，后来我们成为好朋友。我每次去都要为他带些中国特色的礼品，他每次都能为我提供一些新线索，并邀请我品尝肯尼亚的红茶和咖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