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初到西方的中国人，恐怕印象最深的，就是这里的传媒所报道的中国多多少少和我们自己所经历的中国以及自己在中国传媒上所感受到的中国有所不同，是一个连中国人都多少感到有些“陌生”的中国。其实多多少少都有一种“妖魔化”中国的味道。讲个例子：2005年7月左右，德国媒体突然问开始炒作中国企业在德国兼并德国企业的话题，德国媒体惊呼“中国人要明日张胆地盗窃技术来了”，“中国企业成为德国企业的可怕竞争对手了”，“要防备中国”！实际情况怎么样呢？中国目前在德国的投资一共只有六百多个项目，这些项目绝大多数集中于餐饮、服务等部门，生产领域的项目只有十来个。而且所有这些投资加在一起仅两个多亿美元，而德国一年在中国的投资就达到两百多亿美元。但是一些本地媒体就是置如此巨大的落差不顾，一个劲地冲着中国嚷嚷“狼来了！”这还只是经济方面的情况，至于政治、社会方面的偏见，更是罄竹难书了。对于驻外记者而言，长久地接触本地的媒体，接触本地媒体所构造的“中国镜像”，一种自发的比较判断肯定是在情理之中的事情了。坦率地说，本地的报道也有相当是客观的，于思考不无裨益的。有人说，出国后不见得对外国的了解会有多深刻，但是对中国的了解一定会加深，就是说有比较就有鉴别了。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在本地媒体整体构像的刺激之下，我观察到的普遍是“出国后更爱国”的悖论情感，也就是说傲慢与偏见在有自尊的国人心中经常激发的是一种本能的中国情结。讲一个亲身的经历：一次陪着几个国人（都是大学教授，挺有“身份”的）去游玩，到他们住的酒店去接人，却发现大家都很郁闷——原来他们住店登记的时候，有一个白人绅士丢了一个装有六百多美元的手提箱，现场还有别的白人绅士，但是服务生根本不去询问他们，直接就问这群华人“是否拿错了箱子”？这当然是对大家人格的一种质疑，但是所有人的第一反应是：为什么中国人（没有人认为仅仅是针对自己，而是自己所代表的整个族群）在这里会受到这样的歧视？我想说的是，这个白人服务生自然不会天然生就有“中国人爱贪小便宜”的观念，也不会天然就认为“白人比中国人高尚”，他的这些偏见其实就是从本地的传媒构造的“镜像”之中得来的，而且根深蒂固，你生气也没有用。这种刺激很能触动一名记者的职业责任感。怎么样才能告诉这些普通的欧洲人（他们多数是可爱的），告诉他们：中国人、中国社会也和他们的社会一样，有好人，有坏人，有高尚的人，有卑劣的人，中国人绝不是若干卑琐的个体的集合，中国社会也和他们的社会一样丰富多彩，任何简单的概括都会失之偏颇。
其实这就是一种沉甸甸的政治责任。我理解驻外记者责任重大，不在于他（她）是否把实现小康社会等国家目标挂在嘴边，而在于他们一定要以个人的日常行为、工作之便，去传达一个现代的中国和现代的中国人的正面形象。告诉身边的外国人，关于中国的客观进步，关于一个“陌生的中国”的拳拳善意。
“熟悉的西方”。和西方媒体多少有点“妖魔化”中国相比，我们的媒体似乎总是在“美化”西方。不过我先要声明的一点是：发达国家的很多地方的确值得我们孜孜不倦地模仿和学习，我有一个感觉，和德国比，如果说我们的硬件相差五十年，那我们的软件至少差距是一百年。（德国面积35万平方公里，人口8200万，其规模大致和我国的四川省相当，但是却创造了世界第二的国民总产值）在这样强大的后工业文明实体面前，保持一种文化自信心和平常心的确非常不容易。加之我国出于推进改革开放的需要，一段时期以来，媒体重点宣传了西方的亮点（无须否认，人家的亮点的确很多）。这给了：我们一个什么样的西方镜像呢？那就是一个一切近乎完美的西方国度：西方的人民是礼貌而高素质的，西方的司法是公正而清明的，西方的人民都受到了社会、政府的公正对待，等等。这个镜像是谁带给国人的？不是别人，就是我们媒体自己。现在想来，我在派驻到柏林前，脑海中的“熟悉的西方”就是这么大致一个镜像。说起“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我们传媒从业者其实有更大的责任。所以我觉得，驻外记者有责任告诉大众一个多角度的完整的外国，告诉他们这里是有很多值得向往的目标，也告诉大众市场经济所产生的冷漠、自私，在这里同样普遍存在；使大家直观地体会到，在中国的不如意，不会因为来到了一个更加发达的国家就会自动解决。比如在国内升学难、就业难的大局面下，很多有条件的家长盲目选择了把孩子送到国外留学这条路。我在德国，感触最深的就是小留学生的处境，他们很多人高中刚毕业，甚至初中毕业就被家长送到了德国。就我的感觉而言，多数人过得很不愉快，很不幸福。他们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缺乏亲情的关爱，缺乏朋友的交流，很多连语言关都过不了，不少人整天把自己关在家里，上网玩游戏、看电影，而且长期几乎只在华人中间打交道，几年下来，外语不但没有进步，而且连汉语都退化了。但是他们的家长呢？我听到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个家长来到留学中介，说要送孩子去国外留学，人家就问了：“去哪里？”“不知道！只要能出去就行，反正我舍得出钱！”这尽管是一个极端的个案，但是却很有代表性。回到媒体的责任上来，我认为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传媒没有尽到全面报道的义务：这几年我们媒体对海外留学生的报道是一个什么状况？有没有误导？
我觉得很难摆脱干系。
从“陌生的中国”到“熟悉的西方”，其实都是不全面的，都是不同的偏颇的媒体“镜像”。而正是因为这个偏颇的存在，给了新生代驻外记者很大的“就在现场”的发挥空间，而且现在的时机也已经具备：西方学界自己关于“西方中心论”的提出本身，就标志着反思西方神话的开始；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从西方看来，除了市场经的引进，中国传统的儒家理念以及“重视教育投资”、“重视家庭蓄”等传统思维，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就意味着一个以传统中国文化为比较坐标的思维向度正在确立。这些都为多角度的观察国和西方提供了新的知识资源和时代养料。这就是新生代驻外记者的宏观思考建构的优势，可以部分跳出“姓资姓社”的意识形态框架，从不同文明之间的磨合、碰撞、沟通、交流的视角来构思自己的观察和新闻。其实落实到一句大实话：就是用一个“人”的平常心来思考问题，尽管发展阶段不一样，但是我之所担忧的，洋人一样担忧；我之所在意的，洋人同样在意。这就是孔夫子老早就说过的：推己及人。一个世界公民的眼光，就会在这种中国传统智慧的指导下建立起来。
这里说的其实都是价值观方面的问题。这个问题的确很特殊：
在国内生活，几乎感觉不到讨论这个问题的必要，但是在国外生活，因为随时随地都感受到身份认同的刺激，感受到不同制度、文明之间的碰撞，所以感觉到，其实价值观这个东西天天在骚扰你，不想明白还真有点不行。
三年冷板凳，一颗平常心
从职业规划上来讲，所有机构的驻外人员都不同程度地面临着在国内总部的职业发展规划问题。驻外记者也不例外，因为在一定程度上驻外记者暂时离开了总部的主流职业生活，在另外一个分支上奋斗，所以驻外记者要忍受对将来职业规划的不确定感的焦虑。
此外，驻外记者远离故土，远离亲人，没有什么朋友，起码对刚到任的记者而言，除了本职工作之外简直可以说没有什么是熟悉的东西了。驻外一任三年，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坐三年冷板凳。其间种种点滴在心头的焦虑有时候对人性确实都是一种考验；而要从这种焦中摆脱出来，实在是需要一颗平常心。
花三年的工夫锻炼一颗勇于自我克制的平常心，这个收获也算不小了吧？尽管能否修成正果不得而知，但是这个修炼的过程确是人生的一段难以忘怀的、纵使不愿再体会也值得纪念的经历（以乐观或是悲观的眼光来看待这段经历，“人心不同，结论迥异”呵）。
在工作之余，如何健康地安排好自己的业余时间，真是一个考验。
无所事事是不行的，这会强化寂寞的侵蚀。所以一定要给自己找点事情做。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就是今年德国世界杯期间，我在慕尼黑为主持人白岩松拍摄一个节目的出镜，由于当时光线不好，怎么调整白岩松的脸上都有阴影。怎么办呢？不愧是央视名嘴，白岩松干脆把这个情节拿到了自己的出镜词中，他说，我现在慕尼黑奥林匹亚球场，由于光线的缘故，所以你们看到我的脸上有大片阴影……（原话记不住了）我当时在旁边是大为佩服，白岩松后来解释说：
“要善于化不利为有利”。——其实这就是驻外记者的一大乐趣，由于工作的缘故，你可以很方便地和很多有思想的人物接触，亲眼见识他们的过人之处，也跟着享受有智慧的生活。这算一大乐事。
还有一个就是，你可以很细节地渗入你所在的国家和城市，真正了解你周围的人民。这是一种由表及里的认知过程，同样需要你倾注相当的心血，也很有意思的。随着日子的增长，你会逐渐发现你在慢慢进入一个以往不曾设想过的世界：洋人的世界，还有当地华侨的世界。这两个世界的价值观、人生观、生活模式、行为举止都和中国内地人的颇有不同。由于你是在油盐柴米酱醋茶等生活细节上感受着这些不同，所以你会有一个感觉，我们和洋人以至和香蕉人（华裔血统，白人思想）的区别就体现在你的一个手势，一声随意的问候，一件衣服，一个本能的动作等方面。久而久之，你会自然受到：价值其实并不玄虚，文化其实也很实在。
驻外三年在个人职业生涯里不算长，但是确实也不短。网络时的驻外记者较之老一代驻外记者，的确在和祖国信息交流方面有了巨大改观，但是有一点和老一代记者们是一致的：和中国之间的时空的巨大间隔依然存在，距离的考验和时间的捶打仍然要求，驻记者必须培养并保持一颗平常心，用认真的工作态度，用对自己、对国人负责的节目来充实自己在海外的时空。一句话：板凳要坐三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
李新烽1987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1993年获威尔士大学文学硕士学位，1998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管理学博士学位。1998年至2005年任《人民日报》驻南非首席记者，新闻作品多次获奖。出版有专著：《非洲踏寻郑和路》；合著《美国谚语词典》、《世界在你眼前》、《世界新闻事业概览》与《郑和史诗》（中英文版）等。
——“郑和系列报道”采写六年话体会
人民日报李新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