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莉诺拉有着超常的艺术直觉，她穿着一件白色宽袖长袍，衣袖垂落在身体两侧。她依靠准确无误的天才演技，巧妙利用了周围的每一道光柱和每一条光线，婀娜多姿，瞬息万变。她在舞台上的一举一动，简直出神入化。
可是当其他演员走上舞台时，就大煞风景了。他们表演得不是那么恰到好处。唯有扮演布伦德尔的那个演员朗诵台词时，还算与周围这些完美布景和气氛相吻合。他大声朗诵道：“当金光灿烂的梦幻出现时，暮色将我包裹起来；当令人心醉神迷的新奇思想出现在我的心中时，它们鼓起翅膀，将我高高托起，自由飞翔。就在此时，我将它们变成了诗歌、幻想和画卷。”
演出完毕，我们高兴地回家了。由于合作愉快，克雷格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光明前途，他也兴奋异常。现在他谈到埃莉诺拉时可是一个劲儿地夸赞，跟他以前对埃莉诺拉的愤怒批判一样不遗余力。可见人性是何其脆弱！这是埃莉诺拉利用克雷格的舞台布景展现天才的唯一的一个晚上。那时，她轮流演出各个节目，每天晚上都演不同的剧目。
惊喜过后，有一天上午我去银行取钱，才发现存款已经用完了。生孩子、办舞蹈学校、佛罗伦萨之行，让我耗尽了所有积蓄。得想想办法了。就在这时候，圣彼得堡的一位演出经纪人发来一封邀请函，想跟我签约在俄国做巡回演出。
这样，我把孩子托付给玛丽·奇斯特，把克雷格委托给埃莉诺拉，自己乘坐特快列车取道瑞士和柏林离开佛罗伦萨，抵达了圣彼得堡。可以想见，这次旅程对我来说多么痛苦。由于第一次同孩子分开，再加上跟克雷格和埃莉诺拉的分离，这一切都让我心情低落；而且当时我的健康状况也不好，那时孩子还没有完全断奶，奶水要借助吸奶器才能出来。为此我不知流过多少眼泪。
火车向远方驶去，我再次来到那遥远的冰天雪地，它似乎比以前更加寂寞荒凉。由于我最近一直把精力投注在埃莉诺拉和克雷格的艺术上，我对自己的艺术没有什么创新，再加上又是产后第一次演出，所以对这场巡回演出我心怀忐忑。可是，友好的俄国观众依旧热情。我记得跳舞时奶水常溢出来，顺着我的舞衣往下流，令我十分尴尬。女人要想干一番事业真是太艰难了！
这次俄国巡演，我印象不大深刻。我一直挂念着佛罗伦萨，便尽可能把这次巡演缩短，又接了去荷兰巡演的合同，因为这样我就能离我的学校和我的亲友近一些。
在阿姆斯特丹登台演出的第一天晚上，我得了一种怪病。可能是所谓的乳腺炎吧。演出结束时，我倒在舞台上，被人抬回了宾馆。我躺在黑乎乎的屋子里，敷着冰袋躺了好长时间。医生诊断结果是神经炎，据说那时还没有找到有效的医治方法。几周下来我不能进食，只能喝一点加鸦片的牛奶，然后便神志不清，昏昏沉沉地睡过去。
克雷格从佛罗伦萨火速赶来，细心地照料我。他就这么照顾我有三四周的时间，有一天，他忽然收到埃莉诺拉的电报，请求他去帮忙弄布景。那时我已康复在望，于是就让他走了。可是当时我有种不好的预感，我不在他俩之间协调，他们之间很可能会出事的。
一天上午，克雷格到了老尼斯娱乐场，发现他的布景被裁成了两半，勃然大怒。克雷格并不知道，埃莉诺拉对此也不知情。看到自己多日来费尽心血完成的作品就这样被毁了，克雷格怒不可遏，更糟糕的是，他把怒火发到了当时正站在舞台上的埃莉诺拉头上：
“你怎么回事？”他冲她怒吼，“你毁了我的作品，践踏了我的艺术，亏我以前对你还寄予厚望！”
他就这样一直吼个不停，埃莉诺拉哪受过这种待遇。最后她也爆发了。后来她跟我说：“我从来没见过这种人。从来没人敢这么跟我说话。他人高马大抱着肩膀站在那儿，盛气凌人，大吼大叫，吓死人了，哪有人敢这么对我？我当然受不了了。我就指着门说：‘滚！我再也不想看见你。’”
她还想毕生都跟戈登·克雷格合作呢，这个计划最后就这么夭折了。
我到达尼斯时，身体还非常虚弱，是被人抬下火车的。当时是狂欢节第一晚，在去宾馆的路上，我坐的那辆敞篷马车周围满是戴着面具和帽子的狂欢者，他们的奇形怪状让我想到垂死之际的死神舞蹈。
埃莉诺拉·杜丝也病了，住得离我不远。她不仅对我嘘寒问暖，还把她的医生埃米尔·博森派过来。博森医生无微不至地照料我，从那时起他也成了我一生中最亲密的朋友之一。我康复得很慢，有时候疼痛难忍。
母亲过来陪我，玛丽·奇斯特也抱着孩子赶来了。孩子一天比一天茁壮。我们搬到了蒙布罗山去住，那里既有山又有水，景色宜人。在阳光充足的别墅，我的身体渐渐复原，可生活负担更重了，为了改善经济状况，我身体刚刚恢复一点儿就又回到荷兰演出。但是身体仍然虚弱，精神状况也不好。
对于克雷格，我是崇拜至极的，我愿把我所有的艺术灵魂奉献给他，但同时我也意识到，我们不得不分手。在这个问题上，我进退两难：和他在一起，就意味着要放弃我的艺术、我的个性，甚至要放弃我的生命和理想；而不和他在一起，我又情绪低落，备受折磨，甚至还会妒火中烧。一想到英俊潇洒的克雷格赤身躺在其他女人的怀抱里，我就难受得睡不着觉，仿佛看到克雷格在给别的女人讲艺术，女人满怀爱意地注视着他；仿佛看到克雷格同其他女人调笑，用迷人的微笑——埃伦·特里式的微笑——看着她，一面爱抚，一面自言自语：“我喜欢这个女人。伊莎朵拉真让人受不了。”
这些幻觉让我陷入绝望，有时又愤怒异常。我无心工作，无心跳舞，也不再关心观众是不是喜欢我。
我想我不能再这么下去了，要么是克雷格，要么是我的艺术——但要我放弃艺术事业是不可能的，那样我会憔悴悔恨而死。我必须找个对策。真是天遂人愿，对策应时而生了。
一天下午，来了一个人，他青春年少，温文尔雅，美丽动人，头发金黄，皮肤白嫩，衣着考究。他说：“朋友都叫我皮姆。”
我说：“皮姆，多么可爱的名字。你是艺术家吗？”
“不，不是！”他急忙否认，好像我在说他犯了罪似的。
“那你有什么呢，有什么伟大的想法吗？”
“啊，不，没有。我没什么想法。”他说。
“那你生活的目标呢？”
“没有。”
“那你干什么？”
“什么也不干。”
“可你总得干点什么啊。”
“噢，”他想了一会儿说，“我收藏了许多18世纪的漂亮鼻烟盒。”
这就是我的对策。我已经签订了一个去俄国巡回演出的合同。这是一次漫长而艰苦的巡回演出，不仅经过俄国北部，还要经过俄国南部和高加索，我对这独自一人的漫漫旅程特别害怕。于是找了个人陪我一起去。
皮姆说很愿意跟我去，“只是我还有母亲，不过，我可以说服她。还有一个人，”他脸红了，“她非常爱我，可能不会让我去。”
“可我们能偷偷地去呀。”我们计划好，等我完成在阿姆斯特丹的最后一场演出，找辆汽车把我们送到乡下。我们让女佣拿着行李先走，然后我们在阿姆斯特丹的下一站取行李。
那晚雾很大，田野里雾蒙蒙的。因为我们沿着运河而行，司机不敢把车开得多快。
“开快了很危险。”他告诫道，因此车子就慢慢往前爬。
可是这危险跟后来的相比却算不了什么。皮姆往后一看，突然尖叫起来：“上帝，她正在追我们呢！”
不用解释，我就明白了一切。
“她可能带着手枪。”皮姆说。
“快点，再快一点！”我对司机说，但他依然开得慢腾腾。这倒有点浪漫色彩了。不过最后他还是甩掉了跟踪的汽车，我们来到车站，住在一家宾馆里。
已经是凌晨两点钟了。值夜的老门房用灯在我们眼前晃来晃去。
“要一个房间。”我们齐声说。
“一间？不行不行，你们结婚了吗？”
“结了。”我们回答。
“噢，不行不行。”他咕哝着，“你们没有结婚，我看得出来。”尽管我们大声抗议，他还是把我们俩安置在走廊两头的两个房间里。他带着恶意的满足，在走廊中间坐守了一夜，提灯就放在膝盖上。每当我或是皮姆把头探出来，他就举着提灯说：“不行不行。没有结婚——不可能的。不行不行。”
第二天早上，在这场捉迷藏似的游戏结束后，我们乘直达快车去了圣彼得堡。这次旅程真是再舒适不过了。
当我们到达彼得堡时，搬运工从火车上运下了18个刻有皮姆名字的大箱子。我懵了。
“怎么回事？”
“噢，不过是我的行李。”皮姆说，“这一箱是领带，这两箱是衬衣，这是套装，这是靴子，这一箱里面是毛皮背心——这在俄国是很有用的哦。”
欧罗巴酒店楼梯宽大，皮姆总是飞速地跑上跑下，每次都换上一件不同颜色的衣服，打上一条不同的领带，让所有看见的人都羡慕不已。他总是穿戴整洁精致，简直就是海牙时尚潮流的风向标。著名的荷兰画家范·弗雷曾给他画了一幅以郁金香为背景的肖像，实际上，他也真像春天的郁金香那样鲜艳迷人，一头金发就像一坛金色的郁金香，红润的双唇就像玫瑰色的郁金香……当他拥抱我时，我感觉自己仿佛置身于各色的郁金香之间。
皮姆金发碧眼，他的漂亮令人轻松愉悦。他的爱使我想起奥斯卡·王尔德的名言：“宁要浅而短暂的快乐，不要深而长久的痛苦。”皮姆给我带来了一时的欢乐，而在此之前，爱情只是给我带来了浪漫、理想和痛苦。皮姆给我带来的是清纯的、愉快的享受，而这正是我现在最需要的。如果没有他的关怀照顾，我就会陷入绝望中，精神彻底崩溃。皮姆那种单纯的、无忧无虑的青春的快乐让我如获新生。跟乐观积极的他在一起，我也忘记了忧愁和烦恼。因此，我的演出又重现活力。
在这期间，我创作了《音乐瞬间》，在俄国演出时大获成功，每晚都得加演五六次。可以说，《音乐瞬间》完全得益于皮姆的快乐启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