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关于鄂温克民族的相关研究
鄂温克族是我国北方古老的少数民族之一，据鄂温克族民间传说推寅，鄂温克族已有近三千年的历史。鄂温克族是一个有自己的语言没有自己文字的民族。一个民族没有文字，这对本民族历史的记载会产生很大的限制。另外，历史上鄂温克族长期以氏族为单位生活在高山密林中，几乎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一个民族很少与外界联系，必然会相对地减少外界对这一民族的认识和了解，因此，对鄂温克族研究资料的获取只能借助于口碑传说、汉文史籍和民族学调查。
在古代，对鄂温克族有所记载的资料极其有限，最早对鄂温克族祖先记载的史书是北魏年间的《隋书》，后来如欧阳修的《新唐书》、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四裔传》、姚广孝等的《明实录》、《明史》以及明朝修的《全辽志》等，这些古籍中对鄂温克族的记载虽然很零散，但对于学者们研究鄂温克族的历史却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从清朝起，对鄂温克族的研究逐渐多了起来，研究成果也不断问世。《清圣祖实录》、《清高宗实录》、《清太宗实录》、《清宣宗实录》、何秋涛的《朔方备乘》、成书的《盛京通志》以及西清的《黑龙江外纪》等史籍中对鄂温克人生活方式、风俗习惯、民族源流、民族迁徙以及进贡、纳貂和赐宴等情况进行了记载。与此同时，著有“曹氏三书”，即《东北边防辑要》、《西伯利亚东偏纪要》和《东三省舆地图说》的曹廷杰在《西伯利亚东偏纪要》中虽然记录的是鄂伦春族的生产生活方式，其中也包括了驯鹿鄂温克人的生活状态，为研究驯鹿鄂温克人提供了难得的资料。而方观承撰写的《卜魁风土记》较为详尽地记载了索伦和鄂伦春等少数民族的地理分布、居住环境以及风俗习惯等。除了以上汉文典籍中有对鄂温克族较为详尽的描述记载之外，其他典籍如《吉林通志》、《东三省政略》、《黑龙江外记》、《黑龙江志稿》和《呼伦贝尔志略》等也都对鄂温克族，尤其是使鹿部鄂温克族的生产生活做了较多的描述。整体而言，上述古代历史资料中虽然对鄂温克族的生产生活等活动记载有限，但对于没有文字而无法记载本民族历史文化的鄂温克族来说，却是一笔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真正对鄂温克族展开全面细致的历史调查、专门介绍鄂温克族的文章和专著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才得以出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为了贯彻执行民族平等团结政策，保障少数民族享有和行使民族平等的地位和权利，组织了大批科研人员和民族工作者，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对国内各少数民族群体进行调查研究，为此，对鄂温克族的研究也全面开展起来。《燕京、清华、北大学生赴呼伦贝尔考察报告》是建国后第一部民族学调查报告，主要调查的是呼伦贝尔境内的从事牧业的少数民族，其中包含了从事畜牧业的鄂温克族的发展状况。与此同时，内蒙古自治区也从20世纪50年代以后展开了对鄂温克族社会发展、经济发展以及民族历史文化等诸多方面的调查和研究，并且成立了内蒙古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对阿荣旗、鄂温克族自治旗、额尔古纳左旗（额尔古纳市）、陈巴尔虎旗莫尔格勒河鄂温克苏木进行了较为详细的社会历史调查，编印出5本调查报告，即《鄂温克族调查材料一至五》。1961年秋浦等人编写的《鄂温克人的原始社会形态》于1962年在中华书局出版，这是一部专门论述鄂温克人生产生活方式、社会组织和社会形态更迭等方面的著作。
20世纪80年代以后，由于历史原因曾经被中断的科研工作又逐步走上正轨，对鄂温克族的研究工作也得以恢复，并且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涌现出一大批有较高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如吕光天的《北方民族原始社会形态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这是一部研究驯鹿鄂温克人历史、原始公社制、游猎生产方式和生存现状的论文集。由《鄂温克族简史》编写组集体编写的《鄂温克族简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系统阐述了鄂温克族从南北朝至清代的历史、清代鄂温克族的社会结构、近代鄂温克族地区变化、新中国成立前鄂温克族社会经济形态和文化习俗与宗教。这一时期学者们对鄂温克族的宗教崇拜萨满教给予了很大的关注，诸如秋浦的《萨满教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乌丙安的《神秘的萨满世界》（上海三联书店）、色音的《东北亚的萨满教》（辽宁民族出版社）、满都尔图与朝克和汪立珍共同编辑出版的《鄂温克族萨满教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和孟慧英的《中国北方民族萨满教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等。其他的研究成果如孔繁志的《敖鲁古雅的鄂温克人》（天津古籍出版社）、沈斌华和高建纲的《鄂温克族人口概况》（内蒙古大学出版社）、鄂.苏日台的《鄂温克民间美术研究》（内蒙古文化出版社）和沈斌华的《鄂温克族经济简史》等也得以问世。吴守贵的《鄂温克人》（内蒙古文化出版社）一书于新世纪之初出版，作者根据自己多年积累的资料，在借鉴中外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再现了鄂温克人的悠悠往事，是一部反映鄂温克族历史的著作。
与此同时，内蒙古自治区鄂温克族研究会于1984年应运而生，这是一个自发的群众性的学术团体。研究会成立以后，多次召开学术研讨会和交流会，编辑出版了两辑《鄂温克族研究文集》，共刊登80多篇国内外学者们的学术论文和研究资料。1995年开始，研究会创办了学术刊物《鄂温克研究》，每年出版期刊1至2期，内容涉及鄂温克族历史、文化、教育、经济、社会发展、宗教神话以及重大活动的专稿等。鄂温克旗史志办公室也编辑出版了《敖鲁古雅鄂温克猎民史话》、《鄂温克族自治旗史志资料》、《鄂温克族自治旗文史资料》、《鄂温克族自治旗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981-1985》和《鄂温克族民俗及文化艺术展览资料选编》等文献资料。
另外，鄂温克旗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和民委古籍办出版的《鄂温克族历史资料集》汇集了国内外正式出版的书刊、杂志和图书中有关鄂温克族的族源、历史、文化、语言、经济、宗教、风俗习惯等诸多方面的内容，具有很高的学术性和资料性。除了以上鄂温克旗团体、单位组织编写的研究资料之外，大量的鄂温克族学者和文学家的研究成果和作品也相继问世。
乌云达赉先生所著的《鄂温克民族的起源》是鄂温克族学者探询本民族早期历史的首部专著，乌云达赉凭借扎实的语言学修养和多年积累的古地名考证的实践经验，将鄂温克民族起源地纳入通古斯语形成的地理区域，并且将鄂温克民族的历史朝前推进了一大步。《鄂温克风情》（内蒙古文化出版社）、《鄂温克族历史词语》、《述说鄂温克》（远方出版社）和《鄂温克史稿》是鄂温克族著名作家乌热尔图的代表作。对鄂温克语言研究有着突出建树的是杜.道尔基和朝克，杜.道尔基的《鄂汉词典》是一部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研究鄂温克民族语言方面的大型工具书，该书填补了鄂温克民族没有辞书的空白。而朝克的《满一通古斯语族诸语比较研究》和《鄂温克语研究》（民族出版社）在鄂温克语研究和鄂温克语与其他满一通古斯语的对比研究上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逐步重视，一些民族学博士和硕士将关注点和研究领域投向了鄂温克民族的社会变化、经济发展和文化变迁等方面。如中央民族大学包路芳的博士论文《社会变迁与文化调适——游牧鄂温克社会调查》综合采用了人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等多种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对牧区鄂温克族的人口变化、社会体制变革、生产生活方式变迁等方面进行了详尽的调查，并且对牧区鄂温克族传统文化的重构和社会变迁与文化调适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卡丽娜的《驯鹿鄂温克人文化研究》以大量文献资料和以田野调查获取的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为依据，具体分析和讨论了驯鹿鄂温克人的传统文化。汪立珍的《鄂温克族神话研究》力求把鄂温克族神话作为一个整体，在此基础上对鄂温克族神话进行了综合性的理论研究，并且积极倡导建立鄂温克族神话学体系。
关于对鄂温克民族的研究，国外部分学者也给予了一定程度的关注，这部分研究成果主要来自于前苏联和日本，大部分为实地考察和见闻。如苏联学者斯.阿.托卡列夫著的《鄂温克》和《西伯利亚埃文基人》、苏联学者列文和波塔波夫主编的《西伯利亚各民族志》和俄国学者希罗科戈罗夫.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中文名史禄国）所著的《北方通古斯的社会组织》等。日本学者对鄂温克族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上牧赖郎的《索伦族之社会》和永田珍馨的《驯鹿鄂伦春族》。
通过对鄂温克民族研究资料的梳理可以看出，在以往对鄂温克民族的研究中，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和语言学等方面，而且倾向于民族志的描述。从传播心理学的角度研究大众传播对鄂温克民族乡村社会发展变迁的研究至今还是一片空白。社会变迁既发生在宏观的结构层面，又发生在微观的心理层面，本项研究是从微观的心理层面为着眼点，从态度与行为的视角出发，具体考察电视对鄂温克人态度构成与行为变化的影响。
第三节 研究方法
一、质化研究方法为主
受众研究的传统主要是量化的经验性调查，用以统计学为基础的量化调查来分析和探索“看电视”以及探讨电视对受众态度和行为变化的影响似乎已经受到局限。“具有实证主义倾向的研究者们总是试图将传播过程中那些看上去有效—或是对不同环境下不同人群有效—的因素分离出来。多年以来，大量的研究充其量只是就媒介影响力的基本问题给出了一些差强人意的解答。”近年来，以英国学者戴维.莫利和西尔弗斯通等为代表的“新受众研究”强调应该在“自然”的背景下对电视消费行为进行研究，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倾向于媒介民俗方法志的人类学模式，因为以依靠观察为主的人类学的视角能够重新调整研究的焦点。“定性研究所关注的就是较为细致地了解我们从传播技术（如电视）获得意义的过程，以及传播技术所涉及的各种实践行为。”
由此可见，在自然的背景下对放置在其生存与生活的具体社会情境之中的研究对象进行了解和观察，尤其是通过对研究对象电视使用行为细节的观察，在此基础上所获得的资料不但真实，而且会非常丰富，因为细节代表的就是丰富性。虽然通过观察所获取的大量、鲜活、丰富而具体的资料无法量化和计算，以至于在确定性和方便性上有所损失，但是这是一种获取研究对象真实情况资料的非常有价值的一条途径。而且使用这种方法在资料获取的过程中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可以与研究对象进行深入访谈，也可以自身观察，还可以通过搜集现成的日常生活实物或表征物，用于进一步的描述、分析和研究。本课题主要是建立在充分占有第一手实地调查资料的基础上进行的，以定性研究方法为主，使用的研究方法有参与观察、深度访谈和小组访谈，并配有部分问卷调查。即以实地调查所获得的第一手鲜活的资料为主，同时充分辅以部分文献资料。
（一）参与观察
参与观察是完成本课题所使用的最主要的研究方法，其中的大部分资料来源于对研究对象在其真实的生存与生活情境中电视使用行为的了解与观察。为了获取对研究对象新鲜的、第一手的资料和信息，本人在就读博士研究生期间，曾经多次深入牧区鄂温克主体民族聚集的地区，对鄂温克民族居住地区进行专项调查，具体了解和观察电视对鄂温克人的思想观念、民族心理以及态度和行为的影响。由于本人来自于呼伦贝尔大草原，对家乡的一草一木充满着深深的爱，并且对草原游牧文化有着较深的了解，本课题的完成便是建立在以下多次对牧区鄂温克族聚居地区的实地社会调查基础之上。
第一次调研时间为2006年7～9月，此次调研得到了呼伦贝尔市委宣传部和市广电局领导的大力支持。虽然本人出生在呼伦贝尔，由于多年的他乡生活，关于家乡的变化，尤其是对于草原牧区人们生活的变化，以及媒介接触行为等方面的了解，已经产生了某种程度上的区隔。为了感受今日草原牧区的变化，在呼伦贝尔市广电局领导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笔者从海拉尔出发，先后深入鄂温克族自治旗、陈巴尔虎旗、新巴尔虎左旗和新巴尔虎右旗，即呼伦贝尔牧业四旗进行考察，行程长达1000多公里。在为期一周的实地考察中，笔者初步了解了牧业四旗广播电视发展情况和牧民们的电视接触行为。后来，在广申局领导的亲自安排下，笔者深入鄂温克族自治旗锡尼河东苏木的孟根图亚嘎查，居住在牧民家中，与他们一起生活，在自然情境下考察牧民们的电视收视行为。并且走访了20多户牧民家庭，与不同年龄层次的牧民进行了深入的交谈。
第二次调研时间是2007年1～3月。由于此时博士论文选题已经确定，研究电视对鄂温克人态度构成与行为变化的影响，调研的主要区域便锁定在鄂温克族自治旗鄂温克主体民族聚集区，具体考察电视对鄂温克人生活的影响以及鄂温克人由此而产生的态度与行为的变化。这次调研以搜集关于鄂温克民族的文献资料和一些纪录片等影像资料为主。与此同时，笔者还专门向经常去牧区采访的新闻从业人员，比如鄂温克电视台的一些记者和负责“村村通”工作的部分一线人员，尤其是在最基层工作的人员进行了深入访谈，了解鄂温克牧民的电视收视情况和他们感受到的电视对鄂温克人生活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