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单向度超真实内爆——批判视野中的当代西方传播思想研究》中，作者介绍了霍尔的生平、传播思想及其理论来源，并对霍尔的传播思想做出了重要评价。作者首先对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进行了完整的介绍，并对这一理论做出了高度评价。他认为这一理论提出了意识形态的编码方式和受众的解读策略，从而“恢复了受众在传播中的本原位置”，成为“文化研究的转折点”，“代表了伯明翰学派在媒介研究方面的最高成就”。的确，在伯明翰学派的发展过程中，霍尔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的编码/解码理论突破了美国的刺激——反映模式和使用—满足理论，为受众的能动研究打开了大门，成为传播研究的转折点。然而，作者认为这一理论并不是无懈可击的，如过于关注文本研究、且没有提供一个“利于操作的关于受众的研究方法”，因而指出霍尔在受众研究上只充当了“开门人”的角色：霍尔的编码/解码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没有摆脱文本权威，他关注文本本身的性质、文本与作者的关系、文本与读者的关系以及读者的作用、文本与现实的关系，但是，这个模式并没有试图去证明电视话语的主导意识形态编码是如何和社会结构发生关系的。不同的是，他认识到受众的重要性。虽然他欠缺对受众的详细分析，但是，他打开了受众研究之门。
《单向度超真实内爆——批判视野中的当代西方传播思想研究》对霍尔的理论作了全面的概述和中肯的评价，为霍尔理论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陶东风在《文化研究：西方与中国》一书中，对菲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进行了具体分析，并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陶东风首先通过对菲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与法兰克福学派“精英主义与悲观主义”的大众文化理论的比较研究，肯定了菲斯克受众理论的积极性和开创性，以及菲斯克受众观念的主动性和创造性。陶东风认为，菲斯克的理论为大众文化研究开拓了新的空间，并提供了新的思考维度，同时他指出了理解菲斯克理论的四个切入口：（1）大众文化是由大众创造的，而不是由文化工业生产的；（2）大众是利用“妥协的对抗策略”创造的大众文化；（3）大众创造的文化与日常生活有关；（4）大众创造的文化具有微观政治的功能。陶东风首先对“文化”和“文化产品”这两个概念进行了区分，他认为文化产品是现代工业为人们提供的商品，表现的是一种文化资源或物质形式；而文化是“活生生的意义生产过程”，表现的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作为文化产品接受者的受众，其社会背景和接受方式对意义的生产方式和生产结果起了最终的决定作用。菲斯克受众理论的核心内容是受众是积极的、主动的意义生产者，因此——
大众文化研究不仅需要研究大众文化从中进行制作的文化商品，更要研究人们使用文化商品的方式，后者更具创造性，而且比前者更变化不定。菲斯克提出，大众创造文化使用了一种“为我所用的艺术”、“有啥用啥的艺术”，并用“偷换衣服的标牌”、“对超出自己支付能力的衣服采取只看不买的手段”等为例对这种“艺术”的实践方式进行解释。对此，陶东风也用形象的比喻来说明：文本就像是一个“菜单”为大众提供了各种“菜肴”，大众可以按照自己的口味进行选择，并从中创造自己的意义和快乐；文本也像一个意义的超级市场，读者可以从中任意选择。菲斯克这种“为我所用的艺术”、“有啥用啥的艺术”理论显然源自德赛都的“抵制理论”。同时，菲斯克还借鉴葛兰西的霸权概念，指出大众文化的本质就是“控制与反抗的矛盾运动”。大众在对主流文化进行反抗的同时不断生产出有利于自己的意义，从而创造出自己的大众文化。陶东风通过上述分析进而总结出菲斯克文化理论中蕴涵的受众的“平民性”以及“创造性”和“抵抗性”。
陶东风对菲斯克大众文化的分析把握住了菲斯克大众文化观的个体性、微观性和平民性，阐述了大众的创造性、颠覆性和抵抗性，为全面理解菲斯克的理论提供了借鉴。陆扬和王毅在《大众文化与传媒》这一小册子中对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莫利的民族志受众研究以及菲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进行了简要分析。同时，他们高度评价了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并把这篇文章称为一篇“至关重要的文献”：
它打破美国传媒研究的模式，为电视的文本研究及电视观众的民族志研究，提供了一个符号学的范式。故而它一方面是文化和传媒研究从消极走向积极的转折点，一方面也为后来对法兰克福学派和文化帝国主义理论的批判打下理论基础。对于莫利的受众研究，陆扬和王毅认为其意义主要在于通过民族志的研究方法，“以经验研究为电视观众的研究打开了新思路”。
然而，他们指出，这一研究也带来了新问题，即“如何看待文化条件分配的不平等”：观众不同的社会背景决定了每个人获取知识的能力、条件和机会都不是均等的，这种差异造成了受众解读文化产品时不同的心理倾向。如何看待这一问题成为研究中的新课题。同样，潘知常和林玮主编的《传媒批判理论》全面介绍了威廉斯、霍尔、菲斯克和莫利等人的研究成果，对伯明翰学派的理论作了综合阐释。综上所述，《单向度超真实内爆——批判视野中的当代西方传播思想研究》对霍尔的传播思想做了深入的探讨和中肯的评价，《文化研究：西方与中国》对菲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和受众观念进行了综合探讨，《大众文化与传媒》和《传媒批判理论》对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莫利的民族志受众研究、菲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进行了简要分析，并对伯明翰学派的受众理论作了全面概述，其中的真知灼见对我们理解伯明翰学派的受众理论仍有很大帮助。
然而，由于伯明翰学派一些重要的作品，如“The uses of Literacy”、“communications”、“Policing the crisis”、“Raymond Williams On Television”、“Culture，Media，Language”等还没有中文译本，因此国内部分学者对伯明翰学派受众理论进行的探讨不够深入、把握不够准确。正如张国良在评价对国外理论的研究工作时所言：虽然，已有论著中不乏佳作，但总体而言，比重很小。
其中，广泛可见的是，对外国有关学说的不（够）完整的介绍、不（很）准确的翻译乃至不（尽）科学的解释。通过上述对伯明翰学派受众理论研究状况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国内目前缺乏系统研究伯明翰学派受众理论研究的专著，也缺少对其理论成果进行跨语境的比较研究和影响研究，与中国的现实状况相结合进行理论的应用研究更是少之又少。因此，选择对伯明翰学派的受众理论作为研究对象，进行综合、系统的研究是有必要的。
对于如何进行伯明翰学派的受众研究这一问题的思考应该和该学派受众理论的形成与发展背景相结合。伯明翰学派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至今已有50多年的历史，在回顾这段历史的过程中，需要将其纷繁复杂的理论进行纵向梳理和横向比较，因此本书将采用结构主义的理论和比较研究的方法，在复杂的理论网状结构中探讨伯明翰学派的受众理论，从而揭示伯明翰学派和其他学派受众理论的异同，彰显伯明翰学派受众理论的深刻价值。
伯明翰学派在5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产生了雷蒙·威廉斯、司图亚特·霍尔、戴维·莫利等文化研究的巨匠，他们的著作和论文代表了思想的发展脉络、凝聚了思想的精华，引领了一段时期的理论思潮，因而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因此，对这些作品进行细致的文本分析从而研究作品的结构和内涵，将有助于把握其作品中蕴涵的理论精华。然而，如果只对作品进行孤立的文本分析，势必产生闭门造车的后果，因此还应该运用社会学及文化研究的方法，在研究中与该学派理论的生成语境，即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学术等背景结合起来，考察诸因素对该理论的生成和发展起到的推动作用，从中探求理论的本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