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中共十六大以来，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深入推进时期，国家加快了政治文明建设步伐，在公民政治参与、打造阳光政府、保护公民民主权利、加强基层民主自治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效。
与此相应，传媒体制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信息公开、突发事件报道、外国记者采访等相关法规颁布，新闻发布会制度大力推行，媒体成为保护公民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的重要平台，中国社会公共领域正在发生变化，公民社会正在形成，为舆论监督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条件。在良好的社会媒介生态和各种媒介技术发明的推动下，新媒体发展日益成熟，以其独有的海量信息、高速度、多媒体、多形式、匿名性、互动性、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融合等特征，克服了传统媒体在信息量、速度、信息把关等方面的负面影响，成为舆论监督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这一时期的众多舆论监督事件，包括早期的孙志刚事件、刘涌案重审事件、哈尔滨宝马撞人事件、2004年西安发展十大教训评选事件、铜须门事件、3377事件、厦门PX 项目事件、钉子户事件、华南虎事件、阜阳手足口病事件、三鹿奶粉、3·14西藏事件、汶川地震抗震救灾报道、周久耕天价烟表事件、躲猫猫事件、央视新楼配楼大火与网络传播、邓玉娇刺死官员案等，新媒体要么最先报道，传统媒体再跟踪深入报道，要么新媒体成为公众民意的集散地，成为推动事件解决的核心力量之一，使得多媒体的协作成为这一时期舆论监督的亮点。
此外，新媒体赋权更多公众，为其提供介入公共事务的平台，表现出强烈的公民精神和捍卫真相、真理、正义的勇气和决心，既保障了自己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又维护了社会正义。新媒体构建的公共领域，正成为公民参与和监督政治权力的重要因素，使得舆论监督草根化。
总之，2003年至今，中国媒体的舆论监督进一步走向成熟，并在推动社会转型中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用，折射出中国传媒民主化转型的良性趋势。
（二）俄罗斯传媒的民主化转型
俄罗斯是一个有着国家主义传统的国家，缺乏自由民主传统，专制与集权是其社会治理的主要特征。起源于古希腊，有着2500多年历史的民主制度，严格说来在俄罗斯却只有苏联解体后30年的历史。与之相应，就信息传播系统而言，俄罗斯可以被称为书报检查和言论控制最严的国家之一。俄罗斯社会历史发展中，从其第一份报纸《新闻报》诞生起，新闻审查也就开始了。在19世纪，于1804年、1828年、1836年、1865年、1879年、1882年就分别有不同的新闻审查条例颁布。在长期的政治控制和经济压制下，与政治合谋成为其媒体发展的主要特征。尽管20世纪初资产阶级革命有过短暂的出版自由时期，但很快就被压制下去了。十月革命以后，由于特殊的革命和建设形势，苏维埃政府很快就颁布了《关于出版的法令》，对媒体信息传播进行控制，并逐渐在斯大林时期形成了高度集权的新闻体制。
俄罗斯传媒学者奥夫谢班在谈到苏联新闻体制时指出：苏联新闻事业在集权国家的条件下成为行政指令体系的结构性环节，盲目地实现它的意志。不惜一切代价执行中央委员会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决议，就这样，走上了一条操纵社会舆论的道路。其评价可谓点出了苏联新闻体制异化发展的严重后果。可见，作为以多数人新闻传播自由为核心内涵的传媒民主化进程，在俄罗斯也是苏联解体后的事情。正是由于长期的言论和新闻控制，使得俄罗斯改革者们对西方的新闻自由趋之若鹜，当俄罗斯面临社会和传媒民主化转型道路选择时，自然就选择了激进的、推倒重来式的模式，由原苏联集权主义传媒体制，彻底转变为西方自由式传媒体制。而转型后的俄罗斯自由主义传媒体系，其民主化程度如何，如何体现自由、民主的本质，其对社会发展又产生了什么影响，无论是就传媒民主化研究，还是对民主及民主化本质的认识而言，都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研究范本。
从民主化进程轨迹而言，根据前文对俄罗斯社会和传媒转型进程的论述，我们也能很容易地知道，俄罗斯传媒的民主化，按其社会转型期间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普京三位任职总统，可分为三个时期，其民主化程度呈现出由高到低的走势。
俄罗斯传媒民主化始于戈尔巴乔夫推动社会民主改革背景下对传媒实行公开性的变革。这种公开性的变革，虽然因为其公开性主要为戈尔巴乔夫及其民主改革附和者们呐喊而被俄罗斯学者称为媒体的工具发展模式，是在保持党和国家对传媒的控制前提下进行的，但客观上却使新闻工作者获得了传播自由，导致了传播内容多元，大量社会运动和组织、团体的独立媒体创办和新闻控制的减弱。特别是改革末期，在言论无禁区理念的指导和通过媒体领导调整，多数重要媒体都掌握在改革派手里的境况下，俄罗斯传媒和公众获得了最大限度的传播自由，坚持独立立场，积极地参与民主化和政治改革成为媒体的理想追求，第四权力成为媒体共有的呼声。
俄罗斯著名政治学家安德兰尼克·米格拉尼扬在其专著《俄罗斯现代化与公民社会》一书中，对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媒体民主化有准确的描述。他指出：大众传媒得到了空前的开放，甚至过去一直是官方色彩浓厚的社论也开始突出作者的个人色彩。此前封闭的社会向公开和开放状态的急剧转变，创造了独特的机会。一篇适时的妙文马上能使作者闻名全国，并可以为其打开仕途之路。正是这一时期，苏联主张改革的大众传媒在最大程度上接近西方自由和独立的大众传媒标准，反映了群众的愿望，更主要的是，媒体成了政治体制、社会之间和在国家发展的关键问题上具有不同意见的各社会集团之间的互相联系的渠道。可见，上世纪80年代末的俄罗斯传媒民主化转型，从一开始就有了一个高的起点。难怪西方学者会欣喜地指出：这个完全没有私有传媒的国家，也许能建立一个崭新的信息系统模式——不受制于国家、政党、甚至市场法则，只服从社会舆论的传播系统。用国际新闻组织主席阿·罗兰贝格的话说，这是创建一种真正独立传媒模式的唯一机会。戈尔巴乔夫传媒民主化改革以第一部《苏联新闻法》颁布作为尾声，开启了俄罗斯完全实行西方自由主义传媒制度之门。之后，在激烈的、白热化的政治斗争以后，苏联解体，俄罗斯继任，叶利钦成为新俄罗斯第一任总统，俄罗斯传媒民主化转型的第二阶段拉开帷幕。在其近10年的任期内，俄罗斯传媒先是达到民主化的最高潮，接下来便开始走向低谷。
作为苏联和俄罗斯推行民主改革的核心人物，叶利钦当选总统后直到其第二任总统选举的1996年，均不遗余力地推行西方自由主义媒体政策，因此，在其任期的前五年内，特别是1993年前一段时间，成为俄罗斯媒体自由民主化的黄金时期。俄罗斯新的《大众传媒法》出台，国家垄断被彻底打破，政府控制下的传媒纷纷重新登记，成为独立传媒，传媒国有、私有、党派所有等多种所有制很快形成，媒体作为独立的社会机构获得了充分的自由，新闻工作者成为真正的媒体主人，他们在第四权力职业理想感召下，以现代西方新闻自由模式理念为指导，饱含主人翁的自豪感和社会看门狗的责任感，以监督政府、组织大众、推动社会进步为己任，按照信息传播的规律独立地进行报道，形成了俄罗斯传媒历史上一道少有的、自由而又追求高品质报道的亮丽风景。
对于这一时期媒体民主化发展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是《独立报》的创刊。这份由维塔利·特列济亚科夫向知识分子互助会朋友和熟人募集资金，模仿法国《世界报》和英国《独立报》模式创办的报纸，在其发刊词上明确表示，把全方位报道国内发生的新闻事件、尊重意见自由、全面展示各方观点、独立于政府、监督与批评政府作为办报宗旨，1990年12月21日正式发行后，很快以其中立性、高水平的观点和新闻事件评析、非商业化等特质，获得了受众的高度青睐，首发量就达到15万份，畅销俄罗斯达4年之久，成为俄罗斯报业现代化转型最具代表性的一面旗帜。
1993年到1996年，是俄罗斯市场化、私有化迅速推进时期，也是新的俄罗斯自由主义传媒理想开始破灭时期。市场化和私有化使得所有传媒必须自负盈亏，自生自灭，加之通货膨胀导致的纸张、印刷、运输等费用急涨和居民购买力下降，传媒生存举步维艰，不得不寻求政府和其他财团的资助，媒体的独立性开始丧失。但是，这一时期媒体总体上仍能把第四权力作为职业理想，独立地发挥报道和监督作用，有时甚至扮演政府反对派的角色，这在第一次车臣战争的报道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
1994年开始的第一次车臣战争，公众和媒体普遍认为应通过公开的政治途径解决矛盾，认为政府发动战争过于突然，原因和必要性未能解释，因此普遍猜疑是由于车臣有丰富的石油以及政府想通过简单的战争来巩固政权。在这样的背景下，除了第一频道奥斯坦基诺等个别媒体外，几乎所有媒体，包括《消息报》、《共青团真理报》、《论据与事实报》、《莫斯科共青团报》、俄罗斯国家电视台、独立电视台等，都站到了政府对立面。他们不仅对政府发动战争进行严厉批评，且在战争爆发过程中，大量报道了政府想尽力掩盖战争给双方所带来的人员死伤等灾难性后果。
关于媒体在第一次车臣战争中的表现，俄罗斯权威媒体史学家拉法伊尔·奥夫谢班这样描述：
战争中俄罗斯媒体全方位行使了信息公开的权力。是他们首先报道政府隐瞒公众的许多真相。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报纸纷纷报道战争灾难，报道刚应召入伍，没有受过训练的士兵是如何死亡的。媒体的呼声最开始还比较弱和分散，接下来已经形成强有力、集中的社会舆论，到1996年达到最高峰。当年年初，媒体公开报道了国内科学与创新协会100名知名人士呼吁停止战争写给叶利钦的信，报道了下洛夫哥罗德州州长涅姆佐夫号召进行的全民公决结果，把上百万下洛夫哥罗德市民要求停战的签名书呈给总统。遗憾的是，第一次车臣战争中俄罗斯媒体敢于批评政府并坚持独立报道，就像俄罗斯传媒民主化的回光返照一样。随着传媒经济上依附性的增强，传媒独立慢慢变成一句空话，传媒经历了一系列重组，最终形成了少数传媒依赖国家资助，成为政府的传声筒，一些传媒依赖于党派，更多的是委身于大的金融财团的媒体结构，俄罗斯传媒进入寡头垄断和信息混战时期，所谓不受限制的新闻自由和民主再次成为昨日黄花。
由此，在1996年俄罗斯总统选举中，媒体由第四权力变成了政府和财团竞选的宣传工具，想方设法挽救因车臣战争和国内经济发展混乱所损毁的叶利钦形象，诋毁其竞争对手久加诺夫。除俄共掌握的报纸外，全部广播电视一边倒，全天候地为叶利钦制造舆论，宣传俄罗斯面临的不是总统选举而是选择道路，是决定前进还是后退，是复辟与反复辟的命运大决战等。在第二轮投票前的两个星期内，电视正面提及叶利钦达247次，批评性的一次也没有，而批评久加诺夫则达到了241次，正面提及的一次都没有。就这样，信息传播中有关舆论形成的重要理论沉默的螺旋再次被印证，久加诺夫的高支持率发生雪崩效应，叶利钦由最初极低的8%的支持率，很快上升到43%，并最终获得了总统选举的胜利。而在叶利钦第二任总统任期内，传媒变成了寡头争夺利益的工具，完全失去了独立自主的地位。利益争夺导致的信息战使得各种黑材料满天飞，俄罗斯大众传媒系统功能严重紊乱，给社会带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2000年，普京当选俄罗斯总统，俄罗斯传媒民主化进入新的时期。在选举中同样利用传媒集中宣传，打败普利马科夫的普京总统，当选后并没有像叶利钦那样，对支持他的财团给予厚报，而是开始了传媒治理的历程。在普京新政影响下，俄罗斯媒体从金融寡头手中回归政府，如今70%的电子传媒、20%的全国性报刊以及80%的地方报刊传媒已属国家所有，国家政府型媒体战胜了自由民主型媒体，俄罗斯传媒民主化最终由普京带领，走向可控民主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