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专门会议，研究如何改进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的新闻报道问题；2003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治理党政部门报刊散滥和利用职权发行，减轻基层和农民负担的通知》；2003年以来新闻发布制度逐步健全和完善；2004年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在《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规定，各级党组织必须正确有效地使用大众传媒，必须正确有效地开发和利用信息资源，要求传媒实行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三贴近报道方针，强调传媒作为人民喉舌的重要性，把牢牢把握舆论导向，正确引导社会舆论作为党的执政能力的一部分；2005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舆论监督工作的意见》；2007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颁布，规定行政机关必须履行信息公开的义务，违反条例规定，不履行政府信息公开义务的，应当承担法律责任，成为构建阳光政府，保障公民知情权重要文献；2007年8月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规定，政府应按照有关规定统一、准确、及时发布有关信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确保突发事件信息传播及时，保护公民的知情权。
2008年6月20日，胡锦涛总书记视察《人民日报》社，就新闻传播事业发展做了重要讲话。讲话从媒体面临的国内国际形势出发，以舆论监督的重要作用为指导，从必须坚持党性原则，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增强新闻报道的亲和力、吸引力、感染力、必须不断改革创新，增强舆论引导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必须加强主流媒体建设和新兴媒体建设，形成舆论引导新格局、必须切实抓好队伍建设，增强凝聚力和战斗力五个方面，对我国新闻业发展做了总体的思考和指导，特别是强调要把体现党的主张和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把坚持正确导向和通达社情民意统一起来，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证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体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新闻体制建设方面的清晰思路。
还有2008年10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常驻新闻机构和外国记者采访条例》，规定外国记者在中国境内采访，只需征得被采访单位和个人的同意；2009年《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年）》提出，要采取有力措施，发展新闻、出版事业，畅通各种渠道，依法保障新闻记者的采访权、批评权、评论权、发表权等等。
总之，可以明确的是，中国传媒民主化转型使媒体政治、经济和文化运作的基本规则和底线发生了重大改变，媒体逐步克服了意识形态属性和产业属性的矛盾，正从强调喉舌论到保障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转变；从一元的宣导性向构建公共话语平台、推进公民社会发展，实现多元沟通转变；从传媒计划管理的垂直体系向政府宏观管理和市场调节双重制约转变，一种新的有中国特色的民主传媒体制正在不断完善和形成。
在传媒体制民主化转型的宏观影响下，我国传媒的结构与内容、传媒功能、传媒法治等发生了深刻变化，受众的传受自由度不断扩大，知情权得到越来越强有力的保障。形成了中央与地方、公有与私营、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相结合的多层次、多类型的传媒结构体系，适应了信息全球化多媒介传播需要；传媒传播内容多元、范围扩大，涵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基本实现一个方向，多种声音，充分满足公众各层次的信息需求；传媒功能多元化，信息传播功能得到彰显，舆论监督、社会协调、娱乐等功能互为补充，与社会发展互动，为经济社会变革提供了良好的信息传播条件，传媒功能正向发挥力度大；通过宪法及其他如《广告法》、《印刷业管理条例》、《出版管理条例》、《广播电视管理条例》、《互联网管理条例》、《信息公开条例》等新闻法规进行信息传播管理，新闻法治建设取得巨大进展。
最后，根据西方媒体理论，传媒被称为自由市场的看门狗，其在民主社会中所扮演的首要角色就是对国家政府部门实施监督。可见，作为民主政治本质标志之一的舆论监督，是传媒民主化进程重点讨论的话题，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媒体舆论监督的发展，正是我国传媒民主化转型的最好证明。
30年来，我国媒体舆论监督纠正了文革时期报纸参与大批判，沦为阶级斗争舆论工具问题，逐步向理性的舆论监督回归，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其中1978年至1987年党的十三大，可以看做是舆论监督理性回归和重新起步阶段。这一时期，随着对新闻传播规律的正确认识和新闻传播观念的改变，国内出现了诸如1979年9月12日中央电视台播出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停车场见闻的批评报道；1980年7月到8月《工人日报》、《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多家新闻单位，对渤海2号钻井船翻船事故的批评报道；1980年6月《人民日报》对全国第一个大寨县山西昔阳县劳民伤财、主观决定的西水东调工程缓建的批评报道；同年10月《中国青年报》等新闻媒体披露商业部长在饭庄吃饭不付费用一事；1985年深圳《蛇口通讯》刊登《该注重管理了》的时评文章，公开主张对于领导批评的文章只是建议，不要审查，以后也不必送审，除非牵扯根本方针政策的话题；1982年3月安徽人民广播电台《农村信箱》播出临泉县田桥乡女青年反抗家庭包办婚姻写的信《掺着泪水的蜜月》，引起一场广播大讨论；1983年2月9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黑龙江双城县青年商店来信，批评双城堡车站野蛮装卸问题；1987年大兴安岭森林火灾报道等等，标志着媒体舆论监督领域拨乱反正的成功。此外，1986年9月26日中央电视台播出《人大常委会讨论破产法纪实》，第一次把立法过程包括委员们讨论时发言的实况，都生动地展现在公众的面前，突破了长期以来政治报道的禁区；1987年，中央电视台对六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的报道，在会议期间八次播出中外记者招待会的实况，这意味着对重大敏感问题的公开报道的崭新开始。
但是，尽管这一时期媒体舆论监督功能得到恢复，推动了改革初期社会各领域问题的解决，但舆论监督总体上还体现出范围小、偶然性强、公开性不够、自主性差的特点，在法制建设与保护方面也很不成熟。1987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三大召开，舆论监督第一次正式写进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提高领导机关的开放程度，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的方针。特别是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以来，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阶段，对民主政治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开创了媒体发展的新纪元，也标志我国媒体舆论监督面临着崭新的形势，进入了新的阶段。
从决策上看，党和国家领导人充分重视舆论监督的作用，舆论监督成为党和国家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江泽民在接受《纽约时报》董事长兼发行人苏兹伯格、执行总编莱利维尔等一行采访时，指出舆论监督是人民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新闻媒体在对政府官员监督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揭露了不少问题。1997年12月29日李鹏视察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节目组，题词：焦点访谈，表扬先进，批评落后，伸张正义。1998年10月7日朱镕基视察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组，赠言：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为我国舆论监督工作今后发展的主体、对象和方向做出了中央政府方面最为明确和具有突破意义的表态。党的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舆论监督均作为重要内容在报告中得以阐述，对其重视程度显而易见。
从实际情况来看，这一阶段各类媒体迅速发展，舆论监督呈现出多媒体、范围广、力度强、自主性高、公开化等特征。媒体的舆论监督从零星的、个别人、个别现象的监督，发展到党报、都市报、广播电视、网络、中央与地方媒体以新闻、评论、调查、访谈等各种形式报道组合的全方位、立体式监督；监督内容涉及社会各个领域，从行政领域权力监督，扩大到行业特权监督，从司法与国家执政问题到社会问题，从事实的简单披露、真相的探查到问题的探讨和制度化、法制化解决之道的全方位关照，以及广东珠海在全国率先出台一项地方性的新闻舆论监督法规—— 《珠海市新闻舆论监督办法（试行）》，山西《长治日报》大张旗鼓地开展舆论监督，并形成了其舆论监督的吕日周现象，1988年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情况向数百家新闻媒体和600多名中外记者开放，1998年关于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的实况报道等等，无不体现出这一时期舆论监督的多媒体、广度、深度以及监督自主性、报道公开性的极大提升。
舆论监督的典型案例如1988年新华社记者王志纲历时70天调查，写出《中国走势探访录》，对中国改革中诸侯经济的形成和地方保护主义进行深入调查和揭露，提出治理改革环境，整顿改革秩序的主张，震动了中南海，并成为随后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的主题，影响了历史；1991年底开始的中国质量万里行活动，报道了包括强力啤酒、青岛威士忌、长白山葡萄酒等大量反面典型，成为当时轰动社会的产品质量监督活动。
1994年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开播，被很多人视为中国新闻舆论监督进入全面发展，遍地开花的开端。各省市电视台先后推出主打的新闻评论栏目，强化新闻舆论监督的作用。此后，《华西都市报》创刊，《南方周末》改版，加大深度报道和舆论监督力度，关注弱势群体，《中国青年报》开辟品牌栏目冰点，更多地关注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和想法，表达对民主的一种渴望和真诚呼唤，各类平面媒体迅速在业内崛起，掀起一波新闻舆论监督的高潮，各类有巨大影响的舆论监督报道事件层出不穷：如《南方周末》关于披露巨腐胡富国的《省委书记的眼泪》，探讨环保问题的《谁来保护三峡库区》，披露无锡非法集资案的《三十二亿资金大骗局》；《焦点访谈》对于郑州公安局某分局政委张金柱非公务驾车、撞死儿童苏磊并将其父亲苏东海拖了1500米恶行的揭露；《经济参考报》通过暗访调查、揭露央视广告标王秦池酒掺假，其散酒主要从四川收购的报道；《中国青年报》关于《缙云：万民状告镇政府》，法院不予受理报道；以及沈阳的慕马案、厦门远华走私案、山西吉县副县长贿选事件、广西南丹矿难报道、南京冠生园陈馅月饼事件、北京蓝极速网吧火灾事件、山西天龙、富源、繁峙矿难瞒报事件、延安夫妻看黄碟被警察拘留事件、北京出租车业垄断黑幕事件等，成为这一时期舆论监督多元化的真实写照。
2003年，以孙志刚案和非典报道为标志，中国媒体舆论监督进入第三个阶段。一方面，这一阶段在继承了上一阶段舆论监督多元化的特点，同时也克服了媒体一哄而上，把舆论监督当作提高媒体公信力最有效途径的错误认识，舆论监督向深度、理性化发展。另一方面，这一时期舆论监督最大的特点是随着国家民主政治建设推进，信息公开力度加大以及全球化进程推进等因素影响，新媒体在舆论监督中异军突起，并借此导致带有公民社会特征的舆论监督草根化、协作化发展趋势。
舆论监督向理性、深度发展，主要是针对上一阶段舆论监督过度强化明星媒体负面报道，异地监督遇到的阻力，舆论监督策略和方式上的不成熟所造成的不良后果以及全球化时代我国面临的国际舆论局势等问题，媒体进行深刻反思后所体现出来的监督特点。媒体应该报喜也报忧，深度和理性思考才能真正提高媒体公信力，这标志着媒体对社会舆论作用认识的深入。以舆论监督的排头兵《南方周末》为例。人们评价《南方周末》，指出其缺少高屋建瓴的指引力和思想厚度，浅、偏、露是其致命缺陷。
而公信力、责任感、正义感是一份严肃报纸的坚硬内核。正因为面临的种种发展问题，《南方周末》在改版后，把爱心、正义、良知变为现在的正心、积健、高远，通过自身调整，突出理性的思考成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