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革命的健儿们，努力前进！文学革命若禁不起一个或十个百个章太炎的讲学，那还成个革命军吗？”其后几十年的历史证明，似乎周作人有些反应过度，但胡适的乐观主义看来也是犯了证据不足的过错。
当年除了章太炎的推崇国学外，新文化运动还遭到胡先骕、吴宓等传统文化情结较深的一批留学欧美的知识分子的反对。胡先骕、吴宓均有留学美国的经历，归国后任教于东南大学，胡先骕在美国留学时还一度与胡适有较多的来往。胡先骕、吴宓对新文化运动的抵触态度一是出于对文言文的偏爱，二是不正确地夸大传统文化中的精华。1921年11月，一本以捍卫传统文化、责难新文学为主旨的杂志《学衡》在东南大学创刊，主要负责人为胡先骕、梅光迪和吴宓。
关于《学衡》的创办宗旨，如胡先骕所说系因蔡元培聘陈独秀、胡适为北大教授后，“发刊《新青年》，打倒孔家店，加以五四运动竟奠定外交上之胜利，于是革命精神弥漫全校，偏激诡异之言论，风起云涌”，“感五四以后全国之学风，有越常轨，谋有以匡救之，乃编纂发行《学衡》杂志，以求大公至正不偏不激之态度以发扬国学介绍西学。”《学衡》是文化保守主义者的一个舆论阵地，而此前他们是没有自己的刊物的，以至于胡先骕撰写了抨击胡适新诗集《尝试集》的文章后投给多家刊物，“无一愿为刊登，或无一敢为刊登者”，按照吴宓的说法，这也刺激了他们决定拥有自己发表文章的阵地。胡先骕在首期《学衡》上发表了长篇文章《评〈尝试集〉》，根本否定胡适倡导的新诗，“《尝试集》之价值与效用，为负性的。……是胡君者，真正新诗人之前锋，亦犹创乱者为陈胜、吴广而享其成者为汉高，此或《尝试集》真正价值之所在欤。”胡先骕的文章发表后，周作人、鲁迅和沈雁冰均各自撰文予以批评。
其实，胡适、钱玄同等人早在新文化运动的高潮中就批评过胡先骕的旧体诗。胡适在他那篇著名的《文学改良刍议》所提出的第五条建议“务去烂调套语”，所举的例子就是胡先骕的诗。胡适写道：“今之学者，胸中记得文学的套语，便称诗人。其所为诗文处处是陈言烂调……今试举吾友胡先骕先生一词以证之：荧荧夜灯如豆，映幢幢孤影，凌乱无据。翡翠衾寒，鸳鸯瓦冷，禁得秋霄几度？幺弦漫语，早丁字帘前，繁霜飞舞。袅袅余音，片时犹绕柱。”胡适评价说：“此词骤观之，觉字字句句皆词也，其实仅一大堆陈套语耳。”钱玄同1917年3月发表于《新青年》的《致陈独秀信》，支持胡适文学改良的主张，批评了中国古代齐、梁以来恶劣的文风，也提到了胡先骕的诗，而且批评的分量很重：“至于当世所谓能作散文之桐城巨子，能做骈文之选学名家，做诗填词必用陈套语，所造之句不外如胡先生所举胡先骕君所填之词，此等文人，自命典瞻古雅，鄙夷戏曲小说，以为偎俗不登大雅之堂者，自仆观之，此辈所撰，皆‘高等八股’耳（此尚是客气话；据实言之，直当云‘变形之八股’），文学云乎哉！”
如果在旧文化中浸润过久，而对旧诗词比较偏爱，偶尔填词赋诗以为玩味，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胡先骕是从捍卫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反对新文学和热衷旧体诗词的。当时社会上很多人，即便是一般意义上的新派人物，对白话文的重要意义的认识也很不到位，有的勉强接受，视为表达形式的变革，有的甚至还很抵触。1922年4月1日胡适日记，记载了当时大名鼎鼎的王宠惠（字亮畴）、罗文干对白话文的偏见：晚间到林宗孟家吃饭，又遇着王亮畴与罗钧任（文干）。亮畴的顽固真不可破！钧任也不下于他。亮畴攻击白话文，说：严又陵的周秦诸子文，固是极端；你们的拉车的白话文，也是极端。譬如钟摆，才摆向东，又摆向西，都不好；须是在中间，方才是中庸之道。”我也不同他辨，只说，“钟摆摆来摆去时，钟是动着的。钟摆停在中间时，我们说钟停了，死了。”当时还属于革命者和新派人物的汪精卫，对新诗也有不理解之处，他读了胡适的几首诗后，曾在1923年10月写信给胡适谈感受：“到底是我没有读新体诗的习惯呢？还是新体诗不是诗，另是一种好玩的东西呢！抑或是两样都有呢！这些疑问，还是梗在我的心头。只是我还有一个见解，我以为花样是层出不穷的，新花样出来，旧花样仍然存在，谁也替不了谁，例如曲替不了词，词替不了诗，故此我和那绝对主张旧诗体仇视新诗体的人，固然不对，但是对于那绝对主张新体诗抹杀旧体诗的人，也觉得太过。”实际上，白话文的意义并不局限于表达方式变革这一种形式。它的意义在于思维方式等由传统向现代转变。如同姜义华在其主编的《胡适学术文集》的《总序》所指出的那样：“乍看起来，文学革命只是一种文字体裁的改革，一种形式的解放。但文言文是中国传统文人运思与构思的工具，凝聚着自古以来陈陈相因与经验世界相脱节的意型，古圣先贤微言大义托之以传，文章词客思想情感赖之以表，世人能否为官作宰，扬名声、显祖宗，皆由之以定。因此，鼓吹文学革命与白话文，实际上是在召唤士人们从远离经验世界转向接近经验世界，从旧的思想方式转向新的思想方式。”所以，反对白话文和文学革命，客观上就是否定历史的进步方向。有些人可能一时从感情上还不能完全接受白话文，有的人则属于缺乏对于白话文鲜明意义的正确认识，有的人则属于有意阻挠历史的前进。
胡适日记也记载了他对社会上封建迷信思潮泛滥的担忧。1923年9月9日记：“寄信：冬秀（请她于绩溪舍馆存款中借百八十元给胡敦元作学费）、叔永（请他用科学社名义出来辟除‘八月十五日起，日食地震五日夜之大灾’的妖言）、志摩（谢他寄九月八日《时报》上的妖言）、黄任之（‘教育与人生’作文事，并评老圃的《两种新文化》九。四。）。”
胡适面对社会上流传的自然灾害谣言的应对办法，是要请科学家身份、当时主持科学社的任鸿隽（字叔永）出面辟谣。所谓“老圃”的文章，载于《申报》（1923年9月4日），胡适剪收于日记，该文章意在贬低新文化运动，称时下的白话文和男女同校均不算“新文化”，因为中国古代就有白话，“似止能谓之旧文化”；男女同校也不外乎中国已有的“期我乎桑中，赠之以芍药”的传统，“皆中国之旧文化”，“亦不过复古而已”。周作人也继续关注新文化运动高潮时提出的种种问题，说明思想自由目标远没有到位。周作人1922年发表过几篇为宗教信仰辩护的文章，担心社会上掀起的“非宗教同盟”运动会演变出否定个人信仰自由的恶果。周作人还批评军阀政府实行压抑人性和为政治服务的儿童教育，“我们对于教育的希望是把儿童养成一个正当的‘人’，而现在的教育却想把他做成一个忠顺的国民，这是极大的谬误”，“很反对学校把政治上偏见注入于小学儿童”，“更反对儿童文学的书报也来提倡这些事”。在《敬答郑兆松先生》中，周作人写道：“我的确是反对把任何主义的政治思想注入儿童”，“至少在小学时代不应该教他们去怎样的爱国”，“只讲给他们文化史上的知识就可以了”。对社会上否定新文化运动的复古倒退可能出现的影响，胡适尽管从大趋势上表现出乐观主义，但实际上对中国文化中根深蒂固的问题认识是更为深刻的，这大概是他始终坚持推进文化建设事业的基本因素吧。胡适写于1923年1月并发表于《国学季刊》（胡适是该刊物的主任评委）首期的《〈国学季刊〉发刊宣言》，比较全面地对思想、学术界的复古倒退进行了总结：近年来，古学的大师渐渐死完了，新起的学者还不曾有什么大成绩表现出来。在这个青黄不接的时期，只有三五个老辈在那里支撑门面。古学界表面上的寂寞，遂使许多人发生无限的悲观。所以有许多老辈遂说，“古学要沦亡了！”“古书不久要无人能读了！”在这个悲观呼声里，很自然的发出一种没气力的反动的运动来。
有些人还以为西洋学术思想的输入是古学沦亡的原因；所以他们至今还在那里抗拒那他们自己也莫名其妙的西洋学术。有些人还以为孔教可以完全代表中国的古文化；所以他们至今还梦想孔教的复兴；甚至于有人竟想抄袭基督教的制度来光复孔教。有些人还以为古文古诗的保存就是古学的保存了；所以他们至今还想压语体文字的提倡与传播。至于那些静坐扶乩，逃向迷信里去自寻安慰的，更不用说了。胡适对中国学术界研究历史的现状也深为不满，认为研究方法的不科学导致未曾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历史研究，如同他1921年8月13日日记所记：“颉刚早来，我们谈了一会，同去编译所……我又与颉刚略谈编《中国历史》的事。做历史有两方面，一方面是科学——严格的评判史料——一方面是艺术——大胆的想象力。……整理史料固重要，解释（Interpret）解释史料也极为重要。中国止有史料——无数史料——而无有历史，正因为史家缺乏解释的能力。”
三、启蒙：由从属型到主导型的转变
正是基于中国思想学术界的诸多问题和对中国文艺复兴的不懈追求，《努力周报》成为既谈政治，也进行启蒙宣传的同人阵地。根据启蒙文章的内容及地位的变化，《努力周报》的启蒙宣传呈现几个阶段性的变化。
《努力周报》论政为主兼顾启蒙阶段。根据胡适在1923年10月21日发表在《努力周报》上的《一年半的回顾》，从1922年5月创办周报到1923年1月，是周报积极论政的阶段。胡适等一班人的论政焦点集中在“好政府”、以和平的手段实现南北统一以及实行裁官等呼吁上。但一切论政的热情均被证明是徒劳的：财长罗文干无辜被捕；充满铜臭气的国会议员们甘心充当军阀的选举机器；政府各机关无限膨胀，冗员增加几十倍；1923年1月蔡元培无法忍受政治之坏，辞去北京大学校长这一“高洁的抗议”，居然在浑浊的政治泥潭中得不到正义的回响。
胡适等人绝望了，也对论政的效用有了新的认识。胡适发表于1923年2月4日第40期周报上的《蔡元培是消极的吗？》，认为只有蔡元培那种高尚人格、抗议精神和牺牲精神得到弘扬，肮脏的政治才有望打破。胡适认识到，“我们还应该向国民思想上多做一番工夫，然后可以谈政治的改革。”苦口婆心谈了十个月的政治，最后等于是对牛弹琴，“这十个月的政治，完全是‘反动的政治’。”当然，在此论政主导的阶段里，胡适等人也依然很重视启蒙，除了周刊主页上刊登有关文艺、学术文章外，最重要的举措要算是《读书杂志》的问世了。1922年8月27日的第17期《努力周报》刊登关于创办《读书杂志》的“本报特别启事”，称“我们因为受了许多朋友的督促，已决意随时增添一些不限于政治的材料。但本报篇幅究竟有限，我们又不愿意把整篇的文艺作品割成碎段，所以我们现在决计，除每期酌添文艺思潮的作品外，自第十八期起，每月初的一期附刊一种《读书杂志》。”（即每月第一周出版）启事称“读书杂志的体例”为：专篇的读书研究；翻译的名著；新书的批评及介绍；文艺的作品。首期的《读书杂志》刊登了胡适写的《发起〈读书杂志〉的缘起》，表明杂志的意图在于营建读书、学习、批评和思考的风气：“现在发起这个新的《读书杂志》，希望各位爱读书的朋友把读书研究的结果，借着他发表出来。一来呢，个人的心得可以因此得着大家的批评。二来呢，我们也许能引起国人一点读书的兴趣——大家少说点空话，多读点好书！”《努力周报》启蒙为主兼顾论政阶段。
胡适说，自蔡元培辞去北大校长后，周报的同人们便朝着一个新的方向即“思想的革新”努力了，新方向的标志便是1923年4月15日的第48期《努力周报》发表了丁文江的《玄学与科学》。这篇文章引发了国内思想界“科学与人生”的大讨论，沉闷的思想界又振作起来。“这一场大战的战线的延长，参战武士人数之多，战争的旷日持久，可算是中国和西方文化接触以后三十年中的第一场大战。”与此同时，作为《努力周报》附张的《读书杂志》也于1923年5月开始刊登顾颉刚古史论文，而正是这些文章，奠定了顾颉刚重要的学术地位，也成为中国近代历史研究领域的重要里程碑。胡适高度评价这个阶段的启蒙成果，认为《努力周报》的历史地位将不是由其政论文章，而是由“科学与人生”和“古史讨论”这两组关于思想革命的文章来决定。胡适的看法已经得到历史的印证。相形之下，此阶段周报上的政论文章不仅数量明显减少，而且显得有心无力，有些勉强应付的架势。论政文章重视时效性，因而周报这种形式还算比较合适，可一旦确立了思想启蒙的主导方向，周报就不再是理想的刊物形式了。这样一来，就有了后来周报的停刊及酝酿筹办思想启蒙为主导内容的《努力月刊》事宜。《努力周报》1923年10月21日第75期也就成了告别版，作为《努力周报》副刊的《读书杂志》出至1924年2月22日第18期也宣布停办。按照胡适等人的设想，《努力周报》与《读书杂志》合并之后的《努力月刊》将于1924年5月出版。可惜因种种原因，这个愿望未能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