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隆平清醒地意识到，湘楚的人文精神贯穿着一种博大的气概，就在这片镌刻着《岳阳楼记》的土地上，诞生了数以千百计的名人学者。古代有周敦颐、王阳明、朱熹、魏源、王夫之等，近现代则有谭嗣同、黄兴、蔡锷等，特别是20世纪初诸多革命领袖、元帅、将军，如毛泽东、***、彭德怀、贺龙等，皆出自湘楚大地。源远流长的湘楚文化陶冶着湘楚大地一代又一代人的高尚情操。袁隆平想到自己既然投身于湘楚大地，就应甘愿将自己根植于这片大地的沃土之中，以崇高的理想和不懈的努力去开创未来。
他爱上了湘楚大地，也爱上了安江农校依傍的雪峰山和沅江。这条湍急的沅江，发源于贵州与湘西交界处，原是由无数溪流、瀑布汇集起来的一条江水，流经湘西大地，汇入洞庭湖。她和湘、资、澧等多条河流一起，以自己的乳汁滋润着湘楚大地，她们可以说是湘楚文化的渊源。他想到，自己的生命真是与江水有着割不断的情缘。童年、少年的岁月先后在浩浩荡荡的长江边和嘉陵江边度过。分配工作以后，又邻沅水而居，傍沅水而眠。他觉得自己对大江大河总有一种精神上的皈依，总有一种柏拉图式的热爱。
在沅江岸边，他忘情地脱掉鞋袜，自由自在地走在山石路上。一开始脚掌被碎石、草根扎得一阵阵钻心似的疼痛，但他忍住了疼痛，继续向前走去。他把人生看作一盘永远下不完的棋，把自己比作一颗永不后退的卒子，他这颗卒子要拼命地向前走。
就是在这片土地上，袁隆平开始了他的教学生涯。初登讲台，袁隆平显得有些紧张，“咳！咳！”他连连咳嗽了几声，想以此壮壮胆子，果然有效。他挺了挺胸膛，心情平静了许多。这位刚刚走出校门的新教师带着一股青春的朝气站在讲台上，微笑着将全班同学扫视了一遍，全班同学也都微笑着注视这位刚从大城市来的年轻教师。
开始讲课了，一字一句都那么清晰，同学们静静地听着。课堂里没有喧哗声，也没有哈欠声，偶尔有同学搞一点小动作，他依旧微笑地走下讲台，爱抚地摸摸那位同学的头，一切又归于平静。一堂课下来，学生们都说，袁老师讲课很生动、透彻，听他讲课，很愉快，是一种享受。
下课了，同学们愿意围在他身边，听他讲一些很有趣的故事。那个故事给同学们留下的是怎样无法忘却的记忆哟！那是一个关于承受和耐心的故事：
有一个老婆婆，她种了一块玉米地。那块玉米地长得惹人喜爱。老人也是不管白天黑夜用心地耕种。不管刮风下雨，还是经历罕见的冰雹，这块玉米地上的玉米总是疯狂地长着。它们你追我赶，希望自己是最棒的，希望自己能够得到老人的青睐。在这块玉米地里，有一颗玉米特别与众不同。它是所有玉米中长得最为茁壮的，在同伴中，它也是自我感觉最好的。它总是在同伴面前吹嘘自己的茁壮，它更坚信自己是老人第一个要采的玉米。它很开心，它很自信，它开始想象着老人第一个采到它时的欣喜若狂的样子。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上，老人拿着篮子来采玉米啦。老人并没有立即动手采，而是环顾四周看了一遍。老人终于开始采了，可她没有头一个就采那自以为最棒的那一颗玉米。好几次，老人都从自我感觉很好的那颗玉米旁边走过，老人视而不见，那颗玉米有些不开心了。可很快，玉米就高兴了，它觉得老人大概是没有发现它，一旦发现它，老人就会非常高兴的。玉米等着第二天被老人发现。可这样的日子过了三天，老人还是没有发现它，玉米有些伤心、失望了，它开始怀疑自己是否是最优秀的，因为老人直到最后都没有采它。就这样，这颗玉米在风吹雨打中慢慢地衰老了，玉米的外壳开始变黄了，玉米肉也已经老得无法食用了。它是彻底失望了，它渴求在风雨中尽快地度完残年——那玉米几乎伤心得无法自拔，它甚至怀疑老人已经把它给遗忘了。可终于有一天，老人又来到了玉米地，她有些激动，径直来到这颗玉米边上，用她那长满老茧的手抚摸它，好像是一位母亲在抚摸孩子，这里头盛满的不仅仅是关爱，还有怜惜。老人开始自言自语了：这颗玉米是所有玉米中最棒的一颗，它经受了一切磨难与苦痛，它终于变成了我的种子，明年的玉米一定会更加饱满的，看看这种子就知道了。
这是一个关于种子的故事，这更是关于承受和耐心的故事。学会承受，学会耐心，学会常人无法承受的一切，那么任何一颗长在沙石里的珍珠，它都将会有散发光辉的一天。
听着这样的故事，同学们更喜欢袁隆平了，喜欢他的知识渊博，喜欢他哥哥式的为人。他也爱同学们。爱，使得他与同学们很亲近。
安江农校的学生大多是山里生、山里长的农村娃。学生们背着背篓，装着干粮来上学，来去一阵风，个个精精神神，爽手爽脚。因为常走山路，他们的脚板硬朗，肌肉结实。他们手勤、脚勤，做学问也勤。险恶的生活环境使湘西人具有坚韧的生活张力和顽强的意志。所以，袁隆平越来越喜欢湘西人，喜欢安江农校和这里的学生了。因为这些学生让袁隆平看到了自己在这儿会有所作为的。
在袁隆平看来，学生学农只靠在课堂上听课是不行的，必须边讲边实验，有时实验比讲课更重要。所以，他在搞好课堂教学的同时，还利用课余时间开展科学实验活动。学校的设备、经费、资料等很匮乏，但这一切困难都没能阻挡住他带领学生们进行科学实验的脚步。因为学生的行动让袁隆平在科学实验活动中拥有动力——也许，湘西的学生让袁隆平拥有了一种向上的想要改变现状的动力。
湘西的冬天，有时冷得出奇，很多同学没有棉裤穿，上身也只是穿一件没有衬衣的空心袄。遇上风雪天，往往冻得嘴唇发紫，浑身打哆嗦。袁隆平见了，赶忙把衣薄身寒的同学叫进自己的单身宿舍，翻箱倒柜，找出自己的绒衣、绒裤，拿出自己仅有的换洗衬衫，以命令的口吻说：“听话，穿上，一定要穿上！”一个又一个同学眼含泪水，接过袁老师手中的衣服，穿在身上。顿时，浑身暖融融、心里热乎乎的。
此时的袁隆平总会有一种不开心萦绕心头，看着学生的单衣，袁隆平无法入眠。他想，怎样让这里的孩子能够穿得暖、吃得饱呢？
在这所学校，袁隆平是唯一来自大城市的教师。开始，人们觉得这位大城市来的教师，说话、走路都是文绉绉的，一双眼睛很是和善，又听说他是书香人家的子弟，能够背诵古诗词和熟谙四书五经，是重庆名牌大学毕业的，都说像他这样有学问的人来到农专，真是屈才了。可是，他并不这样看。他感到委屈的，是这里太穷。袁隆平和其他教师一样，学生放学以后，还要到房前屋后挖野菜。那时没有煤烧，要靠自己上山去砍柴。上山时，他不习惯穿草鞋，穿解放胶鞋又打滑，就干脆打赤脚。十个脚趾头，如同十颗钉子，牢牢钉在山路上。渐渐地，肉脚板被山石打磨出一层层老茧，小刺扎不进，小石子硌不疼，跋山涉水，健步如飞。
对于袁老师在湘西大山里艰苦的生活，同学们都看在眼里，疼在心里。有时，袁隆平工作一天回到屋里，发现房间里堆满了野菜和柴草。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是学生们替他们的袁老师代劳了。
深受感动的袁隆平实实在在地体会到教师职业原来是这样的好，讲台也是这样的好。三尺讲台虽小，但却任他驰骋纵横，任他激情奔放。
给学生魅力，不给学生压力；教学与实践相结合，是他坚持的教学方向；与同学们一起认真钻研教材，但不神化教材，是他的教学思想；在教学中深化课堂知识，在实践中拓展学生的视野，是他的教学手段。袁隆平在农校，干得很欢。
3．挑战权威与饥饿
20世纪50年代是苏联生物学家米丘林、李森科学说在中国盛行的年代。袁隆平作为遗传学教师，带领学生们按照这两位生物学家的学说进行试验。开头，他们选择红薯进行无性杂交，把月光花嫁接在红薯上，以期得到一个无性杂种，那就是要它上面结籽儿，可以进行种子繁殖，以节省大量种子薯；地下结红薯，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他们把月光花嫁接到红薯苗上后，嫁接苗很快成活了，发芽了。但要使其结籽儿，必须进行短日照处理。当年安江农校的试验条件非常差，没有遮光设备。不过这没有难倒志向满满的袁隆平，他将自己的床单和被单统统拿出来，用墨汁涂黑，充当遮光屏障。
经过袁隆平的精心培植，月光花与红薯的嫁接果然长势良好。地下长出了红薯王，最大的一蔸重达13.5公斤；地上也结了硕大的种子。为此，黔阳地委在安江农校袁隆平的试验田里召开了现场会以资表彰，令安江农校的师生深受鼓舞。
这期间，袁隆平还在米丘林、李森科关于无性杂交理论的指导下，带领他的学生们进行了多种作物的无性杂交，培育出了一批又一批农作物新品种。比如，把西瓜嫁接在南瓜上，长出了西瓜不像西瓜、南瓜不像南瓜的一种新瓜；又比如，把西红柿嫁接在马铃薯上，地上结出了西红柿，地下长出了马铃薯……
在“大跃进”的声浪中，袁隆平的试验成果倍受赞扬。在全国跃进成果展览会上，有袁隆平科研成果的展台，记者蜂拥而至，全国多家报刊上也出现了袁隆平的名字。
东方魔稻之父袁隆平传1958年，袁隆平怀着喜悦的心情，将嫁接培育的那些特殊种子适时播种。可是，长出来的作物却令他非常失望：月光花与红薯嫁接结出的种子，长出来的依然是月光花，地下再也不见红薯的踪影。其他那些奇花异果也毫无二致。于是，袁隆平对自己搞的无性杂交研究开始动摇了，对于李森科遗传学说中的观点也产生了怀疑。他想，从遗传学的角度考察，他所进行的无性杂交试验，其变异性状不能遗传给后代，进行这样的试验，始终跳不出嫁接培养和环境影响的小圈子。他开始默默地问自己：进行这样的无性杂交试验，前途在哪里？
于是，慢慢的，挑战权威与挑战传统观念的种子开始在袁隆平的心里滋长起来了。在袁隆平看来，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是就是是，非就是非，来不得半点马虎和虚假。对于自己的试验，袁隆平一直是抱着这样的观点进行的。面对从事多年的无性杂交试验得到这样的结果，袁隆平内心的痛楚无人能知，无人能感。可是，面对现实，他只好毅然抛弃了耕耘多年的成果，大胆地去探索新的路子。
奥地利遗传学家孟德尔提出遗传单位“因子”的新概念，阐明关于生物遗传的基本规律，即分离定律和自由组合定律，并且提出了一整套科学的杂交研究方法，把遗传学研究从单纯的观察推进到定量的计算分析，为近代遗传学奠定了基础。
美国遗传学家摩尔根在孟德尔定律的基础上，发展了孟德尔的遗传学理论，创立了遗传的染色体和基因学说，从而获得了1933年度的诺贝尔生理学奖和医学奖。摩尔根的染色体和基因学说，被誉为20世纪遗传学的重大发展。
然而，当历史推进到20世纪50年代，孟德尔、摩尔根的遗传学说却被前苏联和我国的某些学术权威视为异端邪说，扣上了“资产阶级反动生物学理论”等帽子，受到有组织的批判。他们把孟德尔、摩尔根的学说斥为“反动的、唯心的”学说，某些人企图以这种非常手段巩固米丘林、李森科的绝对权威地位。
在这期间，袁隆平反复学习毛主席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他对毛主席关于“人的正确思想只能是来源于社会实践”的思想坚信不移，对几年来根据李森科学说在科学试验中进行无性杂交所产生的无性杂种不能遗传等现实问题，开始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上深入研究。他既研究米丘林、李森科，又研究孟德尔和摩尔根，同时研究达尔文、魏斯迈，并结合实践进行比较和分析，一切用实践去检验，决心闯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子。
袁隆平非常崇拜希腊的伟大哲学家苏格拉底。苏格拉底总是引导人们认识自我、追求智慧的生活，学会用自己的头脑思维，学会怀疑权威乃至教义。
同时，他也想到，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创新的民族，也是一个保守的民族。这种保守来自于对大自然的依赖，来自于传统观念的束缚。崇拜传统观念，依赖自然，便是这种保守思想的体现。然而，当年的青年知识分子袁隆平由于既努力学习科学理论知识，又重视科学实践，所以他总能够及时摆脱保守思想的束缚，闯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他开始酝酿研究新的思想。于是，时刻用心观察身边的事物成了袁隆平每天的必修课。
那是1960年的初春时节，袁隆平伫立在沅水洲头的一个橘园里，只见那橘树枝头开满了密密麻麻的小白花，一嘟噜一嘟噜的。看着诱人的小花，看着大好的长势，看着郁郁葱葱的枝叶，袁隆平有些陶醉了。他想，来年的橘子长势一定会好得令人兴奋。可他看到一位果农手里拿着一把剪刀，将许多小花连着枝条都剪掉了。他不解地问那果农：“老伯，你把那许多橘花都剪掉了，多可惜呀！”
“花长得太密了，难结果啊！”
老果农的话使袁隆平深受启发，他想到：橘树的花太密了难结果，而人生的目标太多了，同样难以实现啊！他进而想到，自己已到而立之年，该选准自己的拼搏目标和科研课题，再也不能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了。从此，袁隆平开始寻找适合他自己的研究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