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编撰《海国图志》是中国书生民族责任感的体现。鸦片战争是在中国上下不知天高地厚、不知彼不知己的情况下爆发，又在中国被欺蒙、讹诈的情形下结束。当绝大多数人不知道敌人是谁的时候，这个仗也就没法打了。道光帝慷慨地“赏赐”给英国人香港岛，为的是千万莫到北京来。实在不行，就只有鸵鸟政策了。
有些人却自觉地担负开化民智的责任。林则徐在广州时就因备战、禁烟需要而组织译员搜集、翻译外国资料（主要是慕瑞慕瑞（Hugh Murray），英国人，著有《世界地理大全》 （Cyclopaedia of Geography），1836年伦敦出版。所著《世界地理大全》），编有《四洲志》。1841年秋在京口交给魏源，嘱其进一步搜集研究外国情况，编撰《海国图志》。
所谓开眼看世界，必从地理学开始，再而人文。即在看世界问“他们是谁”的思维过程中明确“我们是谁”，从而确证我们自己的统一性（即所谓“identity”）。中国民族自我认识当从世界地理知识的开化开始。因此很自然地，地理知识是西学东渐最初的主要内容。
《海国图志》50卷本成于1842年12月。约57万字，地图23幅，洋炮图式8页。1847年扩充到六十卷。1852年补成一百卷。经过十年增补的《海国图志》成为当时东方最完备的一部介绍世界各国史地知识的巨著。
鸦片战争以前，中外皆有介绍海外的地理著作，其中也包括天文著作。天文和地理是不可分的，魏源注意到了这一点，在《海国图志》百卷本最后列了五卷“地球天文合论”。魏源把天文和地理合在一起介绍，完成了他思想体系中的一个飞跃： 不仅改变了中国中心观，而且改变了地球中心观。
中国不是没有机会在鸦片战争之前了解世界。明代利玛窦来华，到康熙禁教、耶稣会解散的200年间，耶稣会传教士在中国译著西书凡437种，其中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书籍共186种，占总数的43%。参见熊月之： 《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9页。天文学是明清之际传入中国的西学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明末传教士评述的天文、历算著作主要有1614年的《圜容较义》、万历年间的《乾坤体义》，1615年的《天问略》、崇祯年间的《崇祯历书》等等。此间，各种天文、历算仪器也传入中国如七政象限大仪、列宿纪象大仪、平浑悬仪、交食仪、列宿经纬地球仪、节气时刻平面日晷、浑天星球、地平日晷、窥远镜等等。
中国的宇宙体系说在远古时是“天圆地方说”，而后为“盖天说”，秦汉后又有“浑天说”、“宣夜说”“宣夜说”，中国古代的一种宇宙学说。据《晋书·天文志》记载： 汉秘书郎萌记先师相传云： “天了无质，仰而瞻之，高远无极，眼瞀精绝，故苍苍然也。日月众星，自然浮生虚空之中，其行其止皆须气焉。”由此可见，宣夜说认为，所谓“天”，并没有一个固体的“天穹”，而只不过是无边无涯的气体，日月星辰就在气体中飘浮游动。虽然盛行的是“浑天说”，即认为天如鸡蛋，地如蛋黄，天包着地，地在天中。士大夫们一直接受的主要还是天圆地方说。虽然《崇祯历书》开始大量地引用了哥白尼的“日心体系说”，但这些近代天文知识并没有改变士大夫们的传统观念。
就地理说而言，利玛窦利玛窦 (Matteo Ricci ，l552—1610)，意大利人。明万历十年来华。耶稣会传教士、人文学者、地理学家、数学家、历史学家、工程学家。他在华28年，积极传播西学。逝世后葬于北京。曾于1600年进呈万历皇帝《万国图记》，被搁置皇宫。南怀仁南怀仁 (Ferdinand Verbiest， 1623—1688)，耶稣会传教士。比利时人。1641年入耶稣会。1659年来华。康熙年间，主持钦天监。于1674年编撰《坤舆全图》与《坤舆图说》，康熙就此也了解了一些西洋风土国俗。康熙还组织传教士白晋等人花十年功夫，绘成《皇舆全览图》（1718年成）。但此图被长期收藏于内府，直到同治年间胡林翼胡林翼(1812—1861年)，字贶生，号润芝，晚清中兴名臣之一，湘军重要首领，湖南益阳人。1836年（道光十六年）进士，授编修。1846年以知府分发贵州。历任安顺、镇远、黎平知府及贵东道。在任强化团练、保甲，镇压苗民起义和湖南李沅发起义，后总结战争经验编成了《胡氏兵法》。1854年（咸丰四年）春，出黔抗击太平军。1855年实授湖北巡抚。极力推荐左守棠、李鸿章。1861年春，太平天国西征军入湖北，武昌势危，他急回援，会同曾国荃湘军攻陷安庆。9月30日，因病呕血死于安徽军中。谥文忠，追加太子少保，兵部侍郎。所著《读史兵略》四十六卷，奏议、书牍十卷等，辑有《胡文忠公遗集》。曾绘制《大清一统舆图》，为我国早期较完整的全国地图。据此绘《大清一统舆图》，中国的版图概念才逐渐形成，而此时中国已被迫开国、受尽屈辱。
由此观之，中国明清之际的最高统治者已经接触到近代西方天文、地理知识，而且也知道中国不是世界的中心，但由于专制统治的需要，不能把开启民智的科学知识在帝国境内传播开来，造成了鸦片战争前夕中国士大夫的闭塞愚昧。
战争的失败迫使开明的知识分子因时务的需要自觉地探询西学，地理学知识再次担负起开化中国的先导。所不同者，以魏源、林则徐、徐继畬为代表的开明知识分子是主动地睁眼看世界，不是传教士拿着地理图册和天文仪器敲打中国国门。正如一些学者所论： “这些学者，特别是魏源和徐继畬，在改变中国人关于外部世界的地理观方面是有贡献的。他们在进行这项工作时曾起过重要作用，因为他们不仅介绍了关于西方的新知识，而且指出中国实际上不是中心王国，因而也就开始消除了那种以中国为中心的观点。”〔美〕费正清编： 《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77页。
魏源的《海国图志》绝不仅仅是一部地理学著作，他还在书中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著名命题，为中国应对西方冲击指明了一条正确的、积极的道路。下面介绍魏源是如何围绕这个主题展开《海国图志》的叙述的。
魏源首先忠实地、严肃地交代了此书的资料来源。他说： “《海国图志》六十卷，何所据？一据前两广总督林尚书所译西夷之《四洲志》，再据历代史志及明以来岛志，及近日夷图、夷语。钩稽贯串，创榛辟莽，前驱先路。大都东南洋、西南洋增于原书者十之六。又图以经之，表以纬之，博参群议以发挥之。”《魏源集》，第206页。这就是《海国图志》材料的三个主要来源。除《四洲志》外，历代名书有《汉书》、《后汉书》、《隋书》、《新唐书》、《魏书》、《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宋书》、《元史》、《明史》、《皇朝通考》、《一统志》等，其中引用较多的是《明史》、《元史》。明以来岛志有谢清高的《海录》、张奕的《东西洋考》、黄衷的《海语》、黄可垂的《吕宋纪略》、王大海的《海岛逸志》、郁永河的《裨海纪游》、陈伦炯的《海国见闻录》，以及后期增补时参考的徐继畬的《瀛环志略》、叶钟奇的《英吉利夷情纪略》等。外国著作有早期的天主教传教士艾儒略的《职方外纪》、南怀仁的《坤舆图说》等。
《海国图志》之所以不同于以往学者所著的岛志，原因还在于： 其一，它并不把外洋诸岛国当成是朝贡国看待，而以往的著作是以天朝自居，处处有维护朝贡体制的语意。其二，它大量地引用近日“夷图夷语”，如美国传教士裨治文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1801—1861)， 美国公理会传教士，是美国最早到中国的传教士。1832年至1851年在广州创办《中国文库》（又译《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的《美理哥国志略》，裨治文与普鲁士传教士郭实腊郭实腊(Charles Gutzlaff，又译郭士立)，普鲁士新教传教士。 1833年，在广州编辑出版《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这是在中国境内创办的第一份中文期刊，主要刊登西方宗教、政治、商业、科学等方面的文章。曾与裨治文共同翻译《圣经》中文版。共同主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英国传教士马礼逊马礼逊 (Robert Morrison， 1782—1834)，1805年(清嘉庆十年)为英国伦敦布道会选派来华，1807年到达广州。为近代基督教入华的先锋。在澳门翻译《圣经》，并编辑《英华字典》。曾担任英国商务监督的翻译。的《外国史略》。魏源自叙此书和以往的“海图之说”的差别在于： “彼皆以中土人谭西洋，此则以西洋人谭西洋也。”《海国图志·序》。魏源强调用西洋人的眼光看世界，改变了传统士大夫以自我为中心的视角，在观念上有开创性意义。他最推崇葡萄牙人马吉斯（即玛吉士）的《地理备考》和裨治文的《美理哥国志略》，说此两书“皆以彼国文人留心丘索，纲举目张”《海国图志·后序》。又说马吉斯《地理备考》之《欧罗巴洲总记》上下二篇，尤为雄伟，“直可扩万古之心智”。
《海国图志》的写作目的是什么？魏源答曰： “是书何以作？曰： 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即联合其他国家来打击侵略者，在外交斗争中利用矛盾，团结其他国家来对付侵略者，在外交斗争中利用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和养兵练兵之法来制胜侵略者。为此，必须要了解夷情。因为“同一御敌，而知其形与不知其形，利害相百焉；同一款敌，而知其情与不知其情，利害相百焉”《海国图志·序》。所以了不了解外国的情况，其利害关系是相当巨大的。
为此，魏源对全书的内容进行了精心的安排。全书的主旨思想放在第一部分《筹海篇》，分议守、论战、议款三部分。他说： “以守为攻，以守为款，用夷制夷，畴司厥楗。述筹海篇第一。”其主要内容是： 总结鸦片战争之得失，探讨如何从防守、议和、贸易、外交各方面入手采取制夷战略。
第二部分是地图册。本书绘有各种地图78幅，这些图的编排按由大到小、由总体到局部的原则，完全是现代地理观念的体现。地球正背面图放在最前面，继而是“亚细亚洲各图”、“利未亚洲各图”、“欧罗巴洲各图”、“亚墨利加洲各图”等。向人们展示了一个完整的世界概念。
第三部分是各国地理、沿革、政治、物产等的详细介绍，其中以英国、俄罗斯、美国、法国等主要列强介绍得最为详细。此部分中，魏源还单列“各国回教总考”、“天主教考”，表明他对完全不同于中国文化的西方文化中的宗教文化的关注。这一部分是全书主干，占六十六卷（第五至第七十卷）。
第四部分，是三卷“表”： “南洋西洋各国教门表”、“中西历法同异表”和“中西纪年通表”。魏源注意到中西文化差异的诸多表现，宗教和历法是他认为需要特别强调的部分，故列表说明。尤其历法纪年方面。中国沿袭几千年的天干地支纪年和王朝年号纪年，非常不便于和外国交流。魏源列此对照表旨在为了解西方提供知识上的方便，由此也可视魏源为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先师。
第五部分为各种“总论”和资料汇编，含有“国地总论”三卷，“筹海总论”四卷，“夷情备采”三卷。主要是林则徐主持汇译的各种夷情资料、情报。
第六部分是西洋各种船、炮、枪械的制造图说，共十二卷。包括战船、火轮船、炮、炮弹、用炮测量、炮台、自来火铳、水雷、技艺、望远镜等的制作方法和使用方法等。从技术的角度研究夷情。
第七部分是“地球天文”合论，共五卷。包括地球知识、哥白尼太阳中心说、天体运行规律、地球运行与四季寒暑变化理论等近代自然科学知识。大多是近代士大夫闻所未闻者。这些知识的介绍有助于冲破传统迷信和非科学的知识，塑造正确的自然观、宇宙观。
由此，《海国国志》超越了其书名涵盖的内容，以其丰富新颖的百科知识，成为近代中国开启民智的百科全书。
《海国图志》的一个重要特色是重“海”，有助于改变几千年中国重陆地、轻海洋的传统农耕文化核心理念，形成近代海洋意识和海权、海防观念。其核心部分以“筹海篇”命名，即体现了魏源的时代敏感性。自古以来，中国的威胁来自亚洲内陆少数民族的“边患”，而鸦片战争宣告了传统危机模式的终结。敌人从海上来，力量强大，神出鬼没，完全打乱了中央帝国的传统战略构想。导致中国海防力量薄弱的原因，固然是因为长期没有海上威胁，但也和明中叶至清初以来的闭关，海禁政策有关。魏源认识到海防的重要性，其军事思想和外交战略均围绕海防展开，《海国图志》就是一部海防教材。
魏源加强海防的具体设想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师夷长技方面即技术方面；二是海战的战术方面。在技术方面，魏源主张建造船厂，师夷长技建造战舰。他看到了海防空虚的重要原因是“水师多而不敷，以无战舰也。无战舰出洋，则口岸处处出防，以水师
1840年的中国水师
当陆师之用，故兵以分而见寡”《海国图志·筹海篇·议战》。他提出： “请于广东虎门外之沙角、大角二处，置造船厂一，火器局一，行取佛兰西、弥利坚二国各来夷目二人，分携西洋工匠至粤，司造船械，并延西洋柁师，司教行船演炮之法，如钦天监夷官之列。而选闽粤巧匠精兵以习之，工匠习其铸造，精兵习其驾驶攻击。计每艘中号者不过二万金以内。计百艘不过二百万金。再以十万金造火轮舟十艘，以四十万金造配炮械，所费不过二百五十万，而尽得西洋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每艘配兵三百人，计百艘可配三万人，广东一万，福建一万，浙江六千，江苏四千。其所配之兵，必凭选练，取诸沿海海户枭徒者十之八，取诸水师旧营者十之二。尽裁并水师之虚粮冗粮以为募养精兵之费，必使中国水师可以驶楼船于海外，可以战洋夷于海中。”同上。魏源实际上主张建立一支近代化的中国海军，分三个舰队。他提出的造船厂、造舰和裁撤旧水师的主张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洋务运动中才得实现，可见他的思想超越了当时的大多数人，而且也是丁日昌、曾国藩和左宗棠等主张造船的洋务派的思想之先声。
对于海战，在现有的情况下，中国不应该盲目地出海作战，他认为“今议防堵者，莫曰御诸内河，不若御诸海口；御诸海口，不若御诸外洋”同上。这种观点在现在看来值得商榷，因为口岸防御是很被动的战略，在有力量的情况下，歼敌于外洋是现代战争的常见战略。但在当时中国没有能够作战的海军的情况下，魏源的主张是有其合理性的。所以，他认为自守之策有二： “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内河；调客兵不如练土兵，调水师不如练水勇。”他引证安南（越南）“两次创夷”的经验说： “皆诱其深入内河，而后大创之。则知欲奏奇功，断无舍内河而御大洋之理。”《海国图志·筹海篇·议守》。这是在战术上诱敌深入的主张，颇有游击战的味道。
在造船方面，他还提出在广东官方造船以后，还可以鼓励民间造船，以“敷沿海七省之用”。他说： “沿海商民，有自愿彷设厂局以造船械，或自用，或出售者听之。”《海国图志·筹海篇·议战》。这是后来官督商办造船及开办其他企业模式的先导。不过，他的主张毕竟还是比较理想化，因为仿造现代船只的技术恐怕没有雄厚的资金和外国的支持是不可能做到的。由此也可见魏源幼稚的一面。
魏源的师夷长技在军事方面的体现不光在造舰方面，还包括火器和养兵、练兵之法。他说： “人但知船炮为两夷之长技，而不知西夷之所长不徒船炮也。”同上。因此他主张改革兵饷，加强练兵。
《海国图志》除了在军事上提出具体策略之外，在外交上和战略上他还提出“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在教育上提出增设水师科和设立译馆；在政论思想上他向往英美的民主体制。
“以夷攻夷，以夷款夷”的外交战略是魏源在《海国图志》中着力强调的主要思想之一。他表明魏源能跳出纯粹军事战略的范畴，从国际关系的角度考虑大国间的战争，具有很高的眼光。然而他的设想一直受到质疑。
魏源是在反思鸦片战争得失时开始思考国际关系的。他在“筹海篇”中论述了“以夷款夷”和“以夷攻夷”的可能性，他认为“制夷”不是不存在机会的。
就“款夷”而言，他说： “款夷之策二： 曰听互市各国以款夷，持鸦片初约以通市。”既然夷国贪利，不如开口贸易。而贸易又必须以1839年3月8日林则徐《谕各国商人呈缴烟土稿》为条件，即各国外商具结保证不贩鸦片，即可照常贸易。对于这一策略，一般学者并无争议。
关键是他提出利用各国之间的矛盾，实行以夷攻夷之策，是否具有现实可行性呢？
首先必须指出，持批评意见者大多忽略了魏源所谓“以夷攻夷”的真实内容，其实包含两个方面： “以守为战，而后外夷服我调度，是谓以夷攻夷……攻夷之策二： 曰调夷之仇国以攻夷，师夷长技以制夷。”《海国图志·筹海篇·议守》。也就是说，“攻夷”并非单纯地利用外国之仇（即矛盾）以制夷，而是从“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哲学出发，讲求师夷长技、以守为战，加强国防力。因此，认为魏源天真幼稚的论点是没有完整理解魏源的本意的。
其次，“以夷攻夷”说到底有何缺陷呢？魏源“以夷攻夷”说的主要方面是利用国际矛盾。他是这样论述的： “筹夷事必知夷情，知夷情必知夷形，请先陈其形势。”《海国图志·筹海篇·议守》。了解夷情当然是必须和必然的。魏源认识到国际关系的重要性，而不是简单的把外国的关系放到中国朝贡体系中去衡量，显然是抛弃了传统价值观念的。所以，魏源的认识即便是有幼稚的内容，比如他对各个国家的矛盾夸大了，或者他不太了解真实情况，但是，他的思索上升到国际关系或国家间关系的时候，就说明他具备了现代意识，即认识到中国与外国的关系是一种国家和国家的关系，从而把中国放到了现代民族国家体系中去观察。魏源分析了可能利用的情势包含四个“可乘之机”以下几段论述的引用同上。
“英夷所惮之仇国三： 曰俄罗斯，曰佛兰西，曰弥利坚。惮我之属国四： 曰廓尔喀、曰缅甸、曰暹罗、曰安南。攻之之法： 一曰陆攻，一曰海攻。陆攻在印度。逼壤印度者，曰俄罗斯与廓尔喀，俄与英之国都中隔数国，陆路不接，而水路则由地中海与洲中海，朝发夕至。”接着，魏源分析了英国和俄罗斯围绕中、南亚展开的角逐。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用地缘政治观点分析国际问题的论述。他认为“英夷调印度兵艘，入犯中国，深恐俄罗斯乘以捣温都斯土坦（中印度）。又传闻俄夷使者已自比革特起程入中国，（比革特，其东都也），惴惴其犄角。盖康熙用荷兰以款俄罗斯，又联俄罗斯以逼准噶尔，故英夷之惧俄罗斯者，不在国都而在印度，此机可乘者一”。
第二个机会是在廓尔喀。“廓尔喀者，亦在后藏之西，与东印度逼处，方乾隆中，我师征廓夷时，英夷、印度兵船，亦乘势攻其东境，故上年英夷罢市后，廓夷亦即禀驻藏大臣，愿出兵攻击印度。当时若许廓夷扰其东，俄罗斯捣其西，则印度有瓦解之势，寇艘有内顾之虞，此机之可乘者二。”当然，魏源在此是夸大了廓尔喀（尼泊尔）的国力和决心，也夸大了俄罗斯和英国争夺印度的矛盾。而且，他也只提出“如果”能够说动这两个国家这样的假设，至于如何联合它们，他没有提出策略建议。
不过，魏源认为这些客观存在的矛盾，是一种可以利用的机会，所以“可乘而不乘，非外夷之不可用也，需调度外夷之人也”。也即要主动斡旋。
接着他又指出了可乘的第三个机会，乃在于佛兰西（法国）与弥利坚（美国）。他认为历史上，英法即交恶。他知道法国与英夷很近，“止隔一海港”，美国与英夷则隔大海。仅就魏源这一准确的地理知识而论，当时士大夫中鲜有可比者。他认为英法在明季国初之际争夺北美殖民地，英国攻夺了法国已建好的据点。后北美十三州起义，法国帮助美国独立。又，印度也是荷兰、法国先拓殖，英国后夺之。后来印度土著和荷、法联合攻英。鸦片战争前，广东外贸各国中，英夷“最桀骜”，法、美最“恪顺”。中国罢市后，英国用兵舰强行挡阻其他国家，不许互市，各国皆怨之。鸦片战争中，美国也曾提出出面提停。这是可以利用的第三个机会。这是从地缘政治和国际关系史的角度看到可以利用的矛盾。
第四个机会是鸦片战争中后期，法国曾提出代赴江浙与英夷议款，可以折服英国，不致使英国有无厌之求。后来法国还提出开舰入长江，只是上海官吏给耽搁了，等法国易舟入江，而条约已订，“佛兰西怅然而返”。利用法国调停是第四个机会。这个机会当然不是魏源所设想的那样，法国是要乘机打劫英国，恰恰可能是打劫中国。不过，魏源再次强调“可乘而不乘，非外夷之不可用也，需调度外夷之人也”。
魏源还提到用东南亚朝贡国暹罗之兵攻击英国所属之新嘉坡（新加坡），因为“其入寇之兵食，皆恃新嘉坡接济”，而暹罗“专尊中国，藐英夷，英夷究不能患，诚使用明季夹攻日本之议，令暹罗出兵，恢复满刺加柔佛故地，而安南以扎船助之，则英夷有内顾巢穴之忧，与驱策廓夷俄夷攻印度之策并行不悖”《东南洋海岸之国·暹罗本国沿革》，《海国图志》第八卷。魏源的论述确实展现了他宏大的国际眼光。
但是，魏源的“以夷攻夷”、“以夷款夷”策略，面临两个必须回答问题： 一是俄、法、美列强如果在本质上是追求和英国同性质的对华政策，即打开中国大门乃至割地索赔，那么“驱策”他们攻击英国或牵制英国便失去理论依据；二是周边属国在列强的侵略下大多自身难保，多半还指望中国援助，其本身的力量能够作援兵吗？与此相关地，中国的朝贡体制从本质上讲是一种礼治制度，并非军事同盟关系，如何能骤然改变这种关系的实质驱策属国进兵呢？
从一开始，魏源的策略就受到学界批评，直至今日。魏源好友陈澧贬之为“效纵横家言，为远交近攻，近交远攻之说”陈澧（1810—1882），字兰甫，广东番禺人。肄业于粤秀书院，与卢同柏、桂文鐀、扬荣绪被誉为“四俊”。六应会试未第，拣选知县到班，不欲出仕，请加国子监学录衔。1840年至1867年被聘为学海堂学长，1867年起任菊坡精舍山长达十多年之久，同治乙丑，诏沿海各省绘地图，督府属任其事，成《广东图》以进。以经史及汉魏六朝唐宋诗文教士，与诸生讲论文艺，勉以笃行立品。光绪七年，赏五品卿衔。曾称赞魏源为有志之士，称《海国图志》为奇书，因其见识过人，对魏源的著作多有指正。并认为“论者谓以夷攻夷为示弱，魏君深斥其非，澧谓示弱之说诚非也，中国兵强，乃能驱策四夷……今日安能如是？”（清）陈澧： 《东塾集》卷二。转引自李汉武：《论魏源军事思想》，载杨慎之等编： 《魏源思想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61页。陈澧说的是弱国无外交的理论。谭嗣同后来批评魏源之论，说： “幸而魏氏之言不用也，使如以夷攻夷之策，南结廓尔喀，北款俄罗斯，剑及于印度，矢交于伦敦。印度亡，伦敦坠，大西洋诸部沦胥以灭，于是俄之为俄，十倍于今，扶助攘之功，责无厌之赂，中国能堪此乎？”“中国自有中国之盛衰，不因外国而后有治乱，而猥曰以夷攻夷，此魏氏所以为策士。”（清）谭嗣同： 《谭嗣同全集》，三联书店1954年版，第115—116页。
李汉武为魏源之论正名。他说： “首先，魏源是鸟瞰了国际形势之后来考虑中英战争的……他看到列强各国之间已有历史矛盾，把中英战争放在国际范围内来考虑，确是他远远高于同时代人的地方。也给后人利用外交手段解决战争争端以启示。”“第二，魏源在谈到联合国际力量时，一直坚持了‘以我为主’的原则，把国际力量称为‘外助’。魏源在战争方面、政治方面和外交方面的主张，体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和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的民族自尊心，都是值得肯定的。”第三，魏源对于美、法、俄、廓诸国与英国关系的分析，是建立在了解情况基础上的客观分析，并非主观臆想。至于这些方案没有成为历史事实，那不是魏源的责任，因为他不是皇帝，不具备统帅全局的条件。尽管他的战略方案比道光皇帝的方案高明，没有权位，也不能变成历史现实的。”李汉武： 《论魏源军事思想》，载杨慎之等编： 《魏源思想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61页。
有人对李汉武的观点持有异议。李少军在《魏源与冯桂芬》一书中，认为“我们在今天，却不能依然停留在魏源当年的眼界里，轻言他的分析和方案具有客‘观性’……仅看到西方强国之间矛盾的一面，就断言美、法、俄一定能为我所用，看到廓尔喀的一纸进攻印度的表示，就认定其能给英国造成后顾之忧，无疑是相当片面的，未免过于幼稚”。“从鸦片战争时期围绕中国的国际关系实际状况来看，与魏源所认为的正相反，美、法并不支持中国，而一心希望英国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为西方打开中国的大门。”其次，魏源思想方法也有问题。他之所以把利用美、法、俄、廓为中国的外助看得那么轻易、说得那么肯定，除了对极为复杂的国际关系缺乏全面、深入和准确的了解这个原因外，还与他头脑中依然浓厚的天朝上国观念颇有关系。“显然，魏源的思想受制于华夷秩序的范式，将中国的意志视为至高无上的权威和‘外夷’行动的指挥棒。”李少军： 《魏源与冯桂芬》，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03—207页。所以，对魏源的观点，我们不能无条件加以肯定。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魏源在近代是第一个提出增设水师科和设立译馆的人。他说： “国家试取武生、武举人、武进士，专以弓马技勇，是陆营有科，而水师无科。西洋则专以造舶、驾舶、造火器、奇器取士抡官。上之所好，下必甚焉。上之所轻，下莫问焉。今宜于闽粤二省武试增水师一科。”《海国图志·筹海篇·议战》。这是他师夷长技的一个重要方面。就设译馆事，他主张： “然则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欲意夷情者，必先立译馆，翻夷书。”同上。他的倡议直到清王朝遭第二次痛击后才于1860年代初实现。
魏源在介绍各国时，对于当时最大的对手或敌人英国着墨最多。他用了四卷（第五十至五十三卷）来介绍英国。他敏锐地觉察到英国君主立宪制的好处，虽则他没有明确地表达赞扬，但字里行间透露出向往。试举几段。
关于英国女王。“英国现摄政者为女王，号捷胜，尚少年，聪慧英敏，经嫁日尔曼之君。”“目前王后主国，年尚少，聪慧英敏，众民悦服。”“今女君已立五年，屡出巡幸，任民观瞻，不宴处深宫也。”
关于英国行政。“贵臣共十二人，为管国帑大臣、审办大臣、持玺大臣、户部大臣、内国务宰相、管印度国务尚书、水师部大臣、贸易部大臣、兵部大臣，此外尚有议士协办大臣等，皆理政事者也。”
关于议会制度。“设有大事会议，各抒己见。其国中尊贵者曰王爵，如中国之公、侯、伯、子、男，为会议之主。且城邑居民，各选忠义之士一二赴京会议。国主若欲征税饷，则必绅士允从，倘绅士不允，即不得令国民纳钱粮。若绅士执私见，则暂散其会，而别择贤士。如有按时变通之事，则庶民择其要者，敬禀王爵。乡绅之会，大众可则可之，大众否则否之。”以上均见《英吉利国广述上》，《海国图志》。“都城有公会所，内分两所，一曰爵房，一曰乡绅房。爵房者，有爵位贵人及耶稣教师处之；乡绅房者，由庶民推择有才识学术者处之……设有用兵和战之事，虽国王裁夺，亦必由马厘满（即Parliament）论允。”《英吉利国广述中》，《海国图志》卷五十二。
中国专制王权体制运行数千年，其间从未有人明确知晓外国的政体运行模式。魏源通过对英国等先进国家政治体制的了解，开眼看到了一个全新的政治体制，也感受到了它的强大威力，他本人的政治思想所受的冲击是中国王朝体制所受冲击的开端。由于传统体制的惯性和强大的影响，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虽有有限的几个人看到了东西方的这种差别，但是并不能形成内在革新的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