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侮主张和鸦片战争观魏源的第一部成名之作是受江苏布政使贺长龄之托而编辑的《皇朝经世文编》。此书成于1826年，综合了自顺治到道光近二百年间的政论治学文章，分言学、言治、言吏、言户、言礼、言兵、言刑、言工八纲六十三目，凡一百二十卷。此书选文的兴趣在于经世致用，“凡高之过深微，卑之溺槽柏者，皆所勿取矣”；“凡古而不宜，或泛而罕切者，皆所勿取矣”；“凡于胜国为药石，而今日为筌蹄者，亦所勿取矣”，其他“务非当急、人难尽通”的，也“可略焉勿详也”《魏源集》，第158页。
有清一代，以编纂经世致用之书反击乾嘉考据学派的学人中，魏、贺是首创。因此其书颇具象征性意义。既标志着魏源思想的成熟，又开启了一个至少在学风意义上而言的新时代。
然而，毕竟困于经历和时代，魏源此时的思想仍有相当的局限。真正刺激这位有准备的人觉醒的是鸦片战争。他的思想实现升华也在于兹。
鸦片战争对于魏源这样的“积感之民”的巨大冲击可以从他作书的速度上看出来魏源在《圣武记》中自云： “荆楚以南，有积感之民焉，生於乾隆征楚苗之前一岁……”： 《江宁条约》签订当月（1842年8月）即完成四十多万字的《圣武记》，此外还有写成后尚未刊印的《道光洋艘征抚记》（因该书记载作者经历的鸦片战争，批评了道光皇帝及其他投降派权贵，直到1846年魏源第三次手订重刊《圣武记》时才列有此篇的目录，但仍未见书，公开面世已是魏源逝世以后21年即1878年）。
三个月后，他又完成了震撼中外的巨著《海国图志》五十卷（后陆续补为六十卷、一百卷）。在毛笔书写并不方便快捷的情况下，快速完成如此厚重的巨著，作者的急切心情可想而知。
魏源曾亲临鸦片战争前线。1841年春，裕谦以钦差大臣驰抵与定海隔海相望的浙江镇海，筹办浙江防守事务。林则徐受命赴镇海协防，魏源也入裕谦幕府，数月辞归。当年十月，英军攻陷镇海后，裕谦投水自杀殉国。魏源有感之时局巨变，归途作《自定海归扬州舟中》四首，其一： “到此便筹归，应知与愿违。狼烟横岛峤，鬼火接旌旗。猾虏云翻覆，骄兵气指挥。战和谁定算，回首钓鱼矶。”《魏源集》，第781页。表达了他对未来局势的忧虑。
魏源的爱国情操首先直接地从他的诗歌中反映出来。1840年夏，鸦片战争爆发，秋，林则徐被革职。魏源闻而有感，作《寰海》等十首。《魏源集》收《寰海》等十一首，注明道光二十年。但其第十首所述之事，显然系指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如“吏纵夷”指的是奕山派广州知府余保纯放跑义律，时间是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5月。因此，《寰海》诗应书于1840—1841年间。下引提及明朝抗倭名将“朱纨”的诗见《魏源集》，下册，第805页。朱纨抗倭及葡萄牙人有功，却被迫自杀。其一在最后一句直接为林则徐被罢鸣不平： “不诛夏览惩贪帅，枉罢朱纨谢岛夷。”其二大胆提出了“师夷技”的想法和派出使节的战略对策。由此也可见魏源师夷长技的想法早在《海国图志》成书一年多以前就有了： “千舶东南提举使，九边茶马驭戎韬。但须重典惩饮，那必奇淫杜旅獒。周礼刑书周诰法，大宛苜蓿大秦艘。欲师夷技收夷用，上策惟当选节旄。”《魏源集》，第804页。由此可见魏源是第一个明确提出派出使节而不是等待万邦来朝的开明之士。
魏源还对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进行了怄歌： “同仇敌忾士心齐，呼市俄闻十万师。几获雄狐来庆郑，谁开柙兕祸周遗？前时但说民通寇，此日翻看吏纵夷。早用秦风修甲戟，条支海上哭鲸鲕。”同上书，第806页。
魏源还通过诗歌表达了和林则徐相晤的感受。两人于道光二十一年六月相逢于镇江（京口、江口）。两人对榻倾谈，促成了魏源编纂《海国图志》。魏源作《江口晤林少穆制府》二首同上书，第781页。：
其一，“万感苍茫日，相逢一语无。风雷憎蠖屈，岁月笑龙屠。方术三年艾，河山两戒图。乘槎天上事，商略到鸥凫”。
其二，“聚散凭今夕，欢愁并一身。与君宵对榻，三度雨翻苹。去国桃千树，忧时突再薪。不辞京口月，肝胆醉轮囷”。
鸦片战争的惨败如此快地来临，魏源在朝廷签订《江宁条约》的同时，为此国耻而激愤，作《圣武记》，以总结得失，激励民族。虽名为《圣武记》，好像旨在鼓励皇帝，实际魏源在同时密作《道光洋艘征抚记》，对皇帝提出了尖锐的批评。题名《圣武记》，是魏源不得不借皇帝之名为民族鼓气。魏源所关心的天下是民族的天下，虽然他没有提出这个概念，但综合他的其他著作和他的民本思想，不难看出魏源爱国精神要大于忠君的成分，这一点和林则徐有微妙的差别。
在《圣武记叙》中，魏源自名为“积感之民”。其实就是深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臣民代表。
魏源开宗明义地指出国家对外失败的原因皆在国内。内政腐败才是失败的本源。是以鸦片战争直接促成了中国一部分士大夫开始反省自身文化。魏源论道：天地以五行战阴阳，圣人饬五官则战胜於庙堂。战胜於庙堂者如之何？曰： 圣清尚矣。请言圣清以前之事： 今夫财用不足，国非贫，人材不竞之谓贫；令不行於海外，国非羸，令不行於境内之谓羸。故先王不患财用而惟亟人材，不忧不逞志於四夷而忧不逞志於四境。官无不材，则国桢富；境无废令，则国柄强。桢富柄强，则以之诘奸，奸不处，以之治财，财不蠹，以之搜器，器不窳；以之练士，士无虚伍。如是，何患於四夷，何忧乎御侮！斯之谓折冲於尊俎。《圣武记叙》，《魏源集》，第166页。国家取胜的关键在于“战胜于庙堂”即决策部门的战略策划。他说：物耻足以振之，国耻足以兴之。故昔帝王处蒙业久安之世，当涣汗大号之日，必虩然以军令饬天下之人心，皇然以军事军食延天下之人材。人材进则军政修，人心肃则国成遒，一喜四海春，一怒四海秋，五官强，五兵昌，禁止令行，四夷来王，是之谓战胜於庙堂。是以后圣师前圣，后王师前王，师前圣前王，莫近於我烈祖神宗矣。同上书，第168页。那么，鸦片战争中居于庙堂上的决策者表现如何？魏源对道光帝是持批判态度的。被编进《圣武记》的《道光洋艘征抚记》在称赞林则徐的同时，对道光帝进行了隐蔽的指责：如此而欲其静镇固守，严断接济，内俟船械之集，外联属国之师，必沿海守臣，皆林公而后可，必当轴秉钧，皆林公而后可。始既以中国之法令，望诸外洋；继又以豪杰之猷为望诸庸众；其于救敝，不亦辽乎？驰峻坂，则群儆善御之衔绥；犯骇涛，则群戒舵师之针向。《魏源集》，第187页。《圣武记》以记事本末的方式，叙述清朝历代武功。第一到十卷讲清王朝之兴起、征服全中国、平定三藩、征服蒙古、平定准噶尔、回疆、西藏等地战事、改土归流、镇压苗瑶、扫除东南沿海晚明势力、定台湾、平教匪等事。后十一卷到十四卷为《武事余记》，阐述军事与内政的关系。最后为《军储四篇》，实际上论述的是如何发展工商经济、改革金融诸经济改革事。魏源在书中一直没有放弃（或者紧紧围绕）一个主题： 如何总结鸦片战争失败的教训？谈古而旨在喻今。
魏源在著作中赞扬了先王康熙如何在复杂危机面前镇定自若，终于扭转局势，平定三藩和噶尔丹，他说康熙的军纪严明，“不宽王贝勒劳师养寇之罪，罚先行于亲贵”《康熙勘定三藩记》，《圣武记》第二卷。而鸦片战争中清朝军队溃不成军，丝毫也不见当年的勇猛。原因何在？魏源借历史说今事： “无一政能申军法，则佚民玩；无一材堪充军吏，则敖民狂；无一事非耗军实，则四民皆荒。佚民玩则画竿不能令一样，敖民狂则蛰雷不能破一墙，四民皆荒。”《魏源集》，第167页。
比较一下当时封疆大吏们对鸦片战争失败之原委的认识，或许能看出魏源的思考更为深刻。
武器落后是耆英、伊里布认同的主要原因。他们认为“并非战之不力，亦非防之不严”，而是英军“凶焰甚炽，其炮火又极猛烈，实恐难以抵御”《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5册，第273页。耆英在鸦片战争结束后给道光帝的密奏中，说英军大炮“发无不中”，“彼炮可以连环接续，而我炮止有一出，发而不中，等诸无炮。迨其登陆……炮声未绝，火箭即至，彼兵即从烟焰中倏忽而前，我兵应接不暇，遂至披披靡”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 《鸦片战争》第3册，第470页。当然，他们也认识到吏治腐败也是重要原因，“官与民，民与兵役，已同仇敌”，“民皆嫉视其长上，一朝有事，不独官民不能相顾，且将相防，困若无告者，因而思乱”，如此，“何暇攘外？”同上书，第468—470页。
但魏源敢于直接针对最高统治者提出指责，则是其他官吏所不能言者。须知，“和议之后，都门仍复恬嬉，大有雨过忘雷之意。海疆之事，转喉融讳，绝口不提，即茶坊酒肆之中，亦大书免谈时事四字，俨有诗书偶语之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 《鸦片战争》第5册，第529页。在当时这样一种粉饰太平，舆论受到监督的情况下，魏源不仅写成鸦片战争史，而且矛头直指统治阶级，是该有些胆量的。
魏源的胆量来自他爱国主义的道义感。在民族危机面前，他大声疾呼： “此凡有血气者所宜愤悱，凡有耳目心知者所宜讲画也。”《海国图志·序》。针对民心的麻木不仁，他强调民众应该担负道德上的责任。他说： “故君子用世，随大随小，皆全力赴之。为其事而无其功者，未之有也，彼穑而我飧之，彼织而我温之，彼狩而我貆之，彼驭而我轩之，彼匠而我帡之，彼赋税商贾而我便之？天于彼何啬？于我何丰？思及此而犹泄泄于民上者，非人心也。”《魏源集》，第38页。
魏源之所以敢指责天子，还在于他的天子观。在他看来，天子的威权来自民众，他的思想开始具有主权在民的意味，可惜只差一步。他说后世（三皇以后）天子的观念已经完全和上古不同： “圣人以其势、利、名公天下，身忧天下之忧而无天下之乐，故褰裳去之，而樽俎揖让兴焉；后世以其势、利、名私一身，穷天下之乐而不知忧天下之忧，故慢藏守之，而奸雄觊夺兴焉。”同上书，第43—44页。天子应该心忧天下，以天下为天下，天子只是“众人之中一人”： “天子者，众人所积而成，而侮慢人者，非侮慢天乎？人聚则强，人散则尫，人静则昌，人讼则荒，人背则亡，故天子自视为众人中之一人，斯视天下为天下之天下。”同上书，第44页。故此，魏源思考政事的角度，是以民为本的，由此而阐发出天子应自视为众人中之一人，把天子从神坛上请下来，还其人性。魏源的认识已经脱离了他的阶级属性，具有了启蒙的现代意义。
魏源并非故意对中外军事力量的差异视而不见，他对于英军的优势有客观的认识，他的论点是不要被敌人的优势压倒，惊慌失措，败后又粉饰太平，得过且过。他始终是以建设性的态度解读鸦片战争。他认为英军的军事优势一是战舰： “夷之兵船，大者长十丈，阔数丈，联以坚木，浇以厚铅，旁列大炮二层。”而中国水师船“其船窳漏，断不可以涉大洋”，“我舟即不能敌”《圣武记》，《魏源集》，第545页。二是大炮，三是养兵练兵，均胜于中国。
魏源对鸦片战争中中国的军事力量、战略选择等方面的详细论述，体现在《海国图志》中，后文再叙。
《圣武记》刊出后产生了很大影响。不仅国内如此，国际上也有较大影响。《圣武记》出版后不久，沙俄传道团成员萨哈陆夫和帕雷底阿斯等人，曾将其部分译成俄文，以研究中俄历史关系。参见李汉武： 《魏源传》，第264页。1844年，此书出版后才两年，有一部即传入日本，1845、1846两年又继续传入日本三部，此后逐年仍有传入。日本著名思想家、倒幕志士佐久间象山佐久间象山(1811—1864)，是日本朱子学派中“主知博学派”的代表人物，主张开国和公武合体(即主张皇室与幕府合体共存)，首倡“东洋道德、西洋艺术”，提出“海防八策”等主张，为明治维新前重要思想家。被尊王攘夷派的河上彦斋刺杀。对《圣武记》推崇备至： “时英夷寇清国，声势相违。予感慨其事，上书陈策，实天保壬寅（1842年）十一月也。后观清魏源《圣武记》亦感慨时事所著，而其书之序又作于是岁之七月，则予上书仅四月矣。而其所论，往往有不约而同者。呜呼，予与魏各生异域，不相识姓名，感时著言，同在是岁，而其所见，亦有暗合者，一何奇也？真可谓海外同志矣！”周一良： 《中日文化关系史论》，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32页。李汉武认为象山所记有误。象山在江户所读魏源之书，是指《海国图志》，而不是《圣武记》。见李汉武： 《魏源传》，第267页。
魏源的思想对日本的影响主要还是《海国图志》的传播。由此也令人深思： 东亚国家中，中国首先受到西方近代侵略，也首先作出了反思，但成功应对西方冲击的为何只有日本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