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生活学习的那个四合院里有两株桂花（木犀）树，它和我们朝夕相伴，它带给我们芳香和快乐。不开花的时节，我们也没有冷落它，大家常在树下打井水，洗脸，洗澡，洗衣物。有炫耀体质的男生，从井里打了水，从头上往下淋。带着体味的水缓缓地浸入桂花的根部，滋润着它。一到开花时节，满树金灿灿的。每朵粒米大小的花，都倾尽全力地喷射香味，太阳出来了，香气浓郁；月光之下，香气悠悠的；上课时，香气透着窗子和门楣，飘进课堂和老师争人气。睡觉时，那香气也一阵阵钻入鼻孔，扰人清梦。桂花在花卉稀缺的中秋时节，独步一时。
昙华林里树木花草自然是很多的，但我对那强势的夹竹桃，霸道的梧桐树和护道的女贞子，都印象不深了。唯独不忘昙花、银杏、桂花。古人讲格物致知，我没有那么高深，我不过是一种联想罢了。象昙花，仅仅“一现”，而遗香久远。不求天长地久，但求曾经拥有——不追求生命的长度，而追求生命的亮度，哪怕只是一瞬。这是怎么一种生命形态，是怎样一种壮美啊！
银杏呢，它悠然、恬然、淡然，面对一切，是个体的形态，更是族种的形态，经受了远古的天崩地裂，经受新生代的雪封水淹直到现代，处惊不变，延续着生命，延续着族种，傲然挺立。这是怎样一种深沉！这是怎样一种智慧！
桂花是我们熟悉的花卉，很少思考它的生命形态，它以朵为单位，但朵却极少用来计量桂花，一朵根本算不得什么，成簇、成团，满树，一片林却形成了冲天香阵，给人间送芳芬。我只觉得自己便是其中的某一朵，融入社会，融入群体，尽粒米之力，个人微不足道，但无怨无悔地不遗余力地奉献足矣！
我的校园——昙华林，花木布局形成了浓浓书院气息，花木的灵气透露出哲学的深邃。
二、难忘的老师、温馨的课堂
在昙华林，我认识了很多我仰慕的老师，他们在温馨的课堂上用知识的甘露滋润我们。使我们终生难忘。在我刚入学时，高庆赐教授、方步灜教授、石声淮教授、王凌云教授、杨潜斋教授、万立丰教授等是早已是杏坛名宿，而邢福义、汪文汉、王庆生、刘兴策等实力派也已崭露头角。在昙华林听课很多时候是一种高尚的享受。
王凌云老师讲课声情并茂，他讲《诗经》说：“《诗经》最有价值的部分是“国风”，“风”就是民歌，政府派人下去搜集民歌叫“采风”，是了解民情的一种方式。“风是可以唱的。”于是他开始唱：“关关－睢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字正，腔并不怎么圆。于是课堂粲然，师生同乐。
高庆赐教授讲课神情严肃，一上课就直奔主题：“这堂课讲古汉语的几种特殊句式。”接着板书授课的内容重点。或先讲后板书，板书是结论；或先板书后讲解，讲解是对板书典型例句的解说。一节课下来，绝对地是刚好讲完一个完整的知识点。他的每节课堪称示范课。还有一点是他的板书都是精心设计的，板书的内容都是授课的重点－是必考的内容。他上课准时到，下课准时走，从不和同学们交淡。消息灵通的同学说他是司徒雷登的学生，在政治运动中受过伤害，所以有些自我封闭。
听石声淮老师讲课很轻松，他乐哈哈的，他讲汉字“六书”很透彻，举例看似很随意，实际上又恰到好处。他随手写一个“休”字，然后又写一个篆字的“休”，说：“人靠在木下，就是休息吧。”又举出“束”、“旦”、“刄”等讲古人造字的道理。不过后来听说在文革中被人冤枉，说他讲“母”字，耍流氓。实在是太离谱了。“流氓”与这位年高德劭的老先生真是沾不上边的。
杨潜斋老师讲语言学，如天马行空。从斯大林的见解，讲到索绪尔的见解，又讲到他对契诃巴娃的不认同，再纵谈自己对语言学的主张。我资质愚钝，常常跟不上老师的思路，好在有教材，下课自学。
方步灜老师讲《红楼梦》，让我佩服不已，他对书中人物分析，对作者曹雪芹的分析见解独到新颖。听人说他对《红楼梦》熟悉到倒背如流。我不信真能背，但还是佩服他研究得深。
最让人难忘的是刘兴策老师的那节语音课。我是从农村来的，中学读书时，教课的老师都用方言教学，我的普通话自然不过关（现在仍然没有过关），没想到刘老师在课堂点名让我读一段文章。师命难违，我只得结结巴巴的用宜城普通话读完那段文字，引得满堂大笑。我窘极了。刘老师对同学们说：“大家不要笑，他能用普通话朗读就算不错了，他的家乡方言更难懂。”接着刘老师自己讲了一句典型的宜城方言话：“把牛娃子拴在树娃子上。”他说：“宜城人读“牛”为“油”，读“子”像俄语中的颤音“P”，“拴”读成“翻”，“树”读成“富”。他学得惟妙惟肖，连我也忍不住的笑了。刘老师又让另外几个方言较重的同学读指定的文句。读完后他又分析各地区方言的发音特点：如，天沔一带读“面”如“命”，黄陂人说“八月十五吃月饼，越吃越喝越有味”，他们将“月”“越”读得像“热”。刘老师最后总结说：“这些同学都来自湖北省不同的地区，都在一个省，方言的读音差别就如此之大，彼此言语交流会有不少困难”。比如咸宁人请你吃饭，他说：“你掐，你掐！”你敢动筷子吗？你到北京买鞋子，说成“买孩子”，那还得了，所以我们要认真学好普通话，我们将来是要当语文老师的，那就更要学好普通话了。”课堂安静了，我们不仅仅是被这些语重心长的话打动了，而且从他身上明白了什么叫敬业精神，为这节课要花费多少精力啊！
这就是我的老师在我的课堂展示的风采。
三、忘不了那一路同行的同学。
在人生的旅途中，你不必担心孤单，每一个阶段，总会有一些与你有缘的人与你一路同行。在大学阶段，我的华中师大中文系6102班，30多名同学便是我一路同行的最贴近的伴侣。李茂生，徐善堂，周翔等老大哥带领我们把我们班营造成了一个温馨的集体。大家如兄弟姐妹，亲密无间，丰富的感情弥补了物质的匮乏。四年的大学生活，我们其乐融融。四年的相聚，四十几年的怀念。我们班的每一个同学当时的音容笑貌至今让人难于忘怀。才华横溢的李汉元、王继超、刘子香、张德善，热情似火的毛艾伦、周宝珠、李应芝、鲁正定，助人为乐的卢淑琴、楚晋、蒋正英、殷明全，刻苦勤奋的冷治安、毛熙应、江水源、章鹤林，朴实忠厚的高则炜、温生龙、王典新、张湘娥等等同学都常常让人怀念。
我常常怀念那个给大家带来欢乐的周治清。对他，大家大多时候不叫他的大名，而叫他“红鼻子”（因为他的鼻头红红的，类似酒糟鼻）。他从不生气。“红鼻子！”“嗯！”“再讲个笑话！”“好！”这时整个宿命就充满了期待。他慢条斯理地说：“有一次，我弟弟写了一封信，清早就住县城赶，他写好信封，贴好邮票交到邮局就回家了。不曾想他刚到家门口，邮递员就叫住了他：‘喂，有你们家一封信！’他接过了一看，正是他早上寄出去的那封信。”“喂，怎么回事？”有同学问。周治清不屑看那同学一眼说：“还不明白？他把地址写反了！”于是宿舍里充满了哄笑声。这个笑话可能是他编的。但在入学之初却闹了一个真实的笑话：大家发现他上街，总是出东门，朝螃蟹岬方向走。问他为什么，他说是拉他到校的三轮车师傅说的，说这是从学校到长江大桥最近的路。他太善良了。他被骗了，被骗还深信不疑。真不知道他后来当《荆州日报》的总编是怎么混的。
善良总是好的，因善良而犯的错误都显得那么美，因善良而做了错事都可以原谅。憨厚的陈泽范曾经犯过一个“立场错误”。那是1963年社教期间，有一天早上看到一个老农民在挑水，那农民那么老弱，担一担水走得颤悠悠的。他上前，要接那担水，那老农不肯，陈泽范不由分说，抢下担子，帮人家挑回去了。下午工作队的负责人问他：“你早上是不是帮一个人挑了水？”陈泽范憨憨地谦虚道：“没什么，应该的。”“还应该？”“咋啦？”“那个人是个老地主！你这是犯了立场错误！”“我不知道啊，我……”有时候犯错误折射出高尚的品格。
最难忘陈褔章的那一盒糖精。有一次，吃早餐时，陈褔章拿出一个小铁盒，说：“哪位想吃甜的，我这里有糖精。”于是大家蜂拥而上。陈褔章挨个给一点点。有个同学不耐烦了，抢过去自己用筷子粘。有人粘多了，不甜反而苦，陈褔章说：“别搞多了，搞多了苦。”“不早说，苦死了！”一会儿，那盒糖精便遭了孔乙己的茴香豆的命运。陈褔章拿回盒子一看，有人不失机宜地问：“多乎哉？”陈褔章回答：“不多也！我已经不多了。”那个早餐是大家吃到的最甜的一个早餐了。
和谐的集体也遇到过不和谐的时刻。一次大家看完《耕云播雨》都谈论李双双。好像是陈世卫说了一句：“李双双，你双双，我单单！”被老大哥李茂生听到了，问：“你今年多大了？”“我二十一了，怎么啦？”“怎么啦，年纪轻轻不学好，还‘我单单＇！”大家看到陈世卫一副无辜的样子，个个都乐不可支。
我们班同学关系都很好，班级工作很好开展，我当体育委员，开展活动时，一声吆喝，大家都去了。学习委员说要办墙报，不几天，《树人》，《苗圃》等图文并茂的墙报上墙了。只有毛艾论这个文艺委员工作开展起来比较困难。有一次，她说下午扫舞盲，下午到男生宿舍一看，空空如也，都溜了。有一个人没溜，他就是邹少卿，于是有了下面的对话：“邹少卿同学，去跳舞嘛！”“不去！”“去嘛！去嘛！”“不去！不去！”“你是老大哥，你就去嘛！”“不去！不去！不去！”毛艾伦向李茂生告状。李茂生说：“他倔，谁也拿他没办法，他是个有故事的人。”邹少卿的故事耐人寻味。邹少卿入学前几年，也就是大跃进年代，他当大队长，公社要各大队报粮食单产计划。第一次他报了单产1000斤，别人早已是双千斤、5000斤了。公社书记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大家要敢想敢干，回去想好了再重新报。”第二次，别人已经上万斤了。报纸上报道了麻城有中稻单产52000斤了。郭沫若有诗写道：“麻城中稻五万二，超过繁昌四万三，长江后浪推前浪，惊人产量次第传。”他反倒死活只肯报八百斤。书记当场发怒：“你人最年轻，思想最保守。”他也当场火了：“我没这个本事，我不干了。”后来他还真不干了。公社到处找他，只差下通缉令了。他挨批之后，又去读书。后来考入华师。邹少卿倔得可爱。有时候，倔和坚持真理之间是等号。
这就是我的同学，我的班。
四十几年过去，很多事淡忘了，但昙华林的那段时光，那些花草树木，那些可敬的老师，那些可爱的同学，时常让人想起。我知道，人和人的相逢都是偶然的，人和人的分离是必然的，但人对人的怀念却是有选择的。怀念美好的物，美好的事，美好的人可提高幸福的指数。于是我常常想到昙华林里浓浓的书院气、浓浓的师生谊、浓浓的同学情。
（骆道书，1961年入中文系。中学语文高级教师，湖北省特级教师）
往事并非昙花一现
【伍明万】
在昙华林百年沧桑的历史中，我们华师中文系61级只是这历史长河中的一道波浪，在华师百年孕育的一代又一代学子中，我们只是这文脉传承中的一辈人，也许因为20世纪六十年代那段历史的厚重特殊，我们在昙华林度过的四个春秋，一千四百多个日日夜夜，给我们的人生留下难忘的记忆，给我们的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们学子的人格在昙华林深厚的文化中熏陶，我们的执著从文学肥沃的土壤中生长，虽然一别昙华林五十年，但昙华林怀抱中的眷恋深情，学友朝夕相处的感情，师生之间教学相长的真情，任时间冲刷、风雨吹打，依然保鲜浓烈。每接到老学友打来的一个电话，他在那头，我在这头，却心有灵犀一点通，从对方的第一个音符传来，就可以神奇般地呈现那段岁月的情景，一下子就回到了昙华林那个天地，文华楼那个小院子，寝室那个温暖的窝子，在我们充满朝气和活力、形成人格精神的时期，我们正是在昙华林经历那感情的纯真、学习的切磋、生活的关爱、困难的相帮，凝聚成人间最宝贵的友情，成为我们人生记忆中宝贵的精神财富。昙华林往事并非昙花一现，而是弥久不衰，在心中永驻！
跨进昙华林那是1961年的七月，我，长江三峡西陵峡口的一个学子，激动地接到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的录取通知，在祖国经历三年困难时期，一切都过紧日子的时代，能跨进大学的殿堂，能不感到幸运高兴吗？更何况我们崇拜的母校的老师们，有很多是华师毕业的，我的姐夫哥就是华师中文系毕业的。对华师、对昙华林，心中充满憧憬，当我坐上东方红大轮，随着大江东去，平生第一次走出三峡，来到白云黄鹤的大武汉，面对武汉关大钟奏响人生新的进行曲，武汉关码头的轮渡把我领向中华路码头，我人生的新的起点，华师五八级的一位老大哥在迎新站把我接到昙华林，开启了我在昙华林的大学生活。昙华林成了我人生字典中如同我的出生地籍贯一样重要、如同故乡老家一样亲切的关键词，五十年来，昙华林一直像磁铁石一样吸引我，今生今世永不消失！
“1961年”这是在共和国编年史上难忘的一年，这是继1958年大跃进后，接踵而来的三年困难时期的最后一年。我们是穿着家里省出来的布票赶制的新衣跨进校门，我们是怀揣着母亲从牙缝里省出来的粮票开始大学生活的。当然，我们61级是幸运的，1962年春回大地、形势好转，我们早餐那盛着“洪湖水浪打浪”的稀饭碗里开始增加内容，多了油水；接着1963年春风三月，在伟大领袖的号召下，向**同志学习掀起热潮，我们在团支部的带领下，也走上大东门公共汽车站值勤，助人为乐。那是一个政治挂帅的年代，“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是领袖的教导，也是左右我们人生航程的座标；那是一个突出政治的年代，办学指向的是投入三大革命实践，文科以社会为工厂，阶级斗争是我们的一门主课，这便决定了我们在大学四年中，走出昙华林，打起背包走向农村，在领袖教导的广阔天地里，同中国最广大的农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从1963年11月14日听动员报告开始，18日出发到黄陂，我们在鲁台公社参加了第一次阶级斗争实践，历时一个多月，于12月25日返校。1964年5月，正是上大学四年级的时候，我们又参加了孝感“四清”，这次政治运动将近一年，我主要抽在大队查账，同中文系黄曼君老师在一起。书生气十足的我，开始感到很紧张，黄老师的平易近人、乐观率真、实事求是的精神，为我排解了很多焦虑和不安，现在回忆起来，两次政治运动增加了我们对农民农村农业的认识和了解，增加了我们的社会知识，在政治上强化了我们的阶级斗争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