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我对哲学一窍不通，对哲学名词一知半解，只是慕名而来。陶军讲哲学没有讲义，也没有书，信口道来，娓娓动听。他讲尼采、康德、黑格尔，讲马克思，当然也讲到列宁的名著《哲学笔记》和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他将欧洲的古典哲学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前后贯串起来。将枯燥乏味的哲学讲得生动活泼。加上他那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使我这个本来对逻辑思维毫无兴趣者也听得津津有味，更令我惊奇的是他还不时蹦出几句本来当时鲜为人熟悉的战国时大哲学家老子、庄子的“语录”。逼得我好奇地还要去翻一翻这两位古代圣人的原著。从心底里佩服陶军中外贯通，古今相融的博学。
第一课听入了迷，此后，陶军每次来中文系给老师讲课时，我总当“旁听生”。听课的老师也从来不管。我不迟到，也不早退，总在开讲前二、三分钟，找个空位坐，静静地听，也不记笔记。讲课者渊博的知识、抑扬顿挫的声调、妙语连珠的幽默，具有不可辩驳的力量，使听者完全沉浸在学术的氛围中，欣赏他讲授时的学者风度。有位同学看我每至星期六不思回家，却跑去听哲学课而不解，问我：你怎么对索然无味的哲学感兴趣？我笑笑，个中滋味，不能为外人道也。时间长了，我听到一些关于陶军的轶闻。这些不胫而走的口头传说，难分真假，但我听了，很合胃口，还不时“扩散”一下。即使是人们夸张，即使子虚乌有，我也不想去弄清楚，这对我并不重要。如有人说：陶军是武汉解放后，接收大学的军代表。他当时一身“土八路”的打扮，身穿棉军大衣，头戴棉军帽，配上那副架在鼻梁上的金丝边眼镜，臃肿的外衣，使他的身材更不起眼。这种不土不洋、土洋结合的装束，出现在武汉许多大学的教授、学者面前时，很为些人看不上眼。陶军第一次给这些满肚子学问的教授作报告时，他一开口，竟是地道的高级知识分子腔，他宣传中国共产党关于接收高校的方针政策，他宣传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他分析问题的马列主义水平，加上一口地道的普通话，使人们不得不刮目相看。但依然有一些喝过洋墨水，留过几年洋的洋教授瞧不起，想出他的洋相，于是在陶军作报告时，用英文向他提问，写在小纸条上递上去。陶军看后，将其压在讲台上，继续他的报告。这些洋教授可得意了，以为难倒陶军了。于是一不做二不休，继续在小纸片上用英文提问，讲台上的小纸片多起来了。
待报告作完后，陶军才不紧不慢地看小纸片上提的问题。看完后说：诸位用英文向我提问题，我就满足大家的心愿。说完竟用英语回答，讲得十分流利，是地道的英语，对所提问题逐个解答。这时全场肃静，空气似乎也凝固了。而这些洋教授对陶军的回答，竟不能完全听懂，反倒使自己十分尴尬。陶军的这一举动，震动了武汉学术界，那些喝洋墨水的的教授也从内心佩服，不得不另眼看待这个个子并不太高的军代表，这一举动奠定了陶军在武汉学界的地位。
又有人说：“陶军是资深的新华社记者，是曾驻伦敦的记者，若英语不好，能在大英帝国当记者吗？”
又有人说，中国领导人出席国际会议，陶军曾是随行的顾问之一。
又有人说：按陶军之才，决非一个大学的教务长。因为他犯过“右倾”错误，所以未得到重用云云。
这些传言，是否真假，我无法去弄清。但我宁信其有，不信其无。它为陶军增加了正面影响，增加了一些传奇色彩。我当时就有点异想天开，认为陶军是个才华出众、口才极佳，又有较高的马列主义水平的学者型的党的高级干部。他若搞外交，肯定是一把好手，也能充分发挥他的专长，我想到活跃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香港国际论坛上纵横驰骋的羊枣、夏衍、乔冠华、胡愈之等一批学者型的政治家，陶军何其相似，这不是谀词。
1962年10月，当中印边界发生武装冲突，中国进行自卫反击战后，陶军在中文系作了一个长达两个多小时的报告。记得那一天下午，中文、历史两系的师生将有一千多座位的中文系大礼堂坐得满满的，不少不常出门的老教授亦来听陶军的报告。
作报告的陶军按时到会，穿着依旧潇洒，手摇折扇，在讲坛的靠背椅就坐，会场内开始安静。当中文系总支书记张洪致了简单的欢迎词后，礼堂内掌声四起。陶军从上衣口袋中拿出一张纸压在麦克风下，这就是他的报告提纲。他一共讲了几个问题，每个问题讲了些什么，当时未做笔记，现在也很难记得起来。但他报告中关于中印两国边界争端的历史由来，关于英国人制造强加给中国的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为历届中国政府拒绝的史实以及国际法的相关内容和他自己的精当看法，给听者以深刻的印象。当他讲中印边界的历史渊源时，引经据典，摆事实讲道理，是一位优秀的历史地理学家；当他讲印度政府蛮不讲理，试图以武力压中国政府就范时，又义正词严地驳斥，是一个外交家；当他批驳英国制造的非法麦克马洪线时，时高时低，时急时缓的声调，那无懈可击，逻辑性强的驳词，是一位学养深厚的哲学家。整个报告过程，鸦雀无声，无一人中途退席，尤其是走廊里的学生，在日晒下，汗湿透了全身，也坚持听完。报告完后经久不息的掌声，说明报告是成功的。若干年后，我在长江日报读到《印度的对华战争》一书，是一位英国的记者撰写的，其主要观点竟与我在1962年10月下旬听到的陶军的报告如出一辙。而这位记者的著作，却晚于陶军报告多年。特别是对麦克马洪线的批评，与陶军的观点不谋而合，可见陶军又是一位严肃的具有真知灼见的学者。
听完这次报告后，我再也未听过陶军的其它报告，也很少看到他。在十年“文革”中，我见到同学或老师也打听过他的情况，按“四人帮”的“逻辑”，陶军当一个“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派”是不成问题的。后来听说，他不到七十岁，就匆匆走完了人生之路。
我和陶军未讲过一句话，他并不认识我。我也不过是旁听过他的哲学课、和大家一起听过他十分精彩的时事报告中的一位无名的学生而已。但他优雅的举止，锦绣的谈吐，雄辩的口才以及他手摇折扇驰骋于三尺讲台的学者风度却栩栩如生，清晰地映现在我眼前，几十年而不淡化、不消失。
（章重，1961年入中文系。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高级经济师。曾任湖北省计划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湖北省投资公司总经济师）
文华楼承载的厚重师恩
【李昆麟】
为了《回望昙华林》，我再次探访昙华林。走进校园，最先跳入眼帘的，是尘封已久的体育馆。圆拱门，红砖墙，两边宽楼梯，中间木格窗，四檐琉璃瓦，馆外长廊长。在我眼里，它仍然高大、威武、古朴、雄壮。与它规格模式相仿的大礼堂已经看不到了，留下的西式红砖建筑只有女生宿舍小三楼。五十年前，住在这别致小洋房里的我，总是抱着书本步履匆匆地顺着夹在大树之间的、宽宽长长的石板阶梯下到文华楼去上课；晚饭后还要按时跑向那里集体读报，然后上晚自习或听老师的辅导课……文华楼是令人神往的，虽然它已消失，我还是很想找到点什么。
校园内，挂着“优秀历史建筑”牌子的“文华大学礼拜堂”和“文华大学文学院”吸引了我，这不就是原来的图书馆和什么部门的办公室吗？“礼拜堂”是矩形平面，两坡铁板屋顶，四面壁柱重檐。碑文说，这是建于1871年的“基督教圣公会”在中国最早的两座教堂之一。“文学院”是两层楼房，中间石板天井，四周木制文廊。碑文说，这是建于1915年的典型中西合璧的教学楼之一。远处凝望“礼拜堂”，读出了昙华林的历史；近处观看“文学院”，见到了文华楼的缩影。
“文华楼”建造在很大很大的矩形平面上，是一幢围成一圈的三层楼房，楼顶高耸着一座钟楼，是它最特别的地方。从钟楼往下看，地面是若大一个铺满条石的天井，天井四角有不高的树，天井中间有古老的井……从天井往上看，二楼、三楼是宽大的教室和窄小的宿舍，房间外面，有着四角连体的木栏木柱走廊。一楼多半是教室，从教室下到天井还得走四五级台阶，下了台阶可以看见整幢大楼的屋基高出地面一两米，全都由规整、厚重、坚硬的大石块垒成。文华楼啊文华楼，你的确承载了许多许多……你几经变迁，却没有丢失传播文化的重任；你几经风雨，却没有改变培育英才的苦心。
文华楼，五十年前我的脚步奔向你，五十年后我的思绪飞向你。我仿佛听见你的钟声响起，那些刚才还在喧闹、雀跃、嘻笑的年轻人，立刻安静下来，楼内齐呼“老—师—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