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当年极左思潮开始抬头，“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反对资本主义复辟”、阶级出身论等左右着人们的思想，校系领导屡屡组织大学生批判“成名成家的资产阶级思想”；而一些特别敏感者会关注同学的一言一语，甚至断章取义地将同学的话语记录在案，到了一定时候便拿出来上纲上线地分析批判。在这样的政治氛围中，很多同学不得不冷藏起创作的热情和探究学问的心志，埋头于随大流的学习生活，而少有“乖张”之举了。平心而论，我们62级文科大学生，在1962年9月至1966年5月不到四年时间内，仅两次被抽调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大、小“四清”运动）即达一年零三个月，平时又常有政治学习和劳动周等安排，因而连同教育实习在内，专业学习时限不过两年余。到了毕业前夕，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我们又被留校参加文革运动一年半时间，直到1967年底才毕业分配工作。我们固然经受了不少锻炼，但毕竟影响了学业的进展。
不过，昙华林岁月的学习生活毕竟是全方位展开的，在思想教育方面比较注重积极行动，当年在要求进步的思想支配下，同学们响应毛主席学习**的号召争相做好事，从点滴做起，以至在一段时间内我不由感慨：想做点好事都难有机会。比如清晨起床想打扫公共环境的卫生，居然连一把扫帚、一块抹布都抢不到，原因是已有同学抢在你的前头了！当年生活极其简朴的大学生们也向往体育、美育的熏陶。篮、排球场上总是人头攒动，报考系文工团、广播站的同学十分踊跃。我有幸成为系广播站的播音员和系文工团戏剧队队员，积极参加公益文艺活动，和大家分享着辛劳与快乐。比如，每天中午和晚餐前，我都要先饿着肚子去广播站播音，为师生服务，许多课余时间都交给了戏剧队的活动。这方面高年级的学长为我们作出了榜样。如59级的马敬文学兄，当年考中央戏剧学院已最后入围，却阴差阳错来到华师，但他仍然热爱戏剧，四年里研习不断，是戏剧队里威望颇高的知名导演；富有才华的彭祖瑞学长，导戏、演唱样样在行；李昆麟学姐在多部戏剧中出演女主人公，是大家心目中的才女加名角。62级学生会主席石正礼冷静稳重，在《红灯记》中出演李玉和，6201班的李富生扮演老奸巨滑的日本宪兵队长鸠山；6204班的李耀楠热情阳光，在话剧《年轻的一代》中担任男主角（我在此剧中演一个配角李荣生。记得演出服装要带点儿洋气，当时是借用了翩翩才子、历史系青年学者章开沅老师的一套灰色卡叽布翻领衫和西裤上场的，心里不知道有多美）。我手头还保存着话剧《青春之歌》全体演职员摄于1963年7月15日的一张照片，大家在昙华林坡地阶梯处的大樟树下，或坐或蹲，或随意站立，十分自然地合影留念。蹲在最前排的海鹏洋扮出向才女王一民献花的模样，文工团长吴芝延学姐等稳坐“中央”，李昆麟背靠樟树，石正礼手持草帽，李富生叉腰扮酷，而我则在树下翻着白眼，故作满不在乎相。62级戏剧队部分成员曾在昙华林老水塔前合影，我与海鹏洋蹲在前排，后排从左到右依次为黄榕、龚丽霞、李高岗、李耀楠、石正礼，大家均颇有几分意气风发之态，这些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那个年代昙华林学子的精神风貌。戏剧队同仁不仅频频在昙华林大礼堂排练上演当时的热门话剧，而且平时都成为班级文艺活动的骨干。中文系体育比赛、文艺汇演的许多精彩场面使人终生难忘。在1992年62级纪念入学30周年校友返校活动中，1至4班的学友仍能依次上演当年班上自编自演的保留节目，由此可见，昙华林的文化活动是何等深入人心！在我的记忆中，还有我同班、同年级乃至不同年级诸多学友的生动事迹，一提及往事，他们的面影就一一浮上我的心头。除上述学友之外，还有平时与我接触较多的邹明斌、柳定祥、杨宏楷、朱学谟、张重、张二金、陈武、陈家德、郭龙生、洪孔怀、张长生等诸位学友，均一言难尽，真想你们啊！师友中有些已提前去见祖师爷马克思了，思之心痛啊！让我们共同怀念那美好的昙华林青春岁月，愿逝者永生，愿健在者珍重、珍重！
（沈振煜，1962年入中文系。华中师范大学教授。曾任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务处处长。现任华中师范大学武汉传媒学院院长）
“夫子循循然善诱人”一一怀念我们的老师
【范齐家】
1965年8月，我们告别昙华林，结束了华中师院中文系61级四年学习生活，至今近半个世纪。几十年间，工作常有调动，住所屡有搬迁，我在昙华林四年学习的各科教材讲义，课堂笔记、作业等，都从未丢弃，几十年暑往寒来与我相伴，完好地保存至今。已是年逾古稀的老人了，家人对此举甚是不解。殊不知，我保存的是几十年前那美好年华留给我的最珍贵的记忆；我守护的是曾滋养哺育我们的那一方神圣的水土；守卫的我曾引以为骄傲的“华师中文系61级学生”的精神家园。如果我把十分珍贵的这些“物什”丢弃了，也就抛弃了于我对最为美好的岁月年华的怀念！当然这也许是我对那四年光阴在情感上的偏执。我以为，如果我们忘记了那段时光，忘却的则是自己的那比金子珍贵的生命的时段。
这次，为响应61级校友征文的倡议，拂去灰尘，开启箱笼，检视我的那些课堂笔记和作业，这些课堂笔记和作业，在案头竟然鲜活起来。我不禁喃喃自语，耳畔似乎响起了文华楼的钟声，仿佛又置身于文华楼大教室，端坐在拐手椅前，静候我们的老师……翻检这些作业，不禁为岁月的流逝感慨唏嘘；而对老师们的敬业执教更是感慨万千。老师们那妙语连珠、侃侃而谈的飞扬神采，那一丝不苟、严谨治学的儒雅风范又重新浮现在我们眼前。
我的征文就从我珍藏的课堂笔记、作业开挖进去。
严正老师检查“教育学”课堂笔记
严正老师那年担任中文系61级“教育学”主讲。继绪论、第一章之后，第二讲“党的教育方针”。这一讲共四小节：一、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二、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三、两条腿走路发展教育事业；四、教育事业由党领导。严老师抽查这一讲课堂笔记，我有幸被抽中。
严正老师对我这一讲课堂笔记，逐字逐句作了检查，对出现错误的地方，做出了记号，并一一纠正。比如笔记原文是“全面发展不能离开社会”，严正老师改为“人的全面发展不能离开社会历史条件”。在笔记中，我将“利益”写为“利一”，将“基本”写为“本”。严正老师对这样的笔误也不放过，在笔记本的“天头”处，用红笔予以纠正。
检查完毕，严正老师在空白处写了如下一段话：“笔记内容完整，条理清楚，标题醒目，文句也较通顺，反映了你认真学习的态度。严正25／9阅第二讲。”
石声淮老师批改古典文学作业
1961年新学年，石声淮老师担任先秦文学教学。在一次布置的作业中，我选择的题目是“试谈《廉颇蔺相如列传》的人物形象及其它”。
后来，作业发还给我时，发现石声淮老师在我的作业的好几处作了仔细的批改。作业中我将“完璧归赵”的“璧”，一律写成了“壁”，在近三千字的这份作业中，凡是出现错别字“壁”的地方，石老师都一一做上记号，并在醒目的地方将“壁”用一直线引出文外，写上“璧”，再划上一个圆将这个字圈起来以示警醒。我将“赞许”写成“占许”藏在文章中，老师用红笔写上一个大大的“赞”字将“占”覆盖住，意谓“你这粗心大意的学生，非让你注意纠正错误不可！”
文章中的某些论述，老师认为比较满意的，在句子的结尾处，用红笔做上“8”的记号，以示鼓励。如在作业的第二自然段“先谈蔺相如”中，受到老师鼓励的地方达五处之多，全文这样的地方共有十处。有些句子“缺胳膊断腿”的，石老师都给补上了。如原句为“廉颇所表现出来的赤诚、忠心在民间广泛流传’’，老师改为“廉颇所表现出来的赤诚、忠心、勇于改过的精神在民间广泛流传”。作业的第二部分“再谈廉颇”，石老师在作业的空白处，分别写上“这应该是廉颇的思想中等级观念的表现”及“廉颇之所以能改过，也是有爱国思想作为基础的”几段话引进作业中，因而作业的份量也就增重了不少。
老师将这份作业检查完毕，给予了一个评价：“细致、认真，对蔺相如的分析有较好的体会。艺术分析比较薄弱些。”落款时间为“1962？4”。
欧阳德威老师辨析“辶”和“辵”
欧阳德威老师主讲“唐宋文学”。教唐代部分时，一次课后布置两道作业题，一道是将韩愈的《张中丞传后叙》中的一段译成现代汉语；一道是《略述韩愈、柳宗元文学主张》。
唐代“安史之乱”时，守睢阳（今河南省商邱县）的名将张巡、许远，以微弱兵力，抗击数十万敌军，捍卫了江淮地区人民的生命财产。在完成这一道作业题时，我将张巡的“巡”字写成了“巡”。欧阳老师将“巡”字写在空白处，并注明：“巡，从辵，不从廴。”在老师的指导下，后查工具书，得知将“巡”写成“辶”是错误的。《说文》：“辵，乍行乍止”；“廴，长行也”。而“辵”与“辶”、“廴”同。在作业中将“张中丞”写成“张中丕”，老师也作了纠正。译文的结尾处，原句为“其他的人则更不用说了”，老师改为“其他的人又该怎么说”，这样一改译文就符合原文“其他则又何说”的原义了。
完成第二道作业题时，将“形式与內容”的“內”写成“内”字，老师将“内”改为“內”。《说文》：“內，入也，从口，自外而入也。”这样的细小错误，也逃不过老师的法眼。
老师对我这次作业的评语：“译文准确流畅、对两家主张阐述得简明扼要，理解也较深入。阅3。23”。
第一学年的习作
我们第一学年的“习作与评讲”课，由吴老师担任。
习作第一篇命题作文是：“我升入了师范学院”。
习作第二篇作文：“我的一日”。
习作第三篇作文：因请假，缺。
习作第四篇作文：“在校园里”。
习作第五篇作文：“放风筝”。
习作第六篇作文：“游归元寺”。
习作第六篇文章，得到了吴老师的鼓励，在习作评讲课上，吴老师将“游归元寺”作为“习作范文”进行点评。评语：“写的清楚、明白、鲜明、生动。游记应该这样写，有情有景，交代照应，把现实概括的再现出来，但又不是毫发无遗，你这篇文章做到了这点，个别词语使用不当，请看前面批改的地方。吴5。16”
习作第七篇文章以“老孙同志”为题，写的是时任年级党支部书记的孙学忠同学。他是位调干生，当年32岁。学习非常刻苦用功，待人温和厚道，很具有亲和力，深受年级同学们的尊重。可惜，到第二学年因家庭困难退学回枣阳县鹿头公社去了。若健在当是83岁高龄老人，我们怀念他。
以“新春杂感’’为题的习作，根据老师的布置，由同学间相互批改，然后再由老师过目。我的这篇作文，由同班同学熊长英批改。熊长英同学碍于同窗，只说好，不说缺点，她写的评语是：“作者能摄取现实生活中的一件事（写春联）来进行发挥。层次分明，内容真实有说服力。卷面整洁、语言通顺。熊长英’’。可惜，熊老师没有注明批改文章的时间。
王凤老师五百字的“批改及评语”
我的一篇习作“是‘生不逢时’吗？”，赶上由王凤老师批改。文章是这样开头的：“听别人讲了一个英雄故事，看了一场歌颂英雄人物的电影，或者是看了一部描写英雄人物的小说，往往可以听到作为听众、观众、读者的同志说：‘我们真是生不逢时！’言下之意，无非是指自己没有出生在英雄的时代，因而自己不能成为英雄，对于英雄人物也就只能是敬佩仰慕而已。”
这篇习作不足1500字，王凤老师的眉批竟有13处之多，从字、词、句到段落，一一点评。最后，老师写了近500字的评语。将评语抄录如下：“从自觉革命、接受党的教导、在平凡工作中一点一点做起三个方面来说明英雄人物的成长，驳斥‘生不逢时’的论点，提出‘生正逢时’的正确论点，立论明确，论据典型，论证也较充分，有说服力。
开头从切身的生活事例中提供反面的看法，接着从正面逐层说理，并引证具有范例的事实加以论断，继之引伸到当前的现实环境中来，同样列举有力的事实给予证明，最后归纳文章的论点，着重强调‘生正逢时’，层次井然，结构很完整。语言颇简洁，没有废话，很好。
第六段起头说‘上面我们说了问题的一个方面’，是什么方面，欠明确交代。体会文意，谈的是在战争环境中涌现出来的英雄人物事迹，应加概括更好。证之下文引伸现实环境的英雄人物，说上文‘说了问题的一个方面’也不尽妥当。事实上，前面几段说的战争环境，第六段说的是平时环境，不论哪一种环境，如果能具备文中提出的三方面要求，便有可能成为新的英雄人物。环境尽管不同，要求却仍一样，如此说明，似更妥当。
第七段归纳论点，和前面几段的分述配合不够紧密，条理稍欠清晰，略作改动，可使前后彼此印证。
个别字不合简化规范。王凤”
我选择这样的表达方式，响应此次征文倡议，可能有校友讥为“稚童之作”。其实，我是认真的。不揣浅陋，将几十年前，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求学时的课堂笔记、作业拿出来放在21世纪的阳光下晾晒，借助阳光束的断层扫描，发掘那个年代的美好和珍贵。而那个年代的美好和珍贵，可能是今天的遗憾和无奈。
从回忆中请出来严正、石声淮、欧阳德威、王凤、朱源滔及吴老师（把老先生的名号忘记了）各位师长，是按这篇征文设计开列出的请柬恭请落座；其实还可以请出更多的老师来。
古人说“经师易求，人师难得”。何谓人师？“夫子循循然善诱人”，正是我们当年授业的那些老师们。
（范齐家，1961年入中文系。副研究员。曾任天门市图书馆馆长）
陶军先生
【章重】
郭沫若先生在1979年出版的《洪波曲》中说：昙华林在武昌城内西北隅，在文华大学的对面。是一块“地方很宽大”，房屋很多，但建筑都很好，涂上的油漆已经泛黑的地方。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即在原文华大学旧址。郭沫若在《洪波曲》里所说的昙华林，现是武汉市一所中学。后来人们将华中师院中文系处，习惯称为昙华林。
这里是一个清静、优雅、浓荫蔽日、林木蓊郁、安心读书做学问的好去处。我在这里度过了四年大学生涯。当时的华中师院中文系，人材济济，有不少全国著名的学者、教授，师资力量十分雄厚。在这里我听过语言学家吕淑湘的讲座，听过诗人李冰、工人诗人黄声孝的报告，听过作家骆文、新文学史专家武汉大学教授刘绶松的讲演，等等。但给我印象最深、令我难忘的是华中师院教务长陶军讲授的哲学课和所作的时事报告。
陶军每周六下午在文华院给中文系老师讲哲学课。他中等身材、戴一副精致的金丝边眼镜。夏季，上穿白色或灰色的丝绸短袖衫，下着一条浅色派力司裤，脚穿黑色皮凉鞋，手摇折扇，一副名流学者的派头。每次来上课，都由中文系年轻的副主任王庆生陪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