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南多厄河谷社会福利机构开门的时间是早上8点半，我们提前几分钟到达。白天的来访者并不比晚上多出许多，这里依旧是了无生气。
尽管昨夜被折磨得疲惫不堪，但我们还是尽量整理好自己的仪容仪表，以便给接待人员留下良好的第一印象。我实在没有时间洗澡，只能简单处理一下头发，用发夹夹到脑后。对于衣着，我选择了一条包袖、一字领的裙子。为了使自己看上去精神点儿，不至于太行尸走肉，我还化了一点儿淡妆。
本则是一副年轻学者的派头。他穿着小西服和黑长裤，衬衣平平整整、一丝不苟。虽说衣服档次和正教授相比还有些距离，但也称得上是西装革履。他的厚框眼镜——被他自己戏称为“马尔克姆·X[10]式”的眼镜——更凸显了其身上的学究之气。他曾经解释过，之所以这么打扮是为了不想让白人往他身上贴非裔美国人的标签。
总的来说，我觉得我们看上去是称职的父母。
“准备好了吗？”我问。
本挽起我的手，轻轻地拍了拍。“我们一定会渡过难关的，”他说，“我们只需要把真相和盘托出，不是吗？”
他说这话时一脸自信，完全没有意识到灾难已经近在咫尺了。他完全相信自己可以掌控局面，因为我们并没有犯原则性的错误，体制也不会惩罚我们。
可我比他清醒。我知道只要紧急案件移送令的申请一经批准，我们的家庭便会沦为体制大潮中一块弱不禁风的小石子。
但我还是挤出一丝微笑回应道：“嗯，肯定的。走吧！”
我们下车后，穿过停车场，来到机构大楼里的等候区域内。在待检驾驶证时，工作人员头也不抬地告诉我们，坐在那边蓝色的皮椅上等待就可以了。
她没有告诉我们究竟要等多久。对于这一点，从小在社会福利机构长大的我实在是再熟悉不过了。这便是体制摧残人性的手段之一：不断地提醒你，你的时间对于他人来说根本一文不值。
过了不一会儿，本就开始皱起了眉，并时不时地看着手机上显示的时间，这是他不耐烦的表现。我却早已麻木了，只是静静地坐着，回想起曾经在这里待过的无数个日日夜夜——家具早已换了，但我敢保证角落里的玩具仍没有变——所有的一切都令我不寒而栗：这次等待我的命运之球到底会是什么呢？
在等待了一个半小时后，玻璃窗旁边的一扇门终于打开了。从中走出一位戴方框眼镜、扎马尾辫的女人，她问道：“巴里克夫人？”
我从座位上跳了下来，每根神经都紧绷起来：“在！”
“我是蒂娜·安德森，负责您儿子这个案件的家庭服务专员，请跟我来。”
蒂娜·安德森面无表情地在前面引领着我们穿过曲折幽长的走廊。我本以为她会在走廊中间的任何一扇小门前停下，但是没想到她径直带我们走到了走廊的尽头——一间挂着“主任”门牌的办公室前。
她敲门的时候，我的腹部一阵抽搐：主任？到底是什么事情会牵涉主任这个级别的人物？！在那么多年和社会福利机构打交道的岁月里，我可从来没有和什么“主任”接触过。
“请进！”传来一个女声。
进屋后，我注意到桌子的另一端坐着一个浓妆艳抹的女人。她看起来比蒂娜·安德森的年龄要稍大一些，留着一头微卷的酒棕色头发，脸稍胖，脖子处皮肤松弛、赘肉明显，身上的衣服款式老旧，搭配混乱。
我打从第一眼看到她就心生厌恶。倒不是因为此人长得丑陋或者衣品低下，而是因为童年的经历使我对社会工作者有着很准的第六感。我可以轻易地看出哪些人身上还残留着人性，哪些人早已道德沦丧——通常在五秒以内便可准确判断。现在，我仅用了两秒钟便认定这位女士属于后者。据我看来，她身上的人性早已灭绝。我们进来后，她站起身来为我们指了指角落里的一张圆桌。
“你好，巴里克夫人，”她态度倨傲，整张脸仿佛只有下颚骨在动，“请坐吧。”
我们坐了下来。本仍然保持着彬彬有礼的冷静态度。他还是不懂，我们现在完全落入“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悲惨境地里了。
这两个女人来到我们面前，并在桌子上展示了她们的名片。“主任”的名片上“姓名”一栏写着“南希·迪曼”。
“我知道你昨晚来这里找你儿子的事情了，”南希·迪曼说，“开始之前，我想告诉你他很安全，并且被一个法定的寄养中心照顾得很好。”
“谢谢。”我说。
“我想警察局应该联系过你们了吧？”
“不，还没有。”
她对我的回答似乎有些惊讶：“好吧，首先你要明白的是，虽然机构间相互有合作，但同时各个机构也是相互独立的。你的毒品案件归警察局和联邦检察院管辖，我们是绝对不可以越俎代庖的。在这里，我们只谈你的孩子。”
“我知道。”
“我还想让你明白，我们的首要目标是让孩子和亲生父母团聚。这里的每个人都想帮你，但是在此之前，我们要做许多努力。这里有一些资料，上面标明了你们需要做的事情。”
她打开了一个文件夹，里面装有一些打印资料和文件，我立马就认出了那是我和本昨晚已经仔细研读过多遍的手册。这是个很好的开端，我努力保持镇静，开始了自己在候客厅就排练了无数次的开场白。
“我了解你们的程序，”我说，“这也是我们来此的目的。我们认为，贵方没有必要申请紧急移送令。亚历克斯绝对没有受到任何形式的虐待，安德森女士，任何给他做过检查的人都可以证明这一点。他是个健康、快乐的宝宝，他被照顾得很好，成长得很好，实现了每一个成长过程中的里程碑。如果您愿意的话，也可以亲自到我们家一探究竟：亚历克斯在那里完全没有危险。”
南希·迪曼看上去十分震惊。很明显，她在这里已经待了数十年之久了，但很可能还是第一次听到一位母亲在此提起“成长里程碑”这个词。
我趁机更进一步说道：“我还没有与执法人员碰面，即使我和他们碰面了，我要说的话与今天对您所说的也是一样的。我承认，他们在我的房子里找到了毒品，但……不幸的是，我弟弟沾染毒品数十年，他还有我们家的钥匙，因此我们认为那些毒品是他和他女朋友的。我保证，只要一找到他，就会带他来这里，让他告诉你们和警察局，在我们房子搜查到的东西都是他的。现在的重点是，你们正毫无缘由地将一个孩子与他的母亲分开。因此，我请求您不要申请紧急案件移送令。”
我的话语大概对蒂娜·安德森有所触动，她看上去比“五秒测试”那会儿好多了——她还有一部分隐藏在那条干练的马尾下的人性和关爱的存在。
南希·迪曼则另有考虑。“问题没有那么简单，”她说，“若我所料不错，你将会受到十分严厉的指控。你现在请律师了吗？如果稍微咨询下律师，你就会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是十分地严重！”
她对我说话如同说教那些未成年妈妈一样：不仅不尊重她的“课堂”，也不尊重生命。我不需要别人来告诉我，失去宝宝是多么地“严重”，而且还重复了三遍！
“我知道您的意思，”我一字一句地说，“我也十分理解您职责在身，要走相应的程序。但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我想恳请您稍微考虑考虑我们的情况，考虑一下我们宝宝的情况。毕竟我们不是什么——”
南希·迪曼丝毫没有被我说服：“这不是我能决定的事情。”
“但这确实是你能决定的呀！难道不是吗？！别老对我耍这一套，装作自己无能为力的样子。你完全可以决定申不申请移送令，你分明有这个权利！”
然而，她根本没有被我的演说触动，我简直像在对牛弹琴。
“如果你可以让他们撤销起诉，我们当然会走到母子重聚这一步，”她说，“但是现在，我们必须要按照程序办事。”
我深深地吸了口气，情绪在崩溃的边缘。这时本走上前来，拉住我的手，用眼神示意我安静，然后看向这位令人生厌的主任。
“迪曼夫人，”他有礼貌地问道，“请问您是一位母亲吗？”
这一问题，以及本那温柔的声音，大概和她设想的相去甚远，令她微微愣住了。不过迪曼很快就恢复了常态：“是的，我有两个儿子。”
“那我想您一定和我妻子感同身受。昨天她去托管所接我们的宝宝，却发现他被无缘无故地带走了。回到家后，她又发现我们的住所被警察局的人翻得乱七八糟。遇到这一切，我们当然惊恐万分，无所适从。我想如果相同的事情发生在您的身上，您也会有一样的反应。我们都是奉公守法的好公民，这一切对我们来说是一场折磨，以至于我们昨晚都失眠了。”
让人震惊的是，南希·迪曼说：“很抱歉。”突然之间，我看到了一点儿希望，她看似冷血的外壳正在被一点点地摧毁。
本扶了扶鼻梁上的“马尔克姆·X”眼镜，以使自己看上去比往常更专业些。
“谢谢您，”他说，“不过现在这些对于我们而言都无关紧要，最重要的是亚历克斯。我们来之前便细细研究了您的这些材料，还有相关的适用法律。文件和法律上都不断提示要符合‘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亚历克斯的最大利益是什么？这才是今天我们大家都坐在这里的原因，不是吗？”
“是的，当然……”南希·迪曼说道。在本的一套说辞下，她态度早已没那么强硬了。
“既然如此，我不认为我妻子的提议有什么问题。亚历克斯毕竟只是个还处于哺乳期的婴儿——您肯定知道母乳喂养对孩子健康的重要性，正如您熟知各种法律文书一样；对我们家来说，这同样是一个关键时刻。亚历克斯的最大利益，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永远都是回到父母身边。只要能让他回来，我们乐意接受任何一种来自你们的监管。大家都是讲道理的好公民，您肯定也是。我相信在您的努力下，肯定会有办法既不妨碍按照程序办事，也不妨碍让宝宝回到父母身边，从而实现双赢。”
南希·迪曼把手放到桌子上，双手交叉，像是在深思熟虑。
我觉得自己看到了希望。但是很快，希望破灭了。
“巴……里克先生，对吗？”
“是的。”
“您是孩子的亲生父亲吗？”
本和我心虚地交换了下眼神——很明显，他摩卡色的皮肤，出卖了他绝不可能是孩子血亲上的父亲这一事实。
曾经，我无数次地试图说服自己：“这并不重要”，因为他同样是如此说服我的。但现在，在这个节骨眼儿上，一切都变得至关重要。
“嗯，我……我的意思是，很明显我不是血缘上的亲生父亲，”本承认道，“但在其他——”
“您是法庭所判定的孩子的合法监护人吗？”
“不是。”他坦白。
我们甚至都没想到要那样做！
“好吧，那恐怕您在这件事上没有什么发言权。我们无法承认您是孩子的临时监护人，因为在您的家里非法藏有毒品。我很高兴看到您在这里支持您的妻子，我相信她也很感激您的陪伴。但从法律上来说，您——没有发言权。”
一瞬间，办公室的气氛变得紧张起来，我仿佛要窒息了。南希·迪曼专横的态度是如此地无情和残忍：我仍然在承受着被强暴的苦果，就好像第一次受的罪还不够似的。
我终于忍不住爆发了。“亚历克斯现在在哪里……哪里？！”我问道。
“正如我之前所说，他现在在一家法定的寄养家庭。”南希·迪曼回答道。
“我什么时候可以见他？”
“肯定不是现在。”
“我知道……但我的意思是，你们这里是有允许探视权的，不是吗？”
“很抱歉，没有。”
“为什么？”
“巴里克夫人，我必须要对您坦白：我们已经知道了……”南希·迪曼欲言又止，好像在仔细考虑着措辞。
再次开口时，她更加地郑重其事：“有人指控，您一直打算在黑市上卖掉您的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