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恩斯坦和伍德沃德认为，征兆正在准确无误地指向美国前司法部长约翰·米切尔。自从6月18日他宣称总统连任委员会是无辜的以来，米切尔一直就是记者们连续询问的主题，他们现在知道，委员会占压倒多数的看法是米切尔参与了事件。
在米切尔辞去尼克松总统竞选主管的职务以后，他继续做着指导总统连任委员会的工作。这个委员会的一名官员告诉记者说，米切尔帮助起草了许多似是而非的否定同水门事件有关的言论，放在对他们的报道作出的反应中。米切尔受到过大陪审团的盘问。
再说他的妻子。自从玛莎·米切尔在6月12日打电话给合众国际社的海伦·托马斯说她“厌恶这整个行动”，并威胁要离开她丈夫以来，这个女人的大吵大闹一直构成了水门事件异乎寻常的侧面。在那次电话的三天之后，她又打电话宣称她是一个政治犯：“我不想容忍正在进行的那些肮脏勾当。如果你能见我，你就会相信，我遍体鳞伤。”
米切尔夫妇已搬回纽约，住在中央公园南的埃赛克斯住宅。伍德沃德在9月21日乘最后一次夜间航班去纽约，希望第二天早晨趁她丈夫去法律事务所之际，把她堵在家里。米切尔和理查德·尼克松都是那家事务所的合作伙伴。
早晨9点钟，伍德沃德向服务员打听J·N·米切尔的房间号码，但没有人以那个名字登记。
他走到街上的电话亭，给埃赛克斯住宅打电话。“请立即给我接米切尔夫妇住的房间，快。”他说。
“710房间”，总机接线员说，把线接到了分机上。一个男人接的电话，他问对方是谁，伍德沃德说明自己是《华盛顿邮报》的记者。那人说米切尔太太无法接电话，就挂断了电话。
几分钟后，伍德沃德乘电梯来到第7层，走到710房间，门上的铜牌标明，这是马里奥家的套房。他走到走廊尽头，敲了敲另一扇门。没人答应——这正是伍德沃德所希望的：如果必要，他可以整天站在门前，就像在等人开门。
1971年，他曾同米切尔太太谈过一次话，当时他写了一篇关于一家大型发电厂的大烟囱正在污染水门大厦附近空气的报道，报道发表以后，她给他打来了电话。在此之前，伍德沃德曾核查过城市档案，发现投诉中有一份来自水门大厦的居住者玛莎·米切尔，写报道之前，他试着给她打过电话，问她是否知道那令人不快的烟囱同为白宫和司法部供电的那架巨大机器有关。但是他没打通电话。米切尔太太是在报道发表的那天早晨给他打电话的，伍德沃德发现她很爽快。
宝贝，她说，她才不在乎她的约翰和总统先生是否得在烛光下工作呢，早在阿肯萨斯的派因布拉夫她就充分懂得了人类不应该直接接触任何废弃物。
那几乎是在一年以前。她被看作是在华盛顿能说点真话的人，尽管也许有点一本正经。现在，伍德沃德想，玛莎·米切尔正在成为水门戏剧中的希腊歌队——她的话听起来就像是对所有那些想听的人提出的警告。
伍德沃德在走廊里等了大约二十分钟，这时候米切尔夫妇的安全警卫，一个大个子黑人，离开套间乘电梯下楼。伍德沃德随即下楼到大厅里的电话亭给710房间打电话。玛莎·米切尔接的电话。听上去她很高兴有机会聊天。他们谈论华盛顿，政治，临近的大选，曼哈顿……接线员插进来说，要是想继续说话的话，还需要再花5分钱。
“我不想让卡蒂·格雷厄姆[16]再把另一个镍币花在我身上。”米切尔太太说。
伍德沃德又投了一个25美分的硬币到付费电话机里。但是她听起来声音有点焦虑，她说她得走了。伍德沃德乘电梯回到第7层。
几分钟后，几个宾馆女服务员敲了710的门。玛莎·米切尔打开门，让她们进去，伍德沃德赶紧跑到710跟前，门刚好关上，他敲了敲门。也许是以为又一个女服务员来了，米切尔太太再次打开门。她穿着一件印花衬衣，蓝色的宽松裤，白色的便鞋。
“真不好意思，”她说，“我脸上油腻腻的就让你逮住了。”
在十五分钟的谈话中，房间里的吸尘器始终在嗡嗡作响，米切尔太太说起计划写一本她在华盛顿经历的书，还说她更高兴“使她的家成为一个非政治的实体”。水门事件的话题显然使她神经质。每次伍德沃德提出一个有关它的问题，她都说：“我不知道”，“你告诉我吧”，或“那会出现在我正写着的这本书里”。然后她开始坐立不安。她不想详细说明她早先给记者们打电话的情景，她对于“肮脏的政治”或“这种警匪游戏”所作的那些声明。
但是她愿意谈论临近的大选。她预言尼克松总统会“以美国历史上空前的优势”赢得大选，“得到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选票”。
“我认为不应该有大选。如果你说总统应该有七年任期，行啊，然后让他下台。现在他们才当了两年总统就开始奔忙。我不管你在谈论哪个党。”
伍德沃德为《华盛顿邮报》的“格调”版写了一篇简短的报道。但是这次采访既浪费时间又浪费精力。
斯隆的女儿米里莎·麦迪逊·斯隆于9月25日出生在华盛顿的乔治城医院里。第二天，伯恩斯坦与休·斯隆通了电话。听起来对方很轻松，他的心思远离了水门事件和总统连任委员会的麻烦事。几天来，伯恩斯坦一直在试图再次见到斯隆。但是，在他女儿出生以后的那个早晨，甚至仅仅提一下水门事件都会是错的。他们聊了几分钟有关婴儿的话题。
伯恩斯坦建议，也许斯隆什么时候可以和记者们一起坐下来聊几分钟。斯隆说他会尽量想办法，他建议伯恩斯坦几天以后再打电话来。
那天下午，伯恩斯坦同自己斗争了好一阵子，然后给一个鲜花商人打电话，订花送到乔治城医院。他担心他的姿态会被误解。无可否认，他的动机出自自我利益。但是也有这样的事实：他对斯隆夫妇，尤其对斯隆太太有好感。他希望鲜花不会在莫里斯·史坦斯或一个来自白宫的朋友在那里的时候送到。
两天以后，伯恩斯坦给斯隆打电话。斯隆也许在第二天早晨会有些时间，但是他并不真正认为他会很有帮助……呃，如果记者们有某个他可以证实的消息，或者他可以让他们放弃这个消息，那当然没问题。他不会不守信用。他们能在第二天一早跟他确认一下吗？
伯恩斯坦8点以前给他打电话。
斯隆说他得在岳父岳母到来之前打扫房子，但是如果记者们能很快到麦克莱恩去，那么他们可以在那里待上几分钟。
斯隆穿着运动衫，除了手里拿着扫帚以外，看上去仍然像他曾经当过的普林斯顿本科生。他和伍德沃德握手，伍德沃德立即自告奋勇，要帮他打扫房子。斯隆谢绝了对方的好意，问他们要不要咖啡。一张装了镜框的圣诞卡挂在厨房桌子的附近，上面有总统和夫人在白宫家中的照片。还有总统和夫人潦草书写的几行字。
起居室里还有更多的纪念品：另一张圣诞卡，印有总统印章的白宫火柴纸夹（伯恩斯坦点了一支烟，装了一个纸夹在口袋里），1968年竞选活动的纪念品。
斯隆坐在一把高背软椅里，一面谈话，一面用勺子轻轻敲咖啡杯，偶尔从杯子里呷上一口，他的脸歪着，很是羞怯。
他们正在讨论莫里斯·史坦斯的办公室——谁在那里工作，职权范围是什么。斯隆是忠于史坦斯的。他说，认为史坦斯会有意卷入政治间谍行为的人真的不了解这位部长。史坦斯很痛苦。他以自己在新闻界受诽谤作代价保护政治人物。他从来不知道李迪、波特、马格鲁德提取的钱用在哪儿。
这意味着史坦斯事先知道这些开销吗？
斯隆犹豫了。他竭力为史坦斯辩护，反倒使他越陷越深。
伯恩斯坦设法扮演唱反调的角色，他用暗示的口吻说，如果史坦斯不想知道从自己的保险柜里支出了多少钱，那么他就是玩忽职守。斯隆表示同意。然后他说，在李迪、波特、马格鲁德有权从那笔基金里提款以前，正是史坦斯先作出了批准，但他的批准又是经过竞选活动的政治主管们同意的。
这些政治主管是谁？
斯隆听了这个问题很不自在。他说，知道史坦斯没有按他自己的意志办事已经足够了。
伍德沃德抓住这个缺口不放。他追问：也就是说，竞选活动的政治主管部门有一帮人对从基金中取钱有最终的决定权？
斯隆说，是的，但是他不想进一步深入进去。
伯恩斯坦正在考虑那些名字，搞到他们，就万事大吉了。
斯隆的兴趣所在，是谈论那篇关于玛迪安和拉吕进行总统连任委员会“大扫除”的报道，他对记者们如何搞到上述消息很好奇。这和他自己的推断是一致的，但是他感到很吃惊的是，竟会有处在能知道第一手情况的地位的人，把话说得如此明确。
伯恩斯坦的肠胃因恐慌开始了一阵缓慢痉挛。他历来的印象是，斯隆是在了解第一手情况的基础上，而不是靠推断证实了几乎全部的报道。其他消息来源确实证实了报道的真实，但是有许多消息主要出自斯隆之口，然而现在他似乎正在放弃原来的立场。在重新推敲了一遍报道之后，伯恩斯坦和伍德沃德的心才稍稍放下了一点。斯隆以前说过的事情很少是推断，他不敢肯定说他也许会把报道中的所有细节都说成是一次“大扫除”的证据，但那是一个供记者判断的问题。他对奥德勒了解不多，但是那没有多大关系，因为那条消息来自别的地方。斯隆最后说，报道中的东西和他所理解的真相没有什么出入。
讨论继续围绕着秘密基金的边缘进行。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即那笔钱被授权用于合法活动呢？比如用于日常的情报收集，诸如记录反对派的言论、剪辑报纸等无害的活动呢？对于涉及那笔基金的每一个问题，斯隆总是回答说，环境迫使他“假设最坏的情况”，然后还问记者们是怎么想的。他以前在白宫待过，在总统连任委员会待过，参与过竞选活动，但是也许他们知道的事情会使他改变思考的方向。
他们不知道。他们的思考方向是委员会的政治方面，尤其是约翰·N·米切尔。伯恩斯坦提醒斯隆，说他曾经说过，米切尔几乎肯定知道从那笔秘密基金提取现金的事。米切尔是斯隆几分钟前所说的“被授权”批准支付那些钱的人员之一吗？
“当然是。”斯隆说。有五个人有资格授权支付那笔钱，米切尔是其中之一，史坦斯是另一个。
米切尔知道支付的款项到了马格鲁德、波特、李迪的手中吗？斯隆点点头。但是没有证据证明米切尔了解窃听的事情。有一种较小的可能性，那就是那三个人自作主张，把钱花在未授权的计划上，但是斯隆怀疑这种可能性。
事情是怎么进行的呢？米切尔怎么行使他对基金的权威呢？使用付款凭证吗？
斯隆说，这是一种日常程序，在一场预算达5000多万美元的竞选活动中，这笔钱几乎微不足道。当第一次有人向斯隆要钱的时候，他想都没想就拿起电话，给在司法部的米切尔打电话。只花了几秒钟的时间，米切尔告诉他把钱给出去。从1971年开始，他打过一些类似的电话。
两位记者竭力避免互相对视。约翰·米切尔是当时的美国司法部长，却授权将竞选基金的开支用于针对政治对立面的明显非法的活动。他们想确认，有没有听错斯隆的话。
他们没有听错。不仅米切尔是有权控制那笔基金的五人之一，而且他还经常使用这个权力。真的，一开始他还是可以授权的惟一的人。后来这种权威也给了别人。斯隆说，马格鲁德就是其中之一。
那位簿记员关于那笔基金的说法开始有意义了。她说过，大约六个人参与其中，但是她知道的只有三个人——波特、李迪、马格鲁德，这三个人拿了钱。她说，别的人只是接到电话。这就都汇总到一块儿了。其他的名字就是那些可以授权付款的人。他们在钱付出去以前先接到斯隆的电话。马格鲁德一开始先得到米切尔的授权才从基金拿到钱，最终，他自己也得到了批准给别人付款的权力。
根据斯隆的说法，可以授权付款的人是米切尔、史坦斯、马格鲁德——现在还剩下另外两个。他们也在总统连任委员会的政治部门吗？
斯隆说，两人都不为总统连任委员会工作，但是他不会再往下说了。
即使不考虑名字的问题，两名记者也仍然不完全明白这笔基金的目的。还有谁会从史坦斯的保险柜里领取现金呢？他们知道窃听的事情吗？
斯隆没有理由相信另两个领钱人参与，或相信他们领的钱为不合法或不适当的事情提供了资金。只有波特、李迪、马格鲁德领了大笔的钱。没有给别人相应的付款。
如果说那笔钱的剩余部分被合法使用，那么斯隆怎么能够肯定那三人领的钱被派了非法或不适当的用场呢？
斯隆又说他假设了最糟糕的情况。但这不仅仅是猜测。他听到了许多，看到了许多。
以前没有遇见过斯隆的伍德沃德，对他的小心翼翼印象深刻。斯隆作为一个消息来源，可靠性似乎是无可挑剔的。他彻底献身于理查德·尼克松的连任选举，并且相信总统对他的竞选工作人员的鲁莽行为一无所知。
他似乎明白这些事情是如何发生的：过分热心，不必要的过度行为，排除任何偶然因素努力使总统必然连任的愿望——他在白宫已经见过这一切。在总统手下干活，呼吸的都是稀薄空气。斯隆认为，白宫或许参与了窃听事件。
另两个有权批准从那笔基金付款的人，是白宫的人吗？
斯隆说，只有一个是。另一个既不是竞选运动的官员，也不是政府的官员，而且也不是华盛顿人。
记者们暗示，白宫似乎只有三个人有权控制这笔基金：H·R·霍尔德曼，查尔斯·柯尔逊，约翰·埃利希曼。他们的钱是由柯尔逊支付的。
斯隆摇摇头。他说，那不是柯尔逊行事的方式。他太狡猾，太谨慎，不会那样使自己处于危险的境地。如果是柯尔逊，他会通过别人来做，可那样的情况没有发生过。
记者们提到埃利希曼的惟一理由，缘于他在白宫的高层地位。如果在钱可以被支付以前必须向史坦斯和米切尔请示的话，那么在白宫有着相似才干的某个人必然也参与了。就记者所知，埃利希曼在竞选中没有重要地位。霍尔德曼因为是总统连任委员会的监督人，又因为他的名气，似乎是更合乎逻辑的选择。
两名记者对霍尔德曼的了解，似乎只限于他对白宫工作人员的专横控制等方面的名气。斯隆向他们证实，他是总统在竞选中的耳目。通过其政治助手戈登·斯查骞，霍尔德曼总是了解总统连任委员会的每一项重要决定。马格鲁德在委员会里是霍尔德曼的人，他被安插在那儿，确保约翰·米切尔在白宫的直接影响下领导这个委员会。
斯隆仍然不愿意说是还是不是。但是同他说到柯尔逊时不一样，他没有说任何事情把记者们的视线从霍尔德曼身上引开。他们几乎相信这就是霍尔德曼了。
还剩下一个人——既不为白宫，也不为总统连任委员会工作的人。
穆雷·蒂纳？
斯隆说不。
伯恩斯坦抛出一个伍德沃德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名字：赫伯特·卡尔姆巴赫，尼克松总统的私人律师。这是一种猜测。斯隆看上去很惊讶。
伯恩斯坦想起在前不久读到《纽约时报》上有一篇文章，把卡尔姆巴赫称为“尼克松在西海岸的私人律师”，还说那些同政府有业务而有可能成为他客户的人，若少于1万美元免开尊口。文章讲到，他的法律事务像雨后春笋一样，他在尼克松连任全国集资组中的地位仅次于莫里斯·史坦斯。他是正在筹划尼克松图书馆的尼克松基金会的干事。那篇报道说，他还经常为总统和白宫做策划。
斯隆说，他不想陷入一种猜谜游戏。记者们搞不清楚这究竟是因为关于卡尔姆巴赫的猜测很正确，还是很可笑。不过这没关系，霍尔德曼是重要的名字——如果霍尔德曼真是那最后一个人的话。
记者们已经自己动手喝了三杯咖啡了，现在正在回到厨房里去加满他们的杯子。斯隆一边看他的表，一边提醒他们，他得打扫房子了。他们已经在那里待了两个多小时。待得过久而令人生厌是没有意义的。他们又试了一下霍尔德曼。
如果不是霍尔德曼，那么为什么不直说呢？
“我只是不想纠缠进去。”斯隆说。他没有做任何事情来动摇记者们的信念，将他们引入歧途。
又进行了几分钟关于竞选的一般性谈话之后，三个人朝门口走去。
“也许有一天你会成为总统。”伍德沃德告诉斯隆。
伯恩斯坦听到这句话很吃惊，因为它好像不是轻松地讲出来的。伍德沃德本打算用它来吹捧一下对方，其中也表达了尊敬的意思。当然——这是一种希望，希望斯隆能摆脱困境。
当两名记者回到办公室时，已是午后了。伍德沃德很快给进行联邦调查工作的消息来源打了个电话。在那段日子里，记者们定期向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的五六个人核对他们得到的消息，那些人有时愿意证实这些消息，但他们很少提供进一步的情况，即使提供，往往也不如让他们证实的消息那么深入。
这次伍德沃德很幸运。这个消息来源告诉他，斯隆已经把基金的全部事情同调查人员讲了，簿记员也是这样。米切尔，史坦斯，马格鲁德，都是对的。但他不愿说出另两个人的名字。有一点可以肯定，钱是用于从事针对民主党人的间谍活动的，至于是否用在水门事件上还不清楚。关于那笔基金运转的细节，他说，正像斯隆和那位簿记员所描述的那样。
有没有霍尔德曼？
这位消息来源不愿意说。
几分钟之后，在布拉德里的办公室里，他们同布拉德里、西蒙斯、罗森菲尔德、苏斯曼一起开会。这是一间铺了地毯的舒适房间，一扇大玻璃窗可以看到新闻编辑室。房间里有一个椭圆形的青龙木做的桌子，一只黑皮沙发。在他们讨论的过程中，布拉德里时不时从桌子底下捡起一只小型海绵橡皮篮球，把它抛向一个用吸盘固定在玻璃窗上的小篮筐。这姿势既表明这位总编辑注意力集中的时间不长，又表明一种故意的不拘礼节。在布拉德里身上，有一种贵族与平民的诱人结合：波士顿的上层人物，哈佛，二战海军，美国驻巴黎大使馆的新闻专员，负责采访警方消息的记者，新闻杂志的政治新闻记者，《新闻周刊》华盛顿分社社长。
与布拉德利的冲锋陷阵和不受约束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西蒙斯的拘谨，他喜欢讲述他如何观察布拉德里在一次正式的宴会上，把香烟碾碎到一只小杯子里去。布拉德里是少数几个做了这样的事情还让女主人说他多么迷人的人。
布拉德里几乎不注意自己的形象，甚至还由着自己的性子。他很喜欢炫耀自己善于在街上应付的本领，更乐于打发记者出去同一些真正的警察谈话，而不是去找坐在办公桌后面的警官。遇到正在访问的《世界报》和《快报》的显要人物，他会站起来，用正式的毫无瑕疵的法语问候，并在人家的脸蛋上亲上一口。
当伍德沃德叙述他们拥有了哪些新的细节时，布拉德里认真地倾听着。他的思想集中在米切尔以及斯隆描述米切尔同基金有牵连时所涉及的背景上。
伯恩斯坦和伍德沃德认为他们差不多就要发现控制秘密基金的所有五个人的名字了，关于个别交易，也许同样会发现更多的东西。他们计划写一篇权威性的东西——是谁控制了钱，这钱同水门事件有怎样的关系。
在他们开始向布拉德里解释他们的计划时，注意到他正漫不经心地在他桌上的一张纸上乱涂乱写——这是他变得有点不耐烦的标志。他一摆手，打断了他们的话，然后直截了当地说起来。
“听着，伙计们，你们对米切尔很有把握吗？”他停了一下，又追问道，“绝对有把握？”在两个记者点头的时候，他使劲盯着他们，“你们现在可以写了吗？”
他们犹豫了，然后说可以。记者们明白布拉德里的哲学：一份日报不能等待关于事件的权威性说明。
布拉德里站起来。“那么好吧，让我们干起来。”
他大声提醒记者们，你们已经明白这样一篇报道的结论吧？约翰·米切尔不是一个可以小瞧的人物，现在你们正在玩真正的硬式棒球。布拉德里不是在盘问他们。他是在宣誓。
他们点点头，意识到他们将要采取一个空前巨大的步骤。
“好新闻，好新闻。”西蒙斯说，重复着办公室的口头禅，大家都笑了起来。
“去吧。”布拉德里挥挥手，把每一个人轰出了他的办公室。
写报道所用的时间短得惊人。这篇报道从伯恩斯坦的打字机转移到伍德沃德的打字机，然后又转到罗森菲尔德和苏斯曼，最终到了布拉德里和西蒙斯那儿。只做了一些小的改动。到下午6点钟，它已经在排字车间里了。
约翰·N·米切尔在担任美国司法部长期间，亲自控制了一笔共和党人的秘密基金。
按照参与水门事件调查的消息来源的说法，基金是用来收集关于民主党人的情报的。
从1971年开始，几乎就在米切尔离开司法部，在3月1日成为尼克松竞选活动主管的前一年，米切尔亲自批准从这笔基金提款。好几个可靠的消息来源这样告诉《华盛顿邮报》。
这些消息来源说，除米切尔以外，后来还有四个人有权从那笔秘密基金里提钱付款。
其中两个人被认定是前商业部长、现任总统竞选委员会的财务主席莫里斯·H·史坦斯和米切尔接管前的尼克松竞选活动总管、现任总统竞选活动副主席杰伯·斯图亚特·马格鲁德。按照消息来源的说法，另两人是现在参与竞选的一名白宫高级官员和一名华盛顿之外的竞选助理。
报道的其他部分涉及基金如何运作：斯隆给米切尔打电话，李迪、波特、马格鲁德的提款，以及总会计办公室的结论：连这笔基金的存在都显然是非法的，因为这些开支都没有报告。这篇报道说，大陪审团对水门事件的调查“没有确定这笔用于收集情报的基金直接为非法窃听提供资金”。“按照《华盛顿邮报》消息来源的说法，这笔秘密基金的主要目的是为针对民主党人的广泛的情报收集活动提供资金。”
伯恩斯坦给总统连任委员会打电话，走一下让对方否认的形式，接电话的是鲍威尔·莫尔。半小时后，莫尔打电话回来，作出了委员会的反应。“我想你们的消息来源很糟糕，他们提供的是错误的情报。除此之外我们不打算发表任何看法。”他说。他不屑于讨论细节。
伯恩斯坦那天夜里留在报社，追踪霍尔德曼表面上的各种关系，并阅读有关赫伯特·卡尔姆巴赫的剪报。大约在晚上11点钟，他接到莫尔打来的另一个电话，他已经同约翰·米切尔谈过了，现在发表一个新的声明：
《华盛顿邮报》报道中的指控绝对没有任何真实性可言。米切尔先生和史坦斯先生一点都不知道从《邮报》所描述的所谓基金中提款的事，他们俩也没有在担任政府官员期间控制过委员会的任何经费。
伯恩斯坦研究了这个声明，在含糊不清的地方下面划了线。《华盛顿邮报》报道中的指控。什么指控？从《邮报》所描述的所谓基金中提款的事。没有否认基金的存在，或否认钱被提取，只否认了它被描述的方式。他们俩也没有控制过委员会的任何经费。从技术上讲是正确的。斯隆控制了经费，米切尔和史坦斯只是批准使用经费。
伯恩斯坦告诉莫尔，这不失为一种最聪明的否认。他还试图要和他一起过一遍稿子。莫尔不愿意。
伯恩斯坦告诉莫尔，这份新的声明将和莫尔对详尽推敲的拒绝一起被正式记录下来。他补充说，如果尼克松委员会不愿作出答复，那么也许米切尔会，他告诉莫尔他会设法打通司法部长的电话。
他写了一页关于新的声明的插页，然后拨了纽约埃赛克斯住宅的号码。他要710房间。米切尔接的电话，伯恩斯坦听出了声音，开始潦草地记笔记。他要把一切都记在纸上，包括他自己提的问题。在通话结束以后又过了一会儿，伯恩斯坦开始用打字机把它打出来。处在激动状态中的他，很难把打字机的键按对。
米切尔：“是我。”
伯恩斯坦（在说明自己身份以后）：“先生，我很抱歉在现在这个时候打扰您，但是我们将在明天的报纸上登一篇报道，实际上是说您在担任司法部长期间控制过委员会的秘密基金。”
米切尔：“天天天啊。你说的那个？它说了什么？”
伯恩斯坦：“我给你念开头。”（他读到第三段。每念几个词，米切尔就发出“天天天啊”的声音。）
米切尔：“全是臭屎巴巴，你要把它登在报纸上？它已经全被否定了。如果这发表出来，卡蒂·格雷厄姆的奶子就他妈的有她好受的了。天啊！这是我听到过的最令人恶心的事了。”
伯恩斯坦：“先生，我想问您几个问题，是关于——”
米切尔：“什么时候了？”
伯恩斯坦：“11点半。很抱歉这么晚给你打电话。”
米切尔：“11点半。什么时候的11点半？”
伯恩斯坦：“夜里的11点半。”
米切尔：“哦。”
伯恩斯坦：“委员会关于这篇报道发表了一个声明，但是我想问你几个问题，是关于这篇报道所含事实的一些细节。”
米切尔：“委员会让你们尽管去发表这篇报道吗？你们这些家伙搞出了了不起的事情，呃？等你们一付完埃德·威廉姆斯[17]和其余那些家伙的钱以后，我们就搞一篇关于你们所有人的报道。”
伯恩斯坦：“先生，关于那报道——”
米切尔：“早上给我的法律办公室打电话。”
他挂断了电话。
对于伯恩斯坦来说，惟一恒定的东西是一种激愤的感觉，他是从米切尔第一声“天天天啊”——某种原始的尖叫——开始的。随着“天天天啊”的喊声的重复，伯恩斯坦洞察到米切尔所受伤害的无以复加的深度。有一瞬间，他曾担心米切尔会死在电话旁，米切尔第一次成了有血有肉的人，而不是尼克松的竞选主管，卡尔斯威尔的拥有者，法律与秩序的高级司法长官，受水门事件拖累的人。伯恩斯坦的皮肤有刺痛感。米切尔逃脱了大陪审团的起诉，这会保守他的秘密，但是记者们已经响亮地把话说了出来。虽然使用的是记者行业的中性语言，但是他们却把约翰·米切尔叫做无赖。伯恩斯坦并不欣赏这一时刻。米切尔的声调如此充满仇恨和厌恶，以致伯恩斯坦感觉受了威胁。伯恩斯坦对他的语言、他的丑陋感到震惊。委员会让你们尽管去发表这篇报道吗？我们就搞一篇关于你们所有人的报道。米切尔说的是“我们”。一旦选举结束，他们就可以做他妈的愿意做的几乎任何事情，逃之夭夭了。
伯恩斯坦决心要让米切尔的话见报。
打完最后一个字的时候，伯恩斯坦向大都市新闻夜班编辑比尔·布雷迪做了简要说明，建议插入两个段落。布雷迪在《华盛顿时代先驱报》于1954年被《华盛顿邮报》收购的时候，曾是重写加工编辑，他现在也许是《华盛顿邮报》新闻编辑室里最不易激动的人了。但是他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事情，他问伯恩斯坦，是否确信他一直是在同约翰·米切尔说话。在得到保证以后，布雷迪摇摇头。正如伯恩斯坦料想的那样，布雷迪不打算就如何处理米切尔的评论作出一个决定。
伯恩斯坦打电话给布拉德里，他正在家里睡觉。
这位总编辑大吃一惊。“你知道约翰·米切尔刚才说什么吗？”他问妻子。
米切尔喝醉了？
伯恩斯坦说他搞不清楚。
伯恩斯坦正确说明了自己的身份，这不会有问题的吧？
没有问题。
米切尔明白他是在同一名记者说话吗？
肯定明白。
伯恩斯坦有详细的记录吗？
有。
布拉德里一边第三次让伯恩斯坦给他念他建议插入的段落，一边考虑是否给格雷厄姆夫人打电话。他决定这个电话没有必要打。
“除了把‘奶子’二字删去，别的什么都不要动，”布拉德里指示，“告诉办公室的人，我说没问题。”他拒绝了伯恩斯坦想原封不动地保留引文的温和请求。人们会得到信息的，布拉德里说。
大约五分钟后，电话铃响了。鲍威尔·莫尔想要知道委员会的第二个声明是否见报。
伯恩斯坦说要见的，还要加上米切尔关于此事的评论。
莫尔听上去很担忧。司法部长说了什么？
伯恩斯坦给他念了插进去的段落，告诉他现在已经排成铅字了。
“哦。”莫尔说。
伯恩斯坦回家去，他的脑袋里充满烦人的幻象。他刚到家几分钟，电话铃就响了。是莫尔。伯恩斯坦开始潦草地记录。
莫尔：“卡尔，你肯定你不是赶上一个米切尔先生很糟糕的时刻与他通的话吗？”
伯恩斯坦：“我不知道。”
莫尔：“你赶上了一个他毫无戒备的时刻。他曾是内阁成员，他不想以那种面目见报。”
伯恩斯坦：“我只报道他说过的东西。”
莫尔：“如果他的镇静没有得到保证，那么让他为他说过的话负责是否有欠公平呢？我很想知道，这是否对他完全公平。他上床很早，你是知道的。他是否听上去很困倦？”
伯恩斯坦：“我说不清楚。但是我知道你们这些家伙让我为我写和我说的东西负责。所以我认为对米切尔先生不必期望过高。他以前同新闻界打过交道。”
莫尔：“卡尔，我不想看到一个普通人因为半夜被叫醒，处于不完全警惕的情况下说的话被登在报纸上。”
伯恩斯坦：“你什么时候同他谈的话？”
莫尔：“一会儿工夫以前，也许在9点左右——卡尔，不让它见报已经太晚了吗？”
伯恩斯坦：“我想，稿子现在就在那里。要撤掉它的惟一办法是同我的编辑谈。由他们判断它是不是该用，当然也得得到我的同意。”
莫尔：“要把它撤掉，我该跟谁谈？比尔·布雷迪在吗？”
伯恩斯坦：“不。我想，要撤掉什么东西，你得找布拉德里谈。”
莫尔：“我当然不想作出一个独立的决定来同本·布拉德里谈。等我给你再打回来。”
五分钟后，莫尔又打来电话，问他怎么可以找到那位编辑。伯恩斯坦说他应该在五分钟以后打电话给《华盛顿邮报》的总机，然后他给布拉德里本人打电话，让他等莫尔的电话。
莫尔总是一副南方绅士的样子，几分钟后他又给伯恩斯坦打电话，告诉他说，布拉德里拒绝撤掉插入的内容。
布拉德里后来回忆起来时，模仿莫尔慢声慢气的调子说，莫尔问“我是否肯定我们在凌晨把司法部长叫醒，在他脑子糊里糊涂的时候同他谈话是一件明智的事情。我记得自己说：‘归根结底是这样一个问题，莫尔先生：他说过还是没说过，另外，《华盛顿邮报》的记者是否说明自己的身份是记者，如果他说了，那么我所要求的条件就全都具备了。’”
第二天早晨在《华盛顿邮报》，格雷厄姆夫人问伯恩斯坦，是否还有更多的信息给她。
10月4日夜里，伍德沃德大约11点钟到家。他刚进门，电话铃就响了。“小才子——”是比尔·布雷迪。这位夜班编辑把所有的年轻记者都叫做“小才子”（伍德沃德在《华盛顿邮报》工作后的第二个晚上布雷迪就叫他“小才子”，伍德沃德开始还得意了好几个小时，直到他听说布雷迪用同样的称呼叫办公室里一个出了名的无能之辈）。
“小才子，”布雷迪说，“《洛杉矶时报》正要刊登对一个叫博德文的家伙的长篇采访。”
伍德沃德哼了一声，说他马上就到。
有一段时间，阿尔弗雷德·C·博德文似乎是水门事件的关键人物之一。记者们在一些日常的核查中了解到了他。伯恩斯坦被告知，一个前联邦调查局特工参与了水门事件，他告诉调查人员，民主党总部在水门闯入者被捕前大约三个星期的时间里一直处于电子监视之下；被窃听的谈话记录经抄录后直接送到总统连任委员会。那人还说，他接到过麦考德的命令，曾打入反战越南老兵内部。9月11日，伯恩斯坦和伍德沃德写了一篇报道，谈到了有这样一个前联邦调查局特工的参与。
一星期后，在那位簿记员的帮助下，他们搞清他的身份是博德文，一名三十五岁的法学院毕业生，在成为总统连任委员会的雇员以前，曾为一家货车运输公司当过保安头目。他就任新职后的薪水都是以100元票面的美元给付的。博德文是政府的主要证人——吐露全部内情的内部人士。他似乎有难以想象的秘密要说，记者们排着队来听他说。伍德沃德加入了这个行列，并且不断打电话给博德文的律师约翰·卡西丹托，一位来自康涅狄格州的纽黑文的民主党州议员。
“我们接到成百上千要求采访的请求，成百上千，”卡西丹托告诉伍德沃德，“每个人都要同阿尔谈话。有两个《洛杉矶时报》的记者就宿营在外面。阿尔正变得不得安宁。他被跟踪……这些记者，真是丑陋的混蛋。感谢上帝，他们别再纠缠我们了。”
听了这话，伍德沃德说，他和伯恩斯坦不会加入这个行列。
“太好了，”卡西丹托亲切地说，“如果阿尔有什么事要说，我们会让你知道的。第一个接电话的就是你们。”
几天以后，卡西丹托给伍德沃德回了电话。“嘿，阿尔需要一些钱……每个人都要给他钱买他的内情。万一你们也想要加入投标的话，这就算是告诉你们了。”有谣言说，有一家重要杂志出价5000美元买博德文的第一人称叙述。
伍德沃德解释说，《华盛顿邮报》从来不花钱买新闻。
“行，行，我很遗憾你不关心这内情，”卡西丹托说，“有别人给我们出价。”
伍德沃德开始说，《华盛顿邮报》很关心这内情，但是卡西丹托挂断了电话。
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告诉编辑们博德文的情报需要出价的事。“我出价……”布拉德里说，竖起他右手的中指。
两周后，《洛杉矶时报》一分钱没花就搞到了情报，这使伍德沃德于10月4日那天晚上回到他的办公桌。博德文讲给《洛杉矶时报》记者杰克·纳尔逊听的关于窃听活动的经过，是一个水门事件参与者的生动描绘。
博德文从水门大厦街对面的霍华德·约翰逊汽车旅馆监听民主党人们的电话谈话。麦考德告诉他，他将会在迈阿密的民主党大会上做同样的事情。被雇用的时候，他就拿到了一把属于弗雷德·拉吕的枪。他说起一次未遂的尝试，想要闯入麦戈文的总部进行窃听，戈登·李迪建议开枪射灭一盏街灯以便于进入。博德文描述了对玛莎·米切尔的短时间的警卫工作。他叙述了霍华德·亨特6月17日凌晨2点30分如何冲进霍华德·约翰逊汽车旅馆，看着警察把他的五名雇用者从水门大厦带走时的情景，亨特当时流露出无限惊恐。
伯恩斯坦和伍德沃德输了一步棋。这情报是一个重大突破，不仅因为它含有大量新情况，而且它使水门事件以及它背后的不惜一切代价取胜的心态变得真实了。
“我希望是我们得到了那些消息，”布拉德里第二天说。他并不严厉，但皱着眉头，紧抱双臂，像一个奔跑着的橄榄球前卫那样将双臂向左右两边迅速摆动。[18]在同杰克·纳尔逊的五小时谈话中，博德文没有提供也许会看见窃听记录的任何个人的名字。但是在《洛杉矶时报》采访前两周，伯恩斯坦就被一位民主党调查人员告知，博德文说出了他认为收到过记录的两个人的名字：罗伯特·奥德勒，杰伯·马格鲁德在白宫和总统连任委员会的十分神经质的助手；威廉·E·蒂蒙斯，负责国会关系和白宫在共和党全国大会事务方面同总统连任委员会的主要联系的总统助理。博德文看见麦考德在记录上写了收件人的姓名地址。
据称博德文说过还有第三个收到记录的人，这个人的名字听起来有点像姓。联邦调查人员给博德文看了一份总统连任委员会的官员名单，博德文挑出了J·格兰·赛达姆的名字——此人和戈登·李迪合用一间办公室。但是，伯恩斯坦被告知，博德文对赛达姆并不十分肯定。
伯恩斯坦向伍德沃德建议一起写一篇报道，说博德文说出了奥德勒和蒂蒙斯的名字，并描绘他如何挑出了赛达姆的名字。伯恩斯坦给司法部的一个消息来源打电话，此人证实了各个细节。伍德沃德同意进行下去。
这报道将会是在《洛杉矶时报》消息基础上的重大进步。它于10月6日登出。并没有来自总统连任委员会或白宫的指责。
但是报道不正确，匆忙将它刊登出来的决定是一个错误。几星期之后，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才知道，最初的联邦调查局报告并没有说明博德文所看到的记录究竟是窃听谈话记录还是日常的安全记录。最终，记者们相信这是日常记录，同窃听毫无关系。
三个人受到冤枉。他们在《华盛顿邮报》这份他们的家人、邻居、朋友的家乡报纸的头版上遭到指责。奥德勒向检察官投诉。“他差点哭了，”一位检察官后来说。水门之耻伴随着他，尽管不仅仅是因为这个报道。他在找工作时遇到了很大的麻烦。1973年，他受雇于农业部，担任顾问，但是当他的名字继续出现在调查中的时候，很快就被解雇了。
蒂蒙斯对《华盛顿邮报》的指控很感沮丧，他的妻子要他退出白宫的工作。只是在同总统进行了长时间谈话之后，他才决定留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