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德沃德在行政主管部门认识一个提供信息的人，此人既能得到总统连任委员会的信息，也可以得到白宫的信息。他的身份别人是不知道的。只有在非常重要的时刻他才可以接触。伍德沃德保证，绝不向任何人说明他的身份或地位，也绝不引用他的话，即使作为匿名消息来源的话都不引用。他们的谈话只是证实从别处得到的信息，并加上一些看法。
按照报纸的术语，这意味着讨论是关于“深层背景”的。伍德沃德有一天向执行编辑霍华德·西蒙斯解释了这种安排。他喜欢叫这位提供信息的人为“我的朋友”，但是西蒙斯给他起了一个“深喉”的外号，这是一部著名的色情电影的名字。这名字就这样叫响了。
起初，伍德沃德和“深喉”通过电话交谈，但是随着局面的紧张，“深喉”的神经也紧张起来。他不想在电话上交谈，但说可以偶尔在某个地方会面。
“深喉”甚至不打算用电话来约定时间地点。他建议伍德沃德用寓所里的窗帘作为信号，由“深喉”每天核查。如果窗帘是拉开的，那么两人就在当天晚上见面。但是伍德沃德喜欢屋子里有阳光，他建议采用另一种信号。
几年前，伍德沃德在街上发现了一块红布做的小旗，它被固定在一根棍上，这是卡车后面对有突出货物作的标志，起警示作用。他把小旗拿回家，一个朋友顺手把它插在阳台上的一个旧花盆里。它就一直待在那儿。
当伍德沃德有迫切的事情要问的时候，他就把插着红旗的花盆搬到阳台的后部。在白天，“深喉”会查看花盆是否被搬动。如果搬动了，他和伍德沃德就于大约凌晨2点在一个预先指定的地下停车场见面。伍德沃德会离开他的六楼寓所，走下后楼梯，进入一条小巷。
经过步行或换乘两三次出租车来到停车场，伍德沃德可以确定没有人盯他的梢。在停车场里，两个人可以交谈一个多小时而不被人看见。由于是深夜见面，很难找到出租车，以致于伍德沃德常常要花近两个小时才能走到那儿。有两次约好了见面，但是“深喉”没有出现——结果伍德沃德一个人在地下停车场里待了一个多小时，体验了令人沮丧的恐怖。有一次他感到自己被人盯上了——两个穿着体面的人老跟在他后面，离他有五六个街区的距离，但是他钻进了一个小巷子，就再也没有见到他们。
如果“深喉”提出见面——这是很罕见的——就会有另一种不同的程序。每天早晨，伍德沃德会查看他的《纽约时报》的第20页。报纸是早上7点以前送到他寓所去的。如果对方要求见面，这一页的页码就会被圈上，同时在这一页靠下一点的角落里，还会画上一个钟的指针，表明约会的时间。伍德沃德不知道“深喉”是怎么拿到他的报纸的。
“深喉”在行政主管部门的地位极其敏感。他从不告诉伍德沃德不确切的事情。正是他在6月19日那天告诉伍德沃德，霍华德·亨特肯定参与了水门事件。夏天，他告诉伍德沃德，联邦调查局十分想要知道《华盛顿邮报》是从哪儿搞到信息的。他认为伯恩斯坦和伍德沃德可能被盯梢，叮嘱他们在使用电话时一定要当心。上一次见面时他说，白宫对自己在水门事件中所冒的风险，看的比任何一个局外人所能想象的要大得多。连联邦调查局都不明白正在发生什么。但是这个内线在这一点上故意遮掩，含含糊糊地提到了伍德沃德不明白的中央情报局和国家安全。
在起诉书发下来的第二天，伍德沃德打破了双方不进行电话接触的约定。在电话那端，“深喉”似乎显得很紧张，但还是听伍德沃德给他读了一篇报道的草稿。这篇报道说，联邦调查人员收到了来自尼克松竞选工作人员的信息，说总统连任委员会的高级官员参与了为水门事件筹集资金的活动。
“你们太温和了，”“深喉”说，“要强硬起来。”
簿记员关于史坦斯保险柜里的钱的问题说得很正确。它资助水门窃听和“其他收集情报的活动”，他说。约翰·米切尔的高级助手就在那些已经控制了基金的“人中间”。他不愿意说是否知道这位前司法部长事先知道有人想要搞窃听。
他说，窃听记录送到了米切尔的一些助手那儿，由他们支付间谍基金。
在谈话之后，伍德沃德给伯恩斯坦读了他写的字迹潦草的笔记。伯恩斯坦用打字机打了一个新的开头：
《华盛顿邮报》获悉，用于水门间谍事件的基金是由尼克松总统竞选活动的前主管约翰·N·米切尔的几个主要助手控制的，它们被存在总统连任委员会的一个特别账户上。
这条新闻还报道：这笔基金包含专门指定用于敏感政治计划的30多万美元；戈登·李迪就属于从这笔基金领钱的那些人之列；同账户有关的档案已被销毁；休·斯隆的辞职是他对水门事件产生怀疑的结果。也许比这条新闻的具体细节更为重要的，是其所具有的更大的意义：对水门事件的起诉并没有揭露其背后的阴谋，总统连任委员会的一些竞选工作人员拥有对许多可疑之处的答案。
当周日版报纸的最后期限6点半快要到的时候，伍德沃德给戴文·舒姆威打电话，想听听总统连任委员会的反应。半小时以后，舒姆威把电话打了回来，他发表了如下声明：
在这个委员会里曾经有，而且现在也有现金基金，它们用于各种合法目的，例如报销预付的旅行费用等。但是，现在本委员会雇用的人员当中没有一个人把任何基金用于不合法或不适当的（目的）。
如果严格从字面分析，这个声明没有直截了当地对报道加以否定。
当天下午，乔治·麦戈文举行记者招待会，称水门事件调查是一种“粉饰……这里所涉及的不仅是这个国家的政治生命，而且是我们领导人在美国极其重要的道德标准复兴时期的道德问题”，他说，“这便是我之所以将在全国上下追踪调查这个事件的原因。”
第二天，9月17日，两名记者一起去簿记员的家。这是个星期天的下午，对方不打算同记者说话，尤其是当《华盛顿邮报》的头版新闻披露了只有她和总统连任委员会其他几个人知道的事实的时候。
但是她又不愿意让人看见这两个记者站在门口，求她听一听他们所拥有的一些信息。她让他们进屋。他们要她确切告诉他们，L、M、P究竟是谁。是李迪还是拉吕？是麦考德？米切尔？马格鲁德？波特？付了多少钱？名单上的其他人是怎么回事？
簿记员吓坏了，一时不知该说些什么。
伍德沃德开始时一言不发。伯恩斯坦说出一连串数字，说到70万美元时，他停住了。
“至少是这个数，35万美元是留在基金里的数目。”
冰似乎被凿开了。那么，L是指李迪，还是拉吕，或某个姓名以L开头的人也拿现金？
她不愿意说。
他们说他们知道，李迪是从那笔基金领钱的惟一的L。
她确认了这一点。
于是他们之间有了一个心照不宣的协议。如果记者以非正式的方式提问——只需她确认，而不是主动提供原始信息，她似乎很乐意对其中的一些说法予以确认或否认。他们告诉她，如果要使人们相信斯隆和史坦斯是无辜的，关键在于《华盛顿邮报》的报道要很精确，而在这方面她能给予帮助。
“财务委员会的士气低落得很可怕，”她说，“我们这些知情人对于受怀疑感到厌烦。大家常开些小小的玩笑，比如‘夫人，你打算用那25000美元做些什么？’”
这就是李迪得到的数目吗？
她摇摇头。
伍德沃德问，5万以上？
她点点头。
马格鲁德是惟一拿钱的M，是吗？
又是点点头。但是她表明，关于马格鲁德还有更多可谈的。“我要说的是，我根本不信任他，尤其是在同他有关的问题上，”她说，“他不择手段。最近三个星期，他突然对我显出很有魅力的样子，叫人讨厌。”
那么拉吕呢？记者们说他们知道他也参与了，尽管他不领钱。
“他很狡猾，他掩盖他的踪迹，”她说，“他和米切尔都是这个样子”——她将手指绞在一起。但是她不愿意说拉吕知道些什么。
P是赫伯特·波特，他们说他们确信这一点。
“他拿了很多钱。都是100美元一张的票子。每个人拿的都是100美元的票子。”
伯恩斯坦提醒她，她曾经开过一个玩笑——“你知道，我们是共和党人。我们做大买卖。”
她说，波特也拿了5万多元。
簿记员被起诉范围的狭窄搞得很激动。“我很真诚地去大陪审团作证，但显然毫无结果。我的感觉是联邦调查局把证词收下来，然后递到上面去……我现在只想一走了事。休·斯隆的决定最明智，他退出了。史坦斯先生说：‘我求他留下，但是他不愿意。’”
她说人们回避大陪审团的问题：“奥德勒从大陪审团那儿回来以后对我说：‘你不感到你受尽磨难吗？’我说：‘不，如果你告诉了他们全部实情，你就不会感觉如此糟糕。’”她不愿意涉及奥德勒也许隐藏了的事情。
“自从水门事件以来的宣传是，‘我们与此事无关，昂起你的头’。”记者们离开时她这样告诉他们。
回到办公室，伍德沃德到新闻编辑室的另一头给“深喉”打电话。伯恩斯坦真希望他也有这样一个秘密消息来源。他所认识的惟一在某一领域有着广泛秘密消息的来源，是乔治城自行车运动商店老板麦克·施威林。他对于自行车——更重要的是，对于偷自行车的贼——没有不知道的。伯恩斯坦自己在这方面也有一些了解：起诉水门事件的那天夜里，有人从停车场偷走了他的罗利牌十速自行车。这就是他和伍德沃德之间的区别。伍德沃德走到停车场，去找为他提供尼克松手下所干勾当的人。伯恩斯坦走到停车场，却发现一根八磅重的链子锁被利落地切割成两截，他的车不翼而飞。
那个星期天下午的谈话的声调是不祥的。当“深喉”听到是伍德沃德的声音时，停顿了好一阵时间。他直截了当地说，这也许不得不是他们最后一次电话谈话。联邦调查局和白宫都决心要搞清楚《华盛顿邮报》是如何搞到情报的，并且要加以杜绝。形势比伍德沃德所想象的要危险得多。关于米切尔的助手的报道激怒了白宫。
很清楚，打这个电话是一个错误。他的朋友对他很不高兴，甚至很生气。但是更使伍德沃德印象深刻的是，“深喉”似乎十分害怕。其实对方的恐惧心理一直在发展，只是伍德沃德直到现在才意识到罢了。这种恐惧的原因只有一部分是个人性质的，更多的是同形势，同事实，同他所知道的事情的含义有关。伍德沃德一直不知道他会如此警惕，如此严肃。在他们上一次见面的时候，他显得心头很沉重。如果伍德沃德对他的朋友理解正确的话，也就是说，有什么事情出了严重的问题。
伍德沃德把从簿记员那儿听说的有关马格鲁德和波特的情况告诉了他。
“他们俩都深深地卷入了水门事件。”“深喉”的声音听起来很消沉，很沮丧。
伍德沃德请他说得更精确一点。
“水门事件，”他重复了一遍，然后停了一下，加上一句，“全部事情。”
他证实，马格鲁德和波特至少从史坦斯的保险柜里收到了5万美元。伍德沃德可以十分肯定，这些钱没有用于合法的目的——这是事实，不是没有证据的说法。这就是他要说的一切。之后，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就要靠自己了。
他的情绪又好了一点：“只是说，我很愿意在时机成熟时让你看到鲜花盛开的美景。”但是在他说话的方式中带有一种厌恶。
伯恩斯坦开始拼命打字。伍德沃德看了一眼第一段话：
据同水门事件调查工作有关的消息灵通人士透露，尼克松总统的两名最高层竞选官员从为民主党总部窃听活动提供资金的一笔秘密基金中领取了5万多美元。
伍德沃德打通了总统连任委员会新闻副主任鲍威尔·莫尔的电话，大体上明确告诉他《华盛顿邮报》打算在星期一的报纸上报道的事情。莫尔是一个诙谐的三十四岁的佐治亚人，在从事竞选工作以前在白宫的传媒办公室工作。
“很感谢，”莫尔说，“那正是我在一份星期天报纸上所需要的东西。”他确信这报道是不真实的——记者们从什么地方搞到了糟糕的消息，他不知道是哪里？但是他希望他们停止这场圣战，在把这些东西登到报纸上之前更好地核查一下。
伍德沃德有了办法。他告诉莫尔，记者们确信他们的事实。他们在各处的消息来源那里证实了有关信息。但是总是可能有某种他们也许没有发觉的解释。如果莫尔让马格鲁德给他打电话，实实在在地讨论这个问题，那么伍德沃德会同意把他的报道压到马格鲁德有了他的说法以后再发稿。如果马格鲁德能令记者们信服，这报道在某种意义上有问题，或者建立在某种误解的基础之上，那么他们就会继续把它压下来，直到一切都核对清楚。
莫尔同意了。记者们感到这是一个突破；一个渗透到委员会蓝色迷雾一般有歧义的匿名陈述中去的机会。大约半小时以后马格鲁德打来电话说，如果说他从任何秘密基金领取任何钱的话，那么这是“绝对不真实的”。“我只领取我的薪水和费用账，”他告诉伍德沃德。
那么他怎么说明下列事实呢？联邦政府的调查断定他至少从史坦斯保险柜的基金里领了5万美元。
“我被问及这个问题，但是它被排除了……所有各方一致认为这是不正确的。”联邦调查问他的问题很广泛。“是关于背景，”经过考虑之后，他又加了一句。
伍德沃德告诉他，他应该知道得很清楚，不会在说了这个之后再试图给背景加上什么东西。马格鲁德在成为竞选副主管以前曾当过白宫传媒办公室的二号人物。
“但是你得帮助我，”马格鲁德恳求说，“如果我被人引用，我就会有麻烦。”
伍德沃德告诉他，他会把这个声明也登在报纸上。然后，应马格鲁德的要求，他们以背景为依据。伍德沃德告诉他，《华盛顿邮报》打算将报道进行下去，除非马格鲁德可以提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来阻止它。马格鲁德没有争辩。但是他请求伍德沃德写成是“政府调查人员”而不是联邦调查局，通知了马格鲁德关于对他的指控。“你得在某些问题上帮助我。”
这是一个小问题。马格鲁德显然认为，一个指控来自联邦调查局比来自“政府调查人员”听起来性质更严重。这个要求似乎并不是不合情理的，伍德沃德同意了。马格鲁德的声调比他的话更给伍德沃德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在总统连任委员会是第二号人物，他在白宫的工作曾经是同新闻界打交道，但是他同伍德沃德谈话时的声音却在颤抖。
这个报道的一部分是关于休·斯隆的。“深喉”说过，斯隆预先不知道窃听的事情，也不知道钱该怎么花，他在窃听事件之后不久就不再担任总统连任委员会的司库，因为他“不想参与他当时了解到的正在进行的事情”。报道匿名引用了那位簿记员的话。“他不想与此有任何关系。如果他不站出来做堂堂正正的事情，他老婆就要离开他。”
写这篇报道有一个问题。“深喉”说得很清楚，银行提款为水门窃听事件提供资金。但是簿记员——她也怀疑——无法证实。两位记者与苏斯曼和罗森菲尔德商议，他们决定谨慎行事，说钱被用于为广泛开展的“收集针对民主党人的情报的活动”提供资金。渐渐地，一条不成文的法则形成了：除非有两个消息来源证实一项涉及可能被认为有罪的活动的指控，具体的指控一律不在报上使用。
第二天早晨，《纽约时报》没有提及秘密基金的报道。在白宫，齐格勒没有被问及这些报道。广播网没有广播任何这样的报道，大部分报纸也没有刊登。在国会山，共和党参议院领袖，宾夕法尼亚的休·司格特在一个非正式的早晨记者招待会上说，水门事件的案子同普通选民无关，而只是对“参议院麦戈文及媒介来说有兴趣”。“没有人关心你在写什么，”他说。在新闻编辑室里，伯恩斯坦和伍德沃德等待着《华盛顿之星新闻》。惟一的一条水门事件新闻是关于一个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法学教授的，他在联邦法院提出一项动议，试图在此案中任命一个专门的检察官。
那天下午很晚的时候，伯恩斯坦前往华盛顿特区在弗吉尼亚境内的郊区，访问总统连任委员会前司库休·斯隆。通常只需要半个小时的路程，在雨中竟然花了一个小时十五分钟。斯隆住在一个新建住宅区，伯恩斯坦好不容易才找到。
这个新建住宅区包括分布在水泥地和草地相间的步行小巷沿路的一些仿都铎式房屋。这地方无疑是为有小孩子的家庭设计的：交通和停车区域是绝对隔离开的，几乎每座房子都有一辆三轮脚踏车或某种形式的木马横在草地上。伯恩斯坦边走边找，等他站在斯隆的门口时已被淋成了落汤鸡。
斯隆太太前来开门。她非常漂亮，挺着怀孕的大肚子。伯恩斯坦介绍了自己，说明要找斯隆。对方回答说斯隆去了城里，大约在7点半以后才会回家。她很友好，询问在什么地方可以打电话找到伯恩斯坦。伯恩斯坦正在想办法至少同她谈上一小会儿。他知道，她曾在白宫当过社交秘书，她对她丈夫决定离开尼克松的竞选活动有重要影响。
他猜她大约有三十岁。她的姣好容貌中带有一种温柔，似乎同她当妈妈的愿望很相称。望着她那双褐色的大眼睛，伯恩斯坦想，这些日子对他们夫妇来说一定很可怕——总统班底的一名前助手，没有工作，怀疑的阴云笼罩着他，而他的妻子正要生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就在这个他们应该是最幸福的时刻，他的名字却以一种往往同歹徒有关的方式天天出现在报纸上……她把她的时间花在等待他从大陪审团那里回来……联邦调查局的特工正在同他们的朋友和邻居谈话……记者随时会来敲门……
伯恩斯坦的这些想法正是她的想法，他们都试图摆脱人群的纠缠。
他感觉到她的不安。她说，她理解他只是在努力做好他的工作，像她丈夫一样。“这是一个诚实的家庭。”这是一种宣言，坚定，自豪。
当他问到，她读过《华盛顿邮报》的报道吗？斯隆太太点点头。伯恩斯坦告诉她，《华盛顿邮报》的工作人员没有先入为主的观念。他补充说，有些人不关心真相，更不关心她丈夫的遭遇。
“我知道，”她回答说。她的口气很悲哀。她丈夫是让他所信任的人搞下来的，他们俩都以为，这些人有着和他们自己一样的原则和价值观。但是许多人的价值观都很虚伪。她说话时闪现出一种愤怒，但更多的是悲哀。
伯恩斯坦想要改变一下这种泛泛而谈的谈话。他们已经达观地建立起共同的立足点，而且似乎都很喜欢对方。他当然很喜欢她。
当她丈夫明白他被要求给出去的钱是做什么用途的时候，他的反应是什么？伯恩斯坦设法慢慢越过界限，但是她立即发现了这一点。
那是他得同她丈夫谈论的事情。让她来说不合适。她再次要他的电话号码，伯恩斯坦从笔记本上撕下一页纸，把电话号码写在上面。他撒谎说，那天晚上他在麦克莱恩还有一个约会。如果约会结束得早，他再回来同她丈夫谈话行不行？
她欢迎伯恩斯坦回来，但是她不知道她丈夫是否会同他谈话。
也许你可以说服他？伯恩斯坦微笑着，试图建立一种温和的合作。
她笑了。“试试看吧，”她说。
在麦克莱恩有一家很漂亮的自行车商店，伯恩斯坦开车到那儿去消磨几个小时，心不在焉地为他心爱的罗利车寻找一辆替代品。他的心思集中在杰伯·马格鲁德身上。那天他搞到了一条令人深感不安的信息：马格鲁德是一个自行车迷。伯恩斯坦简直不能接受这样的信息：一个自行车迷竟会是在水门大厦安装窃听器的人。马格鲁德确实是一个真正的自行车迷，他甚至每天都骑着他的十速车到白宫去。没有人会偷杰伯·马格鲁德的自行车，至少在那儿不会。伯恩斯坦知道那一点，因为7月14日他骑自行车到白宫去过——不是那辆罗利，而是他让人在伦敦装配的一辆霍尔兹华斯——当他从大门经过的时候，他知道没有人会靠近大门。
所以，当伯恩斯坦把他的自行车靠在入口处的警卫室的墙上时，都没有费心去锁一下。他去那儿听副总统阿格纽谈论减少繁琐手续，救助阿格尼斯飓风造成的大洪水受害者。在走廊上，他撞上了凯恩·克劳逊。
“你们这些《华盛顿邮报》的家伙们，总是在对水门事件捕风捉影。”克劳逊说。
几小时后，休·斯隆前来开门，看上去他好像刚从《管理实习新闻》的报页中走出来似的。三十来岁，瘦高个，头发的长度修剪得恰到好处，蓝色的运动上衣，颜色柔和的衬衣，棱纹平布领带，相当英俊，也许太瘦了一点。
“我妻子告诉我，你也许会来。”他说着，把雨中的伯恩斯坦让进了门厅。他让门开着。“你知道，我没有同报界谈过话。”他的话中带着歉意。这是一个好兆头。伯恩斯坦一面注意着敞开的门，一面在想无论如何也要得到一点收获。他说，那天早晨的报道改变了形势，人们现在知道你在水门事件中是无辜的。但是你知道谁有罪，至少知道有助于找到有罪者的内情。既然一部分新闻已经登了出来，你应该让剩下的部分也登出来，以便洗刷自己的名声，让人们知道真相。也许给与李迪和约翰·米切尔的助手的钱有一种合理的解释。如果有的话，那么整个新闻就这样了，不去管它了。可也许事情比那天新闻所暗示的还要糟糕得多。如果事情更糟糕的话……
“确实更糟糕，”斯隆打断他的话，“这就是我之所以离开的原因，因为我怀疑有最糟糕的事情。”看上去他受了伤害，但似乎没有要报复的样子。
那么，为什么不说出你知道的事情呢？现在。公开地。不让别人受到伤害。伯恩斯坦争辩说，从长远来看，这样会帮助尼克松，因为再这样捂下去的话，总统将受到严重伤害。
斯隆点点头。他说他愿意说。他真的愿意。但是他的律师劝他不要这样做：他公开说的任何东西都会成为对他不利的证据。
伯恩斯坦好不容易才克制住自己，没有劝他找一个新的律师。如果他自己是无辜的，并且处于斯隆的地位，那他是会这样做的——找一个新律师，控告总统连任委员会。
斯隆也向检察官保证过，在水门事件审判之前他不会作任何公开声明。他说，他受到双重的束缚，必须保持沉默。
斯隆对检察官站在他一边有多大把握呢？
他说，他认为他们站在他一边，但是他不再相信任何人。
因为只有七个人被起诉？
“因为这整个局面。”
伯恩斯坦记得那位簿记员说过，在联邦调查局同总统连任委员会雇员进行的所有谈话期间，委员会的律师们都在场。
斯隆说这是真的。
律师们告诉你该说什么，或者叫你不要涉及某些领域了吗？
“他们从来没有让我们‘不要说’，”斯隆说，“但是他们传达的信息是很清楚的，这就是‘保持一致’，或‘同舟共济’。”
这意味着撒谎吗？
斯隆说，你可以得出自己的结论，但这不是一个不合理的假设。
是谁这样说的？律师们？玛迪安？拉吕？
呃，玛迪安和拉吕是由约翰·米切尔挑选出来炮制委员会对水门事件的反应的。斯隆说，因此他们当然会了解情况；他们“炮制了这种反应”。
这是守口如瓶的另一种说法吗？
斯隆说，这绝对不意味着炮制一个计划，让你去说出真相来。
米切尔事先知道窃听的事吗？拉吕知道吗？玛迪安呢？
斯隆说，米切尔事先知道窃听和其他许多事情，但是除了钱、二手信息以及他所了解的参与者和委员会的工作程序等情况外，他没有绝对的证据证明这一点。“米切尔一定知道基金的事。你不会把那种钱给出去而不让竞选活动的头儿知道它是干什么用的，尤其是在他的手下拿的是现金的时候。”
斯隆解释说，拉吕是米切尔的助手。他或许也参与了一切。但对玛迪安他不敢肯定，因为玛迪安是5月1日从司法部到委员会来的，是在钱发出去以后。但是毫无疑问，在6月17日以后，身为总统连任委员会政治协调员的玛迪安已经知道了应该知道的一切。然后他和拉吕经同米切尔商议之后就开始操纵起这套把戏。
包括销毁档案？
那是其中一部分。
那位簿记员似乎暗示，史坦斯保险柜里的秘密账户的档案是在4月7日新竞选法生效以后立即被销毁的。但是斯隆说它们是在水门大厦闯入者被捕后同其他许多财务档案一起立即被销毁的，包括六七本账本，每本大约半英尺厚，上面开列了新的揭露黑幕法案生效以前收到的所有竞选捐款。在窃听事件以后有过一次大扫除。
他们仍然站在门厅里。斯隆不时看一眼敞开的门，伯恩斯坦则克制自己不去留意。斯隆很不自在。他再三重复说，由于没有时间准备，他本不想说那么多，可他现在同伯恩斯坦说的已经超过了他原有的想法。
斯隆的深思熟虑给伯恩斯坦留下了深刻印象。斯隆似乎非常想确认这一点，即总统一点也不知道6月17日以前发生的事情；但是他也相信，尼克松在窃听事件以前被他的手下蒙在鼓里，而此后又被他们置于越来越危险的境地。斯隆认为，检察官都是老实人，他们决心要搞清真相，但是他们有着无法克服的障碍。他说不清联邦调查局是由于工作草率还是迫于压力，才对调查程序加以阻碍。他相信新闻界正在尽自己的职责，但是由于委员会方面的不坦率态度，以致新闻界对有些人作出了不公正的结论。斯隆本人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他不是抱怨，而是幻灭。他现在想要的就是摆脱他的法律义务——在审判和民事诉讼中作证——并永远离开华盛顿。他正在企业中找工作，希望得到一个管理人员的职位，但是很困难。他的名字经常出现在报纸上。即使有人请他回去，他也不会再为白宫工作。他希望做伯恩斯坦的工作，希望能从事写作。也许他会因此表达出心头一直在想的事情。不一定是关于水门事件的冷酷事实——那不是真正重要的东西，真正重要的是，抱着理想的年轻男女们来到华盛顿，在目睹了那些事情是如何进行的之后，眼看着自己的理想分崩离析。
他和他的妻子在来到华盛顿以前都对他们相信过的东西确信不疑。他们在华盛顿的许多朋友也同样如此，但是他们现在认为，你仍然可以相信那些，但要使自己适应环境。这样，你仍然在为你相信的东西工作，不是吗？斯隆说，失去洞察力是很容易的。他已经看到这类事情的发生。他和他的妻子要在他们失去洞察力以前离开华盛顿。
伯恩斯坦认为，如果斯隆不相信白宫参与了窃听和对真相的掩盖，他就不会说这些事情。
“关于白宫的事情，我不知道任何确切的东西，”斯隆说，“但是从委员会的人员构成来看，我对任何事情都不感到惊讶。”
斯隆说，总之，要听话听声，锣鼓听音：自从窃听事件以来，白宫和总统本人说起话来都给人以这样的印象：总统连任委员会是由理查德·尼克松的支持者建立起来的一家私人公司，这些支持者一心一意要推他连任，让他的竞选活动同一家咨询公司结交。总统连任委员会就是白宫，它的工作人员只向白宫负责。
伯恩斯坦问，仍在为白宫工作的人是否都在史坦斯保险柜里提款人的名单上？斯隆不愿意说。但是李迪和波特肯定会在名单上，他们提款的数目没有人能与之相比。
伯恩斯坦想，那位簿记员何以表明李迪和波特分别得到大大超过5万美元的钱：5万美元只是她把猜谜游戏停下来的地方。
斯隆证实了他的怀疑。总数更接近于30万美元。那笔基金存在了十八个月，等于是给尼克松竞选活动的现金捐款。任何进入委员会总部的现金干脆就被塞进了史坦斯的保险柜。在任何特定的时刻，保险柜里都有大约70万美元。
斯隆补充说，在6月17日以前，没有人告诉过他那笔基金的具体用途。
那么“大会安全措施”或“安全基金”这个词是怎么回事？
斯隆听说这两个词是在水门闯入事件以后。此后新闻报道开始传播总统连任委员会的消息，说李迪、波特、马格鲁德所提款项被用于大会安全措施，李迪挪用了他那一份，用来支付窃听的费用。但是斯隆认为这没有意义。他说，合法的安全措施费用都仔细预算过，是用支票支付的，而且在由总会计办公室归档的报告中都有说明。如果这是那些费用的用途，那么在使用时斯隆是会被告知的。他毕竟是司库啊。
伯恩斯坦问了这个明显的问题。但是斯隆不愿意说是谁命令他做这笔秘密付款的。他需要更多的时间来考虑伯恩斯坦让他公开说出来以便记录在案的建议。伯恩斯坦说，《华盛顿邮报》会让他确立基本原则的；进行一次录音采访怎么样？如果斯隆要求他的律师在场，那很好，斯隆可以检查录音，删去律师说会给他造成法律问题的任何东西，只要他删去以后不歪曲事实就行。
伯恩斯坦想和伍德沃德一起再来一次。如果他们可以让斯隆放松放松，信任他们，那么就会有很好的机会让他没有戒心地进行谈话。斯隆现在说的许多东西还是模棱两可，含糊不清的，但是这暗示有一个更大的阴谋，他现在还不愿意谈论。
斯隆请伯恩斯坦第二天给他打电话——关于采访的事他会给他一个答复。如果这事不可能，也许他们三人会在某个另外的基础上走到一起去。
他们又轻松地谈了几分钟，谈论婴儿，谈论竞选，谈论报业。斯隆很想知道是否报纸都有点歇斯底里，要求别人是一个标准，对自己是另一个标准；他怀疑记者是否知道只要用一句话就会加给别人的痛苦。他说，他自己倒没什么，但是对他妻子，他父母，那是非常残酷的。
一路开车回办公室的时候，伯恩斯坦不断考虑斯隆最后几分钟所说的话[15]。伍德沃德和他谈论了这样一种可能性：会不会马格鲁德和波特只是替罪羊，会不会委员会或白宫的某个人想要那天的报道成为那个样子，这样他们就可以攻击《华盛顿邮报》了？会不会马格鲁德和波特被告发是舍卒保车？
伯恩斯坦给一个指定办水门事件案子的联邦调查局特工打电话。他和此人只有一面之交。那特工显得很不高兴，说周末关于秘密基金、关于赫伯特·波特和杰伯·马格鲁德的报道在局里引起了麻烦。联邦调查局代理局长L·帕特里克·格雷亲自给华盛顿现场办公室的头儿打电话，命令他确保不让《华盛顿邮报》从那里的特工们那儿得到消息。
“我不知道你们那些家伙是怎么做的，但是你们接触了302档案，”特工说，“有些人认为你们是从我们这里搞到的。”联邦调查局的302档案是在特工们同证人谈话之后立即归档的谈话记录。
“现在你通过总机打电话进来，把你的名字告诉接线员，要求找我。谢谢。”他说。
伯恩斯坦暗示这位特工，让他大声宣告他不能同任何记者谈话，然后给他打过来。他照办了。
伯恩斯坦给他念了他的笔记：罗伯特·奥德勒在水门大厦闯入者被捕的那个周末拿走了文件，也许销毁了其中的一些。有人，不一定是奥德勒，销毁了描述被窃听的民主党官员谈话的备忘录。罗伯特·玛迪安和弗雷德·拉吕从6月19日开始指导对窃听事件的应对，知道某些档案被销毁：这是应对的一部分。拉吕和玛迪安告诉总统连任委员会的雇员们在被调查人员问到时要避开某些领域——尤其当他们讲述那些也许已被销毁的档案时。米切尔挑选了玛迪安和拉吕来负责总统连任委员会的应对。
那特工很愤怒。他说，这个消息的来源只可能是一个地方，就是302档案。伯恩斯坦拥有这些档案或其副本是违法的，如果《华盛顿邮报》发表一篇如此清楚地以302档案为基础的报道，那么这特工就要设法让伯恩斯坦和伍德沃德受到传审，并命令他们交出所有属于政府的文件。
这是一种奇怪的证实方式，但毕竟是一种证实。
那些说法的真实性程度如何？
那特工不愿意说。
伯恩斯坦知道，这就是因为302档案的麻烦。这是些原始报告，没有经过评估，没有证据证实其有依据。任何人都他妈的可以说任何事情给联邦调查局听，这些话就直接进入了302档案——事实，第四手的消息，个人的怀疑，怨言。把302档案当做一篇报道的惟一基础是不可想象的。
该特工关于奥德勒、玛迪安、拉吕，关于一般档案的销毁的间接证实只意味着联邦调查局和记者们得到的都是同样的原始消息。这是不够的。
伯恩斯坦给斯隆打电话，但是他太忙了，无法见他们，甚至在电话上谈话。伯恩斯坦可以在那天晚些时候再给他打电话。
伍德沃德进行当天的电话核对，这往往需要好几个小时，就在他这样做的时候，伯恩斯坦开始起草一篇报道。伯恩斯坦相信，可以把他们知道的情况汇总起来，证明有人有组织地企图隐瞒水门事件的真相。伍德沃德持怀疑态度。
他并不是惟一的人。几天前罗森菲尔德叫伍德沃德到他办公室里去，告诉他伯恩斯坦的思想经常比事实先走一步。罗森菲尔德说，伯恩斯坦的设想经常是正确的，他不想打击他的积极性，“但是你必须确保这些东西在没有得到充分依据之前绝不登到报纸上，”罗森菲尔德恳求说。
伯恩斯坦的草稿报道说，约翰·米切尔在总统连任委员会的主要同事玛迪安和拉吕指导了一次“大扫除”，销毁了档案，工作人员也被告知在对水门事件中有人被逮捕的事作出应对时要“精诚团结”。“大扫除”是紧接在米切尔亲自遴选拉吕和玛迪安负责指导委员会的应对之后进行的。
草稿描述了水门闯入事件之后的那些日子里在总统连任委员会发生的一些事情。对文件的成批销毁——窃听备忘录，秘密基金的单页记账（包括波特、马格鲁德、李迪三人的提款）以及开列竞选捐款者和他们在4月7日以前的给钱数目的账本，这些账本有七本之多——已经完成。玛迪安和拉吕在6月19日开始搜寻有牵连的证据，到联邦调查局开始检查总统连任委员会的档案时，相关的档案资料已不复存在。罗伯特·奥德勒用水门闯入事件之后的那个周末来编制委员会档案的清单，取走档案资料。在档案销毁以后，他被总统连任委员会指定向联邦调查局提供它所需要的文件。
还有，玛迪安、拉吕和委员会的律师劝某些个人在被联邦调查局、检察官和大陪审团问到的时候“避开某些领域”。斯隆的话被匿名引用：从来没有人让竞选工作人员“‘不要说’，……但是他们传达的信息是很清楚的。这始终就是‘保持一致’，或‘同舟共济’。”还有，其他的雇员说，他们的上司暗示了对会被调查人员问到的问题的具体回答。同联邦调查局的谈话是在有委员会的律师或玛迪安在场的情况下进行的。有几个知道关键性信息的雇员在紧接着水门大厦闯入者被捕事件以后的几个星期内突然得到晋升。委员会的雇员没有得到明确许可是不得与报界谈话的，连说出他们在工作中的头衔都不行。一名雇员说，她被盯梢盯到约好和一位记者一起吃午饭的地方，事后被盘问有关他们谈话的情况。
伯恩斯坦写完以后，打电话找到斯隆，把草稿念给他听。斯隆事实上证实了全部报道内容。
伯恩斯坦补充了一些细节，包括谈到李迪在闯入事件以后的星期一对他的同事们所做的散布恶劣影响的讲话。
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把草稿拿到罗森菲尔德那里去。四十四岁的罗森菲尔德曾是《纽约先驱论坛报》和《华盛顿邮报》的国外新闻编辑。尽管他有时候粗暴无礼，但在发现记者们所写报道的破绽方面却绝对是一把好手。自从水门事件以来，罗森菲尔德一直想尽办法推销两位记者的报道，他说服布拉德里和其他高级编辑相信，两位记者的报道已经触及了要害。自从1970年从他的国外新闻办公桌那里搬走成为大都市新闻编辑以来，罗森菲尔德的使命就是提高地方新闻工作人员在《华盛顿邮报》的二等公民地位。他抓住水门事件新闻的潜力，拼命把它留在大都市新闻工作人员的手上，终于赢得了胜利——抵制了全国新闻编辑们试图接手的努力。
罗森菲尔德在管理《华盛顿邮报》属下最大一个部门——大都市新闻工作室时，就像是一个足球教练。他激励他的球员，他解释，吼叫，哄骗，踱步，他运用面部表情以达到最快的效果——愤怒，满意，担心。
他出生在纳粹统治前的柏林，十岁时来到纽约市。他努力忘记德语，不带任何口音地说英语，终于获得了成功。罗森菲尔德从锡拉丘兹大学毕业后去《先驱论坛报》工作，一直当编辑，从未当过记者。他倾向于担心大都市新闻工作室有太多的记者都不胜任自己的岗位，他认为最好的记者也只有依靠编辑的技巧才能从自我毁灭中被解救出来。他对记者的天然不信任，在水门事件的报道上表现得尤其尖锐，因为在这个问题上冒的风险非常大，他处于一种很不自在的地位，他不得不放弃对记者的一贯不信任而器重伯恩斯坦和伍德沃德。意识到报道有很多经他之手，他便竭力行使他所能行使的控制：在记者们写作时在他们的打字机周围转来转去，在他们同消息来源打电话时提示问题，在他们挂断电话或会面回来时要他们做简要汇报。眼下，在吞下了几片抗胃酸药片之后，罗森菲尔德对伯恩斯坦和伍德沃德严加拷问，试图搞清这篇最新报道的可靠程度。因为有伯恩斯坦同那名联邦调查局特工的谈话，他感到放心了。
然而这是一篇危险的报道。《华盛顿邮报》事实上正在作出自己的指控——不仅指控竞选委员会的官员，而且也同联邦调查局和大陪审团的调查有关。这些指控从某种程度上讲，比四天前起诉书中宣布的还要严重。
盘问结束了，罗森菲尔德批准了这篇报道。伯恩斯坦给总统连任委员会打电话，礼节性地听取它的意见。在第二段和第三段之间标着“插入否认”的标记——就在将玛迪安和拉吕描绘成大扫除监工头的那段文字后面。
委员会的新闻办公室在一个半小时之内都没有作出反应。记者们确信至少会有某种断言，认为弗雷德·拉吕和罗伯特·玛迪安在他们使总统连任的努力中曾是正直的楷模。
伯恩斯坦度过了充斥着以下这些运动和人物的岁月：新左派，反战运动，示威，暴乱，性变态，佩花嬉皮士，瘾君子，狂人，新老恶棍。而在这段时间里，玛迪安是司法部国内安全局的头儿，所以伯恩斯坦对此人十分畏惧。
这是负责政府窃听的部门。玛迪安监督了许多起政府著名阴谋审判或“政治”审判中的不成功的起诉，在这些审判中，被告和律师同样都被置于电子监视或其他监视手段的控制之下。
终于，戴文·舒姆威打电话告诉了总统连任委员会对这篇报道的反应。“《华盛顿邮报》的消息来源是一个错误。”他说。
伯恩斯坦等待着。可这就是全部声明。
因为这篇报道的推断和起诉书里包含的信息相反，所以伯恩斯坦和伍德沃德期待它会得到相当大的注意。但是，全国主要的新闻台要么对它置若罔闻，要么将注意力集中在玛迪安所做的否认上。
《洛杉矶时报》引用了玛迪安关于《华盛顿邮报》的新闻报道的描述，说它是“我一生中听过的最大的一堆臭屎”。《华盛顿之星新闻》刊登了另一篇水门事件报道的末尾三段，引用玛迪安的话，把《华盛顿邮报》的报道说成“谎言”，否认他或其他竞选官员进行过“大扫除”来销毁文件。
克拉克·麦克格列高尔告诉新罕布什尔的一名听众，“新闻界不如此详细地讨论这个（水门事件），以免使任何审判产生偏见，这是很重要的”。
在公共电视《三十分钟在一起》的节目中，理查德·克莱恩丁斯特被《大西洋报》的华盛顿记者问及《华盛顿邮报》的报道。司法部长不知道是否有档案被销毁过；他不知道为什么总统连任委员会的任何人都会想要撕毁文件。他说，如果玛迪安和拉吕销毁了档案，那么正义受到阻碍的事确实已经发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