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是米切尔最初发表声明，断言总统连任委员会致力于传统的美国选举方法后的六个星期，委员会关于没有卷入水门事件的种种说法正在不攻自破。伍德沃德给接替米切尔担任尼克松竞选班子主管的克拉克·麦克格列高尔打电话，告诉他《华盛顿邮报》所了解的情况。
“我对此一无所知。”麦克格列高尔说。
“这些事情发生在我加入以前，”他继续说，“米切尔和史坦斯大概会知道这些。”看来他对谈论此事很反感，但反感的似乎是米切尔和史坦斯，而不是伍德沃德。
那天晚上早些时候，乔治·麦戈文宣布他的竞选伙伴、密苏里州参议员托马斯·F·伊格尔登退出民主党竞选，后者医疗史中的一个问题成了他竞选的障碍[9]。理查德·尼克松的连任选举似乎有了空前的保障。
第二天早晨，伍德沃德再次同达尔伯格交谈。
“很显然，我被某种事情缠住身了。究竟是什么事情，我不知道。”达尔伯格说。他现在肯定，他在4月11日把那张25000美元的支票亲手交给了莫里斯·史坦斯。
史坦斯的秘书告诉伍德沃德，不会马上发表任何看法。她说史坦斯“为令人不知所措的境遇感到痛苦”，这使他不可能对实际上发生的事情作出解释从而重申自己的清白。
在白宫，齐格勒说总统继续充分信任史坦斯，还说要质询那25000美元的事情可以去问总统连任委员会。有克拉克·麦克格列高尔签名的委员会声明说，要作进一步的评述是“不合适的”，因为事情还在调查。
伍德沃德打电话给新的联邦总会计办公室选举事务部主任菲利浦·S·休斯。
联邦总会计办公室跟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不一样，后两者是政府部门的一部分，隶属总统，而它则是国会的调查部门，独立于政府当局行事。休斯说，当天《华盛顿邮报》的新闻“第一次”揭露了“窃听事件同竞选活动财务法规有关……在莫里（史坦斯）的报告中没有显示任何一件类似于达尔伯格的支票那样的事情”。
休斯在艾森豪威尔政府期间曾在预算局工作过，当时史坦斯是该局局长。他补充说：“我们打算进行一次全面审计，看看是哪儿出了毛病。”这次审计将是根据联邦竞选开支法案进行的第一次，此项法案在4月7日生效，对竞选捐款进行更严密的控制，要求对所有开支全部作出报告。
那天下午，一个联邦总会计办公室的调查人员给伍德沃德打电话了解那张25000美元支票的额外信息，伍德沃德告诉他，他和伯恩斯坦已经写下了他们所知道的一切。
在写关于联邦总会计办公室的审计的后续报道以前，伍德沃德试图给总统连任委员会司库休·斯隆打电话。但是他不再为连任委员会工作了。市内新闻工作人员中的一位记者驱车到斯隆在郊区属于弗吉尼亚州地区的家中：斯隆很年轻，大约三十岁左右，很有礼貌，拒绝讨论水门事件，只说他已同联邦调查局和大陪审团合作。
戴文·舒姆威告诉伍德沃德，斯隆已经由于同水门事件无关的“个人原因”辞职。“他得了溃疡，而且他的老婆怀孕了。”
伍德沃德每天给总会计办公室的那个调查人员打电话，以了解审计进展的情况。
“成千上万来路不明的美元现金。”那个调查人员有一天说；“用作行贿基金的现金。”他第二天说；“电脑化财务报告的表面有效性背后有个大漏洞。”他第三天说。在伍德沃德不写报道的那些日子，那个调查人员同他交谈时一天天感到说话更加自由。把这些话同另一个调查人员的话对到一块儿，伍德沃德开始相信，这笔现金“行贿基金”和伯恩斯坦在7月初听说的“大会安全保障资金”是同一笔钱。这笔总数至少为10万美元的资金，按照那位调查人员的说法，包括了兑现达尔伯格的支票，然后转入巴克银行账户上的那笔钱。
伯恩斯坦总是定期给那位前政府官员打电话，这次对方是这样说的：“有一大笔资金曾是戈登·李迪监管的……是的，这是同一笔资金。现在的计划是要舍李迪来保每一个人。总统连任委员会将要抛出来的故事和实情毫无关系。他们会说他们十分关心大会的安全问题，他们要用一大笔资金来确保他们不受干扰。那就是有意要泄漏出来的话。米切尔说要让这个说法传出去。知道那笔资金的人太多了。”
记者们等待着。几天后，8月16日，克拉克·麦克格列高尔会见了一群经过严格挑选的白宫记者，作出了第一次公开的尝试，想把责任推到李迪身上。麦克格列高尔说，在担任总统连任委员会的财务顾问期间，李迪主动将竞选基金用于“安全保障的目的，即一旦有疯子”在共和党大会上“袭击总统，该采取何种措施”。
那天下午较晚些时候，由于伍德沃德试图在电话上取得一个更充分的解释，麦克格列高尔被激怒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已离任的戈登·李迪需要现金，”麦克格列高尔喊叫起来，“我不可能告诉你……我从来未遇见过李迪……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伍德沃德问麦克格列高尔，他的意思是不是他和他应该从事的竞选活动没有关系。
“如果你那样写的话，我们的关系就算结束了，”麦克格列高尔说，然后又加上一句，“我不是在威胁你。我只是在告诉你有什么事情会发生。”麦克格列高尔是尼克松政府中少数几个同新闻界保持良好关系的官员之一。
8月22日，即在迈阿密举行共和党大会的第二天，《华盛顿邮报》头版报道了总会计办公室审计的初步发现。该报道主要立足于伍德沃德同调查人员的谈话，它说总会计办公室断定总统连任委员会非法使用了竞选基金中的50多万美元——包括用于显然非法的“安全保障资金”中的至少10万美元。
接替休·斯隆担任司库的保尔·E·拜里克代表总统连任委员会作出回答：“《华盛顿邮报》的报道断言说……委员会不正确地报告或没有按照法律报告捐款和开支，这是一派胡言。”
然而，总会计办公室的初步发现最触痛神经的地方不在于至少50万美元被非法使用，而在于透露了委员会有一笔“安全保障资金”。从白宫工作人员中加入委员会的前电讯社记者戴文·舒姆威一直坚持说不存在这样一笔款项。他7月份告诉伯恩斯坦说：“我决不会有意告诉你某件不真实的事情。”现在舒姆威说他后来才知道有这样一笔资金。“恐怕这里有些人不跟我讲真话，”他补充说。
总会计办公室的报告应该在同一天公开发表。就在预定发稿的一个小时前，总会计办公室给新闻媒体发来一条信息，说要推迟发表。
伍德沃德给总会计办公室的调查人员打电话。发生了什么事？
“你不会相信的，”那位调查人员说，“史坦斯给休斯打电话，让他到迈阿密的大会上来取得更多的材料……（他）当然得去。他们只是不想要那份报告今天发表。我不怪他们。”
那天晚上在迈阿密，理查德·尼克松被共和党提名竞选连任美国总统。
也是在同一天，即8月22日，正在审理民主党人100万美元民事诉讼的美国联邦地方法院法官查尔斯·R·利奇撤销了他早先的裁定，宣布此案中所有审判前获取的证据将统统被封存，不对公众公开，直至该案的诉讼程序完成之后。这意味着米切尔、史坦斯和其他人的宣誓证词在选举前不会公开。非同寻常的是，利奇是在没有总统连任委员会的律师提出任何动议的情况下撤销了他自己的决定。他在法官席上说，他这样做是考虑到那些被调查者受宪法保护的权利。
在作出裁决后几个小时，利奇法官给伯恩斯坦打电话。“我只是想要你从根本上理解我所作的决定。”他向伯恩斯坦解释了在刑事审判前发布民事诉讼证据的各种危险。
接着，利奇提出了一个伯恩斯坦从来没有想到过的问题：法官可能受到某个要求对总统连任委员会作出有利裁决的人的贿赂：“我要清楚地表明，我没有在法庭外同任何人讨论过这个案子，政治上的考虑在我这儿不起任何作用。”
伯恩斯坦被搞得目瞪口呆。他从来没有见过利奇法官，电话来得出乎意料。
直到8月1日关于达尔伯格支票问题的报道以前，伯恩斯坦和伍德沃德之间的关系更多的是竞争。双方都担心对方会独吞这项新闻报道中的剩余部分。如果一个人在夜间或周末去追踪调查一条线索，另一个人就会感到不得不去做同样的事情。8月1日的报道是他们俩共同署名；这天以后伍德沃德问苏斯曼，是否可以在他的后续报道中将伯恩斯坦同他的名字放在一起——尽管当时伯恩斯坦仍然在迈阿密，没有参与这个报道。从那时起，任何关于水门事件的报道都登两个名字。他们的同事把两个名字合成一个，戏称他们为“伍德斯坦”。
渐渐地，伯恩斯坦和伍德沃德之间的相互怀疑和不信任减少了。他们明白了合作的好处，尤其是因为他们的气质如此不同。这项新闻报道涉及面之宽，其特有的风险以及谨慎从事的必要性，都说明至少要由两个记者来合作完成这项报道。通过分工合作，信息共享，他们增加了相互的接触。
他们各自有一份不同的重要电话号码名单，一周至少往这些号码打两次电话（当某个提供信息的人不来接电话或回电话的时候，往往就表明发生了重大事件）。最后，名单上的名字膨胀到好几百，只有不到五十个是重复的。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免不了相互撞车。“你们这些家伙不是一块儿合作的吗？”一位律师有一次问伍德沃德，“我刚刚挂掉卡尔的电话。”另一次，一位白宫的助手说：“我们一直在试图搞清楚，为什么我们当中有些人接到伯恩斯坦的电话，而另一些人则似乎在伍德沃德的名单上。”没有什么理由。记者们想要尽可能避免在工作中相互撞车。一般来说，他们宁愿分头保持他们的联系，因为这样会使秘密的信息提供者感觉更加舒服：更多的时间可以用来发展个人关系。
对于那些坐在新闻编辑室内的人来说，伍德斯坦显然不是新闻机器上始终平稳运转的零件。这两人经常公开干仗。有时候他们为了一个词或一个句子，就要吵上十五分钟。席位差别极其重要；强调的东西必须恰到好处。为了把握好新闻上的适度，他们俩经常以最高的音量争吵，看到一个人气哼哼地从另一个人的桌子旁走开去也是常事。然而，他们迟早（通常是后来）会搞出一篇处心积虑的报道。
他们各自都开发了自己的归档系统。很奇怪的是，正是两个人当中远为杂乱无章的伯恩斯坦，将档案很整齐地归在马尼拉纸做的文件夹里，用标签标上他们遇到的几乎每一个人的名字，还有分类档案。伍德沃德保存档案的方法就不大正规了，但是他们俩都坚持一条不变的规则：什么东西也不扔掉，把他们所有的笔记和早先新闻报道的草稿都留着。很快他们就将四个文件柜装满了。
通常，由写东西较快的伍德沃德出第一稿，然后伯恩斯坦改写。伯恩斯坦往往只有时间改写报道的前半部分，让伍德沃德的后半部分留在后面，就像附注一样。这个程序经常耗费掉大部分的夜晚。
随着水门事件报道中各种线索的增加，这两个记者几乎着了魔。开始，互相间的关系是试探性的，慢慢两人就成了朋友。在时间上两个人都没有多少约束。伍德沃德离了婚，伯恩斯坦已分居。他们经常在新闻编辑室里待到夜里很晚，做校对，读剪报，概括论述他们的下一步步骤，交换意见。有时候，巴利·苏斯曼加入他们中间。苏斯曼最终脱离了他作为市内新闻编辑的正常职责，承担起指导水门事件新闻报道的责任。
苏斯曼三十八岁，风度翩翩，稍微有点超重，卷发，学者风范。他曾经当过弗吉尼亚和田纳西交界处一家小镇报纸的编辑人员，当过纽约大学的快速阅读教师，作过社交新闻栏的编辑，然后是《华盛顿邮报》的郊区新闻编辑——一个流浪的新闻记者，离开了布鲁克林，一路打零工来到华盛顿。
苏斯曼有一种特殊的能力：抓住事实，锁定在记忆中，想用时随时拿出来。他是编辑部内有关水门知识的活词典，甚至在图书馆都无能为力的时候他也能担当资料出处，这方面他比《华盛顿邮报》的任何编辑都强。在最后期限，他会文思泉涌地把那些事实变成一篇报道，拿出一套重要的信息来支撑他所揭示的往往很不起眼的问题。在苏斯曼的心目中一切都有用。水门事件是个谜，他是各种信息的收集者。
事实上，苏斯曼是个理论家。在别的年代，他也许会成为一个犹太法典的学者。他培养了一种苏格拉底式的方法，对两名记者挑剔地提出一个又一个问题：谁和史坦斯一起从商业部转到总统连任委员会？米切尔的秘书怎么样了？为什么任何人都不愿说李迪何时去的白宫，或是谁同他一起在那里工作？米切尔和史坦斯两人都负责预算委员会，对吗？这一点告诉了你什么？然后苏斯曼会吸上一口烟斗，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
苏斯曼酷爱历史和民意测验。他的英雄是杰弗逊，但是两位记者总是想象，在他心目中乔治·盖洛普[10]和杰弗逊不相上下。在反战运动高潮的时候，几乎每次城里有大示威，苏斯曼都要派出记者小组去询问示威者的年龄，政治见解，家乡，以前参加过多少次示威。他每次得出的结论几乎和每个街上的记者得出的结论相同——反战运动已变得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激进成分减少了。自从水门事件以来，苏斯曼一直在研究蒂波特山丑闻。他对水门事件有一种伯恩斯坦和伍德沃德十分理解的见解——这同历史必然性、战后美国伦理、商品化以及理查德·尼克松有关。
苏斯曼和报社的其他编辑在气质上是不拘礼节的。两位记者从来没有被正式指定从事水门事件的报道。他们感觉到，只要有新闻源源不断就没有问题。如果产生不出新闻，那么在《华盛顿邮报》新闻编辑室的竞争气氛中是什么事情都会发生的。在关于达尔伯格支票问题的报道后的几个星期内，由于西蒙斯和布拉德里对水门事件显示出越来越大的兴趣，罗森菲尔德显然变得紧张起来。在《华盛顿邮报》，编辑半开玩笑地问记者（然后是编辑层面上一级一级地问）的千篇一律的问题是：“你今天为我做了什么？”昨天是留给历史书的，不是给报纸的。
这就是自从本·布拉德里1967年担任总编以来《华盛顿邮报》的职业道德。布拉德里是带着这样的观念被录用的：《纽约时报》在美国新闻界享有的卓越地位并不是绝对的。
1970年《纽约时报》发表五角大楼文件的时候，这一观念受到了挫折。虽然《华盛顿邮报》是获得越南战争研究资料的第二家新闻组织，但是布拉德里说，《纽约时报》最初报道的“每一个字上都渗透着鲜血”。布拉德里往往只要用厌恶的眼光瞥你一眼，就会表达出他对一个懒惰的记者或编辑的看法。
从迈阿密回来后，伯恩斯坦一心一意地调查伯纳德·巴克银行账户上的墨西哥支票中的那89000美元。为什么是墨西哥？按照总会计办公室调查人员的说法，莫里斯·史坦斯说过，这笔钱最初来自得克萨斯。但是总会计办公室没有人能明白，竞选捐款中的89000美元为什么要到墨西哥去兜个圈子。
8月中旬，伯恩斯坦开始给得克萨斯总统连任委员会的所有雇员打电话。委员会在休斯敦的办公室里有一位秘书说，联邦调查局的人已经到那里找该委员会司库艾麦特·摩尔谈过了。
“他们问我钱怎么会转到墨西哥去的，”摩尔说，“他们说有人声称——钱转到墨西哥又转了出来。”
摩尔试图向伯恩斯坦表明，联邦调查局特工对他并不感兴趣，他们感兴趣的是得克萨斯委员会主席罗伯特·H·亚伦。亚伦也是休斯敦海湾资源及化学制品公司的董事长。特工们对亚伦同一个叫曼努埃尔·奥加利奥·达盖尔的墨西哥城律师的关系很感兴趣，此人代表海湾资源公司在墨西哥的利益。
墨西哥的关系。这是什么意思？
摩尔说，联邦调查局的人来找他，伯恩斯坦打来电话，搞得他不知所措。他对为什么要把钱挪到国境那边去一无所知。
伯恩斯坦开始给罗伯特·亚伦的家中及办公室的录音电话里留言。没有回音。最后，在莫里斯·史坦斯把总会计办公室的审计员叫到迈阿密来的那天早上，伯恩斯坦一早6点钟就起床了——在得克萨斯是早上5点钟——并给亚伦在休斯敦的家中打电话。亚伦睡梦惺忪地拒绝讨论这个问题，“因为这要由大陪审团来考虑”。
伯恩斯坦用他那不熟练的中学生西班牙语在电话上加紧寻找奥加利奥，寻找有关这个油滑的墨西哥律师的信息。渐渐地，他的西班牙语成了办公室里善意玩笑的目标。伯恩斯坦无法说出完整的句子，只有用现在时表达的一些学校课本上的不连贯的词组。坐在伯恩斯坦旁边的记者凯恩·林格尔会叫起来，“伯恩斯坦又说西班牙语了”，记者和编辑们就会走过去，点评一番。电话打给银行家，打给奥加利奥的亲戚，他以前的法律伙伴，他的客户，墨西哥的银行督察，警察，法学院。一无所获。办公室里的玩笑总是在说，伯恩斯坦听说了有关水门事件的全部情况，却没有听明白。
所以，尼克松竞选活动同墨西哥方面的种种关联是用英语揭露出来的，也就不足为怪了。
8月24日，伯恩斯坦给在迈阿密的马丁·达第斯打电话。这位负责调查的长官说他将要提供一个很好的信息，是关于墨西哥支票的，一份真正不可思议的材料，但他不想在电话上谈。达第斯向伯恩斯坦保证，他将再次飞到迈阿密去。伯恩斯坦赶上8月25日星期五从华盛顿出发的第一班飞机，再次花了大半天时间同卢比在一起。然后，他怒气冲冲地走开，再次去寻找据说那些窃贼曾买过胶卷的那家照相店。
在公路上，一个广告牌吸引了他的注意力。它画的是一个三十来岁碧眼金发的英俊男子，看上去就像香烟广告中的模特儿。上面写道：“投州检察官尼尔·索奈特一票，达德县。”伯恩斯坦立即对那位负责调查的长官火冒三丈。
几个星期前达第斯给他打电话，请他帮忙。“这是我们正在办的一件案子，但是同水门事件无关，”他告诉伯恩斯坦，“你在五角大楼或军队里一定有一些朋友，如果你能让他们为你查一下档案……”然后他要求从尼尔·索奈特的档案中找到尽可能不好的信息——或是被逮捕过，或是有精神病，或是有同性恋史，等等。
一个五角大楼的上校答应为伯恩斯坦帮忙，在共和党召开全国大会前，伯恩斯坦打电话给达第斯，告诉他情况。幸好达第斯说他不再需要这个信息了。
第二天即8月26日早晨6点前，伯恩斯坦给达第斯打电话。他知道，戈斯坦因的竞选计划在7点30分开始。第一声铃响时达第斯就拿起电话。“真他妈的见鬼，卡尔，让我们以后再聚，我得走了。没法等几个小时。”
伯恩斯坦提到了尼尔·索奈特那漂亮的广告。
“我想我不应该让你做那件事的。”达第斯不好意思地说。
伯恩斯坦问他关于墨西哥的支票了解到什么。
“这叫做‘洗钱’，”达第斯说起来，“那些人建立起一连串的过手渠道，让人无法查到钱是从哪里来的。黑社会总是在做这样的事。尼克松也做，至少这是那个为罗伯特·亚伦当律师的家伙说的。这家伙说整个事情都是史坦斯搞起来的。这是史坦斯的主意。他说他们在别处也在做这样的事情，史坦斯无论如何都不想让他们追查到钱的来源。”
达第斯说他是从一个曾当过亚伦代理人的律师那儿听到这些消息的。那人叫理查德·海恩斯，他向达第斯概括了墨西哥的洗钱过程：
4月7日是新竞选财务法规开始生效的日子，也是可以合法接受匿名捐款的最后一天。就在这一天前不久，史坦斯在美国西南部进行最后一次募集资金的巡回游。如果民主党人不愿意向一个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捐款，史坦斯就向他们保证，为他们绝对保密，必要的话，还可以通过墨西哥的一个中间人转移他们的捐款。美国调查人员的传票对这个中间人的银行档案无效。这样的保护措施还允许总统连任委员会接受竞选法明令禁止给政治候选人的公司捐赠；接受同政府管理机构有麻烦的企业管理人员和劳工领袖的捐赠；接受特殊利益集团以及拉斯维加斯大赌场、黑社会帮派一类地下收入来源的捐赠。为了确保匿名，无论这“礼物”是支票、有价证券，还是股票，都会被带过边境，送到墨西哥，存入一个同尼克松竞选没有任何表面关系的墨西哥公民的银行账户，然后换成现金，最后送到华盛顿。为了确保捐款人在困难的时候不被忘记，对这些钱的惟一记录在华盛顿由史坦斯珍藏起来。
远在休斯敦的海恩斯在电话上向伯恩斯坦确认了这样的交易。作为熟悉乱七八糟的得克萨斯政治和社团阴谋的交易老手，海恩斯说话的风格是谈笑风生，夸夸其谈，这为他在从达拉斯到奥斯丁的法庭上赢得了“赛场之马”的绰号。
“他妈的，史坦斯和尼克松一起搞这种交易好多年了，”他说，“没有什么真正的问题。这不跟交什一税[11]是一样的吗？”
海恩斯说，尼克松竞选组织在得克萨斯的头儿罗伯特·亚伦，只是转移到墨西哥的资金的中间渠道。奥加利奥是货币兑换商，他把亚伦给他的支票和票据变成他在国际银行账户上提取的美元现金和现金汇票。
海恩斯估计，史坦斯和他的两个主要的资金募集人募集的75万美元，在4月7日前的最后几个星期内通过墨西哥转给了竞选活动。
“莫里在这儿活像一列火车，”海恩斯说，“他跑得快着呢！他会对那些以前从来没有支持过共和党人的民主党大阔佬们说：‘你们知道，我们在东部有了这个疯子拉克尔斯豪斯[12]，他一见烟囱冒烟就会关掉你们的工厂。他是一个强调加强控制的死硬分子，这样的人在华盛顿不止一个。当你有这样一个家伙在那里为所欲为时，人们需要一个去处，可以避开种种麻烦。但是别误解，我们不作任何承诺，我们所能做的一切就是使我们自己向别人敞开大门……’”
但是莫里传达的信息是无疑的。海恩斯说：“莫里是一个真正的一流高手，他决不会去威胁那些家伙里面的任何一个人。然后他会跳起他的墨西哥帽子舞，告诉他们不会有什么危险的，民主党人或他们公司的竞争者不会了解到捐款的事情，一切都在墨西哥消失了……如果一个家伙说没有钱，莫里就会让他把股票拿到他的公司里周转，或者变成别的股票。他要提10%，说让尼克松留在华盛顿并保持接触，完全值得某些大企业家花上收入的10%。”
那是8月26日星期六，是总统得到提名后的第三天。在华盛顿，伍德沃德刚接到总会计办公室的报告，它终于可以拿出来登在星期天的报纸上了。报告列举了十一项内容，包括对新法的“明显违反”与“有可能的违反”，供司法部参考，以便在可能的情况下提起诉讼。它还说，史坦斯在他的办公室里保留了一笔秘密的现金行贿基金，总数至少达35万美元。这笔基金曾包括来自达尔伯格那25000美元支票和那四张总数达89000美元的墨西哥支票的现金。
根据这份报告，伍德沃德写出了一篇报道的主要部分。伯恩斯坦从迈阿密口授了关于洗钱的描述，以及海恩斯的估计：在边境那头洗的钱不止89000美元，而是75万美元。
经过几次长时间谈话之后，伯恩斯坦和伍德沃德决定不提海恩斯描述过的史坦斯的其他募钱手段。两人对那个律师的语言都很慎重。海恩斯关于他所谓的“史坦斯的敲诈勒索性的巡回旅行”说法被归入档案，准备作进一步的调查。总会计办公室的调查人员向伍德沃德证实了墨西哥洗钱交易的内容。
三天后的8月29日，总统在加利福尼亚圣克利门蒂的海边家中举行记者招待会。记者们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等候在巨大的棕榈树和桉树底下。
“关于竞选基金的管理问题，”总统说，“我们这里有一个新的法规，显然双方都发生过而且还正在发生违反这个法规的情况。”
一个记者问，民主党人违反法规是怎么回事？
“我想那将在本周的结算中透露出来。我会让政府人员谈论这个问题，但是我的理解是，双方都有（违反法规的情况）。”总统镇静地说。
总统说，史坦斯是“一个诚实的人，一个非常小心翼翼的人”。总统说，事实上，史坦斯正在调查这个问题，“非常非常彻底地调查，因为他一点也不想有任何引人注目的证据，表明我们不守法”。
总统拒绝了有人提出的任命独立于司法部的特别检察官的建议，他透露说，他的顾问约翰·W·迪安已经进行了一次水门事件的调查：“我可以断言，他的调查表明，白宫工作人员当中，这届政府现在受雇用的人员当中，没有一个人卷入到这个异乎寻常的事件中去。在这类问题中，真正要命的不是这类事情的发生，因为在竞选中过于热情的人们会做错事情。真正要命的，是你企图将它掩盖起来。”[13]
伍德沃德根据记者招待会的记录写了一篇报道，列举了一些受到调查的人员名单：亨特，李迪，史坦斯，斯隆，米切尔。这些人就像总统如此细心指出的那样，不是这届政府“现在受雇用的”人员。
伯恩斯坦仍然在佛罗里达追踪调查那四个迈阿密人。那天早晨，他同巴克以前的老板、佛罗里达房地产同业公会主席恩利克·瓦莱多谈了话。巴克担心失去他房地产业的许可证，在交保获释之后去见过他的老板。瓦莱多说起了他们的一部分谈话内容：“我说，‘这（民主党人的）100万美元的诉讼怎么样了？你不担心吗？’”
“我不担心。他们会付钱给我的辩护律师。”巴克回答。
“他们是谁？”
“我不能告诉你。”
这件事被放进了总统记者招待会的报道中。这是关于有人直接付钱给阴谋策划者的第一次公开暗示。
自从6月17日以来，总统连任委员会似乎神圣不可侵犯，就像一个超级机密的国家安全官僚机构那样不可探测。造访者在门口就被穿制服的门卫挡住，由新闻工作人员或安全工作人员证明可以进入之后，再把他们领到约见地点，出来时也有人陪送。委员会的竞选官员的电话号码——一张上面有一百多个名字的纸——被看作是一份分类文件。《华盛顿邮报》的一个研究人员从委员会的一个朋友那里搞到了一份，他被告知：“你要明白，如果他们发现，我会丢掉饭碗。”
委员会各部门的负责人，一般不为报界和公众所知的第二梯队，都在电话名单上赫然在目，因为在他们的名下都列有私人秘书。由于楼层号就列在委员会人员姓名和电话分机的旁边，这就有可能估算出谁和谁的工作相近。如果把电话分机从名单上抽出，按顺序排列，甚至还可以确定谁为谁工作。
研究名单成为一项专门的工作，有点像研究茶杯里剩下的茶叶渣来占卜命运似的。电话打到那些关键性人物那里时，他们当中没人愿意发表看法。于是伯恩斯坦和伍德沃德凭着对那份名单的推测，开始在晚上造访那些总统连任委员会人员的家。头版的最后期限是晚上7点45分，他们俩每晚都在那之后不久出发，有时候分头行动，有时候一起乘坐伍德沃德那辆1970型卡尔曼·基亚休闲跑车。一个人出去的时候，伯恩斯坦就使用单位的公车，或者骑自行车。
伯恩斯坦敲开了第一个人的门，那人求他“趁他们还没有看见你赶紧离开”，他浑身都在发抖。“请离开。我知道你只是在尽量做好你的工作，但是你不明白我们承受的压力。”伯恩斯坦试着让谈话进行下去，但是对方告诉他，“我希望你理解我并不是不懂礼貌，请走吧”，说着就把门关上了。第二个人说，“我是想要帮助你们的”，说着就哭了起来。“天啊，这一切都这么可怕。”她说着，同时朝这位记者指了指门口。
夜间造访大都是旁敲侧击的调查。但是，所有这些造访始终在追寻一条线索：它同戈登·李迪在总统连任委员会的秘书萨莉·哈莫尼有关。哈莫尼太太显然没有把她所知道的一切都告诉联邦调查局和大陪审团。8月末，伯恩斯坦从另一家报纸的记者那儿第一次听说了这件事。在一张电话留言条的背面，他草草写下了这个消息，然后把它放到摊满一大堆文件、书籍，以及一杯杯变了味的咖啡的桌子中间。“……用说谎来保护杰伯·马格鲁德……竞选部门负责人，”他写道。
一位司法部的官员证实水门事件的检察官怀疑哈莫尼太太的证词，但是他又说，他们缺乏指控她作伪证的证据。哈莫尼太太缺乏坦诚似乎是竞选总部人所共知的事情，但是她在哪些问题上说了谎，不是没人知道，就是没人愿意说出来。不过渐渐地，关于窃听事件的成型的东西，还是从他们夜间造访所收集的零碎信息中开始冒出。有几个委员会雇员透露了水门事件之后成批销毁的档案，尽管他们都说他们是间接听说的，不知道细节。
那些可能知道窃听事件细节的关键岗位上的人，尤其是秘书，似乎没有被联邦调查局盘问过。联邦调查局对竞选工作人员的所有盘问，都是在委员会总部而不是在雇员家里进行的。要是在家里进行，那些雇员也许会感到更加自由从而说出些什么。盘问的时候总是有委员会的律师，或者委员会的政治协调员、负责司法部内部安全司的前助理总检察长罗伯特·C·玛迪安在场。一些人说，玛迪安和别的人让他们不要主动将任何信息告诉那些特工，除非被问到无法回避的具体问题——尤其是关于委员会的财务。
直到此时，两名记者一点一滴收集的信息，几乎都来自不想讨论这个问题的人。他们的恐惧比任何别的东西更加令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相信，他们押的宝比原来想象的要大得多。当然，他们也被人们对他们造访的反应搞得很不安。
诀窍在于进入被访者的屋子。只有在那里面，才可以同此人谈话，才可以诉诸他的良心，两位记者也才可以让对方把自己当做人来看待。此前，他们总是直接说明自己的身份，但是更有效的方法似乎是不要太直截了当：一个委员会的朋友告诉我们，你为看到的某些事情感到很烦，应该找你谈谈……你绝对直截了当，忠厚老实，不太知道该怎么办；我们明白这个问题——你相信总统，不想做任何不够忠诚老实的事情。
伍德沃德向对方表明，他是一个登记注册的共和党人。伯恩斯坦则可以声明对两党的政治有一种真诚的厌恶。
这些手段有时候能生效。人们想要知道是委员会的谁给了两位记者他们的名字。这很好，因为接下来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就可以解释保护秘密提供消息者的必要性，他们向被访者保证，他或她同样也会受到保护。一旦进到房子里他们是从来不用笔记本的。
然后，他们会单刀直入：……联邦调查局同你谈过话？（“我不明白你的话，他们从来没有问过我。”）自从约翰·米切尔离开后，事情有什么好转吗？（“离开？他也许已经退出，但是他一个星期去那儿三次，告诉弗雷德·拉吕和罗伯特·玛迪安该做些什么。”）还有一些小事情：“杰伯（·马格鲁德）真的吓坏了，好像屋顶明天就要塌在他头顶上似的。”……“有人告诉我说，马格鲁德想要写一个报告，把知道的一切都说出来，但是白宫说不行。”……“检察官不断问我是否知道其他窃听，或许在麦戈文的总部。”……“正本，这是他们不断问的一个词。问我是否听说过任何关于（窃听记录）正本送到白宫去的事情？”……“联邦调查局想要知道我是否看见什么人用过粉碎机。”……“我听财务的人说，如果他们看一眼那些记录就算过去了，他们就把它们烧掉。”……“萨莉（·哈莫尼）说戈登（·李迪）绝不会说，她也不会说，她的记忆力很糟糕。”……“从我听说的事情来看，他们在监视每一个人，到处追踪他们，刺探所有的情况。”……“请不要打电话找我——天啊，尤其不要在工作的时候，可是也不要在这里。没有人知道他们会做什么。他们会不顾一切。”
9月初的一个事件使两位记者意识到，这些人的恐惧不是毫无根据的。
他们搞到了一份委员会的最新开支报告，上面开列了所有领取薪水的雇员的姓名。伯恩斯坦发现某人他曾经遇见过，就打电话给她，邀请她吃午饭。他建议了六七个他们可以见面又不会被人看见的地方，可是她却坚持要在一个三明治店，尼克松竞选班子的几十个工作人员都在那儿吃东西。当他们坐下的时候，她解释说：“我被盯梢了。这里很公开，不像我在隐藏什么东西的样子。人们都不愿在电话上讲话，太可怕了。”
伯恩斯坦请她镇静。他认为她过于夸张了。
“但愿我是过于夸张了，”她说，“那些人什么事都知道。他们知道起诉将在一星期内安排好，知道只起诉七个人。有一次，一个人到地区检察官那里，当天夜里她的老板就知道了。我以前总是信赖联邦调查局，可现在我不再信赖它了。”
“我尽了一个好公民的职责。我也会到地区检察官那里去。可我现在是一个宿命论者。真相绝不会大白。你绝不会得到真相。靠记者同诚实的人谈谈话是得不到真相的。他们知道你们夜里出来同人谈话。今天有人从新闻办公室出来，到我们办公室说：‘我希望知道，委员会里谁同卡尔·伯恩斯坦和鲍勃·伍德沃德有过联系。’”
“联邦调查局甚至从来没有问过我在闯入事件的那个周末是否在委员会。我几乎全部时间都在那里。奥德勒没有告诉他们他知道的一切。他不断转移档案。我不知道他是否销毁了它们。他会让每一个人都从房里出去，再关上门，然后他就带着档案离开。”
“我所知道的其他事情都是道听途说，”她说，“我尽了我的职责，我告诉了地区检察官……整个事情都被掩盖得很好，没有人会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连小县城的警察局都可以比联邦调查局做得更好，她已经厌恶了总统制的政治。她请伯恩斯坦陪她回办公室，以免让人觉得他们在偷偷摸摸。当他们站在17街和宾夕法尼亚大道路口等候过马路的时候，莫里斯·史坦斯坐在豪华轿车里在大道那一边停在了1701号门前。
“在所有这一切发生之前，他是一个老实人，”她说，“现在他也在撒谎。”
当那位秘书进入大楼的时候，伯恩斯坦隔着马路观察史坦斯。
“行，”她说，“我会告诉你的，但这不会有什么帮助。不要给我打电话，不要来看我，不要问我是如何知道的之类的问题。拉吕、波特、马格鲁德，他们都知道窃听的事，或者至少在他们知道的事情上对大陪审团撒了谎。还有米切尔。不过对米切尔主要是猜测。其他三个人我可以保证。”
弗雷德·拉吕，赫伯特·L·波特和杰伯·斯图亚特·马格鲁德全都已经离开白宫，加入了总统连任委员会。
大约5点钟的时候，那女人打电话给伯恩斯坦。她听上去几乎歇斯底里。“我在一个电话亭里。我吃完午饭回去的时候，有人打电话让我到他办公室去，说有人看见我同《华盛顿邮报》的一个记者在说话，他们想要知道一切。这很重要。这就是你必须知道的一切。我告诉过你他们在盯我的梢，请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也不要再来看我了。”
那天晚上，伯恩斯坦到了她的寓所。
“快走吧，”她说，伯恩斯坦和伍德沃德离开了，又去敲别家的门。
大约就在同时，克拉克·麦克格列高尔给《华盛顿邮报》的总编本·布拉德里打了电话，投诉两位记者的造访。布拉德里在几个月后才将此事告诉了两位记者，他回忆说，麦克格列高尔要求约见他和《华盛顿邮报》的发行人凯瑟琳·格雷厄姆。约见定在第二天，但是又被麦克格列高尔取消了。“他说你们的行为太过分了，总统连任委员会有五个女人受到你们的骚扰。我说：‘听上去根本不像是我的人。’他给了我那些名字……我说：‘那么，他们是怎么骚扰她们的呢？’麦克格列高尔说：‘他们深夜敲人家的门，还从大厅里给她们打电话。’我说：‘从我多年来听到的他们的所作所为，这算是最斯文的了。’”
9月14日晚上，伯恩斯坦敲响了华盛顿郊区一座小型住宅的前门。自从他和总统连任委员会的那个女人一起吃午饭以来，他就有一种感觉，这座房子的主人就是回到检察官那里去的那个人。他到处打听她。“她知道很多事情，”他被告知。这女人为莫里斯·史坦斯工作。
一个女人打开门，让伯恩斯坦进去。“你找的不是我，是我姐姐，”她说。她姐姐来到房间里。他原本料想是一个五十来岁的女人，也许头发已经花白，这是他想象中的簿记员的模样。可是她要年轻得多。
“哦，天哪，”簿记员说，“你是从《华盛顿邮报》来的。你必须离开，我很抱歉。”
伯恩斯坦开始想办法赖着不走。妹妹正在抽烟，他注意到小饭厅的桌上有一盒香烟，他要一支烟抽。“我自己去拿，”当妹妹挪动身子要去取那盒烟的时候，他说，“不必劳你大驾了。”这使他又向房间里走进了十英尺。他以一副很有把握的样子告诉簿记员，说他很理解她会害怕。委员会有许多像她那样想要说真话的人，但是有些人不想听。他知道某些人回到联邦调查局和检察官那里去，想要说出更多的信息……他犹豫了。
“你们记者随随便便从哪里搞来的信息？”她问，“委员会没有人能想象出这些事情。”
伯恩斯坦问他是否可以坐下来，抽完这支烟。
“可以，但是你马上就得走，我真没什么好说的。”她正在喝咖啡，她妹妹问伯恩斯坦是否也来点。簿记员使了个眼色，但是太晚了。伯恩斯坦开始慢慢啜饮起来。
她很好奇。“如果你知道我会到检察官那里，那么一定有人提供可靠的信息。”然后她一口气说出几个伯恩斯坦试图记在脑子里的名字；如果她把他们作为有可能提供信息的人说出来，那么他们一定是要么有些信息，要么不满委员会现在的办事方式的人。
他开始一个人说起他和伍德沃德所遇到的那些好人，他们想要帮忙，可是却没有可靠的信息，只有他们所得到的第三手、第四手资料。
“你们这些家伙总是不断挖掘，”她说，“真的已经接近要害问题了。”
她怎么知道的？
“计算是我的工作。我有一个计算器和一双巧手。”她说话的样子几乎是嘲弄式的，好像知道她看《裸露的城市》节目看得太多了。她摇摇头，对自己一笑置之。“有时候我哭笑不得。我是一个会计，我不关心政治。我没有做错任何事。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讲，丹麦国里有些不可告人的事情[14]，而我是其中一部分。”然后她又猜测起提供信息的人来，伯恩斯坦竭力把这些名字记在脑子里。她正望着她的咖啡杯。他则尽量不露出紧张的样子，逗着她的狗。她似乎想要谈她所知道的事情。但是同《华盛顿邮报》谈？同敌人谈？伯恩斯坦有这样的感觉：他要么随时从门里走出去，要么待下去，直到她告诉他全部事情为止。
“我只忠于莫里斯·史坦斯、总统的连任选举和真理。”她说。
伯恩斯坦听说史坦斯的妻子病了，住在医院里。便打听史坦斯夫人的情况，然后又询问这位前部长是否最终会成为约翰·米切尔的替罪羊。
“如果你能抓住约翰·米切尔，那就太好了。我恰恰没有真正在法庭上能站得住脚的证据，说明他知情。也许他那些家伙，那些接近他的人，已经被弄到别的地方去了。”
什么家伙？
她的手在颤抖。她看看她妹妹，妹妹态度不明地耸耸肩。伯恩斯坦想也许可以在她那儿找到同盟军。妹妹起身准备再给他弄一杯咖啡。他喝了一大口，把杯子递给她。她把咖啡加满。伯恩斯坦决定碰一下运气。他从胸前的暗兜里取出笔记本和铅笔。簿记员瞪着他。伯恩斯坦告诉她，不要说他们也许还不知道的事情，绝对不会有任何在别处无法得到证实的消息登到报纸上去。
“委员会有许多事情是错的，有许多事情很不好，”簿记员说，“我很早就被大陪审团叫去，但是没有人知道该问什么问题。人们对他们撒了谎。”
萨莉·哈莫尼呢？
“我和她没有讨论过这个……但是萨莉——还有其他人——都撒了谎。”簿记员曾为休·斯隆工作过，在他退出之后，她被提拔为史坦斯工作。我们得到提拔的人中间有一些是他们很担心的。
“斯隆是牺牲品。如果他不站出来做堂堂正正的事情，他老婆就要离开他。他走了，因为他明白了，不想参与。我们在6月17日以前不知道，但是在6月19日，我们进行综合推断，搞清楚了。”
她改变了话题。几天前，《华盛顿邮报》报道说，还有一个人参与了窃听，但是他的身份没有被揭露；他得到检察当局的豁免保证，说出了内情。
簿记员开始大声推测：“博德文？他甚至不是在职人员。”
她又试了另外两个名字。
伯恩斯坦摇摇头（他不知道是谁）。
“一定是那三人中间的一个，”她说，“我敢肯定是博德文。”
伯恩斯坦问她，是否知道谁收到了窃听的谈话记录。
“我不知道谍报工作是如何运作的，”她说，“我只知道谁拿了钱，谁批准了经费分配方案。就我所能见到的事情而言，你已经得到了全部姓名。往上面一点去追查，别纠缠于财务委员会，”她建议，“是那些搞政治的人……没有任何区别。如果想做成任何事情的话，你们应该让法律站在你们那一边。应该对那七个人提出起诉，就是这样的。政治家的力量太强了。”
给多少人付了钱？
“从基金拿钱的有十三或十四个人，但只有六至七人被牵进去。大陪审团甚至没有问是否有法律管辖以外的报酬。”
史坦斯知道谁接受了这样的报酬吗？
“他知道的比我还少。我忠于休和史坦斯先生，”她强调，“因为某种理由，史坦斯先生感觉我们必须承受一段时间的压力。”那天早晨她同斯隆谈了话，他提到《纽约每日新闻》的一条新闻，说它给人的印象好像是斯隆知道窃听阴谋。“我告诉他应该起诉，可是他只说‘我要离开’。我猜，大陪审团也没有问他对路的问题。”
所有这些该问的问题，谁知道它们的答案呢？
“李迪和萨莉·哈莫尼。她比我知道得多。可她从未同我谈论过她所知道的事情。我一再鼓励她做正确的事情。萨莉也得到了晋升。”她现在为罗伯特·奥德勒工作。
奥德勒卷进去了吗？
“当然没有。他是一个被捧上了天的勤杂人员，马格鲁德的跑腿。不过，杰伯肯定是卷进去了。这都是政府人员搞的，这是人所共知的事情。所有卷进去的人都同政治委员会而不是财务委员会有关。”但是，除了马格鲁德以外，她不愿说是谁。马格鲁德是总统连任委员会的第二把手。伯恩斯坦开始猜测，从总会计办公室的名单上挑出他所记得的名字。朗·瓦西本？他忘记了瓦西本是财务方面而不是政治方面的人。
“你在开玩笑吗？朗迟钝极了，在窃听事件后的星期一，他竟然还把财务方面的人召集起来，说我们同事件无关。然后他请戈登对年轻人讲几句。当时戈登·李迪站起来做了一次发言，说麦考德是老鼠屎，不该让他坏了一锅粥。”
伯恩斯坦又向妹妹要了一杯咖啡，并试着说出了另一个名字。
“绝不可能。因为他不喜欢做那些疯狂的事儿，所以白宫把他弄走了。”
谁？
“就在米切尔之下。”簿记员暗示。
伯恩斯坦试了试拉吕和波特的名字。没有回答。他又试了一次。
沉默。
她有什么证据证明米切尔的助手参与了呢？
“我有过证据，但是所有的档案都销毁了。……我不知道谁销毁了它们，但是我相信戈登销毁了一些。”
这是可靠证据吗？
“这些证据不能确定他们策划了窃听；它们不一定表明他们同这事有关，但是会非常接近。”
她怎么会认为它将他们同窃听联系在一起呢？
“4月7日以前有一个特别账户。那时候，我只知道账上有一些开支，但不知道是哪些开支，可是，6月17日你不必是天才就可以猜到。我见到了数字，也见到了所有的人。当时没有收据。”她说，“李迪就在领钱者之列。戈登就是对总统忠诚的一个例证。他绝不会当软蛋。他将承担全部责任。”
簿记员继续盯着伯恩斯坦的咖啡杯，陷入了思考。“监视我的人太多了，”她说，“他们知道我暗中知情，所以就像老鹰一样监视我。”她相信她的电话被安了窃听装置。
付出去了多少钱？
“很多。”
50万以上？
“你已经在报上见到了。”
终于搞清楚了。这就是保存在史坦斯保险柜里的现金行贿基金。
“我从来不知道这是一笔‘安全基金’，或者别的什么基金，随他们怎么叫，”她说，“直到6月17日之后。我以为这是一笔你不谈论的全方位政治基金——例如请政治人物吃饭之类的，但全都是合法的。”
35万美元用于吃饭？这是怎么支付的？
“不是一笔支付的。我知道是怎么回事，是我把数字加起来的。”曾经有一张纸，账都记在上面，可是它被销毁了，这是惟一的记录。“那是一张划了线的纸，上面的名字写了大约半张纸，差不多有十五个名字，发给每个人的钱数写在名字旁边。我不止一次看过这张纸，数额在不断增大。”她说，每付一次款，她就在纸上做一次修订。斯隆也知道全部情况。他分发现金。
伯恩斯坦又问了一下名字。他被搞糊涂了，因为纸上大约有十五个名字，可她却认为只有六个参与。是哪六个？
“记在总会计办公室的报告上了，我想他们都面对过大陪审团。他们很容易隔离，有几个已经被列在报刊上了，但是不一定同这事有联系。”
资金是如何分配的？
打来的一些电话同如何发钱有些关系。六个人当中实际上只有三个人收了钱。“其他人的卷入包括接听某些电话。”她说。
这六个人是谁？他又问了一遍。
“米切尔的主要助手……最高层次。马格鲁德是其中之一。”
他开始抛出更多的名字。他试着用开头的字母：如果她向他说出他们名字的开头字母，他至少能缩小命中范围。他试了一下L。
“L、M、P，这就是我打算要告诉你的一切。”簿记员说。
咖啡喝完了。他希望能够再来，他已经逼得够紧了。在门口感谢她的时候他又问，委员会的谁会知道些事情、并愿意谈论它们。她提到了和伯恩斯坦一起吃午饭时被跟踪的那个女人。
在驶往环城路的时候，伯恩斯坦在一个电话亭那儿停下来，给在家中的伍德沃德打电话。由于喝了过多的咖啡，当时又异常欣喜，再加上竭力要在脑子里记清楚的信息，伯恩斯坦的声音听起来过于激动。他也不想在电话上说得太多——妄想狂是有传染性的。他说他马上过来。
伍德沃德在打字，伯恩斯坦一边口授他的笔记，一边把笔记中的空缺补上。结论似乎很清楚。史坦斯保险柜里的钱同窃听事件有关，李迪接受了其中的一些，但是最重要的是，米切尔的助手——包括马格鲁德——也得到了一些钱，并意识到这是间谍行为。
伍德沃德把立体声收音机打开，调到最大音量，然后在这一页的最上面打上：“同某人的谈话，9月14日。”
他把这张纸递给伯恩斯坦，问他信息是从谁那儿来的。伯恩斯坦写上了簿记员的名字。
第二天，也就是9月15日，起诉书很晚才由大陪审团发下来。不出预料，亨特、李迪以及6月17日被逮捕的五个人都受到起诉。这七个人每人被指控犯有的不同罪状都多达八条——全都同阴谋策划、入室盗窃及联邦窃听法规明令禁止的用电子装置窃听他人谈话的行为有关。《华盛顿邮报》在其新闻报道中说，起诉“没有触及所谓的间谍行为的目的及其后台的中心问题”。
司法部长理查德·克莱恩丁斯特说，起诉表明，“一场范围遍及美国各个城市甚至国外的最彻底、最客观、最全面的调查”，已经进入了高潮。
伯恩斯坦、伍德沃德和《华盛顿邮报》的编辑们越来越怀疑联邦政府的调查。为什么89000美元的墨西哥支票、达尔伯格的25000美元支票、史坦斯的行贿基金等都没有在起诉中提起？如果政府拥有《华盛顿邮报》搞到的那些信息，起诉的内容怎么会如此有限？
伯恩斯坦给一名偶尔曾帮过忙的司法部官员打电话，询问起诉在多大程度上同簿记员的证词相一致。她所说的一切难道没有得到斯隆的证实吗？无疑，政府至少通过那两个人的证词已经确认，史坦斯保险柜里的那笔基金同窃听有关，而且那笔钱是由约翰·米切尔的助手控制的。
那官员一开始很不自在，躲躲闪闪。然后他小心翼翼地证实，政府知道那些信息——包括斯隆和那个簿记员说的话。
伯恩斯坦愤怒了，为什么《华盛顿邮报》不登一则新闻，指责政府无视证据呢？因为已经有证据表明，史坦斯保险柜里的基金同窃听有关，也有证人知道委员会的哪些上层人物参与其中。
“这不过是糟糕的假设。如果一则新闻说有人可以证实一笔基金用于水门事件，而你以名誉担保，那我才会相信你。”
伯恩斯坦想起簿记员说过，她的证据不能确切证明那笔钱用于水门事件。他改变了一下她的说法：难道没有相当数量的证据表明上层的其他人知道窃听事件，从而表明那笔基金是上层的人是否参与水门事件的关键？
那官员犹豫了。“如果你说的都是实情，那么一切总会真相大白。审判时就可以见分晓了。”
那些回来向联邦调查局和检察官提供新信息的人是怎么回事？
“每一次调查都有这样的事情，”那官员说，并加上一句，“你知道的事情没有一件是我们不知道的。我们已经取得所有的事实。你什么也没有告诉我。”
那么事情就这么完了？
“可以确切地说，调查现在已停止，处于一种休止状态，似乎完全不可能重新进行。”
伯恩斯坦无法作出正确判断。他建议，也许联邦政府应该让迪克·戈斯坦因和他能力高超的调查员马丁·达第斯到华盛顿去帮助解决问题。
“令我反感的是戈斯坦因竟然是一个律师，”那官员说，“是我们知道事实——不是戈斯坦因，也不是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