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斯曼让伯恩斯坦在星期一和星期二休息了两天。星期三一上班，伯恩斯坦就打电话给一个尼克松政府的前官员，打听关于查尔斯·W·柯尔逊的情况。他本以为会得到一些有用的背景资料，谁料那人却说：“无论谁是这次闯入事件的负责人，都一定是个对政治不懂装懂的人，我想这就是柯尔逊之所以引起注意的原因……任何了解情况的人都不会到那儿去寻找真正的政治信息，他们会寻找别的……丑闻，流言。”
此人尽管离开了白宫，但仍同以前的同事们保持着广泛接触，因此对白宫的事情了如指掌。而伯恩斯坦和伍德沃德对白宫的内部运作却几乎一无所知。
伯恩斯坦问他，是否认为总统竞选委员会有可能或白宫（更不大可能了）支持水门事件这样的愚蠢行为。伯恩斯坦等着他说不。
“我很了解总统，我知道如果他需要别人做这样的事情，肯定不会做得这么差劲，”这位前官员说。但是，总统让他的竞选助手取得一切可以取得的政治情报和流言，这倒不是难以想象的。他回忆说，一个白宫政治顾问“总是在谈论步话机。你谈论政治，他谈论装备。在白宫，总有人热衷于那些毫无价值的搞情报的玩意儿。其中一些人愚蠢到竟认为会有什么东西在那里”。
这位老兄对白宫的这番描绘，同伯恩斯坦平日在报上读到的那架平稳、运转顺利的机器，那些细心认真、训练有素、全都一模一样的白宫人士（他们总是被千篇一律地叫作“总统班底”）形成了鲜明对照。
伯恩斯坦向那人打听白宫前助理罗伯特·奥德勒的情况，此君现在是总统连任委员会的人事主任。委员会说，麦考德是奥德勒雇用的。
“那是胡说八道，”那位前官员回答，“米切尔不会不管这样一个决定的，他会根据某一个安全问题专家的建议作出决定。”
他说，雇用麦考德肯定会牵涉到至少另一个人——米切尔的助手弗雷德·拉吕，他是这位前司法部长的左膀右臂。伯恩斯坦草草记下名字（把它拼成了拉卢），同时又得知了有关他的更多情况。
“我想，如果有任何窃听装置直到闯入的时候还在运转的话，那么拉吕肯定会知道。”
这位前官员提供了另一方面的情况。默里·卓提纳，总统的老朋友，自从尼克松在国会发起反杰里·沃尔里斯和海伦·迦哈根·道格拉斯运动以来，他一直是不正当竞选手段的专家，主管着某种被称为“选票安全措施”的工作。虽然未经官方确认，这项工作的目的是防止民主党人暗中用舞弊手段赢得选举，总统和他的支持者（以及某些民主党人）一直认为这样的事情在1960年发生过。
那天下午晚些时候，伯恩斯坦从报社的政治新闻记者、专栏作家戴维·布罗德那儿得到一个名字，布罗德建议伯恩斯坦同他联系。这是一位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官员，布罗德说他是个“非常坦率的家伙”，说他也许会知道些什么，因为他属于为共和党大会安排安全措施的人员之列。总统连任委员会说，麦考德担任过大会安全问题顾问。
“麦考德从来没有为大会做过任何一种安全工作，”那位共和党官员告诉伯恩斯坦，“我想他一直在从事的工作，是保证委员会实现连任选举。总统连任委员会关心的只有理查德·尼克松。他们对共和党的关心微乎其微。即使有了机会，他们也会毁掉这机会的。”
伯恩斯坦问，你对约翰·米切尔和总统连任委员会否认自己与此事有牵连相信吗？
那人笑了。“我和鲍勃·多尔在那些人被逮捕的当天谈过，我们一致认为，这一定是围着委员会或白宫转的那些下贱军官们干的。无论卓提纳还是柯尔逊，都不过是被抛出来的替罪羊。”
伯恩斯坦没有料到，同尼克松政府关系密切的人竟然以如此的轻蔑和挖苦来谈论总统周围的人。他走到房间那一头，把情况告诉苏斯曼。苏斯曼认为这个信息很有意思，然后很不自在地告诉伯恩斯坦，要他放弃关于水门事件的工作，因为弗吉尼亚的地方新闻不可能继续在选举时期把两个政治新闻记者中的一个专门安排在这项工作上。
伯恩斯坦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回到他的办公桌，但是情绪很不好。《华盛顿邮报》欠了他将近四个月的假期。直到闯入事件发生时，他都一直在计划利用这个夏天来一次横贯全国的自行车旅行。他决定再做最后一次努力，设法留下来搞水门事件的新闻。他写了五页的备忘录，概括了他所谓的“卓提纳理论”，并把副本送到了苏斯曼、伍德沃德、报社的大都会新闻编辑哈里·M·罗森菲尔德那里。
“当然，这是一种牵强的解释，”备忘录一上来说，“但是……柯尔逊是卓提纳在白宫的继承人。……柯尔逊很可能会在‘选票安全措施’的某些方面同卓提纳有联系。这可能意味着评估卓提纳提供的任何信息。”
第二天，罗森菲尔德让伯恩斯坦继续从事卓提纳理论，看看他还可以了解些什么。[3]
同一天，即6月22日，在下午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尼克松总统第一次公开发表了对闯入事件的看法。“白宫同这次特别事件没有任何牵连。”他说。
伯恩斯坦和伍德沃德慢慢推敲着“这次特别事件”这一措辞。巧合的事情太多了，不可能如此轻巧地搪塞过去：华盛顿的一个律师说，他可以确定无疑地断定，5月份为已故联邦调查局局长J·埃德加·胡佛举行追悼仪式的时候，会场外有人袭击五角大楼文件案被告丹尼尔·埃尔斯伯格，弗兰克·斯特吉斯就是其中之一。一个嫌疑犯的通讯录上有被参议员麦戈文在民主党大会上用做总部的宾馆房间的草图。迈阿密的一个建筑师说，伯纳德·巴克试图搞到大会会议厅及其空调系统的蓝图。亨特在穆伦公司的老板罗伯特·贝内特是大约一百个假竞选委员会的组织者，用来将成百万的美元汇集成总统连任竞选活动的秘密捐款。麦考德被逮捕的时候，带着请求获得参加民主党大会的大学记者证的申请。他最近去过迈阿密海滩。迈阿密来的盗贼嫌疑人中有一些在被捕前三周就到过华盛顿，当时一些著名的民主党律师在水门办公楼里的办公室被盗。
在总统发表声明后的一小时之内，记者们被总统连任委员会的公关主任戴文·L·舒姆威告知，约翰·米切尔命令对民主党总部的闯入事件进行一次内部调查。
7月1日，也就是总统发表声明的九天后，米切尔辞去了尼克松竞选活动主管的职位，他解释说，是太太坚持要他退出的。
伍德沃德问了好几个正在处理这一新闻稿件的《华盛顿邮报》工作人员，是否相信这一辞职同水门事件无关。他们都相信。
然而第二天，大都会新闻编辑哈里·罗森菲尔德皱着眉头告诉伍德沃德：“一个像约翰·米切尔这样的人，是不会为了妻子放弃那些权力的。”
查尔斯·柯尔逊的名字最初引起伯恩斯坦注意后不久，一个记者同行告诉他说，他曾经和一个在白宫工作的年轻女子约会过，他想是在柯尔逊的办公室里。伯恩斯坦打电话找到了她。她说自己是为柯尔逊的助手工作，不是为柯尔逊本人工作。她知道一点霍华德·亨特的事。
“我怀疑他们所有人，尤其是柯尔逊，因为他如此过分地保护总统，拼命为他辩护，”她说，“他总是带着文件来回奔忙，但是守口如瓶。”不过不管怎么说，亨特真的很好，是一个令人愉快的人，很讨人喜欢。他是你周围少有的能让你感觉很自在的人，偶尔他还会带她去吃午饭。虽然他只是受聘当顾问，“却几乎每天都在那里工作。他过一段时间会去趟佛罗里达……还去加利福尼亚”。那是在1971年的夏天和初秋。亨特完全像柯尔逊一样守口如瓶，她说：“但是办公室里有人告诉我，霍华德正在对不同的事情做调查工作，包括五角大楼文件。”她有这样的印象，他并不像白宫说的那样，在从事“撤消”对文件不得公开的禁令的工作，相反，却在试图发现它们是如何被泄露给报纸的。
“大约在同时，”她说，“我看到他桌上有一本关于查帕奎迪克岛的书，于是我就打听这事。他也是在对那个案子，对肯尼迪做调查工作。他们不愿意……他们从来不给我全部的信息。”
是谁告诉她亨特正在调查肯尼迪？
是柯尔逊办公室的另一个秘书。那时候她在亨特桌上看到涉及肯尼迪参议员和查帕奎迪克岛上汽车事故的其他文件和书籍。她记得有一本书是软封面的，“书名很简单，诸如《肯尼迪与查帕奎迪克岛》之类”。她认为，有些资料是从白宫图书馆借出来的。柯尔逊的助手之一——她记不清是哪一个了——也告诉她亨特正在调查肯尼迪。“这已得到上面的证实。”她补充说。
伯恩斯坦给白宫打电话，要找图书管理员。电话被接到一个助理图书管理员简·F·施莱切尔那里。伯恩斯坦说明自己是记者，问她是否记得亨特先生借的那本关于肯尼迪参议员的书是什么书名。
“我想，关于这个，我确实记忆犹新，”这位管理员回答，“我拿了一大堆关于肯尼迪参议员和查帕奎迪克岛问题的资料。”施莱切尔太太加上一句：“我想我有记录。”她请伯恩斯坦等她有工夫核查记录后再打电话过来。
“我想，你指的那本书也许是杰克·奥尔逊写的，叫《查帕奎迪克之桥》。”施莱切尔太太打来电话说。伯恩斯坦问她亨特是什么时候借的书。施莱切尔太太让他不要挂电话。当她几分钟后回到电话机旁时，声音显得很激动。“我没有亨特先生外借的卡片，”她说，“我记得我把这本书给过什么人，但是没有亨特先生外借的卡片。”根本没有关于这本书的卡片，她从来没有拿到过亨特的索书单。她让伯恩斯坦去找新闻办公室。她不知道亨特是谁。
伍德沃德接着给她打电话，打听关于肯尼迪资料的情况。“我没有权利说出去。”她回答。
伍德沃德又拨通了白宫的电话总机，要找一个他曾经在社交场合见过的年轻的总统助理。他们谈了一个小时。在这个官员得到不会使用他名字的保证后，他告诉伍德沃德，亨特被白宫指定从事一项对肯尼迪私生活的调查。他不愿说是谁指令的，但是他的话给人留下清晰的印象：柯尔逊是知情者之一。这个官员记得，亨特从国会图书馆取过一些关于肯尼迪的资料。
伯恩斯坦和伍德沃德坐了一辆出租车到国会图书馆，找到了负责处理白宫索取资料问题的办公室。一个图书管理员站在走廊里有礼貌地告诉他们，白宫的事务是保密的。不过最终，两位记者总算找到了一个更有合作态度的管理员，他们把整个下午花在阅览室里，翻遍了成千上万张纸条——自从1971年6月亨特受雇白宫以来的每一张索书单。
伍德沃德给凯恩·克劳逊打电话，告诉他伯恩斯坦同白宫图书管理员谈话的情况。后来，克劳逊回电话来说，他同施莱切尔太太谈过了。“她否认同伯恩斯坦谈过话。她说她两次都让你们去找新闻办公室。”他说，亨特从来没有接受过同肯尼迪参议员有关的任务。“他可能一直在做他自己的研究，”克劳逊说，“你知道，他写了45本书。”霍华德·亨特写的是间谍小说。
伯恩斯坦为此事给那位前政府官员打电话，对方告诉他：“白宫对肯尼迪绝对多疑。”尼克松总统、白宫幕僚长H·R·霍尔德曼、柯尔逊都“鬼迷心窍地”想要获取能毁掉肯尼迪候选人身份的情报。
伯恩斯坦和伍德沃德写了一条新闻报道，说亨特受雇白宫期间一直在调查肯尼迪。两个记者认为这条新闻的重要意义在于说明亨特不是一个普通的白宫顾问，而是一名政治特工。
哈里·罗森菲尔德热情很高，把《华盛顿邮报》总编辑本杰明·C·布拉德里拉了过来。布拉德里从他的玻璃隔断办公室里跑出来，坐到靠近伯恩斯坦办公桌的一张椅子上。他双手捧着这篇报道的副本，摇着头。这意味着两位记者将在水门事件的报道上同布拉德里发生冲突。《华尔街日报》曾经把布拉德里描绘成一个国际珠宝窃贼。五十岁的布拉德里曾是肯尼迪总统的密友，对有关肯尼迪家族的新闻非常敏感。
他往后一靠，说道：“你没搞清楚。一个图书管理员和一个秘书说亨特这个家伙看一本书。如此而已。”
伍德沃德告诉他，白宫一个可靠的消息来源说得明明白白，亨特正在从事对肯尼迪的调查。
已经接近截稿时间。其他记者都盯着这儿看。
“来源的级别有多高？”布拉德里问。
伍德沃德对于是否应该将消息来源透露给总编辑不太有把握。你想要知道消息来源吗？伍德沃德犹豫地说。
“你就告诉我他是否在总统助手这一级。”布拉德里说。
伍德沃德不太清楚头衔，他描述了那人的大概身份。布拉德里不以为然。他拿出他的笔，开始编辑这篇报道，把最重要的一段改成只是亨特对肯尼迪和查帕奎迪克事故“表现出特别的兴趣”。他划掉了一段关于白宫对肯尼迪作为候选人身份的态度的文字。
罗森菲尔德问布拉德里这篇报道是否能上头版。
布拉德里说不行。“下次搞点更过硬的消息。”说着他走开了。
霍华德·亨特自从那天同伍德沃德在电话上简短地通话以来还没有露过面。联邦调查局指定了一百五十名特工进行搜查。7月7日，关于亨特与查帕奎迪克问题的新闻在《华盛顿邮报》上见报了，此时亨特突然冒了出来。几天后，伯恩斯坦找到了华盛顿的一位律师，此人认识亨特的辩护律师威廉·O·比特曼。
这位律师说，比特曼在一个褐色信封里接收了25000美元现金才接受亨特的案子。此人心理不正常，但他在同行中很受尊敬，是有威望的霍根与哈特森事务所的合伙人，也是前司法部的检察官，曾经成功地起诉了前卡车司机工会主席吉米·霍发。
“这情报不错，可我只能告诉你这些。”此人说。还有一件事，他说，总统连任委员会预算中至少有10万美元被特别指定用于“代表大会的安全保障”。“这笔钱是这一问题的关键。”
伯恩斯坦给比特曼打电话，问他有没有在一个信封里收到过25000美元现金，但对方不愿意回答他是如何被聘用的。
比特曼说，他不能对他介入这桩案子的任何方面进行答复，但是令伯恩斯坦惊讶的是，对收现金一事，他没有明确加以否认。
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花了好几个小时，希望再找到一个人，一个哪怕只是听说过褐色信封中钱的人，但一无所获，让他们失望的还不只是这一个问题。
白宫和总统连任委员会的官员正在把记者们引入迷魂阵。有消息来源说水门大厦闯入事件是反卡斯特罗的古巴人干的，试图证明民主党人正接受来自古巴的捐赠。[4]
关于水门事件的新闻停了下来，甚至也许要消失了。记者们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伯恩斯坦在政府里的关系——那位前任官员也无法得到任何有用的情报，那人开玩笑说——白宫“转入了地下”。
尽管表示抗议，伯恩斯坦还是被派去采写弗吉尼亚的政治新闻。伍德沃德决定休假。
7月22日，伍德沃德出发去密执安湖的那天，长岛的午后报纸《新闻日报》报道说，一位叫G·戈登·李迪的前白宫助手一直为竞选委员会当律师，因为拒绝回答联邦调查局关于水门事件的问题而于6月被米切尔开除。
四十二岁的李迪于1971年12月11日从白宫过来担任总统连任委员会的法律总顾问，此后又被任命为财政问题法律顾问，负责有关竞选活动的财政和捐款问题的法律咨询。像麦考德一样，他是一名前联邦调查局特工，但是委员会的发言人戴文·舒姆威说，李迪的职责同安全或收集情报无关。
在白宫，凯恩·克劳逊承认，1971年来李迪曾在那里作为尼克松总统国内事务主要助手约翰·D·埃利希曼工作班子的成员，从事过“执法”问题方面的工作。
三天后，结束了弗吉尼亚的采访任务、正在家里休息的伯恩斯坦接到了巴利·苏斯曼打来的电话。你能来一下吗？《纽约时报》有一条头版新闻报道，说至少有十五个电话是巴克从迈阿密打到总统连任委员会去的。这些电话中有一半以上是在3月15日和6月16日之间打的，打给了李迪的办公室。
伯恩斯坦在贝尔系统[5]中有几个内线，但他一直不愿意利用个人电话记录来取得信息，这涉及道德问题，他从未在心中解决这个问题，作为一个新闻记者，如果有人这样来调查他，他必然会感到恼火，不过，难道他就有资格接触个人档案和财务档案吗？
伯恩斯坦来不及细想，就给电话公司的一个内线打了电话，要求搞到一张有关巴克来往电话的清单。下午，内线打电话来，证实《纽约时报》列举的那些电话确实打过。但是他补充说，他无法搞到更详细的清单，因为巴克的电话记录已被迈阿密地方检察官取走了。
你是指联邦调查局还是美国司法部长办公室？
“都不是，迈阿密的电话公司说是地方检察官。”那人说。
为什么一个地方检察官会对电话记录感兴趣呢？在重写《纽约时报》的新闻以前，伯恩斯坦给在迈阿密的美国司法部长打电话，司法部长否认他提出过这样的要求。
伯恩斯坦一个接一个地给迈阿密地区的各位地方检察官打电话。打到第三个的时候，他找到了主管迈阿密大区达德县事务的州检察官理查德·E·戈斯坦因。对方说电话记录是他们索取的，因为他们想要确定那些涉嫌闯入事件的人是否触犯了佛罗里达的法律。不过戈斯坦因并不知道电话记录的内容，但他手下负责调查的马丁·达第斯会知道。戈斯坦因表示，如果《华盛顿邮报》不透露此事同他的办公室有关，那么他会让达第斯跟他们合作。晚上，伯恩斯坦接到了达第斯打来的电话。
达第斯很急，不想在电话上谈。他说他索取了巴克的一些电话记录和银行档案，欢迎伯恩斯坦飞到迈阿密去商谈这些问题。伯恩斯坦问他是否知道一笔89000美元[6]的款子的由来，检察官西尔伯特说这笔钱在那年春天被存入巴克在迈阿密的银行账户，然后又被取走。
“比89000美元还多一点儿，”达第斯说。
多多少？10万美元？伯恩斯坦问。
“多一点儿。”
钱是从哪里来的？
“墨西哥城，”达第斯回答，“那儿的一个商人，也是一个律师。”
他不想把这律师的姓名给伯恩斯坦，但是说如果伯恩斯坦到佛罗里达来，他会把这事告诉他的。由于他有几天时间不能分身，最后他们约定在7月31日星期一那天见面。苏斯曼批准了这次旅行。
伯恩斯坦像他往常习惯的那样，临起飞前才来到机场。他从报摊上抓起一份《华盛顿邮报》和一份《纽约时报》，飞快地朝登机口跑去。飞机离开地面的时候，他读到了《纽约时报》上占三栏篇幅的标题：《盗用资金变现钱：墨西哥城可溯源》。伯恩斯坦一想到戈斯坦因和达第斯就感到极其丑陋。这篇署名瓦尔特·路盖伯的报道带有一个墨西哥城的电讯电头。伯恩斯坦几乎能肯定，路盖伯在迈阿密得到了信息，然后飞到墨西哥去拍电报发稿。该报道引用了“接近于调查工作的消息来源”，却一字不提联邦调查局、联邦政府或司法部。路盖伯在巴克的银行账户上追查那89000美元，查到国际银行开出的四张银行本票[7]，是开给墨西哥城一位著名律师曼努埃尔·奥加利奥·达盖尔的。
伯恩斯坦从迈阿密机场给苏斯曼打电话。他是不是该去墨西哥城并且让已经休假回来的伍德沃德打电话同达第斯周旋？苏斯曼认为伯恩斯坦在迈阿密至少应该待一天。
半小时以后，伯恩斯坦入住迈阿密最贵的宾馆“迈阿密四大使饭店”。他向服务台值班员询问瓦尔特·路盖伯的房间号码。
“路盖伯先生上周末退房了。”值班员说。
佛罗里达州达德县的州检察官办公室在迈阿密大区达德县司法大楼的六层，正好和县监狱隔着一条种着一排棕榈树的狭窄小巷。伯恩斯坦坐电梯上去，走进一间接待室，要求见达第斯。一名接待员告诉他，达第斯留下话来表示道歉，但是他不得不出去办一个案子。她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伯恩斯坦开始阅读杂志。
一小时过去了。穿制服的警察，穿衬衣的警探，还有被告和公诉人，川流不息。许多人停下来同那位叫卢比的接待员聊天，询问“老板”——戈斯坦因——参加竞选活动搞得怎么样。十天前，他宣布参加史无前例的第五任地方检察官的竞选。
伯恩斯坦向卢比打听戈斯坦因的情况。戈是民主党人，48岁，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轰炸机驾驶员，州检察官办公室历史上得选票最多的人。“每个人都爱他，”卢比说。
伯恩斯坦翻阅着当地一份午后报纸。标题是这样的：《戈斯坦因揭露州际卖婴骗局》。哦，天啊，伯恩斯坦小声对自己说。民主党初选定于9月12日，他想象了9月11日的标题：《戈斯坦因揭露水门案》。
又有半个小时过去了。伯恩斯坦问卢比，是否能通过汽车无线电话找到达第斯。
“他现在无法接听，但是他马上会打过来的。”她说。
伯恩斯坦穿过大厅走到县登记员办公室，向办事员要戈斯坦因办公室7月间发出的所有传票的副本。办事员找来了按当月日期排列的折叠式文件夹。伯恩斯坦在其中翻寻，直到发现一张发给当地电话公司的传票，上面要求交出所有记在伯纳德·L·巴克或他的房地产公司巴克事务所账上的长途电话记录。另一张传票是发给共和国家银行的，索取巴克的银行档案。还有一些类似的传票发给其他银行和电话公司，索取属于来自迈阿密的其他三名水门事件嫌疑犯的“全部文件与档案”。每一张传票上都有达第斯的名字。伯恩斯坦记下了档案中所有有达第斯名字的传票。然后他用投币电话给伍德沃德打了个电话。
伍德沃德没有找到奥加里欧，也没有能够在别的地方证实《纽约时报》的新闻。但是，他捡到了一条关于国会山的有趣信息，那些迈阿密人的照相设备是在迈阿密古巴人居住区的一家相机店买的，他们在那儿还冲洗了一卷胶卷。
伯恩斯坦找到一本迈阿密的黄页电话簿，坐下来给照相材料店打电话。又一个小时过去了，还是没有达第斯的影踪。他的秘书在吗？“他和达第斯先生在一起。”那位接待员说。伯恩斯坦正打算把他的行程期限告诉卢比，戈斯坦因出现了。他大步走了进来，后面跟着一帮助手。伯恩斯坦因为读过那份下午的报纸，认出了他。
我可以见一下戈斯坦因先生吗？这一半是恳求，一半是要求。卢比将话传了进去，伯恩斯坦被领到了戈斯坦因办公室的外间。他的秘书说他在开会。半小时以后，门打开了，戈斯坦因请伯恩斯坦进去。这位州检察官身高约六点五英尺，穿一套完美无瑕的薄型花格呢西服。
“告诉我是怎么回事，”戈斯坦因开始说，“我没法什么事都让联邦调查局告诉我。”
伯恩斯坦回答说，他很想花上一下午同戈斯坦因讨论水门事件，但是现在已经快5点了，离《华盛顿邮报》头版的最后截稿期限只剩两小时了（实际上应该是三小时，但伯恩斯坦想少冒一点风险）。如果能把当天的新闻报道处理好，那么他们就可以谈。他到迈阿密来是指望在下午早些时候有个约见的，并指望因此可以写出一条新闻。然而，他向戈斯坦因解释说，有关的新闻已经登在早晨的《纽约时报》上了，天知道它的消息来源是从哪里来的。
“我不知道达第斯有什么东西，”戈斯坦因说，“我让他处理整个事情是因为我他妈的太忙了。我知道有几张支票，但是我不能确定那上面的数字。一有达第斯的消息我就让他同你联系。”
伯恩斯坦谢过戈斯坦因。在将要离开办公室的时候，他突然想和对方做笔信息交易。尽管和提供信息的人做交易是件棘手的事情，但不妨一试，于是他把从伍德沃德那儿得到的关于照相机店的消息给了戈斯坦因。
如果有什么事情，给我打个电话怎么样？伯恩斯坦问道。
“当然可以。”戈斯坦因说。
在接待室里又过了四十五分钟。伯恩斯坦用投币电话给伍德沃德打了个电话。你不会相信会有这么个地方，他说。我在这儿等了半天，终于见到了戈斯坦因，他却想问我问题。
挂上电话，伯恩斯坦走进一个过道，眼前有一扇写着“闲人免进”的门，他打开门，发现套间门上有达第斯的名字。一个秘书正在打电话。“是的，达第斯先生，”她正在说，“行。我马上拿进来。”
伯恩斯坦尽量使自己平静下来，他介绍了自己，说他整个下午都在等着见达第斯先生。
“达第斯先生在开会，”她说，“我很抱歉，不过你是不可以到这里来的。如果你回到接待室去，我们会叫你的。”
伯恩斯坦谢过她，回到接待室，可卢比正在锁门。
他匆匆回身，经过“闲人免进”的标志，走过达第斯的办公室，然后转过拐角，走进戈斯坦因的办公室。戈斯坦因正要出去。
瞧，伯恩斯坦发作起来说。如果州检察官办公室有某种理由说明它不能谈论它知道的东西，或者不能让《华盛顿邮报》披露它知道的东西，那么尽管说。可是你们说达第斯整天都不在，而他就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也许已经待了好几个小时了……
“我马上让你进去，”戈斯坦因说，“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很抱歉。”他似乎真的很抱歉。伯恩斯坦从里面的通道回到已经上锁的接待室。片刻过后，达第斯走了进来。他身材矮小，一张红色的脸，鼻子更红，一件旧蓝色运动衣在胳膊肘的地方已经磨破了。
他看了一眼手表。“天啊，我7点钟有个约会，”他说，“我得马上离开这儿。我们能不能明天再谈？天啊！”
伯恩斯坦竭力保持冷静。如果能很快地谈一下支票的问题，那么明天你就可以有更多的时间……
“行啊，行啊，”达第斯火了，“嘿，《纽约时报》那些关于戈斯坦因的废话究竟什么意思？你想要让我的头儿找我麻烦吗？你应该跟我打交道，不是跟他。去我办公室吧。让我们赶快把这件事了结吧。”
伯恩斯坦在达第斯桌子前面坐下来，此时，这位主要调查人员打开了一个带暗码锁的文件柜，抽出一个文件夹，取出一叠订在一起的电话费条。他把它们扔到伯恩斯坦面前。“你可以看看这些，我把银行的那些东西整理出来。”
伯恩斯坦抓紧时间潦草地做起记录。
“嘿，过去和我一起工作的一个家伙是联邦调查局华盛顿区域办公室的，”达第斯说，“你认识他吗？名字叫……”
伯恩斯坦头也不抬，摇摇头表示不认识。
达第斯取出银行单据，像个商人似的盯着单据看了一会儿，然后开始大声念一些账目，说这是巴克银行账上的账目。
“天啊，看来我10点以前肯定离不开这里了。”他说。
我说，伯恩斯坦说，你有复印机吗？
达第斯说他不能冒险复印银行单据或支票。“有人会查我的，”他说。
行，你去复印剩下的电话记录，我来抄写支票。
“很好，但是看在上帝的分上，快一点。”达第斯说。
墨西哥的支票完全同《纽约时报》描述的一样——每张支票都是从不同的美国银行取出来的，背面有一个难以辨认的签字，就在用打字机打出来的一行字上面：大曼努埃尔·奥加利奥·D，9902610。
第五张支票引人注目，上面有25000美元。比其他支票略宽一点，日期是4月10日。伯恩斯坦像抄写其他四张支票一样一笔一划地把它描摹下来。这是一张在佛罗里达的博卡拉顿第一银行信托公司取出来的银行本票，号码为131138，根据肯尼思·H·达尔伯格的指令支付。达第斯回到房间的时候，伯恩斯坦已经抄完了。这25000美元是在4月20日和其他四张墨西哥支票一起存进去的，存款总数是114000元。四天以后，巴克取出了25000美元。剩下的89000美元是分开取走的。
“我们正设法搞清楚这个叫达尔伯格的家伙是谁，”达第斯说，“你听说过他吗？”
没有。
达第斯将复印的电话记录递给伯恩斯坦，说：“明天9点我们再谈一谈。现在我得走了。”
谢谢，伯恩斯坦说，我真的很感谢你的帮助。
伯恩斯坦从走廊上走过去，拐过拐角，直奔电梯而去。这时是7点钟。他用大厅里的投币电话给伍德沃德打电话，告诉他第五张支票的事，并让他记下了所有的号码和其他细节。然后他回到自己的宾馆设法与肯尼思·H·达尔伯格联系。
博卡拉顿银行没人应答。警卫部门把紧急情况下能找到的一位银行高级职员的姓名和电话号码给了他。可这位银行家从未听说过达尔伯格。支票是一个名叫托马斯的银行高级职员签署的，其姓氏难以辨认。银行有两个叫托马斯的高级职员，但两个人都不记得有这笔业务。伯恩斯坦向第二个人询问银行董事长的姓名和电话号码。
董事长只知道达尔伯格是博卡拉顿一所冬季别墅的房主，还是劳德代尔堡一家银行的行长。那家银行的董事长是詹姆斯·柯林斯。
是的，柯林斯说，达尔伯格是银行的一位行长。当谈起达尔伯格事业上的兴趣时，柯林斯停了一下说：“我不知道他的确切头衔，但是他领导了中西部在1968年为尼克松总统进行的竞选活动，这是我的理解。”
伯恩斯坦请他重复了一遍最后一句话。
9点钟的时候伯恩斯坦给伍德沃德打电话。是苏斯曼接的，他说伍德沃德正在同达尔伯格说话。伯恩斯坦大声叫道，你一定告诉他，达尔伯格是尼克松68年中西部竞选活动的头儿。
“我想他知道一点情况，”苏斯曼说，“我马上给你打回去。”
在华盛顿，伍德沃德从博卡拉顿的问讯处得知了有关达尔伯格的信息。但是电话打不通。他也给警察打了电话，被告知达尔伯格的别墅所在地有自己的大门和私人保安门岗。伍德沃德给那里值班的保安打了电话，保安只说达尔伯格冬天时才待在那里。
伍德沃德问《华盛顿邮报》的一个图书管理员，在剪报档案中是否有达尔伯格的资料。没有。苏斯曼要求核查一下图片档案。一会儿工夫之后，一张褪色的报纸图片扔在了伍德沃德的桌上。这是一张参议员胡伯特·H·汉弗莱的照片，他正站在一个乐呵呵的小个子旁边。旁边一段文字说明证实，此人正是肯尼思·H·达尔伯格。
达尔伯格是民主党人吗？照片没有日期。为了碰碰运气，伍德沃德给汉弗莱家乡所在州最大的城市明尼阿波利斯的问讯处打电话，得到了一个叫肯尼斯·H·达尔伯格的人的号码。伍德沃德对是不是他没有把握，但还是拨了电话。当对方接听电话的时候，伍德沃德说自己刚才曾试着给他在佛罗里达的家里打过电话，那是一个冬季别墅吧？
“是的。”达尔伯格说。
关于存在水门事件肇事者之一银行账户里的25000美元支票……
沉默。
你知道，支票上有你的名字……
沉默。
我们正在写一篇有关的新闻报道，你是否有话要说……
对方终于打断了他的话。“我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一点也不知道……我把我所有的钱都交给了委员会。”
尼克松连任委员会？
“是的。”
联邦调查局问过你没有，你的支票怎么最终会在巴克的银行账户上？
“我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我做事都是规规矩矩的。”达尔伯格的声音冷冰冰的。然后他似乎放松了片刻，请求伍德沃德原谅。“我刚经历了一场可怕的折磨，”他解释说，“我最好的朋友和邻居弗吉尼亚·派珀已经被绑架两天了。”[8]
伍德沃德又问了一遍支票的情况。
达尔伯格承认支票是他的，但拒绝讨论，接着就挂断了电话。几分钟之后，他又把电话打了回来。他说，他犹犹豫豫不回答问题是因为他不敢肯定伍德沃德真的是《华盛顿邮报》的记者。他等在那儿，似乎是在请对方提问。
那25000美元是谁的钱？伍德沃德问。
“是我作为中西部委员会主管财务的主席所募集的捐款。”
伍德沃德默不作声。他怕让对方感到他沉不住气。
“我知道我不该告诉你这种事情。”达尔伯格又说起来。
告诉我吧，伍德沃德想。告诉我吧。
“好吧，我告诉你。在华盛顿的一次竞选委员会的会议上。我不是把支票给了委员会的司库（休·W·斯隆），就是给了莫里斯·史坦斯本人。”
伍德沃德迫不及待地挂断电话。史坦斯是尼克松的集资总管，总统连任委员会主管财务的主席。
此时是晚上9点半，离第二版的截稿最后期限正好还有一个小时。伍德沃德开始在打字机上打起字来：
一张显然被指定进入尼克松总统竞选委员会金库的25000美元的银行本票于4月份被存入伯纳德·L·巴克的银行账户，此人是6月17日此间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总部闯入及所谓窃听事件中被捕的五人之一。
稿件的最后一页在最后期限递到了苏斯曼手中。苏斯曼把他的笔和烟斗放到桌上，朝伍德沃德转过身去。“我们从来没有发过这样的新闻，”他说，“真的从来没有。”
《纽约时报》指定该报的拉丁美洲和西班牙问题专家泰德·苏尔克从事这个新闻的报道。几乎有一个星期的时间，他都在报道反卡斯特罗组织，这些组织的成员同来自迈阿密的某些嫌疑犯有关。但是，在6月6日，《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署名为瓦尔特·路盖伯的三千字综述。这篇报道排除了一个反卡斯特罗阴谋的可能性，对于有关白宫和尼克松的竞选活动可能涉嫌闯入事件的一些尚未得到答案的问题作了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