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6月17日，星期六。早晨9点钟。这么早就来了电话。伍德沃德摸索着电话听筒，一下子醒了过来。电话是《华盛顿邮报》本地新闻编辑打来的，说是当天凌晨，有五个人带着照相设备和电子窃听装置，在民主党总部的一桩盗窃案中被逮捕，问他能不能来一下？
伍德沃德在《华盛顿邮报》刚刚工作了九个月，他一直在寻找一次像样的星期六新闻采访任务，但这一次似乎并不是什么好差使。这桩在当地民主党总部发生的偷盗案，听起来很像是他一直在做的大多数新闻——关于不卫生的餐馆、小规模的警察腐败现象的调查。伍德沃德本以为自己已经摆脱了这些东西：他刚完成了一系列关于亚拉巴马州州长乔治·华莱士的未遂暗杀案的报道。瞧，现在他又要回过头去走老路了。
伍德沃德离开自己位于华盛顿市区的一居室寓所，穿过六个街区，步行前往报社的编辑部。周六的新闻编辑部异常宁静，一百五十多英尺见方的大房间里，一排排颜色明亮的办公桌整齐地列在一块巨大的吸音地毯上。这一天，应该有充裕的时间吃午餐，把一周里剩下的工作干完，然后再读一读星期日增刊。伍德沃德在编辑部门口停下来，接收他的邮件和电话留言，然后到本地新闻编辑那儿报到。他很惊奇地得知那些盗贼闯入的不是当地民主党人的小办公室，而是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在水门办公商住综合大楼里的总部。
水门大厦并不是民主党人时常光顾的地方，这幢豪华的办公商住综合大楼坐落在波托马克河的河岸上，像联邦同盟俱乐部一样，它是共和党人的天下。住在里面的人有美国前任司法部长，现任总统连任委员会主席约翰·N·米切尔；总统竞选运动主管财务的主席，前商业部长莫里斯·H·史坦斯；共和党全国主席，堪萨斯州参议员罗伯特·多尔；尼克松总统的秘书罗丝·玛丽·伍滋；以及飞虎队王牌飞行员陈纳德的遗孀，著名的共和党女主持人陈香梅，以及尼克松政府的许多头面人物。
这座设施先进的综合型大楼，有着蛇齿形的混凝土护栏和同样吓人的房价（许多两室的公寓套房房价为10万美元），它已成了理查德·尼克松执政期间统治者们在华盛顿的象征。两年前，它曾是一千名反尼克松示威者的攻击目标，人们高喊着“猪猡”“法西斯”“Sieg Heil”[1]，试图冲击这座共和党政权的堡垒。他们撞上了华盛顿防暴警察的坚固人墙，被催泪瓦斯和警棍驱赶到乔治·华盛顿大学校园里。水门大厦那些焦虑的住户站在阳台上目睹了这场冲突，当示威者被赶走，来自波托马克河上的西风将催泪瓦斯从他们眼前带走的时候，一些人欢呼起来，举杯祝贺。在那些被击倒在地的人群当中，有一位《华盛顿邮报》的新闻记者，将他击倒的警察也许没有看见挂在他脖子上的记者证，而是只盯住了他较长的头发了。他叫卡尔·伯恩斯坦。
此刻，当伍德沃德开始打电话的时候，他注意到了伯恩斯坦——这家报纸的两位弗吉尼亚政治新闻记者之一——也在从事这桩盗窃案的报道。
哦，天哪，可别是他。伍德沃德想起了办公室里的一些传闻，说伯恩斯坦很有抢新闻的本事。
上午，伯恩斯坦复印了现场记者的记录，他告诉本地新闻编辑，自己要再做一些核查。本地新闻编辑耸耸肩表示同意，于是他开始一个接一个地给他在水门大厦能找到的每一个人打电话——服务台接待员、侍者、客房部服务员、餐厅服务员，等等。
伯恩斯坦后退了几步，朝编辑部的另一头看去。他的办公桌和伍德沃德的办公桌相隔大约二十五英尺，中间有一根柱子。似乎伍德沃德也在进行有关这个新闻的工作。这是意料中的事情，伯恩斯坦想。鲍勃·伍德沃德是一个极其敏感的人，很会玩弄权术。伯恩斯坦猜想，这个耶鲁大学的毕业生、海军军官团的退役老兵，尽管有各种好条件，却不一定有丰富的经验来应付调查性的报道。伯恩斯坦知道伍德沃德写不好，办公室有传言说英语不是伍德沃德的母语。
伯恩斯坦是一所学院的退学生。十六岁的时候他开始在《华盛顿星报》当勤务工，十九岁时成了新闻记者，自1966年起在《华盛顿邮报》工作。他有时做些系列调查报道，走遍了法院和市政厅，喜欢写有关首都人和邻近地区的长篇文章，很能侃。
伍德沃德知道伯恩斯坦偶尔为《华盛顿邮报》写些有关摇滚乐的文章。这合情合理。但他听说伯恩斯坦有时评论古典音乐，就难咽这口气。伯恩斯坦看上去像是伍德沃德瞧不起的那种反文化的新闻记者。伯恩斯坦则认为，伍德沃德在《华盛顿邮报》的迅速崛起与其说是因为他的能力，不如说是因为上司对他的信任。
他们从来没有在同一条新闻上合作过。此时伍德沃德二十九岁，伯恩斯坦二十八岁。
这条新闻的最初细节是一个为《华盛顿邮报》写了三十五年关于警察方面报道的老记者从水门大厦打电话传出来的，此人叫阿尔弗雷德·E·刘易斯。刘易斯在华盛顿新闻界多少是一个传奇人物——他一半是警察，一半是新闻记者，经常穿一件都市警察穿的蓝色毛衣，下部有扣子扣住，扣子下面是一个铜六角星的皮带搭扣。三十五年中，刘易斯从来没有真正“写过”一条新闻，他通过电话把细节告诉加工改写编辑，多年来，《华盛顿邮报》甚至没有在警察总部放过一台打字机。
细节是这样的：凌晨2点30分，五个身着工作西服、戴着普雷太克斯牌外科橡胶手套的人被逮捕。警察从他们身上截获了一台步话机、四十卷未曝光的胶卷、两架35毫米照相机、撬锁工具、钢笔大小的催泪瓦斯枪，以及显然既能窃听电话又能窃听室内谈话的窃听装置。
“还有钱。其中一个人有814美元，另一个800美元，另一个215美元，另一个234美元，另一个230美元，”刘易斯口授道，“大部分是100元票面，号码连着……他们似乎认识路，至少有一个肯定熟门熟路。他们在宾馆的二层三层有房间。那天晚上这些人还在大楼餐厅的同一张餐桌上吃龙虾，一个人穿着从罗利商店买的西服。”
伍德沃德从刘易斯那儿知道，嫌疑犯将要在当天下午出庭接受预审。他决定前往。
伍德沃德以前去过法院。审问程序是地方法庭司法运作体制的一种固定模式：在法官面前迅速过一下堂，法官为被指控的皮条客、妓女、行凶抢劫的路贼——这一天是这五个人——规定保释金的数额。
一群辩护律师像往常一样聚在走廊周围待命，为那些掏不起律师费的被告充当由政府付费的辩护人。他们通常被称为“第五街律师”——因为法院和他们的街面办公室都在那条街。走廊上有两个律师正在小声抱怨——一个穿一身磨损的雪克斯金斜纹细呢西装，瘦高个；另一个是胖子，他曾为地下监狱分区的案子作辩护而受过处罚。他们本来已被任命为五个窃贼作辩护，后来又得到通知说，那些人已经聘了自己的辩护律师，这可是不寻常的。
伍德沃德走进审判室，一个人引起了他的注意，那是坐在中间一排的一个年轻人，留着时髦长发，穿一身翻领略微宽大的昂贵西服，长长的下巴，眼睛朝周围转来转去，似乎正处在一个不熟悉的环境中。
伍德沃德在他旁边坐下来，问他是不是为那五个人来的。
“也许吧，”那人说，“我不是备案的辩护律师。我是以个人身份来的。”
他说他叫道格拉斯·凯迪，并介绍了身边一个看上去有点贫血的小个子，说他是备案的辩护律师，名叫小约瑟夫·拉佛提。拉佛提像是刚从床上被拉起来的，胡子也没有刮，眯着眼睛看人，好像怕光的样子。这两个人不时地在审讯室进进出出。伍德沃德终于把小个子堵在过道的角落里，搞到了五个嫌疑犯的姓名地址。其中四个来自迈阿密，有三个是美籍古巴人。
道格拉斯·凯迪不想说话。“请不要把这当做个人问题看，”他告诉伍德沃德，“那将是一个错误。我没什么好说的。”
伍德沃德向他打听他的委托人。
“他们是我的委托人。”他说。
可你是律师吗？伍德沃德问。
“我不想和你说话。”
这个叫凯迪的年轻人走回审判室里。伍德沃德跟了进去。
“求你了，我没有什么好说的。”
这五个人能交保释金吗？伍德沃德问。
在好几次有礼貌的问话遭到拒绝之后，凯迪终于回答说，这些人都受人雇用，都有家庭——这些因素在法官规定保释金时会加以考虑。他又走到走廊里。
伍德沃德跟出去：跟我谈谈你自己吧，你是怎么参与到这个案子中来的？
“我没参与这个案子。”
那你为什么在这儿？
“瞧，”凯迪说，“我在一次社交场合遇见过被告之一伯纳德·巴克。”
在哪儿？
“华盛顿特区。那是陆海军俱乐部的一次鸡尾酒会。我们谈得很投机……我要说的就这些。”
你是怎么参与到这个案子中来的？
凯迪原地转过身，走回审判室里。半个小时后，他又走了出去。
伍德沃德继续追问他是怎么参与到这个案子里来的。
这一次凯迪说了。他在凌晨3点多接到了巴克妻子打来的电话。“她说她丈夫告诉她，如果到3点他还没有给她打电话，就可能意味着他遇到了麻烦，她就得给我打电话。”
凯迪说他是巴克在华盛顿认识的惟一的辩护律师。伍德沃德又问了一些问题，但他不再回答，说他已经说得够多了。
下午3点，五个嫌疑犯由一个执法官领着进了审判室，仍然穿着深色的工作西服，只是皮带和领带都被取走了。他们毫无表情地坐成一排，搓着双手，朝法官席那边望着。看上去他们很紧张，一副谦恭而又固执的样子。
当书记员宣布开庭时，政府检察官厄尔·西尔伯特站了起来。此人瘦削，专心致志，表情严肃，戴一副角质架眼镜，喜欢在审判室里以戏剧性的姿态发表辞藻华丽的言论，熟悉他这一点的第五街同行们都称他为“珍珠伯爵”[2]。他主张这五个人不应该以保释金获释。他们报假名字，不同警方合作，带有“2300美元现金，有前往国外的倾向”。他们因从事带有“不可告人的”目的的“职业盗窃”而遭到逮捕。西尔伯特拖着长音强调“不可告人的”一词。
法官詹姆斯·A·贝尔逊问那几个人的职业。有一个人大声回答说他们是“反共分子”，其他人点头表示同意。法官已经习惯于听到各种异乎寻常的职业，可这次却显然没有准备。他把其中个子最高的一个叫出来，那人自称小詹姆斯·W·麦考德。麦考德的头顶正在变秃，有个扁平的大鼻子，下巴方方正正，牙齿完好无损，一副和善的样子，似乎和他那轮廓分明的特征不相一致。
法官问他的职业。
“安全顾问。”他回答。
法官问是哪儿的安全顾问。
麦考德轻轻地拖长声调说，他最近从政府部门退休了。伍德沃德移到前排，侧身前倾。
“政府的什么部门？”法官问。
“中央情报局。”麦考德小声说。
法官微微畏缩了一下。
天呐，伍德沃德几乎叫出声来，中央情报局。
伍德沃德坐出租车回办公室报告麦考德的陈述。八位记者参与了拼凑这条署名为阿尔弗雷德·E·刘易斯的新闻。当傍晚6点半的截稿时间接近时，《华盛顿邮报》的执行编辑霍华德·西蒙斯来到新闻编辑室南侧的本地新闻编辑办公室。“这是一条了不起的新闻”，他告诉本地新闻编辑巴利·苏斯曼，把它登在星期日的头版上。
新闻的第一段说：“昨天凌晨2点30分，有五人被逮捕，指控是参与一项精心策划的阴谋，权威人士认为他们窃听了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办公室，其中一个人说自己是前中央情报局的雇员。”
与此同时，联邦大陪审团宣布要对此案进行调查。但即使这样，西蒙斯仍然认为这一事件还是有太多的未知因素，因而不能把它作为头条新闻。“很可能是由于疯狂的古巴人，”他说。
确实，认为这次闯入事件也许是共和党人所为的想法似乎没有说服力。1972年6月17日，民主党大会之前不到一个月，尼克松总统在民意测验中远远领先于所有的民主党候选人，至少超出他们19%以上。理查德·尼克松认为，共和党占多数的形势将支配20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就像民主党人控制了前两代人的情况一样。这种状况似乎是很有可能的，民主党处于混乱之中，好时光到了头。被白宫和民主党公认为是尼克松最弱的对手、南达科他州的参议员乔治·麦戈文，居然作为明显受欢迎的人赢得了民主党的总统提名。
《华盛顿邮报》的这条新闻指出：“这五个嫌疑犯为什么要窃听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办公室，他们是否为其他个人或组织工作，都没有得到直接的解释。”
伯恩斯坦为星期日的报纸写了有关这些嫌疑犯的另一条新闻。四个人来自迈阿密：伯纳德·L·巴克，弗兰克·A·斯特吉斯，弗吉利奥·R·冈萨雷斯，欧仁尼奥·R·马蒂内斯。他给《迈阿密信使报》的一个记者打了电话，得到了一长串古巴流亡领导人的名单。据《华盛顿邮报》的一位记者到迈阿密的古巴人圈子进行核查的结果，这四个迈阿密的嫌疑犯全都参与了反卡斯特罗的活动，据说都同中央情报局有关系（“我从来不知道他是否为中央情报局工作，”巴克太太告诉伯恩斯坦，“那种事情，男人从来不告诉女人。”）。按照好几个人的说法，他们当中惟一的非古巴裔人是美国雇用兵斯特吉斯，此人一直在招募好斗的古巴人到民主党全国大会去示威。一个古巴人领袖告诉伯恩斯坦，他称之为“前中央情报局人员之流”的斯特吉斯和其他人打算利用雇用的肇事分子，在全国政治会议期间在街上揍反战示威者。
那个星期六晚上大约8点钟，伍德沃德离开了办公室。他知道他本该待得更晚，来调查詹姆斯·麦考德。他甚至没有核对一下当地的电话簿，看看华盛顿市内或郊区是否有一个叫詹姆斯·麦考德的名字。
《华盛顿邮报》负责全国新闻的工作人员很少报道有关警察的新闻。在苏斯曼的要求下，伯恩斯坦和伍德沃德两人第二天早晨都回到办公室继续从事这方面的报道。这是6月18日，一个阳光明媚的星期天。美联社电文上一处令人难堪的更改表明，根据政府存档的竞选运动开支报告，詹姆斯·麦考德是总统连任委员会（CRP）的安全协调员。这意味着，麦考德应该受到进一步的注意。
两位新闻记者站在新闻编辑室的中间，你看着我，我看着你。这究竟意味着什么？伍德沃德问。伯恩斯坦不知道。
在洛杉矶，美国前司法部长、总统竞选活动主管约翰·米切尔发表了一个声明：“此人是一家私人安全机构的老板，数月前被我们委员会雇来帮助安装安全系统。按我们的理解，他有一些业务上的客户和利益，我们对此一无所知。我们要强调此人和其他涉案人的所为既不代表我们，也没有得到我们的同意。在我们的竞选运动中，或者说在选举过程中，是不能容忍这种活动的，我们既不会允许，也不会加以宽容。”
在华盛顿，民主党全国主席劳伦斯·F·奥布里安说，闯入事件“提出了我在四分之一世纪的政治活动中所遇到的最丑陋的政治黑幕问题。仅仅由尼克松先生的竞选活动主管约翰·米切尔跑出来声明其清白，是打消不了这些问题的”。
发布米切尔和奥布里安的声明的电讯社在从全国性政治家那里收集正式声明方面是靠得住的。两位记者把注意力转向了盗贼。
他们在电话簿上查到了麦考德的私人安全咨询机构的号码，但没人应答。他们又核查了按街道地址开列电话号码的“互见使用”人名地址录。在麦考德家里或他的企业里，电话都没人接。麦考德公司的地址在马里兰州罗克维尔市亨格福德路414号，这是一栋很大的办公楼。罗克维尔市的互见索引簿开列了住户的名字。两位记者把这些名字分了分，开始分头给这些人的家里打电话。一个律师在电话里回忆说，去年夏天有一个为他做兼职工作的女孩认识麦考德，或者，也许是女孩的父亲认识他。这个律师只记得那女孩的姓——可能是威斯特尔，也可能与此接近。他们又去找有着类似姓氏的人的电话，找到了五个。最后，伍德沃德终于联系上一个叫哈兰·A·威斯特雷尔的，此人说认识麦考德。
威斯特雷尔显然还没有读过报纸，因此很奇怪伍德沃德为什么对麦考德感兴趣。伍德沃德说为写一篇报道，他正在收集有关信息。威斯特雷尔似乎很高兴，就提供了一些关于麦考德及其朋友的情况，还给了伍德沃德一些人的电话号码。
渐渐地，麦考德的轮廓开始浮现：得克萨斯北部地区人；虔信宗教，是华盛顿第一浸礼会的积极成员；有一个在空军学院当士官生的儿子和一个智力迟钝的女儿；前联邦调查局特工；后备役军人；中央情报局前任人身安全防卫长官；蒙哥马利专科学校的安全课程教师；一个忠于家庭的人；极其认真；文静，可靠。尽管有约翰·米切尔关于麦考德的声明，所有认识他的人都一致认为，他是专职为总统连任委员会工作的。
有几个人提到了麦考德的正直，他那“坚如磐石的”性格，但也有些别的评价。威斯特雷尔和其他三个人说麦考德是标准的“官员”——不愿意主动采取行动，必恭必敬地听从指挥，执行命令毫不含糊。
伍德沃德用打字机打出了一条新闻的最初三段，认定水门大厦窃贼之一是从总统连任委员会处领取薪水的安全协调员，把它递给了本地新闻组的一个编辑。一分钟后，伍德沃德注意到伯恩斯坦正在编辑身后查看。之后，伯恩斯坦拿着那纸新闻走回他的办公桌，打起字来。伍德沃德完成了第二页，把它递给编辑。伯恩斯坦很快从那里接过手来，回到他的打字机。伍德沃德走过去，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
伯恩斯坦正在改写这条新闻。伍德沃德读了改写的稿子。写得好多了。
当天夜里，伍德沃德驱车前往麦考德家，这是一栋很大的二层楼砖房，在郊区的房屋中是一流的，离穿过罗克维尔市的主干公路70S大道不远。灯光亮着，但是没人开门。
午夜过后，回到家中的伍德沃德接到一个电话，是《华盛顿邮报》定期负责夜间警察新闻的记者尤金·巴沁斯基打来的。巴沁斯基的活儿被认为是报社里最不好的工作，时间不好——从傍晚6点半工作到凌晨2点半。但是这个高个子、留着山羊胡子、很文静的男人似乎喜欢他的工作，或者说他似乎喜欢警察。他同许多警察搞得很熟，夜间采访时，他很容易在警察总部的各个小组之间穿梭往来：凶杀组，风化组（被堂皇地称作“品行部门”），交通组，情报组，性行为组，行骗组，偷盗组——这些划分反映了城市生活在警察眼中的分类。
巴沁斯基从一个警察那儿得知，从水门大厦被捕的两个迈阿密人的通讯录里，发现了一个叫霍华德·E·亨特的人和电话号码，旁边还注上了小小的标记“W· House”（白宫）和“W·H·”（白宫的英文缩写）。伍德沃德坐在电话旁的一张硬板椅子上，查对电话号码簿。当他找到马里兰州的波托马克蒙哥马利县富饶的郊外马场区域有关于小霍华德·E·亨特的电话号码后，给对方拨了电话，可没人接。
第二天早晨在办公室，伍德沃德开列了一张头条新闻的单子。麦考德的一个邻居曾经说他见过麦考德穿一身空军军官的制服，还有一个邻居说麦考德是空军预备役的中校。伍德沃德后来给五角大楼打了五六次电话，一个管人事的军官告诉他说，詹姆斯·麦考德是附属于紧急战备状态办公室的以华盛顿为中心的特种预备役部队的中校。那军官给他念了部队花名册，上面只有十五个名字。伍德沃德开始打电话。打到第四个人的时候，一个叫菲利普·琼斯的军人偶然提到，这支部队的任务是开列激进分子名单，帮助制订适合于战争时期新闻媒介和美国邮政的检查制度应急计划。
伍德沃德打电话给一个叫詹姆斯·格林的人，据巴沁斯基说，这人在迈阿密的电话号码可以在欧仁尼奥·马蒂内斯的通讯录上查到。格林先生自称是迈阿密大学负责住房的人员。他说，马蒂内斯两个星期前同他联系，询问大学是否能在8月份共和党全国大会期间安排大约三千名年轻共和党人的食宿。伍德沃德打电话给总统连任委员会、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总部以及几个正在华盛顿和迈阿密准备大会计划的共和党官员。他们全都说从来没听说过马蒂内斯，或者没听说要用大学来为年轻的共和党人提供住宿的计划。
但是那个星期一的首选目标是亨特。那些迈阿密嫌疑犯的所有物开列在巴沁斯基搞到的一份来自警察方面的秘密清单上。有“两张黄线纸，一张写给‘亲爱的朋友霍华德先生’，另一张给‘亲爱的H·H·先生’”，一个没有寄出的信封，里面有亨特的个人支票，写着6.36美元，开给罗克维尔的雷克伍德乡村俱乐部，在一起的还有一张同样金额的账单。
伍德沃德打电话给他的一个消息来源，一位为联邦政府工作的老朋友。这位朋友不喜欢别人打电话到他办公室里，他匆匆地说，这个案子将会“激化”，但是他无法解释，然后就挂断了电话。
快接近下午3点了，《华盛顿邮报》的编辑们要在“新闻预算”中列出他们期待第二天的报纸刊登的新闻。被指定写星期二发表的水门大厦新闻的伍德沃德抓起电话，拨了456-1414——白宫。他要找霍华德·亨特。交换台接线员接到了一个分机上。没有应答。伍德沃德正要挂断电话，接线员插进来说：“他可能在另一个地方，那是柯尔逊先生的办公室。”
“亨特先生现在不在这里，”柯尔逊的秘书告诉伍德沃德，她给了他华盛顿一家公关公司——罗伯特·R·穆伦公司的号码，她说，亨特在那儿担任写手。
伍德沃德走到新闻编辑室东头的全国新闻组那里，问一个叫J·D·亚历山大的全国新闻助理编辑谁是柯尔逊。亚历山大是一个身材矮胖的人，三十五六岁，留着浓密的络腮胡子，他笑了起来。美国总统特别顾问查尔斯·W·柯尔逊是白宫的“职业打手”，他说。
伍德沃德又给白宫打电话，问人事办公室的一个办事员，霍华德·亨特是否受白宫雇用。对方说她要查一下档案。片刻之后，她告诉伍德沃德，霍华德·亨特是柯尔逊的一个顾问。
伍德沃德打电话到穆伦公关公司，要找霍华德·亨特。
“我就是霍华德·亨特，”对方的声音说。
伍德沃德说明了自己的身份。
“是吗？有什么事？”亨特的声音显得不耐烦。
伍德沃德问亨特，为什么在水门大厦被逮捕的两人的通讯录里有他的名字和电话号码。
“天啊！”霍华德·亨特说。然后他很快地加上一句：“由于事情正在裁定中，我没有什么好说的，”砰的一声挂断了电话。
伍德沃德认为他有了一条新闻。但是，任何人的名字和电话号码都可能出现在一本通讯录中。尽管乡村俱乐部的账单似乎是亨特同盗贼之间有联系的额外证明，但又是什么联系呢？一条标题为《白宫顾问同窃听嫌疑犯有关》的新闻可能会是一个严重错误，会产生误导，这对亨特很不公平。
伍德沃德打电话给白宫信息传播事务副主任凯恩·W·克劳逊，此人在今年1月份之前一直是《华盛顿邮报》的记者。他将通讯录和警察清单的事告诉了克劳逊，然后询问亨特在白宫的职责是什么。克劳逊说他要核查一下。
一小时后，克劳逊回电话说，亨特是白宫关于撤销对五角大楼文件不得公开的禁令问题的顾问，最近又担任一项毒品情报计划的顾问。他说，作为顾问，亨特最后一次领薪水是在3月29日，从那以后他不再为白宫做任何工作。
“我非常彻底地调查了这件事，我相信柯尔逊先生和白宫的任何人都不知道，也没有参与这个不幸事件，”克劳逊说。
这么说真是多此一举。
伍德沃德给穆伦公关公司董事长罗伯特·F·贝内特打电话，向他打听亨特。贝内特是犹他州共和党参议员华莱士·F·贝内特的儿子，他说：“我猜霍华德为中央情报局工作，这不是什么秘密了。”
但这对伍德沃德来说是个秘密。他给中央情报局打电话，一个发言人说，亨特自1949年至1970年都为这个部门工作。
伍德沃德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他打电话给政府里的朋友，请求指点。那位朋友声音很紧张。以不准公开引用为条件，他告诉伍德沃德，除了通讯录里发现的姓名电话以及那张未寄出的支票等情况外，联邦调查局有许多理由认为亨特是水门事件调查中的主要怀疑对象，不过他又强调，伍德沃德不能在报道中使用这条信息，因为这是私下谈话。但他的朋友向他保证，一条关于某人同通讯录和乡村俱乐部有关的新闻报道不存在公平不公平的问题。当然，他的保证也不能见报。
本地新闻编辑巴利·苏斯曼对上述情况很感兴趣。他翻遍了报社图书馆里关于柯尔逊的剪报，发现在1971年2月的一条新闻报道中，一个匿名的消息灵通人士把柯尔逊描绘成一个“有创见的智囊人物……掮客，收拾烂摊子的家伙，必要时不择手段”。伍德沃德关于亨特的报道认定他的身份是在白宫为柯尔逊工作的一个顾问。报道使用了上述引文，并指出引文出自一则人物简介，作者是“凯恩·W·克劳逊，眼下是白宫的一名助理，不久前还是《华盛顿邮报》记者”。
这条新闻报道的标题是《白宫顾问同窃听嫌疑犯有关》。
那天早晨在佛罗里达州比斯坎岛上的总统住所，总统新闻秘书罗纳德·L·齐格勒简单回答了记者关于水门大厦闯入事件的问题，他说：“某些人也许会试图夸大这件事。”齐格勒把这个事件说成是“三流盗窃未遂案”，白宫没有必要作出进一步的评论。
第二天，民主党主席奥布里安向总统连任委员会起诉，要求对方赔偿100万美元的民事损失。奥布里安提到了柯尔逊“有可能卷入”闯入事件，他指责说，事实正在“清晰地同白宫联系起来”，还说：“我们之所以了解这次窃听事件，只是因为它败露了。还可能有很多这一类的事情，到底是谁卷入了呢？我相信我们将见证这届政府受到的最终考验，可就在四年前它还曾那么虔诚地表示要投身于一个法律与秩序的新时代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