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澜（1893～1969年）史学家，浙江绍兴人。建国后任中国史学会副会长。著有《中国通史简编》、《中国近代史》（上编）、《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
20世纪中国新史学界有五大家：郭沫若、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范文澜，他们学识渊博，都有自己独特的读书和治学方法。范文澜读书特色是“坐冷板凳”和“吃冷猪肉”精神。他读书坐冷板凳是出了名的，元史学家、南京大学韩儒林曾有一对联相赠：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范文澜把它长期挂在书室，用作座右铭。
读书崇拜章炳麟
范文澜早期主要接受私塾和由私塾改头换面的学堂教育，那时正处在东西文化碰撞时期，四书五经是他的启蒙读物，而父亲却与他讲授《泰西新史揽要》。范文澜天真好奇，常常瞒着塾师和父亲，偷读明清小说。读书开拓了他的思路。他浮想联翩，向往《礼记》“大同之世”和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在上海浦东中学读书时，开始接触欧美文学，大量读林（纾）译小说，从中寻找新知识。他最喜爱读的一部译作，是英国作家笛福的小说《鲁滨逊漂流记》。直到执教大学时，还谈到《鲁滨逊漂流记》。这部书，使他懂得了天外有天，山外有山，要凭勇气和毅力去实现自己的理想。
父亲希望用传统文化典籍对他进行教育，经常以浙东学派黄宗羲、万斯同、全祖望、章学诚等学人“言性命者必究于史，此其所以卓也”事例开导儿子。那时，《国粹学报》上经常登载章炳麟（章太炎）文章，章炳麟的史学观受全祖望、章学诚影响很深，他悉心研究明清掌故，其目的乃是为反清革命制造舆论。章炳麟史学知识渊博，文笔又好，文章充满激情，很是吸引人。范文澜是每篇必读，越读越佩服，越细读越自叹不如。他要学习章炳麟，于是痛下决心，从经学、史学、文学三方面着手，按照清代乾嘉朴学家治学路径，从儒家典籍笺释、史料搜补鉴别、辨伪书、辑佚书、校勘、文字训诂、方志类书编纂、丛书校刊等诸方面，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地读书。
1913年范文澜考进北京大学文预班，次年入本科国学门，受业于自称只信奉“毛爷爷”（指毛亨）的经学家黄侃和刘师培。若干年后，他谈到当时读经学的体会：“汉人是学而不思，死记师学，不知其义。宋人则思而不学，光去空想，不读书。清人想把学与思结合起来，于是打破砂锅问（纹）到底，辨疑精神就成了乾嘉学风的第二特点。”思从学来，若非苦读戴震、段玉裁等著作，是难以有此认识的。
1925年第一部学术著作《文心雕龙讲疏》出版，这里有他师从黄侃的根底。1926年出版了《群经概略》，这是他跟刘师培学治经的成果。1931年发表了《正史考略》，此书在通读了二十四部“正史”（但未包括《明史》，以《新元史》代之）后而写，这里有学陈汉章治史的痕迹。为了写这三本书，范文澜走遍北京各图书馆，寻章摘句，阅读了大量的书，从文学、经学到史学，做了很多卡片。
他善于抓紧时间读书
范文澜一生中，坐过监狱，打过游击，到过延安，无论他的生活环境如何变化，他总是抓紧时间读书。
1934年，时任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院长的范文澜，因与抗日救亡的学生往来频繁被捕关押在狱。他坚强不屈，面对敌人淫威，不是下棋就是读书，有时还背诵鲁迅诗句以自勉。当他看到难友虽遭拷打，仍坚持读《史记》时，不禁感慨万千，称赞说：“身处危境，仍安之若素。真是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啊！司马迁若在，这里有多少材料供他著述。”
1939年四十六岁的范文澜随新四军去河南信阳一带开辟游击区。白天，他和战士一样行军作战。晚上，伏在只有几根灯草的豆油灯下攻读《联共（布）党史》和《斯大林选集》，日以继夜，夜以继日，因为灯光暗淡，在这艰苦的战争年代，他的眼睛更加近视了。
1940年1月，范文澜到延安，任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主持编写《中国通史简编》，给干部补习文化用。他凭着仅有的“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及少得可怜的几部工具书，认真仔细爬梳、分析、研究，用了八个月时间，完成了《中国通史简编》上册（上古到五代）的写作编辑出版工作。翌年底，又写完了《中国通史简编》中册（宋辽到清中叶）。
为了写关于唐诗的二万字，他把《全唐诗》通读了一遍
解放后，范文澜出任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他经常勉励研究所人员要有下“二冷”的决心。一冷是坐冷板凳，二冷是吃冷猪肉（从前封建社会某人道德高，死后名讳可入孔庙，设于两庑之下，供奉以冷猪肉），他说，我的意思就是“要苦苦干，慢慢来。一个做学问的人，有这样的决心，下这样的功夫，如果真有成绩的话，总会有人来承认你，请你去吃冷猪肉，何必汲汲于当前的名利呢？我这样说，可能不合时宜。但是，我愿意提出我的建议。”
范文澜自己以身作则，倍加努力读书学习。那时他已是六十上下的人了，仍然保持早年读书的旺盛精神，每天从早到晚伏案工作。他的桌上摊的全是书，晚上经常迟迟不回家，在书桌边坐读到深夜。有一次，由于长期用脑超负，过于疲劳，他病倒住院了，可过不多久，他就出院了。刚住院怎么又出院了？赶到他家，范文澜却伏在桌上看书。原来他觉得住在医院里看书受限制，不如趁快出来为好。从小养成的读书习惯，直到老了，他还是改不了，病中还每天坚持读书。
50年代，范文澜忽然患了眼疾，很严重，一只眼睛失明了，他当时正忙于修改《中国通史简编》和《中国近代史》上册。因为阅读极不方便，就让助手荣孟源、王南将原书章节一字一句读给他听，他边听边思索，然后指出应修改之处，叫他们去查书，随后口授修改意见，由助手拟稿，再把草稿读给他听，最后定稿。
晚年范文澜深感由他主持的《中国通史简编》（唐代部分）有重新撰写的必要，于是他认真阅读了有关唐代的史籍，无论正史、野史、笔记、小说，凡是能找到的都阅读了。当时他正在重写《唐代文化》，其中唐诗部分介绍和论述只占两万字，而他却把清康熙时编的《全唐诗》九百卷，共四万八千九百余首，全都通读了一遍。他说：“不通读，我怎么会知道要什么，不要什么？”
张培华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