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特立（1877～1968年）教育家。湖南长沙人。抗战时任延安自然科学院院长。建国后，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有《徐特立文集》、《徐特立教育文集》。
徐特立最嗜好就是读书。他自己介绍说在勤工俭学留法前的二十几年教书生涯期间，每天必须读三个钟头的书，还说，“平日走路同晚上睡醒了，天没有明的时候，就读书。”1919年，他赴法国勤工俭学初期，应邀在法国《华工杂志》写了一份“自述”，这就是一篇“决心读书”。
读书是徐特立一生特殊的嗜好，他始终不懈坚持学习，还书联一副以明志：有关家国书常读，无益身心事莫为。
杨继盛遗嘱使他对书籍发生兴趣
徐特立儿童时代，父亲认为自己由于没有文化，总是受人欺侮，决心尽力让他读点书，在伯祖父的资助下，从九岁到十五岁，读了六年蒙馆。开始的半年，塾师只让蒙童读字写字，死记硬背。后来转了一个私塾，塾师教书还能对课文作解释，这使他得益匪浅。这位塾师除教学生读规定的经书外，还教读一些其他书，其中有一本书和一篇文章，这就是朱柏庐《治家格言》和杨继盛遗嘱，徐特立读后很有启示。尤其是那份遗嘱，是明人杨继盛在身遭权奸严嵩陷害下狱后，写给儿子的，遗嘱还附有一首绝命诗：“浩气还太虚，丹心照千古；生平未报恩，留作忠魂补。”他后来追忆说：“使我对书籍发生兴趣的，是这篇文章，而不是《论语》。”
徐特立十五岁时，因伯祖父去世，生活难以支撑，辍学在家，边劳动边自学。此后，他曾跟一个和尚在庙里读过书。和尚学识渊博，教他学了不少古典诗歌、佛经和禅宗语录。后来祖母逝世，徐特立继承了一点田产，在当时这些田产可年收二十石谷，可以算是一个小有产者。这时，摆在他面前的有两个问题：要想继续读书，大概要花十年功夫，可以把书读通，但十年必定破产。因而，或破产购书，或守财不学，何去何从，必须抉择。经过再三考虑，他终于作出选择：破产读书。他于是将每年教书的收入维持家用，将祖母留下的一点田产，逐步变卖，购置书籍。他不顾周围的人们有什么议论，按照设想的计划，先后买了《十三经注疏》、《御批资治通鉴》、《读史方舆纪要》等许多著作。白天教书，晚上孜孜不倦地发愤读书。放下架子，做自己学生的学生的学生
徐特立在湖南一师任教时，因材施教，深受欢迎；他鼓励学生读书。有次他发现学生田寿昌（田汉）刻苦好学，但家庭困难，没有钱买书，于是把自己在书店里买书的贴子，给这个学生拿到书店里选购自己喜爱的书籍，书款由他偿还。
1919年，徐特立年已四十三岁，当时他在中小学和高等师范已授课二十四年，在湖南省的教育界有相当高的声誉和地位，但他却参加了“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徐特立国学虽深厚，但英文只能读拼音，法文一字不识，在长沙动身的时候，有人劝他“年纪这么大了，还学得什么？何必一定要做扶拐棍的学生呢？”徐特立却谦逊地说：“我今年四十三……一混六十岁来了，到了六十岁还同四十三岁时一样无学问，这十七年岂不冤枉过了？这十七年做的事情岂不全无进步了？到了六十岁来后悔，那就更迟了，何不就从今日学起呢？我想从今年学起到五十岁还有七年，一天学一字，一年可学365字，七年可学2555字，到五十岁，岂不是一通了的人吗？若一天学二字，四十六岁半就可以读通，我纵愚蠢，断没有一天学一字学两字也不能的。”
他毅然到了法国，先在五金工厂做工和替中国工人煮饭，并在木兰公学实习法文，一年后入巴黎大学专习自然科学。
他在法国边做工边读书，勤学苦练，不耻下问。有些湖南籍同学，过去还是他教的学生的学生，如熊信吾，喊他是太老师；因为法文好，还得倒过来向他学法文，变太老师为学生。对此，徐特立说：“今日只要学生不嫌我老，肯教我的法文，我就算年老，也是一个进化的老人，五十年后，我也是一个有学问的新人物。”经过刻苦学习，他的法文提高很快。
徐特立赴法勤工俭学四年，以后又到比利时和德国参观考察了十个月，在海外数年间，广交朋友，接触新事物，新思想，大有进益。
徐特立嗜书如命。1934年，徐特立参加长征，因为年老，编在干部连，并被配给了一匹马，但他却在马鞍上背了几大包书籍，沿途有空就读书。后来部队要轻装行进，负责干部连的何长工，要大家把尽量不用的东西扔掉，书籍当然也是在扔掉的范围内，同行的董必武、林伯渠都只得忍痛将自己的书扔了，独他坚决不肯，一定要带上，这样与何长工僵持不下，后来还是董必武出了一个主意，让他带上，只不过给每个战士各带上几本，化整为零，就这样，他的书仍随同大家一起长征。
翌年，红军攻克贵州遵义，这是在长征途中夺得的一个重要城市。徐特立进入遵义，首先想到的是找书。他走访各书香门第，寻访地方文献，认真地读了莫友芝的《遵义府志》等方志；他还看到黎庶昌刻印的《古逸丛书》。《古逸丛书》是黎庶昌出任清驻日公使期间，将流存于日本的唐宋元明典籍刻印成集的。因为这些书在国内早已失传了，所以徐特立在藏书家杨斡之处看到后极为高兴。他说，“我读书的时候，要二两银子才买到一本呢！”他称赞黎庶昌抢救祖国文化遗产的功绩。徐特立还特地找到黄齐生开办的图书馆。到了藏书室，看到成排成架的书籍，他东翻翻，西看看，面对这么多自己久久未读的书籍，真是高兴极了。忽然，他发现在书架上有几部大书，原来就是《文献通考》、《通典》和《通志》，急忙取下来，招呼通讯员说，快把这些书给毛主席送去，毛主席正想读它。
徐特立就是这样自己读书，也为他人找书。
读书要严守一个“少”字诀
一般学生在阅读中都存在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贪多求快，不求甚解。徐特立向学生提出了“不动笔墨不读书”。
他早在湖南一师时就向学生介绍自己读书的方法，是“定量”、“有恒”，说读书“要理解必须记住基本的东西，必须‘经常’、‘定量’才成。”寥寥几十个字，是徐特立多年读书经验的结晶。他就是这样走过来的，比如当年读许慎《说文解字》，见于篆文不易记忆，每天就集中精力和时间只学两个字，晚间睡觉前或平时走路，就用右手指在左手掌里写着篆文，这样全书部首五百四十字，只用了一年时间读熟了；他学数学，常把一册表解带在身边，翻着一条定理或一个公式，边走边记，掌握了，再另起新题。学心理学、伦理学，也是将其中的术语，抄在本子上随时读和记。徐特立就是这样，掌握了很多知识。他常说，只要严守一个“少”字诀，不怕书看得少，就怕囫囵吞枣不消化。他在长沙修业中学教课时，要学生读《说文解字》部首，规定每日只须记一字，两年学完。但很多学生却不听他说的，要星期六、日两天同时学六个字，结果是多人背写不出。徐特立因此说，“正是不分开少学，要一时多学之害。”还说，“我读书总是以少为主。”
徐特立读书，为标记书中的要点，通常就在书眉上写下自己的心得体会和意见；还做摘抄，即把自己认为精彩的地方摘录出来，以求把书看懂看透。他在总结读书心得时还提出了“学、问、思、辨、行”五字说，即“学，不断地学；问，不懂就问；思，凡事要经自己头脑思考；辨，辨别是非；行，身体力行。”
高文雄上海海关高等专科学校图书馆
朱守芬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